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
三亚疫情仍未平复,不过游客在陆陆续续回到各自省市。这次三亚疫情中,有两件事格外刺眼,其一是社交媒体上对滞留旅客的冷嘲热讽与谩骂,比如:
“以后应该有这样的规定,自己乱跑出去玩的人得病了自己花钱治,尤其是那种喜欢旅游的!他们不是有钱吗?让他们出钱自己治,你看他们还跑不。”
 “吵着去的是你们,吵着回来的还是你们,疫情摇摆不定,去之前就应该有心理准备。”
这样的评论,很容易被我们用“仇富”解释过去。
另一件是澎湃新闻因为报道三亚封城后滞留游客的遭遇,被一众海南媒体口诛笔伐,很多人也对此深有同感,认为澎湃没有资格批评他人,原因如下:
“上海疫情封城的时候,每天上万新增感染人数,你们上海自己有资格批评别人么。”
这显然与“仇富”无关,相反认为上海是眼红海南的经济增长,但其内核依然是构造一种对“公平”的追求。“公正”看上去是个很值得追求的价值,但如果我们把公正当作至高价值,却容易驱动我们做出糟糕的事。之前一篇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只是说:“公正是个顺位很低的价值”。
不过这个判断不解决问题,这是个“应该”的命题,只表达公正“应该”价值顺位很低,但实际上呢?因为公正的算计理性又直接,导致其总是一种最“显眼”的现象。可以说,如果不作出额外努力,“公正”成为首要的价值简直水到渠成,几乎必然。
那么这次我们可以一起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探讨,让我们对“公正冲动”带来的问题往前走几步,也让我们展开一个视野,所谓额外的努力,到底长什么样?
01.
“仇富”之外是什么
因为公正问题产生的抱怨,有时会因为其中的善恶过于分明,被我们看作没什么深度。例如和上述很类似言论,即“留学生千里投毒”的提法。而提出这个说法的人会也会被用“仇富”和“嫉妒”来解释。
但解释不过就是一个阐释而已,它不像物理解释,代表唯一可能。解释是我们的一种态度和视角,甚至可以说,解释本身就是我们的一种抉择。当我们决定不去理解,不去说服,甚至直接看待对方为“不可理喻”的时候,就会选择一种简单的负面解释。这在互联网上是一种主流态度,如果我们也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与我们最讨厌的人无异了。
其实“仇富”和“嫉妒”也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即“负面行为由负面情绪或动机发动”,我们认为“留学生千里投毒”这个指责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这句话不过就是表达一种“厌恶”,厌恶因为仇恨,仇恨的原因是因为“仇富”。这样的解释简单明了,但答案不过是坏人做出了坏事。
坏人做坏事,我们是好人。如果有哪种想法对社会最危险,恐怕就是这个了吧,你可以回头想想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和当下已经彻底占领简中网络的各种仇恨,其内在逻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善恶对立。
问题当然可以比这个复杂,在“留学生千里投毒”这样一个不合时宜又挑衅的表达背后,其实是另一个道理,即认为一个人的行为自利且对他人有风险时,做出这样的行为就是不负责的。
我们经常在灾难片或末世题材电影中构造这样的情节,例如在《僵尸世界大战》中,以色列人在高墙后祷告的公放,吸引来潮水般的丧尸,我们就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认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轻率了。这种被称为“作死”的情节,几乎已经成为了灾难片、末世片的标配。“都这个时候了,还……”塑造出的危险感觉,在公共危机中尤其引人注意。
因此对于海南游客的谴责,同样遵循这样的一种逻辑,都这个时候了,还任性旅游。但其实只要有流动,就存在疫情扩散风险,若现在被封锁的并非游客,而是工作出差的人员,引发的责难可能要小很多。因为工作和防护被我们看作“必要”的事项,而“都这个时候了还要旅游”,则容易被当作一种不负责任的贪图享乐。
因此在这里,问题就不在于“仇富”与否了,而是我们如何看待他人的“公共责任”,即“消极自由”的问题,在一个“消极自由”不被尊重的社会,我们就更容易为他人的行动增加“为公共安全负责”的负担。
一个人对他人的“消极自由”缺乏尊重,我们一般不把这个看作一个“道德问题”,而更像是一个在社会进程中需要被逐步推进的事项,即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在这里就不是“坏人做坏事”的视野,而更像是一种“过时的想法”。
当然视角和解释绝不仅仅可以指向意识形态和观念,更有可能是一些事实。例如很多人对口罩佩戴的过度强调,往往是他没有意识到,只要堂食被允许,社会已经对这种室内场合脱下口罩表示接受,则其他很多场合的过度强调就显得无必要了。这种干涉也未必是“不尊重他人”,而是一种“疏忽”或“教条”。
我们这里做的,是把类似“仇富”这样的公正问题“去公正化”,超出“人因为感受不公而变坏”的逻辑,寻求一些说服的可能性,因为“坏”的解释乃是公共的终止,对抗和惩罚的开始。
02.
“自己的决定自己负责”的问题在哪?
要充分理解“公正问题”,不仅需要把很多问题“非公正化”,还需要找到很多问题“公正”的视角。
在谴责游客的言论中,另一种典型的说辞是:既然你在这个时候出行,就应该对风险有明确的认识,那么你遭遇了风险,就不要抱怨。这是一种很具有吸引力的观点,这种逻辑下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女性面临骚扰甚至更严重的风险时,也总有人说:你既然选择大晚上出门,就明白这种风险,那么遇到了问题,就别抱怨。
但同样的句式未必总是令人无法接受。例如我们面对明星对自己私生活受到打扰的抱怨,就会说:你既然选择当明星,就是选择把自己公共化,那么遇到隐私问题,就不要抱怨。《甲方乙方》中大明星那一段的情节,就可以看作对这种抱怨的讽刺。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自己的决定自己负责”的观点呢?对于“违法事项”,风险可以说是“内生”的。在这里,更好的例子是“极限运动”,极限运动员应该不会抱怨翼装飞行或跳伞危险,因为危险就是这些运动得以成立的原因,离开了危险,其中的刺激也就不复存在了。
接下来的部分开始与公正高度相关了,为何明星不“应该”抱怨私人空间的压缩,很大成为程度上,他们从自己的“私人展示”中获益,很多明星也有主动的“私生活呈现”以博取关注,所以这种不便某种程度上也“内化”到明星的生活中了。
但请注意这里面没有完备的道理,比如虽然明星需要出让自己的某种隐私,但如果有人开始堵在明星家门口,或是一些狗仔的行为,我们依然觉得“过分”,这说明虽然明星的隐私是有瑕疵的,但我们依然认为人的隐私有一个底限保障。
但不排除有人并不认可上面的底限,尤其是针对他憎恨的明星,比如对有偷漏税行为的?或是德不配位片酬太高的?他们是否可以保有基本的隐私呢?这成为一个困难又真实的问题。这个困难可以化作以下的这个问题,你认为网暴一定不对吗?还是其实对某些人,如果他们遭遇网暴,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咎由自取”?
这表示着我们的心目中,是否存在一种不公,即有人通过不义的方式获得巨大利益,以至于我们可以设想对他加诸的一切惩罚都合理。你心里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因制造或从不公中获益太多,以至于对他们而言,什么样的惩罚和限制都不过分?
或多或少的,大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可憎的对象,对他们,就能轻松说出:既然你已经做了这样的事,得到了这么多,就没资格抱怨了。当然,产生这种不公恨意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你所恨的在其他人看来不可理喻,而其他人恨的对你来说也可能非常狭隘。
今天有很多人从明星身上感受到这种不公,但喜欢明星或者对这个生态熟悉的人,也许并不会对明星有这么大的恨意,一方面是因为偏爱,另一方面是他们也许更了解明星的生活,知道他们付出的代价和明星选拔过程的九死一生。
也有很多人憎恨金融从业者,认为他们对社会不创造价值却空手套白狼,但金融从业者肯定不会这样想,金融以及资本市场的价值是个有专业性的问题。但越是不了解,一件事就越容易变得尤其可憎。
我当然不是主张“存在即合理”,这世界突然变得一切都有其缘由,就没人可恨,没人可以指责了。而是问题如实,不经过“公正问题”的放大尤为重要。明星如果偷漏税当然该罚,但不因为他们德不配位又赚得太多,因此需要比一般人罚得更重;金融从业者如果监守自盗也同样是很大的问题,但不因为他们赚得多就格外值得严惩。不因为分配的问题和运气的问题,让公正干涉了正误的判断。
这里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是“正常化”,一个正常的社会理解不同分工的存在,和他们分配的差异,以及运气的存在。因此他们习惯和富有共存,不再对高薪和高消费感到格外扎眼。这种“正常化”的实现不应该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必须大家都足够富有,才能学会不对他人眼红。
这一方面来自对社会生活,不同分工的了解和习惯,另一方面是对“更富者”的从容态度,需要多元的追求,让“富有”不过是幸福的一种可能而已。一个人人都渴望暴富的社会,当然看着暴富者是难受的,一个人人都想旅行且每天花个一两万的环境,对这样的生活也会眼红。
03.
谁们?
在上面摘录的公正表述中,有一类词汇是高频出现的,就是集体人称的指涉:他们,我们,你们上海人,我们海南人,诸如此类。说明在我们的视野中,公正问题的形成和“人群”高度相关。
这一点令很多人不满,例如面对“你们上海做得不好,有资格批评别人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对海南有意见,和我在哪里生活有什么关系,为何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你们上海”的概括呢?
身份政治问题是互联网最显著的现象之一,且与公正问题高度相关,甚至可以说,网络上“身份”的形成,主要就是以“共同的公正敏感”作为动力,在网上最具有能动性的身份,大多数都是“自觉受到不公对待”的。
面对身份问题,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容易条件反射式回问,谁是你说的“你们”?或主张不存在这样一个“你们”,只有具体的不同的人。但是,身份是个无法反对的东西,就像我们只要动用语言,就不能不概括。身份是这样一种语言建制,我们无法构想一个没有身份,人人都仅仅是“他自己”的世界,只要开口,我们几乎随时都在讲自己的身份和人群,讲他人的身份和人群。
再者,对人群进行夸赞的时候,大家接受起来会很容易。比如夸赞的时候许说“我们”,指责时就当然会出现“你们”。所以使用反对身份的方式来回应问题,恐怕都比较难真正产生触动。
这里的关键就是,身份作为一种语言建制无法被取消,但我们至少可以明白,对每个具体的人附着在身份上荣誉和夸耀才是虚的,至少那些很大的身份,例如性别、民族、地域、某种兴趣爱好构成的身份,其夸耀和赞美大多是同温层自我取暖的游戏罢了。
作为一种语言建构,我们应该把身份当作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如果你生活在一座城市,比起“我们是最伟大的城市”,你其实更需要“我们城市就要完蛋了”,因为号称最伟大的城市,恐怕意味着模式和治理的简单延续,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需要马上解决。而快要完蛋的城市,才令人关注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这样的语言建构无法避免,但如果一再关注“我们遭遇”的不公,在网络上将其变成一个共同防御的联盟,在这样一个极端公正敏感的环境,不过是互相挑动大家公正的紧张,让所有群体一再向内收缩,固步自封。
这样的现象不管在国家间、性别间、分工间都是如此,所有人在这样的游戏中,都感觉自己及其群体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对待。这明显是个不断向下的循环,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游戏反过来。
尾声.
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你认可今天文章的出发点,即“公正问题”的过度敏感已经成为今天互联网上的一大“顽疾”,这个正义的追求和发心,总是导致不义的结果。这里的理解当然绝不会是,造成困境的原因是他们的公正诉求都是错的,我的公正诉求是对的。
通过分析最近这些骇人的网络言论,我们在探索一些可以缓解这种“公正焦虑”的路径,这当然只是一些尝试,解决“公正焦虑”没有本质问题,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法,只能针对不同的问题展开分析,调动耐心。
发现有的问题有赖于“消极自由”观念随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文化普及,有的关乎于对于社会分工的更完整认识和对社会差异的习惯,这也和更多样的“幸福实现”高度相关,只有一条路径社会当然是个高度公正敏感的社会。
我们还发现针对无法克服的“身份政治”问题,化“身份尊严捍卫同盟”为“身份批判促使问题解决的同盟”,也许是一种适用于互联网言论时代的身份文化。
通过发掘“公正问题”的“非公正面相”,从中筛出更具有价值的关注点,也许才是“公正是个顺位很低的价值”这个应然命题的真正实现了。这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更需要个体抉择,从克服自己对“公正”的过分关注和“公正补偿”的争夺开始。
*本文原名《我们已经到了连其他人旅游都无法接受的地步了吗》,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配图:《我是布莱克》《寂静人生》《远方》,编辑: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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