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大校长26前的雄文, 预见今日中国的国运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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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原题为《中国现代文明新秩序的建构》
✪ 金耀基 著名学者、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现代化问题,是近百年来困扰中国与世界最为深刻的历史命题。现代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体系”,它的发生与发展,不可能靠某些单一因素,也不可能通过单一的发展模式来证成或证伪。
金耀基先生认为,对于古典中国而言,其政治、经济、文化虽有变革,但基本结构特别是社会结构、生活型态以及深层意义体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前现代期”的中国真正具有一个独特的文明模式。但是,近代以来的剧烈变革,使原有文明模式破裂,一个新的、迥异于西方的文明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在作者看来,与西方“现代性”所推进的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浪潮不同,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所推行的,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现代性”。不论是大陆的社会主义道路,或台湾、港澳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在根本意义上,都是自觉地推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因此,全面地反启蒙固不可取,但把一切现代化事物都归于西方的“启蒙”,也是一种认知错误。故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应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是对它的批判;同时,应不止是对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是对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
中国现代文明新秩序的建构
中国“化”为“现代”的道路,并没有任意或太多选择的余地,但却绝不是没有创造的空间。中国或东亚的人(也包括一切非西方的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自觉地调整并扩大现代化的“目标的视域”,在模仿或借鉴西方的现代模式之同时,不应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的标准。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
中国是一个“文明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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