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至少在2000年，杭州依然是不那么有前途的一座城市。这个结论是当时的新市长下的，他历数了杭州的6个劣势：
没有宁波上海的天然港；没有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和外资；没有温台绍的民营经济优势；没有上海的中心优势；没有深圳苏州的土地优势；没有北方城市的环境容量。
当时，杭州的发展战略早已经被中央定论，只是一个旅游城市，上限很低。新市长痛心疾首，他认为如果这座城市没有新的发展战略，将会沦为打工者的天堂，发展窒息。
新市长痛心疾首的大背景，是前一年，这座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竟然出现了负增长。连一所好大学都没有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820亿，杭州却只有460亿元。
杭州工业大学算了算，几百项有转换的科研成果：
只有20项在杭州落地。
唯一给了杭州领导们信心的，是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
2000年，他到杭州考察，和领导们逐个点评中国的大城市。他说，北京中关村受行政力量影响太大、深圳的大学不行、西安的环境太差：
中国硅谷的重任，会落在杭州肩上。
他告诉杭州的领导们，硅谷之所以没有诞生在纽约和华盛顿，而是偏远的圣何塞，就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新体制，绝对不会在旧体制下产生出来，而只能萌发在：
旧体制最薄弱的地方。
1
吴敬琏到杭州的那年，杭州已经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第十个年头。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科委开始酝酿一个高新产业培育计划，想给国家每年培育2000家高新企业。
然而，最大的阻碍不在科技部门和经济部门，而是在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
应不应该给高科技企业减免税收。
经过三年的软磨硬泡，1991年，国家税务局终于决定“放水”，答应给予高新区企业“两免三减”的优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
火炬计划。
火炬计划一出，26家国家级高新区很快落地。刚刚成立的杭州高新区，也被入选。当然，只有七平方公里的杭州高新区，只还是个小透明。
甚至连本地人也不看好这里。1996年，为了扩大高新区的规模，由浙江省出面从萧山划出三个镇，组成滨江区。新滨江区成立没几天，其中三个富裕村东湖、杜湖、湖头陈集体签字画押，不同意划到杭州，最终，三村归还给萧山。
那时，滨江区并不被人看好。
高大上的高新产业区和火炬计划，能给科技创业者的只有税收优惠，那些想踏踏实实办企业的人，身上绑满了枷锁。
1993年，甘肃国营第八七一厂绍兴分厂的生产经营办主任郑少波和车间副主任陈向东，带着五位同事同学辞职下海。他们拿了台湾IC制造商高耿辉5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在杭州高新区创业。
今天人也许很难想象，投资人高耿辉虽然承诺分给七兄弟40%的股份，但是当时国家有政策，禁止个人获取台资企业的股份：
40%的股份，只能是口头承诺，不能写进合同里。
七兄弟就这样裸奔创业了四年，直到1997年，他们成立了新公司士兰微，才把这40%的股份变成黑纸白字。
这家公司就是如今杭州芯片的顶梁柱“士兰微”。
连陈向东和郑少波这种下海的领导，创业都风险这么高，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就更拿不到钱了。
1994年之前，杭州一共有104个项目入选火炬计划，他们总共提出了3亿的贷款需求，但是实际解决的不到7000万，政府拨款更是不足50万，三分之二以上的项目因为没钱而进展缓慢。
后来，创业的热情就不太高了，1995年，只有8个项目申报国家项目。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999年。那一年，杭州的高新技术产业竟然出现了负增长。
杭州科委统计了下，即便在浙江省内，杭州的高科技产业都排不了第一。浙江省专利最多的城市，是温州。
1999年，软银投资了阿里巴巴，软银的薛村禾想让阿里巴巴从民房搬到写字楼，竟然发现开发区管委会根本不知道这家公司。他不得不告诉管委会，这家公司将来肯定比UT斯达康更大。
2
1996年，当时的余杭市邮电局局长的徐福新到日本考察，发现了PHS技术的可用性。这位南京邮电学院毕业的技术官员意识到，这是通信业的新机会。
回国后，他找了很多家国际通信巨头合作，但都被拒绝，最后，他找到了高新区里一家几个海归青年创业的通信公司，给了他们第一笔大订单。
小灵通就此诞生。根据信息产业部的政策，双模小灵通严禁上市销售，但1997年开始，小灵通卖遍了杭州的大街小巷。UT斯达康也成了杭州最重要的高新企业。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拥有7000万中国用户的小灵通很快被历史淘汰，仅仅8年后，UT斯达康就开始走下坡路，并且很快神话彻底破灭。
但UT斯达康对于杭州高新产业的启蒙，到今天还在开花结果。
UT斯达康倒下后，4000多位工程师并没有离开杭州，用马云的话说，向社会输送了人才。他们成了通信产业的中坚力量。比如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周韶宁和陈亦刚，后来办了百世快递和三网科技。
UT斯达康用一个现金流巨大的小灵通市场，为杭州开启了通信产业链。比如后来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东方通信，当时就是靠着代工小灵通度过危机。
更重要的是，UT斯达康成了创业图腾。
几个留学生，几十万投资，能在很短时间内成为营收百亿的巨头。他们成了中国的惠普和乔布斯，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其中。
更不用说，后来斯达康老板吴鹰和软银的孙正义创立了软银中国。2000年10月的一天，一个年轻人推开了软银中国办公室的门，他叫马云。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曾经告诉杭州的领导，美国的新经济发端，靠的就是一大批“不务正业”的科技人员走出机构，从夫妻老婆店做起。
这个故事浙江人很熟悉，80年代，杭州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一到礼拜天，就被温州台州的乡镇企业派车接走，去指导工作。他们游走在违规的边缘，但却成了民营经济的奠基人。
UT斯达康之后，加在创业者身上的绳子一个个解掉了。
2001年，胡忠扬、陈宗年等28个工程师从中电科52所脱编，他们要进入被“911事件”激活的安防市场。没有资金，陈宗年找自己学长借了200万后，后来200万变成了市值3500亿的海康威视。
但最终，陈宗年并没有脱离52所，他甚至成为了52所的所长。可以想象，如果仍然用所有制和编制的绳索捆绑着他，恐怕不会有今天的海康威视。
这也正是滨江作为高新技术区最大的意义，这里的基石不是成功，而是自由。
3
2009年，阿里把6000名员工搬到高新区。那时的高新区已经整合成了滨江区，既是产业区，又是行政区，滨江拥有更大的自由和权力。
为了迎接阿里，区政府开通了9条公交专线；区里的后勤公司给单身员工，准备了租金便宜的单身公寓。
那一年，滨江区最重要的主干道开通，为了纪念催生这一切的火炬计划，他们把这条路称之为：
火炬大道。
火炬大道的入口处，是火炬计划发起人宋健的题词。火炬计划成立的那年，他在北京一个展会上听到了杭州人对开发区的展望，被其中四个字打动，写下了题词：
天堂硅谷。
杭州人回去，就把这四个字刻在了石头上。
过去三十年，天堂硅谷里的年轻人，享受了很长一段黄金时光。
在杭州年人均工资只有2万的时候，UT斯达康等企业就提供了几千个月收入过万的岗位。后来互联网巨头一个个诞生，再然后创业潮起，他们中诞生了很多千万富豪。通信、互联网、医药的造富潮，一波接一波。
杭州人都知道，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滨江地铁站走出来的人。
他们的消费力，甚至让旁边的一个村，成了滨江区千万首富村。年轻的技术人才们租住在村里的民宅。村民们把一楼改成饭店和KTV，上面租出去，年轻人们下班后，在楼下吃吃喝喝，然后就上楼睡觉。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年轻人。去年，滨江区又引入了3.5万名年轻的人才，这个区域已经不说本科生比率了，硕士博士占比已经超过20%。
阿里过江的2009年，绿城也是第一次过江到滨江区拿地。楼面价1.5万元，售价超过3万元。当时项目营销负责人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被他从相机里放到手机里，放了13年。从明月江南，到柳岸晓风、晓风印月，13年其实也就做了五个项目。
他也没有想到，火炬大道的两旁，如今驻扎着杭州通信、互联网产业最重要的公司。
火炬大道可能是杭州最有意思的一条主干道，有人总结过：
工作日：国际滨江，车水马龙，水泄不通；
休息日：只有外卖和快递小哥在路上。
这就是典型的高新产业区。与杭州最火热的板块相比，滨江区似乎不擅长造话题，即便这里贡献了杭州10%的经济体量。
前不久，绿城在火炬大道旁拿了一块地，新项目的名字挺浪漫：
晓月和风。
这个楼盘的售价是4万元/平米，和不远处交付十几年的明月江南相比，仅仅贵了一万块钱。再看看旁边新成立的“硅谷小学”，时间似乎没有流动。
晓月和风有个细节很动人，他们在小区里留出1.5万方的草坪，让业主做露营基地。绿城要为滨江区的居民，营造一种别处没有自在生活。
22年前，吴敬琏说过类似的话，他告诉杭州领导，硅谷的亿万富豪们穿牛仔裤、吃披萨饼，别人的人生观是“work to live”（为了生活而工作），而硅谷人则是“live to work”（为了工作而生活）。
他还给了杭州一个忠告，硅谷的本质，是创业企业的栖息地。动植物在此栖息，是因为环境合适。政府要起引领作用，但不要插手太多：
要牵牛鼻子，不要抬牛腿。
说白了，给他最大的自由。把最好的学校、医院、商业体放到他们身边，他们自然会“live to work”。2021年杭州高层次留学生最大的创业项目，也是落在滨江区。
2021年，科技部火炬中心给国家级高新区排名，滨江区已经排到了第五，前面四个是：
中关村、深圳、上海张江、广州。
30年前没有人看好的薄弱之处，真的萌发了新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滨江区区的面积只有73平方公里，是西安的十五分之一，是上海张江的七分之一，甚至还不到合肥高新区的一半。
那又怎么样，自由是不论面积的。
珍爱包叔，顺手“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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