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本土发展制造业的土壤已经不存在，法案促使芯片制造业回归的意图很难实现。
中国的芯片产业只有立足于全球化才有出路。
最近美国国会了《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这是中美经济科技竞争中的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法案提出联邦政府在2022-2026年之间，共提供527亿美元行业补贴，其中390亿美元用于资助企业建设、扩大或更新在美国的晶圆厂，110亿美元用于资助半导体的研究和开发，另外，半导体行业方面的投资享受25%的税收抵免。这些都展示了美国上层应对中国崛起，在经济和科技上的总体战略思路。
芯片法案推出以后，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尤甚。不过由于该法案篇幅过长（1054页），没有中文译本，信息片面碎片化，加上芯片行业专业性很强，导致很多评论都有不小误差。到底如何认识这个法案的产生的后续影响，以及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我们要立足芯片法案制订的动机和历程，美国芯片行业的现状，以及全球芯片产业的发展规律，本着事实和科学态度综合评判。
一、芯片法案的防御性大于进攻性。现在多数评论都是过于关注里面的几个中国相关条款，以至于给人产生这个法案是冲着中国来的，是一个专门来遏制中国的法案的错觉。当然这个法案有对中国制裁性的条款，但如果通读法案全文，可以看出其主要内容是谈如何解决美国国内芯片安全问题，其次才是遏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
在当今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加剧，以及供应链不时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不仅中国面临芯片安全问题，欧洲、美国也面临芯片安全问题。现在全球芯片的生产七成以上集中于东亚地区，尤其是台湾一岛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产能，尤其是在10nm以下高级芯片，更是占据了全球92%以上的产能。全球产业安全有个定律，那就是如果某个区域产能占据了全球的一半以上，一旦这个区域发生意外事件，就会彻底扰乱影响全球的供应。
从今年俄乌战争也可以看出地缘冲突对市场的严重干扰，比如，俄罗斯镍的产量虽然只占据全球的11%，，但是战争爆发后两周，伦敦金属交易所镍价格就从3万美元每吨，上升到10万美元每吨；俄罗斯石油产量占全球八分之一左右，但是也对全球油价产生了巨大冲击，创历史新高。台湾及台海局势各方的芯片产量比重，远远高于俄罗斯镍、石油产量的全球比重，一旦爆发军事冲突，对市场的冲击更是无法想象。
美国尽管是全世界芯片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三分之二以上的高端芯片由美国公司设计，但是美国芯片产业是“两头在外”，国内只有设计，生产和市场都在东亚。1990年的美国芯片产量占全球37%，今天只剩下12%。东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芯片也会被“卡脖子”，这对美国经济是个不可想象的冲击，其危害性要远大于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断供。因此，美国必须从国家安全考虑，回迁部分芯片制造业，补齐产业链，这芯片法案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欧洲情形也类似，今天其产能全球占比仅剩9%，出于同样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于今年2月8日推出了《欧洲芯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拟动员约480亿美元的投资资助芯片制造和研究。通过这些也看出，中美竞争中，美国（及西方）其实也有很多软肋，中国对美国的重要举措，首先要看清它的战略意图，没必要被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所迷惑。
二、芯片制造业回归违背产业规律，芯片法案的执行效果未必乐观。芯片法案的路径是通过国家补贴，来吸引本国企业、外国企业来美国设厂，壮大美国的芯片产业，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发展崛起中招商引资策略的升级版，但是即便是美国政府有意“招商引资”也未必产生他们所想要达到的效果。
从根本上讲，美国的芯片制造业回归计划，是违背市场规律的“逆流”。全球芯片产业供应链的重心是日韩(少量在欧洲)，生产基地在台湾，主要消费市场在中国大陆，以后东南亚和印度的需求量也会逐渐加大。所以，在生产基地设在东亚是最符合市场规律的选择，而企图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阻止美国企业到东亚设厂，同时威逼利诱日韩台企业到美国开工设厂，这样既缺乏上游供应链保障，又远离主要消费市场，效果必定打折扣。
具体来说，首先，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去工业化”，发展制造业的基础土壤早就不存在。即便是政府用资助方式把工厂建起来，也很难招聘到工人和工程师，美国芯片行业从业人员仅28万，而台湾一岛就有22万，中国大陆有60多万，日韩两国有40多万，中国大陆的劳动力资源就更丰富，美国的地价、工薪也远远没有中国大陆或台湾具有吸引力，在美国生产芯片的总成本，至少比中国大陆高50%以上。
在现代经济史上，尚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做到在产业流出后，又让它大规模地重新回流。比如，20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都流向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制造业远远落后于德国，英国政府采取了很多阻挠措施，仍然无法阻挡这个趋势，这个趋势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也没有逆转；很多香港官员和学者，也觉得回归前香港将制造业完全转移到大陆是个错误，光发展金融、贸易、旅游，很难产生普惠效果，后来提出来香港要做科研+先进制造中心的想法，但是十几年来一点进展都没有。
因为由制造中心升级为研发中心，这是经济发展进步的表现，当整个社会经济系统都已经升级二三十年了，如果想让它降级回来，去适应产业链更低端行业，基本不可能。就像北京好不容易把首钢迁走，如果某一天为了增加GDP再把它请回来，也是很难再开起来。
其次，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估算，如果美国重构芯片供应链，至少需要4500亿美元，单靠政府500亿美元的投资显然无法解决问题，而剩余的4000亿美元，市场是不愿意买单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收益法则，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做这种投资，风险大而成本高，他们干嘛不去东亚（或者东南亚、印度）投资呢？所以，即便有两党的共识以及白宫坚定的意志，芯片法案很可能会像特朗普的制造业回归计划一样雷声大而雨点小，最终结果与战略目标相距甚远。
正像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去年以来反复强调的那样：解决芯片问题最重要靠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如果要在美国重建芯片供应链，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浪费、昂贵、徒劳无功之举”，就算投入数千亿美元，仍会发现芯片供应链是不完备的。
总体而言，芯片法案虽然体现了美国政府对芯片行业的高度重视，但其战略能力和战略目标并不完全匹配，其内外目标能实现多少，都需要打折扣。所以，我们应该对芯片法案做出冷静的分析，既不能盲目轻视，也要避免过度焦虑、愤怒，处处被对手的动作牵着走，产生种种的不理智对策（这恰好也是美国一些政策所期待的桌面之下的目标）。
三、附加条款及芯片四方联盟（Chip4）更值得警惕。综上分析，美国通过增加芯片制造业补助，来完善供应链，这方面对中国产生的冲击不会太大。但是，芯片法案关于接受资助的附加条款，比如SEC103C和103D所提出来的，接受补助的企业不得在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国家新建或扩大某些半导体的生产能力（主要是28nm以下），其期限为10年，违反禁令或未能修正违规状况的公司，需要全额退还联邦补助款，这些规定对中国芯片业发展却有很强杀伤力，其具体表现在：
1.     这就意味着，英特尔、台积电、三星、SK海力士这几家企业，一旦在美国开设工厂，那么就不得在中国新建28nm以下（主要是14nm、7nm、5nm）芯片的制造工厂，其他项目也会增加很多变数。由于这几家企业产能占据全球总产能的80%以上，限制他们在华投产，意味着在技术和制造上，有将中国边缘化的风险。
2.     从全球需求看，28nm以下的芯片的市场份额虽然目前只占30%左右（未来十年可能上升到50%以上），但是却是整个芯片行业利润率最高的部分，台积电的50%以上利润是7nm和5nm两种芯片创造的，而28nm以上芯片对利润贡献很薄弱。如果这部分受到封锁，那么中国只能发展芯片产业低附加值部分，在国际上没法发挥竞争力，也不能满足国内需求。
3.     这部分高端芯片应用场景是手机、新能源汽车、PC等行业，如果美国未来在芯片出口上设置更多红灯，那么这些行业将更加面临“缺芯”的困境，也就限制了这些行业发展成长的机会，并且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
并且，芯片法案的附加条款只是美国在供应链上孤立中国的一小部分，其更大的棋局则是组建由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组成的“芯片四方联盟”（英文简称Chip4）。联盟四方几乎组成一个完美的供应链闭环，它们在芯片产业链多数环节都占据垄断地位，比如IDM领域全球份额占比是91%，设计领域超过90%，代工领域接近90%，光刻机领域38%，晶圆硅片领域79%，光刻胶领域近90%以上。一旦这个联盟形成，那么美国在芯片行业上，几乎无往而不胜，想制裁谁就制裁谁，其危害性比贸易战和目前的局部技术制裁大百倍、千倍以上。
Chip4也反映了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思路，那就是：在目前的全球化组织外，另起炉灶，拉拢关键性伙伴，来打造孤立中国的新体系。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以及经济的崛起源于美国较为主动地邀请中国加入它所主导的经济科技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美都获得很大收益，尤其是对中国而言，获取了较为快捷地赶超路径。然而，现在美国却时时刻刻想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经济科技体系中来踢出去，来斩断中国继续发展进步的路径。
美国接下来可能还会有Anto4、PC4、AI4，在诸个关键领域把中国剔除出去。对后发国家来讲，最可怕的不是暂时的落后，而是被孤立——孤立意味这个国家不能通过与世界的交流，获取发展进步的资源和动力，改变落后也就变得没有可能，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等国都是前车之鉴。
四、美国孤立中国战略的脆弱性。美国的芯片冷战咄咄逼人，摆出一副世界老大带领一帮兄弟，群殴世界老二的架势，看似这是个没有悬念的斗争，美国必赢，但是实际未必如此。
其一，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美国，其战略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它所要围堵的中国又是个庞然大物，它的战略计划很可能就像冰箱装大象一样，是个非常难做到的工程，美国对伊朗、朝鲜这种国家的制裁法案，都不可能被落实，伊朗仍然能够从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那里获得未必国家最低需要的资源，朝鲜也依然能够研发出核武器，更何况对中国这种具有巨大国际资源获取能力的中国了？
其二，美国的芯片联盟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而非以同盟利益为核心，美国是变相逼迫台湾、韩国和日本相关企业放弃自己的巨大的在华市场利益（比如中国市场占韩国芯片出口的60%）去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损人利已，所以，这个联盟天然就有漏洞，日韩台企业并不会死心塌地跟着美国走，它不像北约或者当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那样，是一个互惠互利的统一体，注定了很难有前景，最近韩国外长访华，提前向中国表明对Chip4的立场，以期得到谅解，足以证明这个联盟的裂缝。
最关键的是，这个联盟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根本的平等、开放原则，大搞产业壁垒，增加整个全球经济运行的成本，可以一时得逞，但是长期看必然为国际所厌恶。美国冷战后期无往不胜是它扛起了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大旗，占据了规则和道义的高地，如今它却要放弃这些原则，它过去所反对的分裂、斗争、孤身自保的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地位，这种逆潮流而上的做法也很难有持续的“历史动力”。
五、中国芯片行业只有立足全球化才能突围。综上分析，美国虽然意图打造芯片封锁的天罗地网，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芯片发展就此窒息，中国的芯片产业仍有赶上世界先进的可能性，中国仍然有不小的国际空间可以转圜。
比如，中国对日韩、台湾及欧洲企业采取联合的态势，建立芯片行业更互利互惠的市场规则，尽量瓦解美国的芯片联盟计划。中国应该看到，无论是在芯片问题上，还是其他经济竞争问题上，日本、韩国和美国都不是铁板一块，尽量应把双方区别对待，降低对他们批评的调子，避免过度刺激他们，把他们完全推向美国一方。日韩迫于安全的担心，以及市场太依赖中国必然会对中国有所妥协。基于东亚地区的巨大经济共同利益以及文明纽带，如果中国能够构建一个能够更保障他们安全和利益的经济政治秩序，东亚经济圈的其他成员逐渐接受中国领导也不是不可能。
再比如，依托自己的市场优势，充实芯片产业供应链体系。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2021年消费额超过1900亿美元，占全球消费额的将近四成，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及智能制造的兴起，中国的全球消费比重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到2030年可达近五成，相比之下，美国占全球消费份额可能下降到20%以下。美国作为全球芯片研究中心，有它布局产业链的优势，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也有布局产业链的优势。鉴于中国在市场上的巨大话语权，通过吸纳芯片供应链上的外企来华投资，完善供应链布局仍不是没有可能。
对于如何发展芯片行业，很多人拿出过去发展“两弹一星”的思维，认为咱们关起门来汇聚一批科学家，投入充足的财力物力，一定能搞起来一套完整的供应链，从此不再担心受人“卡脖子”。这是一种前现代的工业民族主义思维，对于国防科技或一些供应链简单的行业适用，但是对于芯片这种供应链特别复杂的行业不适用。
芯片供应链涉及到数千种软件、材料、设备上的难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自起炉灶，打造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产业链，美国人做不到、欧洲人也做不到，以我国目前的基础更难做到。所以，要迅速做大做强中国的芯片产业，一定要摒弃另起炉灶的思维，还是基于国际合作，发挥放眼全球的智慧，在开放中不断学习创新。中国发展芯片产业的最现实路径，不是去打造一个万事不求人的完整产业链，而是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获取一些关键环节的领先技术，以之作为与美日韩芯片诸列强技术交换筹码，就可以解决目前被动的局面。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备与庞统的一段对话，刘备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这道出了，在汉末力量重组的时代，刘备作为极其弱势一方，不断在与曹操竞争中壮大的策略。
在今天的中美竞争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中国也应该采取与美国差异化的策略，美国越是谋求颠覆全球经济的价值规则，中国越应该扛起继续维持全球化和开放贸易、自由市场的旗帜，这样才能争取东亚及欧洲发达世界维护全球统一市场的力量，孤立美国。如果中国也沿着美国的自我保守的路子走下去，逐步内缩化，那么中国将无法抗衡美国，因为中国的力量比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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