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稿件：
文 | 杨长风（中国工程院院士）
数十载筚路蓝缕，今天，北斗导航、嫦娥探月、载人巡天……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突破已经让中国航天站上了新的高度。
新的高度带来新的眼界、新的格局，也必将会有新的战略思考、新的发展理念，这也意味着中国航天必然面临理论和实践都要实现新的创造性的转变。
如何转变？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我想从一件小事说起，谈一点自己的思考。
大家都知道，曾经，当我们开车从隧道穿过时，导航软件往往会发出“GPS信号弱”的提示，但实际意思应该是“卫星导航信号弱”，只不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官方在早期的表述中，习惯了使用美国GPS替代所有卫星导航系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7年才开始有所改变，我国主流媒体在表述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时，已由原来的“GPS”改为现在的“GNSS”，而从2020年6月开始，高德、百度等手机导航软件也悄然将“GPS信号弱”的语音提示改为“卫星导航信号弱”，到了2021年初，美国苹果手机高调宣称已兼容中国北斗卫星信号。卫星导航称谓的变迁，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令人深思。
自强与自信：全球视野下宣传话语体系的转变
GPS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卫星导航的代名词，即使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大众生活的现在，GPS还在许多场景下被有意无意地惯性使用着。个中原因，除了GPS“先入为主”优势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宣传话语体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北斗与GPS在知名度和影响力上的差距与其传播策略和传播效力有着直接的关系，GPS在传播上的核心诉求聚焦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形象塑造和品牌的国际化模式推广；而北斗，乃至中国航天的各个重大专项工程，长期以来，宣传话语体系主要是围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和文化传媒或以技术突破、科技创新等核心要素来展开，重点强调在经济基础和技术实力有限的前提下，面对技术封锁，中国航天破壁突围、加速超车的奋斗精神和艰辛历程。
毫无疑问，自强，是中国航天历史积淀下的厚重底色。但随着近年来航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还坚持采用此种宣传话语体系，未免有些局限。
当前，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大国有大国的担当，大国有大国的责任，中国各项事业的宣传话语体系都应该与国家的世界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正如现在北斗正逐步转变其核心表达，从原有的中国北斗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大成就代表”等，逐步转变为：“是我国为全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自主创新发展”到“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宣传话语体系转变的根本动因正是中国向世界展现中国航天致力于和平利用太空、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的自信和胸怀。
北斗导航如此，嫦娥探月、载人巡天也应如此。当前，中国航天正在经历从“终日乾乾”的自强自立向“或跃在渊”的自信从容的跨越，向全世界传达一个有责任、有担当，保持开放、合作、共享的胸怀，自强、自信、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的中国航天新形象。这也是由中国在全球所处的地位、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水平带来的宣传逻辑演变。
基于这样的逻辑演变，中国航天面向世界舆论的宣传话语体系应该趋向多层次、体系化转变：自强是底色，自信为内核，开放、合作、共享为核心传播要素，中国航天事业的跨越发展不止于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而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着增进人类福祉的目标而努力，传递的是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战略资源与战略负担：商业航天战略意义的思考
从GPS的“先入为主”优势中，还可以看到更深一层涵义，那就是卫星应用发展带来的优势对于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GPS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卫星应用最为成功的典型案例之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互促进、带动的效益显著，这对于北斗的产业化发展、对于中国航天应用产业发展、甚至于中国的商业航天发展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GPS作为美国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卫星发射、全球建站等一系列建设都需要巨大的国家投入，美国积极推进GPS的产业应用和市场化发展，成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社会乃至国际政治效益。
同样，北斗也是国家投入资金建设的重大时空基础设施，如果不能有效地推动产业化应用，形成正向的投入回报，这一战略资源就极有可能转化为国家的战略负担。究其本身，无论是投入机制还是应用模式，航天工程不能只是取之于国家、应用于行业，有效推动商业化发展、促进商业航天的繁荣，实现国家行为和商业行为两条腿走路，才是中国航天的未来。
从目前来看，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迈出了领先的步伐，产业化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比如北斗产业发展方面，从2012年提供服务以来，10年来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年均增长20%以上，《2022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 2021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经接近4700亿元。这只是国内的产业数据，如果放眼全球，市场就更大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商业化发展的战略意义和必要性就是要将中国航天的能力通过商业化、市场化来发展，发挥社会资本的灵敏效能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使之转化为服务于社会民生、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巨大动能。既然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这就不能只依靠国家投入、国家管理，或局限于央企、国企，一定是具有商业能力的社会资本、民营力量的参与。不止在建设阶段，商业航天与国家航天的商业化发展在各个环节都展开良性、公平竞争，共同构建完善、合理、高效的产业生态，这才是商业航天之伟力所在。
中国现在的商业航天发展还比较有限，社会资本能力还无法支撑重大的航天基础设施，可以说，处于航天商业化的探索阶段，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商业化的优势和成效。在这方面，通信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国家定标准、建网络、修铁塔，而将应用和服务交由社会资本进行商业化运作，这才造就了今天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领先世界的互联网产业生态。高铁亦是如此，线路基础设施只能由国家建，但建成后的配套服务和推广，就需要商业的力量。可以说，国家航天将基础和能力搭建好之后，如何使其转变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就是航天商业化发展应该肩负的责任。反之，如果没有商业化发展及时将其进行转化和应用，产生超过其投入和运行成本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就可能会成为战略负担。
当前，从资本市场的趋势来看，倾向于投入到实业中，其中高铁、新能源、航天是三个备受关注的领域，民营资本都跃跃欲试。谁能在这三个领域率先做成规范，成为引领，其未来发展将不可限量。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航天的商业化发展，还是中国的商业航天都正在迎来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
国家与大众：中国航天新时代商业模式的基石与格局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社会商业资本融入中国航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商业，是市场，还是利润？应该说这些只是基于字面的含义，是手段而非目的，更难言本质。因此，如果只是孤立地思考航天和商业，那是片面的、浅层的，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机械认识论。要准确深刻把握它的本质，必然将其置于历史、现实、未来这一广阔的时空坐标系中，置于中国实践与世界潮流的激荡与碰撞中，更重要的是，是将其置于国家与人民这一对根本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
无疑，中国航天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不仅面临全球范围内商业航天的崛起，不同体制和国情的国家，特别是大国间日渐激烈的太空博弈与竞争，而且最关键的，是准确认识和深刻把握国家与人民这一对关系赋予中国航天新时代的新要求。比如提到的北斗产业，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系统开通服务，进入全球服务“新时代”。开通以来，北斗三号在全球范围的应用更加广泛，国内外更多社会资本融入进来，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北斗规模应用进入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在这个“新时代”和“关键阶段”，商业化发展已经成为北斗系统建设发展的重要一极，国家行为和商业化发展共同构建北斗在新时期的发展模式。这也反映一个问题，在中国，这种商业模式也必然建立在航天大系统的基础上。
如果打一个比喻，商业化发展就是一场人民战争，其核心在于人民的广泛、直接的参与。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贯彻到航天发展中，那就是：国家建，大众用。国家航天自然有人民的参与，但基本体现为有限的、间接的参与。而商业航天则通过商业行为、市场行为使人民直接、广泛地参与到航天活动中，并成为航天大系统的根本支撑。北斗系统自2012年提供服务以来，主管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开展了应用示范，这是国家航天行为；而现在更多的社会企业资本和民营企业加入到北斗的应用产业化发展上来，基于北斗的各类企业研发的各类终端产品以及北斗独有的特色服务广泛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正是商业化的重要举措和成果。
由此可见：在以商业化、市场化为支撑的航天大系统中，让人民大众充分应用航天建设成果，以商业行为和市场行为广泛、直接参与到中国航天的发展中，形成“国家建、大众用”完美融合，成为以北斗导航为代表的中国航天在新时代最合适的商业模式。
这一诠释也赋予了举国体制以更新的涵义。在传统举国体制下，核心是举全国之力为之建；而新型举国体制，核心则应是集全国之力为之用。建是手段，用是目的，这应是中国航天新时代应有的格局，更是中国航天为人民的根本体现。
有论者曾言，没有太空能力的国家是难言未来的。尽管有所偏颇，但并非全无道理。我想，太空能力不应仅仅只是以国家航天为主导的建设能力，更应当包含以人民为主体的航天应用、航天服务、航天消费等商业能力，唯有如此，一个国家的太空能力才是完整、可持续发展和造福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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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特邀专题：国家战略性力量——商业航天定位的再思考
第一篇：开启现代战争新形态——商业航天深度介入
第二篇：作为国家战略性力量的商业航天的地位和价值
第三篇：推动中国商业航天战略性力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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