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都在聊经济数据。情况很清楚，疫情的扰动，地产的熄火，对经济影响很大。这还只是国内的因素。
外部看，中美关系一直延续紧张，最近也有一些新的表现。
阿里等一批中概股被新加入美国的“预摘牌名单”。
五大央企又在上周集体宣布将从美股资本市场退市。
美国也在加大对中国的科技围堵，出台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又要对华断供用于芯片设计的EDA软件。
所以综合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内生动力减退+外部压力加大叠加的状态。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中国经济的长期前景呢？除了一句"稳中向好"之外，还有哪些值得细看的？
关键还得看两点：
一是如何应对内部的压力，这个主要看有没有能够取代房地产的新增长引擎出现？
二是能不能通过自身实力的提升，有效应对外部压力。
这两件事情自然都不是容易的事，但必须去做，没有选择。如果做到了，中国经济才能够真正保持一个好的增长前景。
关于房地产，前两天提得比较多了。中国以前一直希望降低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现在以一种斜率陡峭的方式遭遇到地产的下滑，对管理层也带来新的挑战。
谁都知道，房地产对当下的中国经济，依然属于"系统性重要部门"。其实即便在美国，还是如此。只是，长期来看，增长的动力源泉，不再可能是它。
有什么可以替代？答案其实早就很清楚：
一个是消费，一个是科技。
管理层一直在讲“扩大内需”，就是要把消费做起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消费后期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
而科技则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提高产出效率。换个角度，发展科技是为了提升产业的附加值，附加值高了居民收入才能增长，才会给消费带来更大的动能。
基于此，在面临疫情冲击这几年，政策上也没有大规模刺激地产。而是想尽办法在基建和消费上做文章，在提高高科技制造业竞争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上下功夫。
硬科技的发展，中美竞争中"源代码"的重要性，现在已经自上而下都形成了广泛共识。
但其实很多人忽视了一点，中美竞争硬科技之外，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层面。
如果我们单独来看美国，除了科技牛逼，它商业和消费都是非常强劲的，美国消费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美国有超过3亿人口，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总和，所以美国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本土市场。从19世纪开始，美国就把商业基础设施建得很好，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商业网络。
到了20世纪下半叶，沃尔玛这样的商业巨头出现了，美国的消费品牌依托本土市场做得越来越大，相较其他国家品牌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就开始了新的一轮更大规模的全球化扩张。大家耳熟能详的宝洁，耐克，可口可乐，星巴克等都是这个阶段成长壮大的。
再看中国，尽管在部分硬科技领域，我们还需要努力。但在商业和基建上，中国并不差。中国的商业零售网络已经建立起来。基于此，还产生了领先世界的移动金融支付技术和体系。
2003年，淘宝出现。目前覆盖国内消费者已经超过10亿。这一过程，其实就是中国商业网络和基础设施发展的缩影，也是代表。
伴随着强监管的两年，互联网公司被广泛讨论。有些观点认电商的发展，挤占了实体线下的空间。但其实阿里这样的公司搞的大型商业网络，和线下实体，也可以相互促进。
没有阿里这种全国性的商业物流网络，我们很难想象中国人现在的购物效率。此外，我们看到这些年华为、小米、李宁等等许多中国品牌，成长的过程也是和电商的发展相相同步。
中国自己的商业和品牌规模做起来，才会有更大的海外竞争力，“中国制造”才会升级成“中国品牌”。就如上面提到的那些美国品牌一样。
为什么现在要提建设“统一大市场”，我们不仅要靠这个把消费盘活，而且还要靠它来把更多的中国品牌做大，做出高附加值。
中国好不容易在商业零售网络上有了一些家底，不能浪费掉。如果我们的商业业态起不来，规模化优势守不住，品牌上不去的话，则不可能实现扩内需的目标，也没有基础与国外竞争。
怎么去应对外部的挑战？
首先要讲的还是科技。
搞高科技，既是中美博弈的重点，也中国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地产熄火之后，在消费之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引擎。发展高科技也是为了增强我们的自主可控性，减少对国外的依赖。
这些年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对华为、中兴等一些公司造成的直接影响，非常明显。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不完全是坏事，至少紧迫感起来了。在芯片这种“短板”领域，我们的投入在加大，一步一步在往前走。
而在5G、新能源、云计算这些领域，中美甚至已经可以说是基本同步。
2020年的互联网强监管之后，互联网公司也减少了横向的跨行业扩张，更多去做芯片、云计算、AI这些领域的纵向投入。
这个方面，必须点名一下阿里巴巴。阿里一家去年的研发费用就超过了1200亿，远超其他同行。
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很多人一说起大公司就是资本。一说到老板说到企业家，就是资本家。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现象。
历史已经证明，重大创新往往都是在市场中由市场化的主体自下而上完成。这当中，大公司承担了重要角色。说白了，大公司有钱，烧得起钱。他们有基础也有能力持续投入。
美国的很多核心技术，并不是美国政府搞出来的。而是谷歌、亚马逊，苹果这样的大公司在研发推动。
因此，我们能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监管环境，很重要。不怕公司做大，只要引导他们增加对长期的投入，对科技的引领，才是正道。
只有企业对未来有信心，不躺平，敢投入，中国才有可能真正突破科技发展的瓶颈。卡脖子的东西，光靠政府，还是独木难支。
除了科技和商业品牌，金融当然也是大国博弈重要的方面。
一方面，要利用中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条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让更多国家用人民币跟我们结算，尤其是石油之类的重要资源。
第二点，要利用好香港这个自由港，让香港和上海、深圳打好配合，真正建立一个强大的对国际资本有吸引力的金融市场。
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在美国之外，只有中国的经济体量能支撑真正世界级的金融市场。
这段时间以来，很多原来在美股上市的公司，都开始回到香港。阿里也申请香港和纽约的双重主要上市，好公司多了，香港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强了，我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度也会减少。
当然，要发展金融业，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金融发展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规范。香港这方面是有基础的，但我们要把这张牌打得更好，还得让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法治，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中国的政策面，有稳定的预期和信心才行。
一切的经济竞争，都不只是经济的竞争。更是大国战略、商业文明的竞争，甚至是体制的竞争。
有没有一套鼓励商业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找到房地产之外的新增长点，也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完成经济转型。
现在市场有观望，有徘徊，有迷茫，都可以理解。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些政策思路，也有边际的调整。
最近有个提法，要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这个能不能真正落实，至关重要。
说到底，无论是应对国内的经济问题，还是处理中美博弈，都不仅仅是政府单一角色的问题。它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齐心协力。
顶层设计要充分激发市场各个主体的能动性，要建立良好的可预期的稳定的政策环境。
唯有此，中国才能顺利完成转型，在中美博弈中立于不败，进而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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