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丽
编辑陶若谷
对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很难真正完全理解土地有多么重要。这是前不久我在与仇凤仙的对话中,最先意识到的。当时她正在描述在自己的故乡李村——皖北农村,为了多种一些地,一个儿子开拖拉机要从父亲身上轧过去。
面对李村的一切,仇凤仙曾有一种无意识的适应感。但读研进入城市后,回看李村老人的生活,她感到痛苦和无力,这是仇凤仙写书的起点。书里的老人被一次次地分家,地位与话语权也随着住处一起,往越来越边缘的地方迁移。
在城里听闻的代际冲突中,鲜少像发生在土地上那样,暴力而赤裸。对话中仇凤仙多次停下来问,这是不是超出了你的认知?“我过去生活在李村,这就是中国农村。”她说。
书里的二十三万字,是仇凤仙基于安徽李村70个家庭、100多位老人做的田野调查,也是她的博士论文。在这份研究里,除了学科视角,还有一个农村女儿对人生困惑的求解——因为个人“成家”问题,仇凤仙曾经焦虑了整整六年。
她用一种惯常的语气解释,为什么农村对“成家”如此看重:一个男人如果不成家,进不了祠堂,在农村社会里没有姓名。一个人要跟另一个人组成家庭,跟旧的家分开,才算完成个人成长。无论男女,“成家”都是农村社会化的重要标识。
为了让孩子成为被村庄接受的人,李村的父母可以牺牲自己的体力甚至尊严,去捡垃圾,将子女送出家庭,组建新的家庭。这些充满矛盾的爱恨,才是真实的乡村。
在呈现时,仇凤仙几经斟酌,最终删掉了三万字——更多激烈的、真实的代际冲突案例,包含了老人与子代因资源匮乏产生的矛盾,以及子代对老人在物质和价值上的汲取。她坦承,现在保留的,还是会打破对农村和谐静好的想象。“对农村老人来说,家庭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充满了冲突和价值交换,这不是温情脉脉的。”在这种反思中,她觉得如果回避了这部分残酷,就回避了最真实的东西。
而被删除的那三万字,是一个农村女孩进入城市成为社会学副教授后,对故乡饱有的深重又复杂的情感。
以下根据仇凤仙的讲述和论文整理:

退场

焕云奶奶去世了。村里人说,她死了比活着享福。
焕云奶奶是我家的邻居,人很善良。小时候,我父母在外面忙生计,家里孩子多,五个小孩的中午饭没人做,她来给我们拌面疙瘩,或者把家里的饭端来。就是村里一位很普通的老年女性。
在村里人的闲聊里,我听说了焕云奶奶去世前的日子。那时的她总离家出走,她的丈夫,一个性格有点古怪的人,用惩罚来规训她——不给穿衣服,捆在树上,关在小屋里,每天只送点吃喝。她的女儿还算不错,每个月还来几次,帮她洗漱照料一下,但总归也已经嫁了人,不可能带到婆家一起生活。后来应该是丈夫折磨她到了一定程度,没了吃喝来源,人就走了。
最后见到她那几年,大概是2010年前后,我已经在城里读书,每年回村也就两三次。碰到她,她还能认得我,披头散发的,一个人坐在那儿喊我的小名,笑嘻嘻地问,“什么时候回来的?”后来再见到,她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手扒着门。我喊她,她已经认不得人。
她对自己遭受的苦难是无意识的,见人就笑。看到她的样子,我会很苦恼,脑子里也会有疑问,哎呀,这么可怜,老人们面对这种生活该怎么办?当时有过挽救她的想法,但这终究是在我(当时)生活了二十年的熟人社会。她有儿子,有家人,即便报警也没什么大用处,还是要有一个地方供养她,可能还会给她的家庭带来更多麻烦。想来想去,挺无力的,我意识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不是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她患上的应该是老年痴呆,发病时还不知道有没有七十岁,就是个很自然的老年疾病。如果在城市,通过服药或者别的手段就能缓解。但在农村,面临的就是那种处境。
我前二十年一直生活在李村。太长时间在这里,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太常见了。但进入城市后,听说了焕云的去世,我意识到,一个人的晚年好像不该是这样的。
我在研究生课堂上跟老师说,想写自己村里的老人,被完全否定。那是一位比较著名的学者,他说,写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农村老人都厉害得很,还开展助老活动,你怎么还要写他们可怜呢?我当时心里有点打鼓,问自己写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但又想,我们村里老人并没有这些呀。
实际上,我对农村老人的体察从我外婆、奶奶的去世就开始了,那是一种刺痛。
外婆和奶奶都是在农村的家里去世的。我外婆是食道癌,她也算一定程度的独居老人,即便孩子们也在村里,但都分了家。因为没钱到医院救治,整个家庭,包括我家,眼睁睁看着她病情一步一步恶化,直到逝世,人走的时候只有72岁。我记得特别清楚,她病了之后,我买了两袋单价五六块的牛奶打算给她喝。但她说,“哎呀,我以前就很想喝这个,但现在喝不下了。”
我很难过,李村很多老人都是这样。有一个老人去世前的愿望是想吃一块牛肉,孩子没给买。如果他的生活条件好一点,最后的愿望怎么能是想吃一块肉呢?
后来到了我论文开题的时候,有教授仍在说,“像你这样描述老年,那我们都不敢老去了。”我当时说,那是因为你们没在农村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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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后读硕士,趁放假,我专门到村里走了一下,发现起码一半的老人仍住在“老人房”——搭在儿子家房前屋后,或者自家承包田里的一种简易房。
一个老人独自住到了庄头(村庄的边缘地带),我觉得奇怪,他原来住在村子中心,怎么自己跑到庄头住了?一问,房子分给了儿子,自己没地方住了。
有一间屋子我印象很深,靠着国道,孤零零的。在我们这儿,盖房基本都用小的红砖。那个房子用的是十几厘米的大砖,不遮风。房子离村子有一段距离,没通电,用煤油灯。我往屋里看了看,里面非常脏,黑乎乎的。那老人就坐在这样的房子底下晒太阳。当时我就想,哎呀,怎么这么可怜。
村里这样的屋子慢慢多起来,庄头成了“老人房”聚集点。零零散散的,三五家老人聚集在一片田里,各自盖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前面再搭一个低矮的小屋,就算厨房。
我从小对老人们闲聊的那个场域很熟悉,夏天在路边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家就聚起来。但随着不停分家、分家,老人慢慢都到了村庄边缘——农村里有宅基地,位置固定,数量有限。一个儿子结婚,就分一次家,老人必须提供一个宅基地。分到最后,无地可供,很多老人就把仅有的宅基地留给最后一个儿子,自己出去搭个房子住。
老人的地位和价值感就跟他们的屋子一样,往边缘地方去了。
村里以前有个老队长,算是一个乡绅,前半生很辉煌,但后来他和儿子都因病去世了。乡绅的权威开始消散,他儿媳将生活的不满发泄到了还在世的婆婆身上,也就是老队长的妻子。在难以调和的代际冲突里,老队长的妻子最后自杀了。
我最终在书里删掉了这部分,觉得对老队长的儿女来说,可能不公平,因为在农村,没有人活得容易,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绝不仅仅归因于个人。但又觉得遗憾,老队长一家的命运,其实与中国农村的变化相互照应——农村衰弱,乡绅落寞退场。
常听到年轻人对老人的一种说法,“你天天在村里呆着,自己都不知道的事,说什么说。”现在外部社会变化那么剧烈,老人们跟不上,不懂,就彻底失去了地位,过去对老人的孝道和权威的东西很难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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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汲取的最后一环

我从2010年开始做调研。在“老人房”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房子盖得好一点,村里的老人回答,“干嘛盖好的房子?自己手里有点钱,还是活的。如果把钱花到房子上,就是死钱了。我又没有收入来源。”在城市有退休金,在农村,老人们只能用那些钱应对所有风险。
地就那么多,在李村,人均3亩承包田。子代如果想多耕种,多积累财富,就希望父母尽可能提前“退休”。
但在农村,是没有“退休”这个概念的。访谈的时候,我听说,村里有个老人,儿子想种他的地,或者换个说法——强行霸占,要求老人做土地公证,被拒绝了。儿子就开着拖拉机,直接到他父亲的三亩承包田里去耕种。
结果老人就躺在拖拉机的前面说,“你要想来耕,就先把我轧死。”这家儿子真的开拖拉机轧了过去,好在老人最后逃开了,人没死。我问那个老人,为什么要这么激烈?老人说,“那也是我活命的钱。”
在家长里短的闲聊中,我意识到这不是哪一个老人的困境,而是在皖北农村的群体性生存困境。不劳动,意味着要被儿女赡养——被赡养的日子多数并不舒心,是失去自由的。
在2010年以前的李村,赡养老人,儿子需要每年定量提供粮食,但老人没有零花钱。有个老人就自己养了几十只小鸡,想卖鸡蛋赚钱。但儿媳妇不允许,说,“我们给你粮食是让你吃,不是用来喂鸡的;如果你喂鸡,再给多少粮食也不够吃。到时候该到处说我们给的不够了。”
老人说只要给够粮食,即便不够吃,也不会再要。但是儿媳依然不愿意,觉得老人为了养鸡,还到处去捡别人的庄稼,外人看了还以为自己不孝顺,糟蹋自己的名声。最终老人不得不卖掉了小鸡。
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实际上老人们一直是被汲取的状态,被子女汲取,学术上叫“代际剥削”。但他的子女其实又是被城市剥削的,没办法再剥削别人,只能去剥削自己的父母,农村老人处在被汲取最底端的那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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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大学的时候,一年学费3800,拿不出来,只能从信用社贷款。二妹辍学了,到南通一个纺织厂打工,我小妹成绩还不错,本来能考上很好的初中。但我父母说,“你不要再上学了,我们已经上怕了。”
那几年我们过得确实很苦,城市改革开放,农村成了支持城市发展的供给地。那时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常态。2003年,我爸到青岛务工,干了半年,只挑着几个锅碗回了家,被欠了工资。他很苦闷,但也只能认倒霉。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了意识,觉得农民的生活不该这样,但还只是个学生,刚读完本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父母一点都不懒惰,劳作非常辛苦,为了供我,我爸当时还在村里卖棉花。
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在城里生活,但想改变他们的生活,还是感到无能为力。我父亲快80岁了,有肺气肿,身上的病不少。母亲也75岁了。前几天,他们还在田里打农药,种着七亩地。他们在农村过了一辈子,不愿意离开。就像费孝通先生说的,“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就是现在农村的常态,老人务农。
我有个大娘秀娥,是在李村的远亲。很要强,老伴过世了,她一个人拉扯一儿一女,为了给孩子结婚盖房子,她常年去捡别人庄稼地里没人要的小麦、红薯。结果儿子结了婚,儿媳和秀娥总因为生活琐事争吵,常吵到邻里亲戚来劝。
“大不了鱼死网破。”秀娥感到挺绝望的,觉得自己当牛做马一辈子,老了却被嫌弃,自己没了价值。后来她自己搬进了老人房,那房子小小的,条件也不好。
几年后,儿子儿媳要进城打工,和秀娥之间的矛盾反而缓和了——儿子的空房子要看,孙女也留守在村里,交给秀娥接送上学。秀娥成了空巢老人,孙女成了留守儿童,但她也乐得照看孙女,毕竟自己又变得有用起来。但另一个层面,秀娥仍然是为子代服务的。
在钱上,秀娥分得很清楚,孙女在家里花的每一笔钱,她都记在账上,等着儿子回家结算。
在李村,像秀娥一样的老人很多。最近几年,新一代农民进城务工,两代人之间形成了清晰的交换关系。很多老人给子女带孩子,甚至会讨要工资。我接触过的一家老人,给自己女儿带孩子,女儿每月给他开1500块工资。
“知道儿女靠不住,还不如直接给钱。”当两代人之间的情感转化成金钱的价值流通方式,李村老人并不会展现出失落。
他们对子女不再抱有期待,老人早就接受了一个事实:在农村,只有送终,而无养老。这些钱对他们来说,未来或许还可以用来跟儿子做交换。有的老人想,等自己更老了,病了,用这些钱来购买孩子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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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乡删掉三万字

即便是这样,对于农村父母来说,给儿子娶媳妇仍然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有房子,才能娶到媳妇。
我的亲戚刘叔有三个儿子。为了给三个儿子盖房,刘叔夫妇到外面去捡垃圾,一个一个地(给儿子)把钱攒出来。我写论文上他家做访谈时,刘叔夫妇已经将近七十岁,到一千公里外的厦门捡垃圾,已经捡了十几年。写这部分的时候,我感觉生活真苦。
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违反了普通人的生活认知,但在农村,儿子们会觉得理所应当,甚至兄弟之间还会攀比——你给他盖房子,也必须给我盖。对于前两个儿子,刘叔夫妇先找亲戚朋友借钱,把房子盖起来,然后他们去捡垃圾还钱。捡垃圾的十年中,他们很少回村,过年过节我也没见过几次。跟亲戚们说起来的时候,刘叔夫妇总说,“在外面日子过得很好,到处都是垃圾,随便捡。”
但其实他跟我母亲说,“你不知道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别人吃剩的鱼,都烂掉了,他们捡来吃。直到小儿子的房盖好了,娶上了媳妇,刘叔的任务结束了,才回到李村。
如果一对农村父母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村里人会用谴责的目光看他们,说这家父母懒惰。因为在以前的乡村社会里,如果一个没结婚的人过世,是不能进祠堂的,他不算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人。现在没有祠堂了,村庄里还在沿用这样的规范,它是传统社会里的乡规民约。不光在李村,整个中国农村都是这样。
结婚成家的事曾经困扰了我六年,从大学毕业直到读博一。但我不是因为进不了祠堂,女性本来就不能进祠堂。女儿没有继承权,不算个“人”,父母没有义务负责女儿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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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对的现实是,到了适龄还没结婚,在农村是个谈资。不会有人面斥,中国人不习惯这样,通常是背后议论。这个压力会通过我父母传导给我。
他们不会忍心说,“你不带对象就不要回来”,但我知道他们心里是忧愁的。有时候聊天,我母亲听人家说,“女孩子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也嫁不了人,成老姑娘。”
这肯定会有价值感上的落差。大学毕业后,我在县城工作,那段时间特别茫然。工作上觉得自己是个还可以的人,但回到农村,大家的评价就只是“还没结婚”,人的社会地位在这时候是被悬置的。
县城已经是我逃到的一个地方,回村舆论压力更大。当时我回家就不出门,待三四天后赶紧找个理由逃走。但我离开了,父母还在村里,不得不面对。我特别理解父母的压力,给孩子结婚,这就是中国农村父母的任务和宿命。
在李村,儿子结婚了就要分家。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哥结了婚。当时家里应该也有矛盾,没有哪家分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分完的。
结婚之后,我终于不再害怕回家了。我和我爱人是在相亲网站上相识,他只带了两万块彩礼去我家。当时村里彩礼的行情是“一动不动,万紫千红”——动,是汽车;不动,是房产。万紫千红,一万张紫色的五元钱,一千张红色一百元,还有一张绿色的五十。都要备齐才能结婚。但面对两万块的彩礼,我父母没有微词,他们希望我尽早嫁人。
其实“万紫千红”已经不能约束我了,但总还是要给我父母面子。村里人都围着看,想着这家的女儿都读了博士,究竟能拿多少彩礼,实际上就是一种攀比。毕竟这就是一个乡土社会,各家对各家的情况都太清楚了。
我爱人也是农村出来的,择偶的时候,面对一个律师和我爱人,最终我选择了他。我觉得和城市的男孩子相处压力比较大。
进城后我很长时间无所适从,觉得融不进去,外表也土,这种自卑让自己单身多年。后来逃回校园读硕士,结果自卑又加一层——同学们都那样优秀,年纪比人家大不少,还学无所成,个人问题也没解决掉。
很没有归属感,在城市里,我是一个漂荡的人,一个无根的人;在村庄里,是被谈论的人。我那时候写:我是一个无根的漂萍,漂到哪里就算哪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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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硕士之前,我曾短暂到农村工作了一阵。那时才意识到,和老人们待在一起,我才是松弛的。乡村的一切我都那样熟悉,城市里的巷子和路,总感觉长得都一样。
这后来跟我的学术兴趣互相影响。我从乡村到了城市,心里总觉得那地方牵着我。但再回到乡村,其实是痛苦的。老人说话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听了,为什么我把书名叫做《倾听暮年》,因为他们就是失语的。
我想呈现农村老人怎么面对老去,怎么维系自己与子代的关系,他们毕竟是活生生的人。
在书里,我删掉了三万字。里面涉及很多家庭中的代际冲突,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例,最终我只呈现了一部分。人们对农村有很多想象,父慈子孝,和谐静好。但他们生活的核心场景之一——家庭,成为了一个斗争的场所,充满了代际冲突和价值交换,这不是温情脉脉的。里面的残酷回避不了,如果回避了这一块,就回避了我认为最真实的东西。
其实我会感到遗憾,但还是决定删掉一部分,因为子代还要在村庄生活,我不想伤害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这次的观察有十年之久,中间也有一些乐观的变化。我生了孩子后,融入到一些随儿女进城的老人中。他们对儿子、儿媳的抱怨慢慢变成,“哎呀,他们非要让我死在城里才开心,也不放我回村。”我听到这个是有触动的,意识到农村老人在生活上也有了主动性和理性。
回李村后再看,不少老人跟子代的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缓和,搬离了“老人房”,帮外出务工的孩子们看孙子,找回了一些价值感,生活上也多少拿到一些补贴。
但对老人的关注还要更快,更多。泗县(李村所属县)2021年人口普查公报中,65岁以上人口超过11万人,占到总人口的14.6%。老人们等不及的,一些人正在悄无声息地死去。在李村,有个老人自己去卫生所看病,液输完了,睡着了,没人照顾,血管回血,死掉了。
另一个冬天,一个大爷和老伴分别给两个儿子看家,一个人住一个儿子家。结果大爷去世了,都没人知道。直到第二天中午,他爱人去喊他吃饭,发现人摔在地上,已经走了。
“人老了不就是这样嘛”,“睡一觉,安安稳稳地直接死掉,就是最幸福的”。围坐在村边,聊起来,老人们神色跟往常一样。
(文中焕云、秀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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