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必须铭记的一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平民在广播里第一次听到天皇的“鹤音”，就是宣布日本战败投降的《终战诏书》。

所谓“鹤音”是皇家在正式场合的专用语调，起调高尾音低，结果当时的日本民众第一时间大多没有听懂。最后，NHK的播音员总结性地说了一句：“日本军队将解除武装，不日回国”，人们才反应过来，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一个疯狂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在日本举国陷入低沉情绪的前几天，重庆已经开始了狂欢。

8月10日傍晚，从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就传来消息，称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民政府还在核实消息的同时，各新闻媒体已经纷纷开始放风，市民们根本按捺不住狂喜和激动，奔走相告，大哭大笑。鞭炮店的存货一抢而空，大小餐馆里宾朋满座，枇杷山、鹅岭、江北、南岸的防空探照灯齐放，将市区照耀得如同白昼。数十万人涌上街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完全堵塞了交通。车上的人干脆跳下来，与行人拥抱着，喊叫着，汇聚成欢乐的海洋。

中国人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 重庆庆祝抗战胜利

#01

国力、军力

和人力

抗日影视剧里有一个经典哏，指挥员站在队伍前宣布：“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

如此准确的时间把握，暴露了他的穿越身份。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不是抗战打多久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一旦开战，中国到底能撑多久？

193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以美元换算，大致为19.5亿美元，而日本为65亿美元，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而且开战以后，日本工业生产火力全开继续增长，中方则因东南沿海富庶地区的沦陷而更加萎缩。

此时中国还是完全的农业国，日本已是排名世界前列的工业强国。

打仗打的是国力，衡量国力的重要指标是基础能源。1937年日本煤炭产量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差1.4倍。日本石油产量169万吨，中国1.3万吨，差130倍。日本钢铁产量5070万吨，中国是4万吨，差1268倍。

这就好比拿一把散牌，对家却是四个二大小王同花顺，完全没法打。

● 接受军国主义军事训练的东京少女

再来看看军队。如下图所示，主战武器的自主生产方面，中国无法与日本抗衡，除了枪械弹药外，重武器基本上都要靠卖资源换进口。海军、空军和对方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陆军似乎还有一战的可能。

但战争并不是下军棋，我一个军可以吃你一个师，一个旅和对方一个旅可以并掉。在抗日正面战场的诸多战例中，经常发生中国军队十几个军拦不住日军一个军，日军一个师（团）轻易突破十几个师的防守，这是怎么回事？

日军以师团为基本独立作战单位，从编制上来说比中国一个师大些，比一个军小，但性质上完全不同。日军师团是多兵种合成的现代化武装集团，除了步、炮、工、辎（重）等基本组成外，还配有直属指挥的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可以独立执行战役级别的作战任务，中方的一个师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38年调整军制，以军为基本战略单位使用。

● 日军沿铁路线进军

简而言之，日军打的是准现代化的战争，而中国军队就没经历过这事。

民国前半期军阀混战时的战略战术，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水准都达不到。俄军在一战前期击垮奥匈帝国军队主力，靠的是步炮协同，而俄国人的教训是1905年在日俄战争留下的。

到了二战时期，战场已经立体化，淞沪会战时期，日军每次战前使用飞机和侦察气球，将国军战地布防看个底儿掉，然后一轮轰炸加火炮，就削去了一大半。

1933年长城抗战时有个古北口之战，打得非常惨烈。前方官兵回来后，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汪精卫去慰问时，有将领诉苦道，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因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

据陈公博回忆，这件事情对汪精卫的刺激很大，“抗战必败”的认识开始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八路军在抗战初期的条件更加艰苦，子弹非常有限，平均每支步枪配发的子弹还不到5枚。为了节约子弹，八路军曾经倡议把敌人放近了拼刺刀，近身肉搏。

无独有偶，在上海和南京战场，国民党军也在战斗经验总结中提出要多打近距离冲锋，以白刃战杀伤日军。1937年12月12日，日军进逼雨花台、中华门一线，雨花台是个较平的小高地，遭到日军飞机和重炮反复轰击后几乎没有东西可当掩体，第88师262旅旅长朱赤将守军编成敢死队，直接冲入日军阵中绞缠在一起，好让对方炮火失去作用。

● 八路军在战壕里抵御日军的进犯

忻口战役后，卫立煌所率第14集团军在战报中总结经验，认为日军敌前作业迅速、谍报周密、火力优越、装备完善、爱惜武器、节约弹药、瞄准精确，缺点是怯于白刃战且不耐吃苦、缺乏持久作战能力。这似乎与人们心目中凶狠愚蠢的日军形象不符，却显然更接近一支现代化军队的基本特点。

所以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经常要付出五倍甚至十倍于对方的伤亡。

● 因营养不良而身形孱弱的国军士兵

我们再说说人。

其实就拼刺刀而言，中国军队也普遍不是日军的对手，只不过这是尽量缩小战力的无奈之举。日军在战争初期体检较严格，除身高指标较低外，身体素质要强于中国军队，入伍后通常还要进行6个月的系统军事训练。而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还不健全，征兵几乎等同于拉壮丁，兵员身体条件极差，且绝大多数是文盲。

不要以为那时候打仗会开枪就行，有没有文化不重要。最简单基本的一个战术口令，“前进20米”，文盲士兵是听不懂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米”这个概念。教会这些最简单基本的东西也需要时间，而军情如火，许多时候都是赶鸭子上架，这样的新兵上战场和自杀有多大区别？

● 淞沪会战中，日军进入被炸成废墟的阵地

关于军官的素质，中日双方亦有巨大差距。

1938年一次国防会议上，蒋介石作《抗战检讨和必胜要诀》的发言，坦陈“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

日军军官选拨机制完善，还是士官候补生时要在联队训练6个月，再进士官学校学22个月，到部队见习4个月后才能任命少尉。而中方的军事将领多未经过现代军事教育，只有保定、黄埔出身的勉强可用。淞沪一战，国民党军中配备德械武器的精锐部队消耗了五分之三，基层指挥官伤亡达万人之多，战前十年间所训练军官，开战三个月就丧失了10%。

你说中国能打赢日本，到底凭什么？这时候根本看不出来。

#02

抵抗

还是“和平”？

面对这样的状况，国民政府高层对国家命运和抗战前景便产生了分歧。一派坚持理应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一派则认为既然打不过，就要避免无谓的牺牲，只能暂时应承对方的要求以维持“和平”，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

周佛海、陶希圣、陈立夫、陈布雷、熊式辉等国民党大员，与胡适、张君劢等社会名流组成的“低调俱乐部”，便是主和派的代表。这些中国最为聪明的精英人物，都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 南京沦陷前，陶德曼代表德方试图进行最后的调停

后来登上密苏里号参加受降仪式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里写道，什么人要坚决抗战？一个是中共，一个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再后来是冯玉祥。徐永昌认为，这些人是想借着抗战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在国民党中央层，多数人都觉得，谈和可能会亡掉一部分，一直打下去，中国可能要亡国。

另一位军政大员何应钦则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公开表示：“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他们说的有道理吗？有一点道理。把我们穿越到那个时间节点上，没有后续剧透，很可能也会作出类似的判断。

但问题是日本人并不打算给你“和平”。

“二二六事件”后，军部成为主导日本战略最大的政治势力，整个日本都充斥着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气息，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难以抑制。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日本政府高层也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积极行动的少壮派军官，一派是秉承“不扩大”原则的策略家，以石原莞尔为主要代表。很显然，前者以多数占了上风。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在《现代的异化——日本陆军史》中认为，日本没有明确的战争领导人，无论昭和天皇还是东条英机都缺乏有力的领导力，因此便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战争指导。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军人的独断专行和“下克上”使得整个国家被绑在战争机器上越走越偏，直至最后毁灭。

● 日军进犯卢沟桥

吃下了满洲，就想吃平津；吃下了平津，就想要整个华北；有了华北东南，干脆把整个国民政府都灭掉，让中国成为日本征服世界的主基地。

这种永无止境的疯狂和野心，绝不是让渡一些利益就可以消灾避祸的。精英云集的主和派或许对中日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有着深刻的了解，但却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弱势一方，根本没有资格谈什么“和平”。

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只有抵抗才有上谈判桌的资格。这时候什么高谈阔论都没用，只有那些不会算大帐、不计较得失的普通民众，“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才能撑起国家的脊梁。

1937年10月，山西战事正急，负责晋东娘子关防御的黄绍竑多次求援，等来了出川抗日的川军，他一见到这支部队就大失所望。这队伍穿着褴褛，脚蹬草鞋，歪七扭八扛的枪，不是老套筒就是汉阳造，再加上长途跋涉后神情萎靡，活脱脱就是一副叫花子样。

“就你们这样也能打仗？”

一个川军战士笑呵呵地回嘴道：“有啥不能打？等日本鬼子近了，拿大刀砍他脑壳！”

● 出川抗战誓师大会

出川抗战誓师大会上，后来的民盟领导人张澜先生宣读《欢送川康出征军同胞书》，先提了一个问题：他们打仗不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一次独要这样热烈的欢送呢？他接下去说：

因为这一次的打仗，是完全正当的，是为着保卫我们老百姓的命，是为着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为着争取四万万同胞的生存。

川军将领唐式遵，讲到激动处，一把推开话筒，口占一首七律，声如洪钟，响彻全场：

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终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有青山。

日本有武士道精神，中国也不乏杀身成仁的气魄。安县农民王者成，给出征的儿子王建堂送了面“死”字旗，题头写道：“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这面旗的作用，叫做“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 建川博物馆场景复原图

没有王建堂这样的青年自愿上前线，没有王者成这样的父老乡亲作后盾，别说坚持八年，日本人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还真不是妄语。淞沪会战时，七十万中国军队陆续开往前线，由于当时的交通还不足以撑持如此规模的兵力调动，可能一个师堵在铁路上，就先派一个团换卡车，走到没公路了又让一个营带驮马先走，部队都是散装扔进战场的，半天甚至几个小时，就打没了。

所谓“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不要以为“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是什么修辞，那就是历史。

淞沪抗战中罗店等地打到激烈时，战士们来不及修复战壕，就将死去战友的身体垒在阵地前，流着泪继续射击。日军子弹打过来，钻进已经沉默的肉体里，噗噗有声，仍有鲜血溅出。

在巨大的差距和伤亡面前，豪言壮语也是不管用的，只有硬撑。

#03

山河带砺中的

转机

武汉和广州的失守，让抗战形势变得更坏，“主和派”加紧了与日寇合流的谋划，民众对于抗战的信心被进一步削弱。然而毛泽东却认为，此时正向着一个新的阶段发展，有利于中国不利于日本，这个阶段就是抗战相持的阶段。

毛泽东的根据，是日军战线已经过长，兵力和财力已不允许其发起大规模的攻势。事实也是如此，占领武汉后，日军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对国府高层展开分化和政治诱降，并最终扶植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权；并集中力量于巩固占领区，企图清肃敌后战场的抗日武装力量。

●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相谈甚欢

在正面战场上，日军主要根据重庆的态度来用兵，但再没有取得决定意义的进展，这一点也和中国的军事地理环境有莫大关系。

中国地形地貌的基本特点是西高东低，日寇从东北、华北平原南侵，几乎是一马平川之势，但淞沪会战爆发后，自北向南的战略方向性便被打乱，逐渐转为自东向西，节节仰攻。长三角虽是也平原，但浙江南部便进入浙闽丘陵，部队行动不便，顺着国民政府西迁，日军的主攻方向自然也就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进入湘鄂地区，水网密布，山岭众多，日军组织大兵力进攻就非常吃力了。

● 长沙会战后挂满缴获、喜笑颜开的中国士兵

例如抗战三大捷之一的万家岭战役，打残日军第106师团，就很占了地形的便宜。在武汉会战中，冈村宁次命令第106师团进行穿插，伺机攻击江西德安。第106师团在庐山西南部的山地中行军，为了速度要求便将辎重和重火炮都留下，单兵带6天口粮，成驮马单纵队缓慢前进，甚至还迷了路。

中方的第1兵团指挥薛岳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调集部队占领万家岭地区四面高地，将日军包围绞杀，最后压缩在雷鸣鼓十几平方公里的战场里。在援军的帮助下，第106师团长仅带着数百人仓惶逃出，幸存者无不失魂落魄。运输兵那须良辅后来将这段战事写成了《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

雷鸣鼓是周围环山的狭小盆地，我们向这峡谷进军。后来才知道，周围的山中有数万敌军在等着我们……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十月的月亮，我放声大哭。

秦岭、太行、大别山、雪峰山、洞庭湖、鄱阳湖……好山好水好风光，也成了打击日军的好战场。当日军企图打破战略相持局面，进一步威胁重庆时，打了三次长沙会战，却无法再前进一步。整个荆楚地区就像一个大口袋，长沙就在袋中，看似探囊取物，伸进去就要被打手。

而作为抗战时期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思路更侧重于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1939年9月，蒋介石得知德国闪击波兰后不胜欣喜，他在日记中写道：

“国人以为中日战争之时期，不能接续持久至欧战之时，今则已如所期，可说抗战最大之基本策略已经达成矣。”

但是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初步接轨，并不能改变中国孤军奋战的命运。而德国在欧洲战场的势如破竹，更让整个世界的前景蒙上了沉重的阴影。香港沦陷后，中国只剩一条滇缅公路与世界联通，就像一条纤细的血管，输送着抗战必需的物资器材。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确立了“南下”方略后，抗战的生命线就面临着被掐断的危险。

欲先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1941年12月8日，贪得无厌的日军为了攫取东南亚，不惜先手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国民政府亦步亦趋正式向德、日宣战。翌年元旦，中国与美、英、苏等26国发表联合国宣言，同盟国对阵轴心国的世界大势形成。孱弱的中国因此一跃列入大国行列，蒋介石也被推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终于看到了曙光。

转机虽然出现，实际的困难却并未减少。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暂时取得优势后，很快就开始入侵东南亚、染指缅甸。作为反法西斯战线的一员，中国决定出兵缅甸，和盟军合力抵御日军，同时也是保卫自己的交通线，这就是第一次入缅作战。

中国远征军在同古、仁安羌等地表现英勇，但因指挥混乱、兵力分散和友军的拙劣表现，最终不得不饮恨撤军。十万将士在撤军过程中饱受热带丛林瘴疠之苦，损失极其惨重。

#04

国家

与民族

抗战的百般苦痛，以绝望为最。

抗战影视作品《我的团长我的团》有一个角色叫孟烦了，投笔从戎后一直打仗，打的都是败仗，每次都是看着兄弟战友们去送死，那还有什么理由坚持打下去呢？

因为抗战时期也是中国人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最重要的形成期，经此劫难，中国才完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中国历史悠久，但“中国”这个名称却很年轻，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才正式出现。辛亥以后，唐宋元明清俱往矣，“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被广泛使用。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华民族为主语的新的社会思潮。

辛亥时期的革命口号，有一句“驱逐鞑虏”，简而言之就是“排满”，因为当时最大的矛盾是广大人民和满清政府的矛盾。等到推翻清朝后，各地发生“排满”事件，满族的普通老百姓都受到伤害，当时的思想家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便有所反思：如何处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概念？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尔后又不断补充阐释：

“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即是说没有比较，没有他者，没有对立面，你是无从找到自己的。

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有一句类似的名言：“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跟很强的东西、可怕的东西、水准很高的东西碰撞，然后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才是我。”

中国就是通过与日本进行决死的碰撞，碰掉了历史的锈蚀，撞去了现实的浮尘，露出了国家的面目和民族的棱角。

还有什么比在同一个战壕里面对侵略者更能体会民族意识的呢？看看对面凶暴的敌军，再看看身边同生共死的战友，‘彼，日本人；我，中国人’的体会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种意识的深植下，才会有湖北兵在上海英勇赴义，四川兵在山西慷慨献身，才能将操着各地土话俗俚的战士们编在一支部队里，远赴印度受训，在缅甸战场杀敌。

● 抗日根据地的劳动妇女

抗战时国共两党向民众发表讲话和文章，都以“抗战救国”和“民族自强”来作慰励的主题。1942年1月21日，星期三，天气阴。困守倾城上海的市民颜滨在日记里写道：

据梅姐说，尚有张爱弟及洪祖良的妹妹等三个少女，不顾一切向慈溪投军而得到宝贵的奖语，她们那爱国的热忱就可显示我们大中华民族的伟大，而更可证明我们的民族是永远不会灭亡的。

云南腾冲县，位于西南边陲中缅边界，于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后沦陷。这种地方，在中国古代称为蛮夷之地，居民对国家政权向来态度淡漠，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可就是这种地方，在沦陷后立刻有张问德等爱国人士站出来，带领军民一直反抗到远征军反攻。日军派驻在腾冲的行政官田岛寿祀给张问德写了封信，假惺惺地表示为了民生，希望他放弃抵抗。

年过六旬的张问德写了一封《答田岛书》，历数日军暴行，坦荡回应：“余为中国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对于阁下所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

什么时候能考虑？等到战事结束的时候，你们都滚回日本了，战争责任都清算了，我会考虑祈求冥福，求死去的人们会宽恕你们的罪行。

《答田岛书》被公开发布后，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多少人看到这掷地有声的话语，重新燃起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一年后，经过极残酷的攻城战，腾冲成为全中国第一个武装光复的县级城市。当人们纷纷赞美张问德在抗战期间的事迹时，说他是英雄、是先驱、是领袖，他总是淡淡地回答，我只是中华民族的读书人。

云南人张国龙记得，松山战役结束后，战场转向了龙陵方向，远征军第71军后方部队帮助镇安街开办了民众小学，有文化的军人当老师，他又回到课堂读书了。镇安街大坝附近有远征军修建的机场，飞机起降时巨大的引擎轰鸣声经常盖住讲课的声音。领读课文的老师手捧着油印的课本，努力提高嗓门喊出课文：

“第一课：人，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

#05

反攻

和胜利

曾经留学于美国哈佛的日本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对日美开战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日本的资源将被这场战争消耗殆尽，战舰和武器无法得到补充。尽管如此，他还是亲自策划指挥了对珍珠港的行动，奏响了日本兵败的序曲。战争机器的疯狂运转，终会毁灭所有被牵连的人。

日本在太平洋初期获得了大约半年的战略优势，便逐渐在中途岛等战役上遭受沉重打击，1943年初在瓜岛失败后彻底失去扩张能力，开始不断缩小海上控制范围，一直缩到本土外围防御圈崩溃，东京挨炸。

● 在瓜岛附近海域被空袭的日本海军舰队

一个简单的加减法就能看出日本终将失败的命运。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全国货运总吨位在650万吨左右，据其战争企画院计算，维持国内日常生活需要300万吨的运力，陆军需要150万吨，海军需要200万吨，刚好分配完。当时日本的造船能力是一年45万吨，也就是说，和美国开战，每年损失不能超过这个45万吨才能维持下去。

结果开战第一个月就损失了5万吨，1942年损失88.5万吨，1943年损失167万吨，1944年损失达到369.5万吨。到了最后一年，美军飞行员都找不到什么目标去炸了。

另外一边，1943年7月至8月，苏军在库尔斯克与德军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会战，双方共投入近300万名士兵和6000辆坦克，参战飞机超过2000架。此役过后德军元气大伤，从此失去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

东西战场的两大轴心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法西斯力量的盛极而衰，这时候便可相信，抗战的胜利一定会到来。

但是相信胜利，不等于可以倚靠盟友，坐等胜利。重庆的国民党高层精英在这几年相对稳定的战事麻痹下，开始歌舞升平，消极应对，甚至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发战争横财。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日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等着美军一直打到日本本土就行了。

在这种心态下，汤恩伯的黄河防线形同虚设，薛岳的“天炉战法”也不再有效，桂系则是拼命保存实力无心防务。结果豫湘桂作战一爆发，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仓促应战，除了方先觉守衡阳外都是一溃千里，日军顺利地完成“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目的。

位列四强，被强弩之末的日本打成这样，不仅让国民惶惑万分，在国际上也是大丢其脸。战后许多日本人只承认输给美国，不愿承认被中国打败，不是没有原因的。抗战名将张发奎在晚年回忆录中总结道：

在战略上我们是成功的，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敌军。但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

张将军对自己的战功作实事求是的反省，但其视角并不全面。

我们现在回顾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至少有两方面的反攻不能不提：一是中国远征军（包括驻印军）配合盟军在中缅印战场发动反攻，击溃日军第18、56两个师团，打通了滇缅公路；二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广大敌后战场上反动多频次、高密度、小规模的反攻，将日军活动范围压缩在城市和交通线节点上。

● 在印度兰姆伽受训的驻印军

1943年10月，驻印军在史迪威的带领下从印度列多出发，进入胡康河谷，陆续攻克孟拱、密支那、八莫等地。这是一支以美械装备、受美式训练的现代化军队，在对阵日军时展现了强大的火力优势和军事素质，证明了史迪威的观点：西方的战争技巧没有一种神秘到不能教会中国人，只要给他们合适的武器、充足的给养和专业的训练，他们可以成为了不起的战士。

1944年5月，滇西远征军渡过怒江，配合驻印军进行反攻作战，将盘踞在滇西的日军驱出国门，1945年1月与驻印军胜利会师。此次作战中，许多部队是第一次尝到战胜日军的滋味，但仍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高黎贡山南北麓，在怒江西岸，在松山、龙陵、腾冲，牺牲了无数远征军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