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赵建
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 | 西泽研究院
本文根据7月29日赵建教授在百度财经与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CCEF）联合举办的线上论坛的发言基础上进行的整理。有较大的删改。
7月28日，万众瞩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不平凡的上半年做了“盖棺定论”，并为接下来的经济形势做出判断并指明了政策主基调。这其中包含着对疫情的看法，对房地产问题的看法，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判断。
信息量比较大，但总结起来三个词：稳定，安全，坚持。这三个词传递着三个信号，分别代表着对经济、政治、疫情的看法和主张。高层考虑的绝非仅仅只有经济。
稳定、安全、坚持，这三个词意味着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当前经济政治、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和严峻，但鉴于今年下半年的重要性，还是要采取相对保守的做法：稳定压倒一切，发展不能牺牲安全，在艰难的平衡中坚持就是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奢望市场有大起大落，也不要对房地产、数字资本、防疫政策、中外关系等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坚持”一词，意味着“阵痛”的时间可能会很长，要对疫情，对房地产风险，对经济下行，要有足够的容忍度和耐心。因为在高层看来，除了这些，当前的中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一、稳定：继续压倒一切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我定义为“后发展时代”，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发展不足和生产力落后的问题，而是在一个比较发达但是又区域差异巨大、矛盾丛生的经济体系中如何保持稳定，如何守住发展成果的问题。与高速度相比，高稳定性对于高层来说可能更重要。
现在大力倡导的高质量发展，其中重要的一个考量便是牺牲一定的速度换取稳定。中国的党政治理特征决定了治理体系对稳定有着极强的偏好。
然而现代经济的运行体系，天生是不稳定的，任何制度体系都无法对这种不稳定性进行“风险清零”。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不稳定性的体现是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危机，每五年发生一次小危机，而且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呈现高频趋势，发生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次贷危机后更是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十年一次大的金融海啸形成了余震，让全球金融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原因主要是美国开辟的QE大放水模式，使全球货币体系受到美元涨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新兴经济体又是每次美元大潮涨落周期的最大牺牲品。
这让处于后发展时代的中国在稳定性宏观管理方面，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所谓发展要安全，就是发展不能牺牲长远的利益，不能被国际政治局势变局所影响，不能受制于人“卡脖子”。这里的安全，主要是以下四方面：
1，基本国民经济保障，比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饭碗和油箱要端在自己手里。由于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较高，但是产煤大国，因此发展新能源，摆脱对石油资源的过度依赖，可能是一个长期国策。
2，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芯片大基金的问题，说明了战略性的技术和材料安全，还需要动用企业家的力量。
3，政治和地缘安全。俄乌战争打破了国际秩序的平衡，外部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各个文明圈层的国家拉帮结派，相互间的理性对话越来越难。从现在的局势来看，新的国际秩序再平衡过程中，战争进一步扩大的概率越来越大。
4，国家金融安全。现在国际贸易、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基础实施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一旦发生国际冲突，国家货币和金融清算系统将有被制裁的风险。另外，在房地产行业风险还在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内部的金融风险不仅是稳定的问题，已经事关国家金融安全了。
历史经验也严重证明，为了安全而采取的扩大化手段，反而同时牺牲了发展与安全，带来的是更大的风险。真正的长期的安全，还需要在全球发扬统战精神，让朋友多一点、敌人少一点。这是党在历史上用成功经验证明的伟大智慧。

三、坚持：共克时艰，以时间换空间
后发展时代的一个重要客观规律是，矛盾丛生，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顶层设计和政策的制定，不是解单个方程，而是要解整个方程组，因此往往会陷入“既要...又要...还要...另要...”的复杂局势。
这很容易导致高层的意愿和目标在执行过程中被曲解误读，以至于扭曲走样，在地方和基层有自己函数目标的情况下，被选择性执行。
这是后发展时代，治理主体面临的一个新常态的困境，公共管理的能力必须上一个台阶，才能应对这种复杂形势。如果能力和制度跟不上，在扭曲和一刀切执行过程中，不仅不会完成高层的目标，而且还可能激发更多的矛盾。
今年以来，多重矛盾叠加，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最险峻的一个时间段。战争、瘟疫、脱钩，债务违约、房地产危机、国际冲突、地缘风险，反腐白热化，等等各种百年未有之大问题叠加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这么办，高层每一个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约束，解决一个问题后还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在这种局势下，如何平衡发展、稳定、安全、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太多的不可能三角。
因此，高层罕见的强调“坚持”这个词意味着，要共克时艰渡过这个艰难时期。只要中国经济的空间优势还在，只要我们还坚持改革开放，不自我收缩和封闭，让市场和企业家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等这段艰难时间过去后，等核心治理团队稳定后，整个社会继续形成生动活泼互相信任的局面，大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和空间回旋优势会再一次发挥出来。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对现代中国内涵有正确理解，在现代化变迁中对多样性的理解和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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