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记者 张晴丹
“你昨天给我发的什么垃圾邮件？你疯了吗？你想让我开除你吗？”
一名博士生将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他的导师、美国一所大学化学工程实验室的负责人正在线上会议中冲着他咆哮，斥责他的工作计划不够详细。然后，该导师共享了自己的屏幕，当场写了封电子邮件，发出指令终止该学生进入实验室的权限。
以上事件发生在2020年11月，此外还有一系列视频，记录了这名权威学者反复对他的学生大喊大叫，在同事面前贬低他，并威胁要削减他的收入。
8月10日，Nature 在职业专栏发表了相关文章，讲述了在国外工作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受到辱骂、威胁、工作时间过长以及经济上的剥削。
这个群体的生活真的很艰难，糟糕的工作保障、低工资和对长期职位的激烈竞争往往令他们幻想破灭。而就在2021年对全球2000多名科研人员（多为博士生或博士后）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目睹或经历过权威学者的欺凌。
欺凌行为在学术界越来越普遍
开头那个倒霉的博士生来自中东国家。他向Nature表示，在读博期间，他通常每天工作13~14个小时。除了文献检索、项目规划和实验室工作外，他的导师还让他制作书架、清点实验室库存和打扫卫生等。
作为一个新人，他起初以为这很正常。但在几个月后，他开始对导师产生深深的质疑。“有一天，导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骂了我两个小时。当天晚些时候，他又骂了我和另一名外国博士生5个小时。训斥的内容都是关于实验室不整洁、更新化学物品清单等，并且要我延长工作时间，在周末要多工作。到最后，我感觉头都要炸了，我只想逃离这里。”
他的一位女同事说，有一次她正在看朋友发的短信，导师悄悄走到她背后，并大声指责她工作低效。“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当时的语气，以及他从背后冲我咆哮的狰狞模样。”
她在提交给学校的一份投诉文件中表示，“从那天起，当他在我身边时，我就会非常焦虑、紧张和害怕，因为他总会突然‘跳进’实验室或者办公室，指责我工作不努力。”
这样的欺凌行为在学术界早已屡见不鲜。
2019年，德国最大科研学术组织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PS）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其86个研究机构工作的9000多名受访者中，有10%的人表示在过去12个月内曾遭受过欺凌。2020年，Nature对全球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竟有65%的人亲身遭遇过权力失衡/欺凌。
Nature在20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65%的受访博士后亲身遭遇过权力失衡/欺凌。   图片来源：Nature
接受Nature采访的5位来自美国以外的青年科研人员，不同程度地描述了被辱骂、工作时间过长和经济上的剥削。但他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因为担心会损害他们的职业生涯，或者遭到导师报复。
有勇气的检举者寥寥无几，这更助长了欺凌气焰。
2021年10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纳米科学家Morteza Mahmoudi和美国维克弗里斯特大学组织研究学者Sherry Moss公布的一项对全球2000多名科研人员（多为博士生或博士后）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的大多数目睹或经历过权威学者的欺凌。
然而，只有29%的人向他们所在的机构举报。其余没有举报欺凌行为的人表示，他们害怕被报复。
签证成为拿捏他们的武器
谁也无权指责被欺凌者不作为，因为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
Mahmoudi和Moss指出，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首席研究员（PI）和青年科研人员之间的权力鸿沟。
造成这种权力不平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学术管理者对国际学者移民身份的控制。Moss认为，权力过于集中在实验室负责人手中，使实验室成为滥用职权的肥沃土壤。
“而且国际科研人员和他们导师之间的权力差异，要比国内科研人员和导师之间的权力差异更大。”Mahmoudi说。对此，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高等教育和科学政策研究员Christopher Hayter深表赞同，他说这个群体的外来身份使得他们更容易遭遇欺凌。
而签证，就成了导师拿捏外来学生的武器。
正如那名来自中东国家的博士生所言，他的导师欺负了他和另外一名同样来自中东国家的女博士生，却没有欺负其他团队成员。只因他俩在美国持单次入境F-1签证，导师有权决定他们是否可以留下来，他们只能被迫忍受欺凌行为。
这两位学生表示，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工作，并经常在周末或接到临时通知后，参加很早或很晚的会议。而一位美国同事拒绝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外工作或参加周末会议，却安然无恙。
“我们的PI也在实验室中创造了这种高压环境。你会看到外国博士后睡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每周工作100多个小时。PI利用了这些人。”另一位接受采访的博士后说。
一位来自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者在接受Nature采访时表示，在他做博士后的美国大学里，支付给国际研究人员的工资低于美国研究人员是司空见惯的事。
2012年，当他的前任团队负责人经费见底时，根据J-1交流访问签证的条款，如果他在一个月内找不到新工作就必须返回中国。后来，他在另一所大学获得了第二个博士后职位，薪水却比他之前的46000美元少了1万美元，而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有一系列的薪水标准，但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博士后都处于低端。”他说，“我的朋友是一名化学博士后，也是中国人，年薪为28000美元。而美国人的年薪大约在39000至40000美元以上。”
他之所以接受较低的薪水，是因为他的导师承诺帮助他获得更安全的H-1B毕业生工作签证。“签证是个大问题，这意味着你的导师可以控制你，让你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Hayter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报告了在美国每周工作超过100小时的外国博士后遭遇减薪的案例，这些案例都与签证续签有关。
在许多科技领先的国家，来自其他国家的青年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在美国持有临时签证的博士后比例从2009年的39%上升到2019年的56%，而在英国工作但在其他地方出生的研究助理从2013年的43%上升到2021年的50%。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受欺凌影响的人很可能还在沉默中受苦。
是时候反击了
那么，可以做些什么来更好地保护国际科研人员呢？
那些向Nature讲述他们在国外工作时受到欺凌的人说，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了解自己的权利。例如，在研究生院或教师网站以及就业合同中规定的政策，包括工作时间、假期等信息。
一位受访者表示：“我认为大多数欺凌行为的发生，是因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留学生不知道是否有详细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他们的权利，他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了解。”
许多遭受欺凌的人不会提出投诉，因为他们担心别人不会相信自己。这样一来，收集证据就变得至关重要。
“我建议那些感觉被欺负的人，赶紧开始想方设法收集证据。”上述那位来自中东国家的博士生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被疫情拯救了。
疫情期间，导师把组会挪到了线上会议，使得他们能够记录下导师的欺凌行为，并向大学管理部门投诉。“如果没有证据，我仍然会被困在他的实验室里。”
他还强调，外来科研人员有时只和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或者其他外国人进行互动，这可能会让他们孤立无援，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而本土研究人员不太容易受到欺凌的原因之一是，他们通常消息灵通，并在出现问题时能够更好地获得援助。
“作为国际学生，我们只顾自己。”那位来自中东国家的女博士生说。“后来，我们发现学校里有很多善良、正直的人愿意帮助我们。我们不应该害怕与他人交谈和寻求帮助。”
Mahmoudi认为，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之前，大学领导和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不会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欺凌行为。他说，研究人员、学术期刊、大学、资助机构和学术团体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突出这个问题。
好在近年来，资助机构已经积极地采取了相应措施，从总体上打击欺凌和骚扰。
例如，2018年，英国伦敦的生物医学研究慈善机构Wellcome出台了打击欺凌行为的政策。向Wellcome申请资助的组织必须确认主要申请人“没有关于欺凌或骚扰的指控”。
今年3月，Wellcome报告称，从该政策出台至2021年9月期间，已经收到了39起与其资助的组织有关的欺凌或骚扰指控，并对其中7起案件实施了制裁。
目前，许多大学也已经制定了反对欺凌的政策，但Mahmoudi认为，需要公正的国家机构甚至国际机构来对投诉进行公平的调查。
其他受访者则表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对资深科学家的评估和激励方式，欺凌和剥削外国青年科研人员的现象将继续存在。
那位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对此表示赞同。“对教授的评判标准是他们发表了多少论文、影响因子以及他们为自己所在机构获得了多少资金。也许还应该评估他们的教学水平，以及他们是否在竭力培养下一代科学家。”
参考链接：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2-02155-3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2-02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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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科学报》记者 张晴丹，版权属于原作者，仅用于学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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