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雷军在年度演讲上，谈及自己30年来的几次人生低谷。
其中包括，曾作为国产软件之光的金山WPS，在上世纪90年代的陨落。
一位朋友看后感慨良多，只是感慨的不是雷军的跌宕人生。
他对我说：“我一直把WPS当成微软Office的山寨版，没想到这么早就有了。”
持这种想法的人，并非少数。
即使现在往百度搜索栏里打入WPS，也会立刻跳出“WPS抄袭微软”的相关词条。
知乎上甚至还有人专门提问，微软为何不告WPS侵权？
不得不说，从1990年到2020年，不仅是雷军穿越低谷的30年，也是国产软件从辉煌跌入谷底，随后在误解和冷眼中艰难求生的30年。
#01

硬刚微软的

金山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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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答WPS是否抄袭微软Office的问题，先从二者推出的时间说起。
1989年，25岁的求伯君带着一台386电脑，在深圳南山一间小屋内闭关编程，期间还因急性肝炎被先后3次送入医院。
最终，求伯君用12.2万行代码，打造出支持中文输入的“文字处理系统（Word Processing System）
”，简称WPS1.0。



金山WPS问世后的两年，也就是1990年，微软正式推出办公软件Office。
从时间上看，WPS甚至早于微软Office。
不过当时Office是集合体，作为组件之一的Word，早在1983年便已问世。
只是那时Word，只能往里键入文本后保存，类似于现在的txt文档。WPS则已实现内容和格式的共同存储，并能在编辑时设置输出格式。
因此在1990年之前，金山WPS和微软Office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商业软件，没有谁抄袭谁一说。
而WPS是针对国人设计的软件，在中文处理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份优势在微软Office打入中国市场时，依然十分明显。
1992年，是雷军加入金山的一年，他也是金山的第6名员工。




就是这个只有6名员工的公司，在面对微软这个国际巨头时，一度让WPS的市场占有率超过90%，平均每年能卖出3万套，合计约6600万营收。
为了长期和微软对垒，金山又在WPS基础上增加电子制表、字典等组件，打造自己的办公系统，也就是“盘古”办公系统（PanGo Office）。
只可惜，正如雷军在年度演讲里说的那样，“花了三年打造的盘古，销售量不及预期的十分之一，而且就连WPS也卖不动了。”
为何WPS也卖不动了？
其实在1996年，微软主动拜访金山寻求合作，合作内容就是双方实现格式共享，如此一来金山的用户就能用WPS打开微软Office编辑的文档，反之亦然。
金山认为这是微软释放的善意，欣然接受这个提议。
共享协议推出后不久，微软推出Windows97系统，立刻取代DOS成为主流的电脑操作系统。
由于共享协议的存在，大批WPS用户很快转向Windows自带的Office软件。
短短5个月，WPS市场占有率直线下降，好不容易发展到有200多人规模的金山公司，转眼只剩下20几名员工。
同年，微软再次登门拜访。
只是这一次，他们是带着70万年薪的合同，想要挖走求伯君。
求伯君拒绝，然后和雷军留下一句让人铭记至今的话：
“我们要坚持民族软件的光荣与梦想。”
金山WPS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金山画王、金山词霸、《剑侠奇缘》等活跃在80后、90后记忆中的软件和游戏。




那些年，金山靠这些“不务正业”的活，在国外巨头的围追堵截下艰难求存。
直到2006年，国家开始重视信息泄露的问题，政府机关一律采购国产软件进行日常办公，WPS成为首选。
想要重新和微软分庭抗礼，不能仅靠国家的扶持，必须再次实现市场化。
很快，金山抓住逆风翻盘的机会。
2010年，金山正确预测了移动互联的发展趋势，在2011年率先推出移动端的WPS办公软件。
相比之下，坐享Windows红利的微软显得迟钝许多，3年后才发布手机版Office。
在这3年里，当年微软用以鲸吞WPS市场份额的兼容协议，反倒帮助Office用户反流移动端的WPS。
截至去年6月，WPS移动端月活跃人数达2.96亿，远超微软Office的1.2亿。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30年前将WPS拉下神坛的微软，如今对于这句话想必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02

从巅峰到谷底

国产软件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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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WPS的盛衰浮沉，是国产软件发展历程的缩影。
只是并非所有国产软件，都能像金山一样，熬到逆风翻盘的一天。
九十年代的文字工作者，大多用过一款名叫CCED的软件。




这款软件由清华大学的朱崇军设计编写，集成字表编辑、数据运算、数据库报表输出等多项功能，一度是国内电脑必装软件。
如今，Office软件操作是计算机课程的必修内容，可在当时，被列入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大纲的，大多为我们的本土软件，其中就包括CCED。
尽管如此普及，CCED还是在国外软件涌入后，短短几年里溃不成军。
1999年，CCED推出能在Windows平台上操作的CCED2000，光盘封面的左上角写着“支持民族软件，振兴朝阳产业”。
但其实CCED和诸多国产软件一样，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早已不是朝阳，只是日薄西山。
有人分析那个年代，国产软件集体溃败的原因，其中一点就是操作界面不够友好。
对比一下同时期的金山WPS和微软Office。
相比WPS略显呆滞的版面设计，Office简约明朗的操作界面，的确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不过从软件的功能内核来看，这些外在设计上的差距，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然而当时国内软件的市场环境，对正需要奋起直追的国产软件，直接来了个釜底抽薪。
1995年，光驱在电脑用户当中流行开来，同时也使得盗版软件日益猖獗。
在那个版权意识还很薄弱的年代，无论是进口软件，还是民族软件，都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正如求伯君所说：
“中国只是国外软件的局部市场，它在中国暂时不赚钱，不至于伤筋动骨；而对我们而言，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活不下去。”
事实上，包括微软在内的许多国外软件厂商，不仅没有积极维权，反而默许盗版软件的存在，只要将赚不到钱的国内软件排挤出去，就能彻底垄断中国市场。
还是那句话，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这不仅适用于办公、聊天这类初级软件，更适用于高端应用软件。
就像工程上常用的仿真分析软件，涉及力学、拓扑学、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往往需要好几年迭代才能发展出较为完善的功能体系。
如果能免费使用盗版的国外软件，用户又何必去用还不完善的国内软件？
正版高端软件的费用动辄上万，曾有学者发文感慨，欧美发达国家不用造一枚螺丝钉，仅凭软件每年就能从中国赚取数百亿的利润。
有网友在下面评论：“管你是多贵的软件，来到中国分分钟就给你整出破解版。”
初看时会心一笑，毕竟谁不曾查过几篇软件破解的攻略，如今细想，正是这些自认聪明的破解攻略，让国产软件自主研发的路越走越窄。
因为我们能想到的，国外软件厂商也能想到，他们甚至还会推出官方版的“破解软件”。
美国MathWorks公司，就曾针对中国高校推出过“教育版”的工程软件，可供学生在大学期间免费使用。
如此一来，国内高等人才不仅会养成使用习惯，同时也会形成品牌认同，本能认为国外软件优于国内软件。
当研发出现问题时，如果所用软件是国内的，他们会认为是软件出了问题，唯有是进口软件，他们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前段时间，在一个技术论坛里，看到这么一段评论：
“难怪中国做不出来这种系统级软件，对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阅毕不免唏嘘，想起陆仲绩教授所著《自主CAE涅槃之火》，其中提到在90年代初期，国内工业软件一片欣欣向荣，毫不逊色国外软件，甚至在适应中国用户方面，有着更优的性能。
但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国内淡薄的版权意识，肆虐横行的盗版风气，看似占尽国外软件厂商的便宜，代价却是国产软件“消失的30年。
这世上任何东西，搞到最后都是明码标价的。


#03

表面繁荣下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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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的软件产业收入已超过9.5万亿，占全国GDP的8.3%，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大国。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却坦言，这一切繁荣只是表面繁荣，中国缺乏真正成功的软件公司。
你也许会说，中国不已有抖音、微信这种世界级的软件了吗？
但这些软件只是停留在应用层面，底层逻辑大多只是数据交换和通讯，极容易被复制和取代。
像抖音火了之后，各大互联网公司很快就能推出类似的短视频软件。
微信在中国十分流行，可放眼世界，其他国家也能用自己的聊天软件。
从软件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国内软件公司没有形成独立生态，大多只能在国外的软件平台上进行应用开发，缺乏自己的基础软件，比如操作系统、中间件和工业软件等。
这些基础软件有着极高技术门槛，一旦研发成功，不仅可以形成难以逾越的护城河，还能掌握整个行业的大动脉。
下面的照片摄于上世纪初，在没有工程软件的时代，工程师只能趴在比自己大好几倍的图纸上作图。
直到60年代，我们国家要发展核潜艇时，仍在使用这种手绘方式。当时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带着研发团队绘制了每一个零部件，最终手绘的图纸共计4.5万张，连起来能有30公里长。
先辈们的精神固然可敬，但手绘制图终究不能满足现代工业的发展需求。
2020年美国禁止华为使用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电子设计自动化）
，直接导致卡了华为的脖子，使其当年发售的5G手机，只能使用4G功能。

原因就是现代集成电路的结构已极为复杂，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能集成几十亿个晶体管。不借助专用软件放大绘制，根本不可能进行结构设计。
同一时期，美国又将国内33所高校或科研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其使用Matlab。这是一款专门用于数理分析的编程软件，是广大科研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工具。
有人估计，倘若所有高校都被禁止使用Matlab，中国工程类论文的发表数量，将直接减少70%以上。
其实高端软件在国内起步并不算晚，早在60年代国家引入昂贵的IBM大型机和阿波罗工作站时，就已提出要发展自己的工业软件。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产软件都是体制内的产物，科研机构完成软件初步研发，完成评奖评职称后，就没有动力完善软件，将其推向市场。
等到软件市场化后，国家又对软件研发缺少足够的重视。从“八五”到“十五”期间，国家对于高端软件的投入经费，总计2亿人民币。
而美国仿真软件巨头ANSYS，近十年平均每年的研发投入就高达3.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3亿。
换言之，美国一家公司一年的投入，要比我们国家15年的投入高出10倍还多。
雷军在年度演讲中提到，他们当初咬牙坚持的初心，是“让我们的软件运行在每一台电脑上”。
如此一番话，当初听来多么振聋发聩，现在看来便更平添几分悲壮感。
这些早期国产软件的研发者，对抗的不仅是国外软件的冲击，更是国内自上而下的漠视。
南山工业书院创始人林雪萍曾说：


“软件，尤其是高端软件，是一种技术的积累，经验的传承，是钢筋铁骨下跳动的灵魂。”

或许有一天，国产软件的先驱者们也能像雷军一样，笑着述说曾经的煎熬岁月。
而这必然意味着，国内版权意识和“重硬轻软”思维的革新。
在全球局势越来越扑朔迷离的当下，我们不能一直指望能从国外“买买买”，来弥补自身发展的短板。
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毕竟只有自己走出的路，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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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参考资料：
[1]  ‍《穿越人生低谷的感悟》，雷军；
[2] 《工业软件简史》，林雪平；
[3] 《自主CAE涅槃之火》，陆仲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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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榆木
主编：左页

图片来源：《雷军年度演讲 2022》，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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