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赵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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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叫“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1986年,新疆达坂城的风,却刮来了一笔巨款——丹麦政府决定捐赠320万美元,协助当地搞风力发电。
中国第一个大型风电站——达坂城风电站就这么来了。30多年过去,换了人间!
促成达坂城风电站的王文启,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王文启本是新疆水利厅的水电专家,却偏偏对风电兴趣盎然,经常逢人便讲:“新疆呼呼的大风,不搞风电可惜了!”
搞风电,要有设备。当时的中国,既没有现成设备,也没有研发储备,怎么办呢?王文启的办法是,从国外找。
1987年,王文启到北京参加新能源展览会,遇到了世界风电巨头——丹麦维斯塔斯的中国区销售经理,然后有了文章开头的故事。
1989年,达坂城风电场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2050kw,是当时的亚洲之最。新疆水利厅还因此创办新疆风能公司,王文启成了负责人。
用大风刮钱的故事,也从此在中国开启。
▲达坂城风电场
随后十年,中国利用外国政府捐赠或贷款,以及中央专项扶持资金,在山东荣成、福建平潭、内蒙锡林郭勒等地,又建了一批示范风场。
外国的捐赠,用意当然是借机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在完成对市场的初步培育后,维斯塔斯等一批外资风机企业,很快集体涌入中国,此后几年,它们几乎垄断了国内的风电市场。
被人家用技术换市场,这自然不是政府和行业乐于看到的。要改变,最好的办法就是国产化。
好在王文启早就为此留了一手,买设备时,他就考虑国产化的问题——哪家风机企业能给出最多的图纸和技术支持,就买谁的产品。
在达坂城风电场二期建设前,王文启一行到丹麦考察,计划购买8台机组。选择塔筒供应商时,王文启在两家外企间来回拉锯——必须附带技术转让,否则一切免谈。
此后,中国很快就实现了塔筒的国产化。不久,国家计委下发文件,要求风电开发企业不再从国外进口塔筒。
但王文启没想到的是,自己能搞定外国公司,却摆不平内部的阻力。
当王文启提出要扩大规模时,主管领导却退缩了。
退缩情绪不难理解——风电事业看起来热火朝天,其实是个赔本买卖。当时电价只有5分钱/度,公司年收入才20多万,连发工资都困难。
更要命的是,一旦设备遇到故障,只能找国外工程师,其单次服务费相当于100多名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如果再扩大规模,这个费用肯定水涨船高。
胳膊拧不过大腿,王文启被调到新疆电力局。而他留下的“烂摊子”,由水利厅同事于午铭接盘。
为了改变现状,于午铭只好搞起副业:先是用大吊车去外面“接活”,后来又集资办了个加油站,日子虽然过得下去,但风机维修依然是个问题。而后来发生的一场事故,却加速了风机的国产化进程。
1992年的一天,于午铭突然感到地面一阵颤动,他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地震,而是大风直接把风机叶片吹飞了。
为了减少损失,场里的一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爬上23米高的工作台,用千斤顶顶住叶片,才保住了剩下的机组。
这起事故,让于午铭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修不起,就自己造吧!
风电场二期扩建时,于午铭“故技重施”:引进的8台风机来自3个厂家,且技术上各有特色,为的就是能更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靠着“边买、边学、边干”,风能公司终于造出了自己的风机,几年时间里,风机规格一路升级,从几十千瓦到上百千瓦。
1998年6月16日,达坂城风电场迎来了一个庞然大物:一台高50米、重近70吨、叶轮直径超40米的风电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这台风能公司自主研发的600kW风电机组,创造了当时的国产风机之最。
2001年,新疆风能完成增资改制,成为今天“呼风换电”的风电巨头——金风科技。第二年,金风科技卖出了167台风机,在外资垄断的风电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
2002年,正当于午铭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纸退休令却让他黯然离场。而他的继任者,就是那个“舍命保机组”的年轻人——武钢。
武钢
80年代,在新疆水电学校教书的武钢,毅然辞职,来到达坂城风电场,一干就是30多年。
凭借过硬的业务和吃苦精神,武钢在风电场愈发受到重用。现在,他是金风科技董事长。
王文启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后来,他又干了一件足以改变中国风电历史进程的大事。
被调到新疆电力局后,他又一路找到上海玻璃钢研究所、南澳振能、龙源电力、华能重工、南高齿等多家企业,商讨联合制造风机的事情,但都没有结成正果。
直到他遇到时任大连重工起重设计院院长韩俊良,事情才有了转机。
▲韩俊良
在大连重工的生产车间转了一圈后,王文启对韩俊良说:“这事你们能干”。
韩俊良问:“需要多少钱?”
在得到2000到3000万的答案后,韩俊良当场拍板:“干!”
有新疆风电的前车之鉴,韩俊良知道,在体制内干这种高投入、高风险的项目,会受到许多束缚。想做大,必须从“外面”找人。
他等来了两个关键性人物。
其中一个是曾经国内最大证券公司——申银证券的创始人阚治东。另一个,是原上交所总经理,号称“中国股市第一人”的尉文渊。
按照阚治东的规划,他们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股东除了大连重工,还包括4家私募基金,管理层由韩俊良组建。而这个新公司,正是华锐风电。
新公司的入局恰逢其时,他们很快就等到了中国风电的第一波井喷,背后的推动力,则来自政府的一系列关键政策。
第一个,是风电特许权政策。
由于风电上网电价始终居高不下,电网公司没有利润空间,只能长期依靠政府补贴。在这种模式下,风电根本无法大规模发展。
为倒逼开发商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国家在2003年推出风电特许权政策。即政府通过竞价招标,把项目的开发权和经营权许给报价最低的企业,将风电行业由“计划经济”推向“市场经济”。
2003年首次招标,广东惠来县和江苏如东县的2个特许项目,最终中标价格分别为0.44元/度和0.5元/度,比原来下降了30%~40%,已经非常接近当时的煤电上网价格,风电的高价历史瞬间被终结。
第二个政策,是有关国产化的政策。
当时,国内风电市场几乎被外企三巨头“维斯塔斯、通用电气、西门子歌美飒”瓜分。其中,仅维斯塔斯就独占4成份额。
为摆脱外企牵制,2005年发改委发布了一项政策:规定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否则不允许建设风电场。
此后短短几年间,国内就涌现出70多家风机制造商。如今国内最大的几个风电企业,大部分也出自那个时期。
2006年,明阳电器创始人张传卫从公司“净身出户”,创办了明阳风电;2007年,远在伦敦的张雷辞去银行的高薪职务,回国成立远景能源。
但在那一波热潮中,最传奇的创业故事,还是由华锐所书写。
韩俊良虽然有着书生外表,性格却十分果敢,“速度就是一切,规模即是正义”是他的“座右铭”。
他的成名战,是成功推出了国内首款1.5MW大型风电机组。
21世纪初,由于国外厂商的技术封锁,国内没有大型风机可用。维斯塔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是欧洲已经淘汰的产品。但在风电行业,风机只有大型化,才能降低发电成本。
因此,国家开始鼓励大型风机的生产。
当时,金风科技选择了相对稳妥的1.2MW路线,但作为行业新兵的华锐,则直接豪赌高风险的1.5MW。
2006年,华锐1.5MW风电机组正式下线,华锐从此走上“开挂”之路,将所有对手甩在身后。
而另一桩体现华锐风格的事件,是拿下国内首个海上风电项目试点。
2007年,上海市政府想做一个海上风电试点。最早,他们找到了金风科技。但对于当时的金风来说,这个项目的难度太大了。综合考虑后,武钢婉拒了这个项目,随后被华锐接下。
为了迅速解决技术难题,华锐花重金请来奥地利风机设计公司Windtec,联合攻克了海上风机的生产。
搞定设备后,下一步就是安装了,而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因为安装点距离港口较远,负责安装的工程师们在海上一待就是数日,30多人挤在风机旁一个8平米的集装箱里,还时不时会遇上大风大浪。
但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华锐又做成了。2010年6月,34台风电机组在东海大桥海域并网发电,创造了中国风电的历史。
除了实干,华锐的“软实力”也相当了得。
国企出身的韩俊良,十分谙熟官场规则。据传,为与某政府高官套近乎,韩俊良买下其乘坐航班的所有头等舱席位,率部下围坐在领导身旁;另有传言称,他把五大电力集团高管的亲属,安排到华锐,以高薪养闲人。
事实证明,他这些“努力”没有白费。
后来国家的各个大项目,华锐都独占鳌头。而韩俊良本人,也成功进入风电标准建设领导小组,成为其中一员。
在处理上下游关系方面,华锐则更是手腕灵活。对上游供应商,项目款能拖就拖;对下游客户,则给出VIP价格。
凭借敢打敢拼的劲头和“灵活”的办事风格,华锐从公司成立,到成为行业老大,只用了2年。在资本大佬们的运作下,5年就正式登陆上交所,以90元的发行价打破A股纪录,上市当天市值近千亿。
华锐代表的,其实也是那段时间,疯狂的风电市场的缩影。
2005年到2010年,中国风电装机量连续6年翻倍,风电设备的国产化率也提高到了90%。资本层面,2009年至今,先后已有超30家中国风电企业成功上市。
而国产风机企业的崛起,伴随着的,必然是外资企业的衰落。
2012年前后,外资风机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已跌至10%左右。曾经的行业龙头维斯塔斯,2011年的装机量排名也滑落到了第8。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行业过热后,问题必然会集中爆发。
风电场大多集中在“三北”(西北、华北、东北),但这些地区用电量较少,消化不了巨大的风电产能。2012年时,弃风率已经达到17%,相当于每发6度风电,就有1度变成空气了。
此外,风电企业为了抢工期,安全问题也频频出现。
2011年,甘肃、河北等地的数百台风电机组,接连倒塌。其中有一起华锐风机的吊装事故,造成了5死1伤,一名区委副书记命殒当场。
同时,在国产化政策的保护下,老生常谈的质量问题,也在那个时期集中出现。
某风电开发商人士曾对记者表示:“国产风机用了2个月就小毛病不断,一年后甚至有几台风机彻底坏掉了,但大家的质量都不怎么样,只能在矮子里面挑大个。”
一系列问题,引起了政府的警醒。2011年,国家能源局印发了《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对风电场的建设规划、前期工作、项目核准、竣工验收、运行监督等环节提出了更高的审批标准。
2012年,国家能源局又明确指出,风电利用小时数偏低的地区,不得进一步扩大建设规模。
这些政策一出,立即给风电行业踩下了急刹车。
2010~2015年,国内风电装机量增幅分别为-5%、-28%、23%、44%、35%。如此“理性”的增速,显然满足不了那么多新进来的企业。一轮大洗牌之后,行业里超7成企业火速出局。
而“财大气粗”的华锐虽然还活着,但也已遍体鳞伤。
连年的价格战,让华锐的财务状况岌岌可危。自2011年上市后的5年内,华锐的净利润分别为5亿元、-5.8亿元、-37.6亿元、0.81亿元、-44.5亿元。
另外,不断出现的安全事故和产品质量问题,也让其失去了口碑。那段时间,下游客户纷纷转向质量更可靠的金风、明阳等企业。
手里没钱的华锐,对供应商也是说翻脸就翻脸。
美国超导是华锐最早的一批供应商,但在2011年,华锐因为财务堪忧,耍赖拒收了美国超导的部分订单,被后者告上法庭,还将华锐剽窃技术的陈年旧账翻了出来。
这件事彻底击碎了华锐在海外的信誉,导致多个海外客户陆续终止合作。
面对困境,韩俊良没有对内整改,而是动起了偏门心思。
2013年3月,华锐爆出“惊雷”:其所披露的2011年财报中,营收虚增了24.3亿元,净利润虚增了2.78亿元。这时,人们才知道,华锐这座大厦,早已没了根基,任谁来也救不活了。
行业中也并不缺少清醒的人,武钢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前预判到泡沫将破,带领金风提前转型。
2007年,几乎所有的风电厂商都在疯狂扩产、倾销产品,金风则推出了“一站式”服务。
该服务包括前期的风场选址、测风咨询,中期的工程总包,后期的风场运维在内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这些服务极大地拓宽了金风的客户渠道,2015年时,这些业务为金风贡献了近10%的营收。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20%左右。
金风的另一个转型策略,是提前布局海外市场。
2008年,金风与古巴ENERGOIMPORT公司签订了6台750kW机组订单,开启了海外战略。后来,它在巴基斯坦投放的一批风电机组,在40℃以上的环境中,常年保持着稳定的发电性能,让金风在海外一战成名。
如今,金风的产品已遍布六大洲超20个国家,成为国内风机企业出海的第一大户。
2008年,金风被华锐超越的时候,武钢反而松了一口气:“不是第一了,是好事。”因为金风终于甩掉了“偶像包袱”,可以更加专注于技术研发了。
在金风希望攻破的技术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直驱永磁技术。
当时,风电行业普遍采用齿轮箱技术路线,直驱永磁虽然能使故障率降低20%,但由于研发投入高,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做。
金风从2004年开始对这项技术进行探索,终于在2011年推出了直驱永磁1.5MW/2.5MW风机。该系列产品上市后,迅速获得市场认可。当年,金风重夺冠军宝座。
在华锐忙着与供应商关系打官司的时候,金风则提出“善待供应商”理念,按照合同100%提货,且100%付款。而供应商也用更高质量的产品去回馈金风,从而形成了“质量好→卖得好→善待供应商→质量更好”的正向循环。
在行业集体受挫的2011~2015年,金风没有一年是亏损的,年度净利润分别是6.1亿、1.5亿、4.3亿、18.3亿、28.5亿。
如今,金风已经连续11年蝉联国内装机量第一,稳居龙头地位。而在这一年的榜单前十名中,已经没有外企的身影。表现最好的维斯塔斯,仅以1.2%的市占率,排名第12。风电行业的外企时代,已彻底终结。
▲来源: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委员会
如今,我国陆上风电的潜能几乎已经开发殆尽。但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潜力仍超过3500GW。若能全部开采,我国的年发电量将翻一倍还多。
所以,中国风电“出海”势在必行。
但在2010年华锐的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都没有企业敢涉足这一未知领域。
直到2014年,发改委首次明确了海上风电0.85元/度的补贴上网电价(比当时的煤电价格高一倍),才调动起了企业做海上风电的积极性。
▲来源:CWEA,BNEF,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经过多年追赶,我国海上风电装机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从企业层面看,过去几年发展最快的,是来自广东的明阳智能。
2017~2021年,明阳智能在海上风电市场的份额分别是3%、6%、24%、25%、26%。
明阳的特点,是非常善于利用区位优势。其针对中国沿海地区的特殊环境,于2007年成功运行全球首台“抗台风风电机组”;2019年2月,其自主研制的7.25MW抗台风风电机组,刷新了亚洲海上风机最大单机容量纪录。
此外,明阳还前瞻性地布局了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2021年,明阳推出的全球首台“抗台风型漂浮式海上风机”成功并网发电。
未来,风电站将逐步走向远海。相比需要把塔桩扎到海底的固定式风机,漂浮式风机显然更适合深海区域。
不同水深下海上风电基础形式
来源:龙源设计公司
海上风电的另一大方向,是低频输电。而这项技术,我国同样跑在了世界最前列。
当前海上风电有2种输送方式,分别是工频交流输电和直流输电。但无论哪一种,都有其硬伤。要么无法应用到远海,要么不够经济。而柔性低频输电,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022年6月,全球首台低频风电机组,在浙江大陈岛并网发电。而这个项目的供应商,正是当年不敢承接海上项目的金风科技。
2021年,中国海上风电装机量,已占风电市场总体的10%左右。在“海陆并进”战略下,中国已连续12年蝉联全球风电第一大国;企业层面,2021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前十名中,超过一半是中国企业,分别是金风、远景、运达、明阳、上海电气、东方电气。
2021年,国内五大风电企业的营收总和,已经达到2351亿元,大风刮来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亿级市场。
从一片空白到世界领先,中国风电跌宕起伏的30年,其实代表了中国大部分制造业的发展模式。
无论是汽车、船舶等重工业,还是电子、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都走过了“引进国外技术—模仿学习—自主创新”这条必经之路。
而在风电行业中,这条路的意义更重大。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由“国产化”和“政策”两大法宝带来的度电成本降低。
设备的国产化,能将风电项目成本降低至少40%,这也是王文启、于午铭等老一辈中国风电人执着于国产化的重要原因。
今天的中国,既有平价陆上风电大基地(储备超过100GW),也有东南沿海全面布局的海上风电。
未来的5-10年,将是中国风力发电领域的关键转折。
2021年,中国的发电量为8.1万亿度。其中,火力发电总量为5.8万亿度,约为我国全社会发电量的71%,而风电占比仅为火电的十分之一。
在当前国际能源危机鞭策,及我国双碳目标引领下,风电势必将承接更多使命。
这意味着,十年后我国风力发电量规模将是现在的3倍,再加上全球市场的开拓,中国风电的史诗,可以说才好戏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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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陈斯文  责编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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