朱雪微 | 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的政治哲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代世界的政治哲学

刊于《东南学术》2021年第5期

朱雪微副教授

作者简介

朱雪微，哲学博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

摘要

当代世界因其地理意义而具有世界形式，但因其缺少政治意义而不具有真正的世界内容。具有世界形式但缺少世界内容的世界是一个未定的非秩序世界，因而仍然是一个“非世界”。当代世界一直以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哲学思维方式从国家观世界，试图将个别或少数国家意志强加给世界，这显然不能为世界秩序建构出一套公正合理的现实方案。与之不同，中国立足天下/世界的思维方式以世界观世界，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国家，也不试图以自己的意志同化整个世界，只是希望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格局的百年未有之变，面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的日益涌动，面对国际冲突与矛盾的不断加剧，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世界各国在命运与共中合作共赢，是建构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可行方案，是当代世界的政治哲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起就广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国内外学者大都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内涵，围绕外交策略与全球治理方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意义与世界意义，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多维度的阐述，丰富和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理路。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既有的研究中，以政治哲学为视角来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为此亟须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当代世界政治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重思“世界”——当代世界的“非世界性”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世界自然而然是世界，“世界”是一个不证自明且无需思考的“世界”。这实际上根源于之前世界的发展尚未超出国家视阈，或者说世界问题是以国家问题的样貌加以呈现的。但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们日益被卷入到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紧密联系且命运与共的世界之中，“世界问题”远非“国家问题”所能涵括，因此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思“世界”。当我们重思“世界”时，却惊然发现“所谓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非世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真正严重问题并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着所谓的‘无效国家’，而是一个‘无效世界’”。

　　首先，当代世界的“非世界性”在于它是以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哲学思维方式为主导的“世界”。西方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秉承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政治制度的非一致性和非传递性原则”依然是“以国家观世界”。第一，这种政治哲学思维方式总是以个体视野看总体，因此只具有国家理念与国家制度，缺乏世界理念与世界制度。它的最大思考单位也无非是个体国家，超出国家范围的总体“世界”也是由个体国家组成的“世界”，因此这种政治哲学思维方式只具有国家理念与国家制度，只能做到以国家来观“世界”。第二，这种政治哲学思维方式因其缺乏世界理念与世界制度而无法做到“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和传递性原则”，认为任何世界问题最终都可以化归为国家问题，并坚信任何国家模式都可以推广到整个世界，因此不顾其他国家和民族自身的独特性，以“普世”之名行强权之事，将一国意志强加给世界，这最终结果势必会将整个世界推入“乱世”的深渊。

　　其次，当代世界的“非世界性”体现在依然奉行与世界多样性相矛盾的“同一”逻辑。西方一直以来遵循的是“以一奴万”的同一逻辑，追求普遍的、总体的、大全的“一”，而这必然否定特殊、个别和差异的“多”。西方对“总体性”“普遍性”“终极性”的追求陷入“同一性”逻辑的泥淖，进而在对“同一性”的执着中使现代社会从“自由”的轨道驶入“奴役”和“压迫”的轨道。这种“同一性逻辑”试图在拒斥个性与差异中抹平一切特殊性，“同一逻辑”事实上是与解放背道而驰的霸权逻辑和极权逻辑，霸权与极权必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奥斯维辛’确证了‘同一逻辑’的毁灭性后果，这既是同一性逻辑的胜利——因为在此它发挥出了其极致的灾难性力量，同时也是其彻底失败和终结——‘解放’的希望变成了毁灭的结局”。“同一逻辑”排斥个性和差异，追求“同一性”“单一性”和“终极性”，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强国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意志去同化其他国家，让其他国家服从它们的发展逻辑，将其纳入旗下，企图使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同一性单一性和终极性的“统一体”。但这种“同一”不能带来真正的“统一”，只能是一种“外在的统一”，实现的只能是一种“同而不和”的虚无，在“同”之下是“不和”，因而最终是“同而不和”的“统一体”，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恐怖”。由此可见，这个世界必然在自身多样性诉求与同一性强制的对抗中走向混乱。

　　再次，当代世界的“非世界性”在于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并不具有政治意义，不具有政治意义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无序且无效的世界。西方一直将世界视为国家的延伸物，因而在其视野中，世界是一个仅仅具有地理意义的世界。仅仅具有地理意义意味着这个世界只在空间上有效，而不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存在，那么它只是一个空壳世界。换言之，这个世界仅具有“世界形式”却无“世界内容”。无“世界内容”是因为这个世界只具有“国家内容”，只是以国家为尺度来思考世界，必然无法形成世界秩序。无序世界是无效的，因为它至多只能解决国家问题，而不能解决世界问题。一个有效的世界即使出现一些无效的国家也还是有救的，但是在无效的世界中，任何一个有效的国家最终也将自身难保，“因为没有一个自身足够成功的国家能够一直成功地克服它的负面外部性，或者说，它不可能有足够能力去应付与之不协调、不合作的整个外部世界，它最终也会变成失效国家”。

　　最后，当代世界的“非世界性”亟须世界制度来形成“世界”。当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尺度，以世界观世界，而不是以国家观世界。放眼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今天依然处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之中，只不过这个转变的程度、深度和广度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历史巨变之下必然会衍生出新的世界格局。21世纪人类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共同利益的诉求使世界越发融为一体，日益打破国家、民族的界限，改变着世界发展的格局以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因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缺乏世界视野的西方政治哲学方式不仅难以推进当代世界的发展，而且可能带来混乱与争端。正如有学者所言：“世界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的前提，有序世界成为有序国家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世界之治成为一国之治的必要条件。”如此，当代世界的问题不再呈现为国家问题，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问题，也不再能以国家而必须以世界为尺度来解决。

中国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超越民族/国家的天下/世界思维方式

　　以民族/国家为最高分析单位的西方政治哲学思维方式，因其世界视阈缺失而不能为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提供合理的政治方案，超越民族/国家的天下/世界的中国政治哲学思维方式则更加契合日益全球化的世界。

　　首先，中国政治哲学的天下/世界思维方式的出发点是“世界”。与西方政治从国家问题开始不同，中国政治开始于世界问题，“‘世界’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内在构成”。现代以来，随着“历史”越发成为“世界历史”，各民族/国家原始封闭的状态随着生产方式以及交往的普遍扩大，以民族/国家为尺度的西方政治哲学难以为世界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换言之，以民族/国家为尺度的世界依然充斥着角逐争斗、胜者通吃的政治游戏，而不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和谐制度。正如国家因其具有国家制度才具有国家意义一样，缺乏世界政治制度的世界不能成其为世界。对于西方政治哲学来说，最高级和最优先的政治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但对于中国来说，天下/世界问题先于民族/国家问题，因而与西方政治哲学个体—共同体—国家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政治哲学天下—国—家是一种具有世界眼光和世界视野的思维方式，中国政治哲学以超越民族/国家的天下/世界思维方式能够为当代的世界问题提供合理的政治方案。

　　其次，中国政治哲学思维方式下的“世界”是世界形式与世界内容相统一的世界。中国政治哲学思维方式之所以能为世界提供合理的政治方案，究其本质在于中国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的天下/世界视阈。在西方政治哲学的视阈中，世界仅仅是一个具有地理意义但毫无政治内容的形式世界，但天下/世界是一个集地理、心理和政治三者合一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世界。第一，天下/世界的地理意义强调天下/世界的地理空间，这是天下/世界的外在框架。西方政治哲学视阈虽然存在地理意义的世界，但在其看来这个世界仅仅是拥有资源并任由任何国家侵占和掠夺的空间，以此观之，当代世界必然是人与人争斗与厮杀的战场。对于中国政治哲学来说，地理意义的世界意味着世界空间的广阔，以及这样广阔的世界需要一个德配天地的制度。第二，天下/世界的心理意义在于获得“民心”。“民心”是一种“势”，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缺乏这个层面的西方世界依然是前政治的自然状态，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零和博弈是其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西方一直以侵占领土与掠夺资源为第一目标，认为“得领土者得天下”。中国政治则将民心向背视为政治正当性的前提和基础，正如荀子所言，“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疆，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因此，中国自古就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第三，天下/世界的政治意义在于建构世界制度。“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依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呈现出日渐式微或失灵的趋势。”因为缺乏世界尺度的西方政治哲学根本没有真正想过建构世界制度，世界制度的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正当性是其争夺、侵占和掠夺世界资源的绊脚石，因而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思维方式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反而是世界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天下’构成了中国政治哲学的第一基础，它规定了这样一种政治哲学视界：世界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有统一制度的世界，否则世界可能是一个政治整体，而如果世界不是一个政治整体，就不可能真正克服冲突和战争。”由此可见，中国政治哲学从天下/国家开始，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其政治哲学的终极旨趣。其一，政治意义的世界首先在于世界治理，没有世界的和谐稳定不会有各个国家的平安喜乐，正所谓“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因此在中国政治哲学天下/国家的思维方式下，世界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先决条件。其二，世界政治的意义是全方位政治，这种全方位的政治不允许世界出现任一强国支配世界的情况。世界治理不是一国治理，任何企图将一国意志强加于世界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任何企图支配和称霸世界的行为都是非法的。世界治理不仅在于国家之间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制度，也在于道德文化等精神层面的治理问题，不允许任一强国以经济优势欺负弱势国家，更不允许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渗透弱势国家从而达成侵占和奴役目的。

　　再次，中国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的精神在于“化”，通过以己化人的方式实现化人为己。中国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的“化”不是西方政治哲学思维方式中的“同化”，“同化”是以国家为尺度进而将国家之外的一切都视为“他者”，因而“同化”是建立在“拒斥”的基础之上的，但无论是“拒斥”还是“同化”，都将“他者”视为敌对的一方。与此不同，中国政治哲学强调的“化”是接受和容纳世界一切与其不同的“他者”，承认“他者”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地位，并在学习“他者”的过程中将“他者”的优势“化”为己用。由此可见，对于西方来说，“化”是为了追求“己”的私利；对于中国来说，“化”是为了实现“己”与“彼”的和谐统一。追求“己”与“彼”的统一实际上遵循的是“无外”的原则，不存在完全异己不能被“化”的存在，因而不存在与“己”绝对对立的“他者”。最为重要的是，存在绝对对立的“他者”意味着要征服“他者”，因此与西方征服“他者”并将“他者”强制纳为一体不同，中国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将“他者”“化”为和谐统一的一体。

　　最后，中国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的优势在于“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和传递性原则”。第一，中国政治哲学“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原则优于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西方政治哲学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本原则，强调个人对共同体、部分对集体的支配与主导，这就会将世界的问题还原为国家的问题，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非世界利益，因而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与纷争、对立与冲突以及争夺与侵占。中国政治哲学以“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立足世界视野分析和解决世界问题，从世界出发思考世界，因此各个民族/国家是相互合作对象，而非相互斗争对象。第二，中国政治哲学具有西方政治哲学所不具有的政治制度的一致性与可传递性。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层次是非传递性的，虽然从个人制度可以推到国家制度，但是因为缺少世界视野这一环而不能将国家制度推向世界制度。中国政治哲学通过儒家亲亲的“推爱”原则与墨家“兼爱”原则，实现“世界—国—家”与“家—国—世界”的双向传递，故而能从世界利益出发，建构合作最大化与冲突最小化的世界政治制度，保证世界各国的和谐相处。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当代秩序世界的可行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伟大构想,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智识精神”，是中国立足世界视野，洞察风云变幻的时代，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提供的秩序世界的建构方案。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应共同坚守的基本政治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个人与他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欺压、霸凌与侵略，主张以个性发展与和谐统一为前提，这是即使没有硬性要求也应该达成的基本目标，也是今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以及文明应该坚守的共同底线。因而，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性和个性，在充分发挥每一个国家的独立性和个性中求合作、谋发展，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共同体底线”。同样，人类交往的共同底线不是冲突、战争、殖民和掠夺，而是交流、互鉴、合作与共赢。故个人与他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在尊重基础上的互助合作。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当代世界的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世界以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立个性为前提，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实现文明多元化和多样性，在文明多元化和多样性中又推进文明的独立个性，从而实现世界各国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坚守的政治方案。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最有利的政治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西方以个体国家为出发的“丛林法则”“胜者通吃”“零和博弈”的强者游戏规则，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实际上是一种“同一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和而不同”的统一逻辑打破西方“以一奴万”的同一逻辑。与“以一奴万”的“同而不和”的同一逻辑不同，“‘和而不同’不是对‘以一奴万’的‘终极词汇’的寻求，不是要用一个单一的观点来涵盖生命、存在、思想和语言的一切面向，而是以承认差异性、承认个性为前提”。“同而不和”是在追求“同”的过程中走向了“不和”，而“和而不同”是在承认和尊重“不同”的基础上求“和”，建立在“和而不同”交往逻辑基础上的共同体是使世界内在统一起来的共同体。今天，我们注定不可能将多元化的文明一元化，也不可能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个性同一化，更不可能生活在没有矛盾的世界之中，“我们注定生活在一个有矛盾的因而是多元的地球村中，依然面临多种而不是一种全球化。然而世界毕竟还是在进步：这些矛盾、多元与多种已经越来越多地以上述底线为基础，而突破底线的堕落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自身个性出发，打破“同一逻辑”交往的壁垒，追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反对世界发展道路只有一种模式的观点，支持与鼓励世界各国寻求与自身实际情况相契合的发展道路，力图在文明的多样性中与世界各国共同建构一个共同繁荣与开放包容的新世界。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合作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的最有效的政治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强大起来的中国不仅思考中国问题，而且放眼于世界问题。与西方将世界视为国家之外的世界不同，中国始终坚持国家是世界中的国家，明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会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中国着眼于世界问题不在于中国要称霸世界，而是要守护世界的公平与正义，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比起“胜者通吃”或“两败俱伤”的结果，中国更倾向与致力于“合作共赢”，这是实现世界各国合作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的最切实的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呼吁的，“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人、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都不应该把任何人、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当作实现自己目的和满足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这不是满足一己私利的战场，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造福人类的最友善的政治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有一个世界。”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世界和人类的发展。一直以来，人们都持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人对自然的征服、人对人的征服是我们能够换取更好生活的根本途径，只有人征服了自然、征服了他人，让自然、他人听命，惟“我们”是从，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事实上，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本来就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或许某一次人对自然或人对人的征服、统治和压迫胜利了，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这份“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社会都会对我们进行无情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而，我们决不能以征服者、统治者和压迫者的姿态来与自然和他人进行交往，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在认识、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与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构建和谐统一的“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当今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世界问题越发凸显，当亟须摆脱“非世界”的现状，建立一个秩序世界，而这首先应该摆脱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哲学思维方式，从中国世界/天下的思维方式出发，以世界观世界，从世界去思考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树立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积极应对层出不穷的冲突和挑战，推行合作共赢的外交策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李　欣〕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５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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