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有那么一批人,其实是没什么自己的想法,基本上都是跟着媒体的节奏走。
媒体发了一个案件,重心放在法律上,说法律很重要,然后就他们就在评论区刷,嗯嗯,很重要,很重要;媒体发了另外一个事情,处罚于法无据,只是看着不爽,他们又说,嗯嗯,不抓不足以平民愤,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法治。
这句话就是昨天出现在我评论区里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法治,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现实,确实没有绝对的,但不应该用一种合理的语气说出来,然后作为处罚于法无据的依据。
难道法律是那种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喊坚决捍卫口号,不需要的时候又说没有绝对的xx这种东西吗?很离谱不是吗?
这是一种毫无现代法律常识的封建观念,众所周知,伟人说过一句话,我们的敌人不仅有帝国主义,还有一种东西,叫封建主义。
一个没有绝对法治时代是怎么样的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大明王朝》,算是比较啊严肃的历史剧了,编剧是刘和平。
很久之前出的,把那种没有所谓没有绝对法治的社会呈现得非常到位,考虑到有些人看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先看屁股,所以有必要强调一下,这部剧的出品单位,非常正,感兴趣的可以去查查。
大明王朝用一个故事,把几种权力和权利都刻画得非常到位,包括皇权,宦权,官权以及普通人的权利,因此在这部电视剧里,也有4种阶层,皇帝,宦官,官员,普通人。

越是靠近皇权的圈层,所得到的权力越大,因此,宦权高于官权,但宦官本质上就是皇帝的奴隶而已,可是因为靠近权力中心,便凌驾于两京十三省的官员之上。
比如朝廷没有钱发工资,六部官员去要,直接被司礼监打屁股,打得死去活来,再比如,在浙江,地方上的巡抚也算是封疆大吏,但是看到宫里派来制造局杨金水,巡抚也得尿。
整个电视剧的故事都是围绕朝廷亏空来的,亏空了,就要补上,怎么补呢?内阁给的建议是,多织丝绸,卖给西洋换银子,要多产丝绸,就要多产丝,那就要多出来产丝的地,一切,便都是围绕「地」来进行的。

50万匹丝绸摊派下去,到了浙江,江南织造局负责丝绸,浙江地方负责产丝,就要多调配能产丝的土地,于是就制定了一条朝廷政策,改稻为桑,也就是说,本来该种的稻谷,不种了,全部种桑,然后卖给江南织造局换银子。

朝廷的想法是,种桑其实单位产值要比种稻高,换的银子更多,大家应该都会积极,但老百姓的想法是,稻谷能吃,桑不能吃,不种稻谷,我吃什么?到时候种出来的丝,卖给你们,你们疯狂压价怎么办?砸在手里怎么办?吃什么?
交易本来是基于契约,双方自愿,但当一方具有另外一方压根无法抗衡的强制性时,这就不叫交易了。
50万匹丝绸的kpI定下来,既然是朝廷下发的,那就是国策。
其中,宫里要从这里拿钱,朝廷肯定也要拿,省里肯定得拿,县里也得留一部分,当这些人都组成了利益共同体的时候,这就不是交易了,就是明摆着抢钱了。
不种桑是吗?好,那我就派兵踏苗,把你插的秧都给踩死,什么私家天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好吧;还不愿意?那就把新安江的大坝拆了,毁堤淹田,你今年肯定是种不了了。
灾年也得吃饭吧,要吃饭就得要粮食吧,那就卖田换粮吧,大户趁机收田,疯狂压价,用三分之一的市场价直接收过来,然后自己种桑,把田地都兼并过去了,小老百姓得一年的口粮,度过灾年,到第二年,生产资料都没了。
整个故事也不复杂,但刻画得非常好。
你说明朝有没有法律呢?也有,大明律嘛,规定得也很细,比如说严禁正常土地买卖之外的兼并,明朝也是法治社会,但问题是,整部剧里,除了海瑞时不时抬出大明律之外,完全没人理,各玩各的,酌情处理,罚酒三杯。

整部剧里,有好几个地方令我感慨至深:

第一,在这部剧里,上到裕王,也就是皇帝的儿子,下到普通人,没有哪个人是有安全感的,事实上也没有谁是安全的,更直接一点说,没有哪个阶层能有安全感。
裕王基本上都要提心吊胆,担心自己被废。
宦权显然是第二大权力中心,但从公里派去浙江江南织造局的杨金水,最后疯了,不是真疯,而是装疯,转疯卖傻吃屎喝尿,熬了几年,出了宫,才敢恢复正常。

朝廷和地方官员,内阁首辅严嵩和严世蕃都挂了,朝局洗牌,挂了一批人,浙江两个巡抚都没了,清正的海瑞在昭狱里受尽折磨,最开始的两个县令被当成背锅侠砍掉了。
你会发现,无论你是哪一派,清正也好,捞钱也好,有原则也好,没原则也好,最后结局都差不多,鬼门关走一趟,要么走进去了,要么运气好出来了。
权力没有善恶,权力斗争只有成败,唯一的方法,是远离权力斗争。

然后再看商人群体,浙江巨商沈一石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攒下这么多家产又如何,朝廷没钱了,找个由头就给你抄了,当然最后也没抄出多少钱来,钱到哪里去了呢?都进了地方的口袋。
沈一石的结局是,自杀了,把自己的宅院一把火烧了,然后跳进火里了,尸骨无存。
还有一拨商人是来自安徽的徽商,被当时浙江巡抚请过来接手沈一石的盘子,徽商本来不想做,但巡抚和按察使放话了,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被迫谈妥了条件,什么免税优惠啊,什么织机接收啊,都谈好了。

朝廷后脚就把这些个巡抚和按察使给斩了,所有的契约出了你们要上交的东西,其他都不作数,几个徽商就地破产。

最后是普通人,往往看到这种官员和商人楼塌了的局面,大家都会很开心,但当规则保护不了他们时,自然就更保护不了普通人了。
不改种桑是吧?那就踏苗,插秧都踩死,不准踩死,你问凭什么?有什么权力不让农夫种田?踏他们的苗?大明律哪个写了?别问,问就是朝廷定的政策,改稻为桑是国策懂不懂?

不想卖田是吧,那就炸堤,水把你们家田都给淹了,你总得吃饭吧,饿急了看你卖不卖,贱买也得卖。
有个非常震撼的画面,海瑞担任淳安县令的时候,因为这个县被毁堤淹田了,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口粮,海瑞搞到了粮食,说是朝廷赈灾,粮食发下去了,一切安好,海瑞有了辞职的想法,不想再在这个局子里混了。
辞职信刚交上去,下面的人立刻开始当街抢劫市民的生丝。
抢劫的合法理由是,他们灾年领的粮食,不是朝廷赈灾的粮食,而是江南织造局贷给他们的粮食,现在产了生死,自然要还,整个城市鸡飞狗跳,不交?那就是蓄意闹事,当街暴打。
当你手里有了规则的解释空间,又有了权力,还有支撑这种权力的暴力机器,那确实你可以不拿规则当回事了。
这就是大明王朝里面的现实,但这些人也不掌握规则的最终解释权,所以难免栽在更上一层的人手里。
而且,普通人这个群体是最惨的,因为这种不安全感涉及的是基本口粮恩问题,是能不能生存下去,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官员嘛,除了个别被干掉的,也就是乌纱帽不带了而已,名声臭掉而已。
第二,在这部剧里,这么多人,都是人,但除了皇帝,没有一个人活得像个人。
司礼监掌印太监,宦权的巅峰,在皇权面前,也就是一条狗,彻头彻尾的奴隶,说话得小心翼翼,犯错了抽自己耳光得把嘴角都抽出血,磕头得磕出血迹。

这样的人,离开皇权,到了旁人面前,就是至高无上的掌权者,他下面的人,自然也就是他的狗,一句话就能让一个人寒冬腊月的大雪天在门口跪一天,跪到整个人变成雪人。
总之,在上面承受的权力压力,往往也会成倍释放给下面,权力层级一层一层下来,越到后面,越不是人,狗都算不上。
那么最终是谁承受了这一切呢?自然是什么权力都没有的普通人。
剧有个情节,快过年了,大兴大雪,发生灾害,海瑞作为户部官员派过去赈灾,饿殍遍地,大屁灾民睡在城门口的雪地里,因为不被允许进城,至于赈灾,就是一窝米汤水而已,县令悠闲地在现场转一圈,就算完事了。

这不是待人之道,待狗之道都不算。

有些官员也算是封疆大吏,下属面前人五人六的,跑到严嵩家里就得喊爹,说到这里,还有个名场面,正当大兴的普通人吃不上饭被冻死饿死的时候,严嵩靠着两名女子酥胸暖脚。
第三,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民畏上也,这句话在这部电视剧里非常适用,所谓不知道说话的话,三句话不过人就得挂。
嘉靖基本上不直接发布命令,搞脑筋急转弯那一套,让下面的人去猜他的心思,去办事,办好了仕途就好了,办砸了,人命没了也不是不可能。

内阁算是朝廷中枢,一个内阁首辅,一个内阁次辅,一句话要衡量十遍,走个路像趟雷区,这就是大明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很自然也会这样对下面。

今天说的话可以是放屁,上一任巡抚签下的东西,对我有利的就要坚决执行,要我付钱的就要找几个兵跟你好好聊聊了,你破产?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要你签?
至于再往下面,普通人那就算了,饿死冻死受灾死掉的,都没事,别闹出事儿来就好了。

这就是大明王朝,但现在看这部剧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以为这种东西是权力斗争导致的,其实本质是权力不受限制导致的,不受限就必然带来恶性斗争,躲都躲不掉。
权力不受限,那就意味着没有边界,属于模糊地带,今天摸一把,明天宰你一刀,后天就不知道能干嘛了。
至于理由,都可以去找,找到的还都是合理的,改稻为桑是朝廷定下的,合不合理?你敢不敢反抗?私产受保护没问题,但不是绝对的嘛,朝廷的任务都敢不做,那就不存在绝对的法律了,给我强上,先把苗给我踩死再说,敢闹抓起来,你能说什么?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法治,这其实是个遗憾,因为这本身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可是总有人用在一些模糊地带作为托词,那你今天可以用,我明天就也可以用。
而且,再没有绝对的法治,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应该要成为绝对共识,比如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不能随便抓人,这是现代社会起码的共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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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2022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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