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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四年（1097年），年过花甲的苏轼再度遭贬，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
这里是历代士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官员若被贬谪至此，不仅意味着仕途终结，更可能小命不保。可苏轼对此却坦然接受，欣然赴任。
作为一位大文豪兼美食家，苏轼对蛮荒之地的饮食改造工作，自然不遑多让。
彼时，中原饮茶、斗茶之风盛行，就连普通老百姓每天起居也知道要准备“柴米油盐酱醋茶”。
闲着没事的苏轼，决定好好给当地百姓普及一下风靡宋朝的饮茶之法。
为此，他专门写了《汲江煎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苏轼以为，煎茶须先煎水，而煮饮茶之水则首选煎活水。“活水”，即来自大江大河的流动的水。因为它们水质中所蕴含的矿物质，远比井水、泉水中的要低。用这种水煮出的茶，并不会轻易破坏茶汤本身的平衡，使饮者能渐入佳境，不为世间杂务纷扰。
“水乃茶之母，器是茶之父”，单靠一瓢好水，还不足以诠释古人饮茶之真谛。所以，诸如苏轼等人饮茶时，茶器的选择，也是重中之重。
关于茶器的起源，历史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中国人日常饮茶的习惯，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宋，却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喝茶的必备器皿，茶器的传播与发展必然也与人们的饮茶习惯息息相关。
中国人对茶叶最早的记忆，莫过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
事实上，中国人饮茶、种茶的历史可能与神农关系不大。因为，目前存活于世的最古老茶树，出自中国云南，树龄约在3200年上下，时间远晚于神农氏尝百草。
故而，有理由相信，伴随中国人工产茶的兴起，茶具也由此诞生了。
在典籍中，最早关于茶具的记载，则来自汉代王褒的《僮约》：“筑肉臛芋，脍鱼炰鳖，烹荼尽具。”
尽管那时的人们已对茶品和茶具有了新的认识，但喜爱喝茶的他们，却依旧沿用神农时代的传统，喝茶治病。因此，早期茶具一般与食器、酒器并用。
直到魏晋时代的到来，清谈之风的盛行，茶具才有了“出头”之日。
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文人雅士相对更容易陷入政治风波，突遭不测。
为了逃避现实，大量魏晋名士走上了韬光养晦之路。人生空虚，大把的时间不知如何挥霍，酗酒放纵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成了魏晋名士日常生活最推崇的消遣方式。由此，也诞生出了一个新名词：魏晋风度。
在名士何晏的引领下，擅于清谈的他们，迷上了一种名为五石散的至寒药物。史载，“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清朗。”
中医向来讲究寒热相济，阴阳可调和也。如此，服用五石散，如果是出于保健作用，魏晋名士则必须喝更多的酒，才能固本培元。
在五石散与酒精的相互作用下，名士刘怜自称“天生酒徒”，常乘鹿车，携一酒壶，使人插锄头而随之；阮籍则“嗜酒能啸”，得意忘形，世人皆谓其痴；就连一向清高自傲的嵇康，酒劲上来后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倾”。
▲唐·孙位《高逸图卷》。图源：网络
正所谓“头孢就酒，说走就走”，长期酗酒和服药并行，往往会会出现严重的生理反应，眩晕、皮肤溃烂，乃至癫狂丧失理智也是常有的事。万一制作丹药时，配比不对，再过量饮酒，提早“羽化而登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此，如果有一种饮品既能解毒，又可满足魏晋名士附庸风雅的意图，还卖得比较便宜，那么它一定能在时代的召唤下大放异彩。
凑巧，“茶”符合以上所有要求。
秦汉以后，茶叶的种植重心开始往东、南转移，长江中游的丰沛的雨水及天气，给了茶叶离开原产地后最适宜生长的环境。因此，长江中游的产茶业一度兴盛。鉴于从前“茶”具有的药用功效，时人皆认为“茗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肯定有延年益寿的裨益。
这种思维，实际上无形中也促进了饮茶行为在社会上的流行，
所以，当茶成为酒之外的重要饮品，端上餐桌，自然不能用往日的态度相待。
当时流行的酒器为用青瓷制成的鸡首壶，因此， 鸡首壶也就变成了酒器与茶器混用的首选。
另外，使用青瓷器皿至少还有两大好处。其一，青瓷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素净、淡雅之名，衬以清新的茶韵，堪称天作之合。其二，瓷器的导热性能比金属器皿弱，当沸汤盛于相应的器皿中，使用者可以减少因操作不当而出现损伤。
不过，早期鸡首壶的鸡首流部仅为装饰，液体的流出通道有且仅有顶部的阔口。采用这样的设计全然因为古人认为鸡乃吉祥神圣的动物，有“文、武、仁、勇、信”等五德，将之用作日常器皿的装饰，可寓意对美好生活的极致向往。
▲晋·双系青瓷鸡首壶，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为了改变人们对茶“药用”的形象，茶人将新鲜的茶叶采摘后，加入米膏等粘稠之物，压制成饼。饮用时，再将茶饼焙干，研末，放入茶具中，注水加入葱姜等调味料，如现代汤品那般煮沸食用。
因此，那时的人们，喝茶需用阔口的器皿，方能开怀畅饮。
作为第一种搭配茗茶使用的专用茶具，它的选色和设计，必然也和“高雅”二字密不可分。
当时，受经济、工艺等方面影响，瓷器比金属器皿的受众要相对广泛。瓷器的产区与规模，自东汉末年后不断扩大，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均有窑址分布。
古人认为：“青，生也，象物生时色。”青色，乃大自然初现生机的颜色，如若将其运用在茶具中，恰能体现魏晋名士崇尚自然，超凡脱俗的思想。
另外，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青色为传统的五正色之一，五正色即青、赤、黄、白、黑，为了让人们更易记住这高贵的“青”，儒者还将其融入儒家的“五常”，成为“仁”的象征性颜色。
在这种情形下，第一个搭配盏托的青瓷茶碗终于面世。
由于茶碗被设计成“饼足状，深腹”，盏托多呈盘型，要么下凹，要么中间凸起一部分托圈，这样，茶碗才能稳稳当当地置于其上，避免茶汤外泄。
不过，受制于天下百姓对茶的局限了解，即使有魏晋名士代言，魏晋时代的茶具依然形制单一。就连晋惠帝喝茶时，侍从也仅仅是“持瓦盂承茶”，给人一种九五至尊抱着土碗用餐的感觉，茶具之美全然没有体现。
所幸，伴随隋、唐一统天下的到来，茶与茶具的发展迎来了二次升华。
隋大业六年（610年），一条贯通南北，连接中原的大运河正式落成。从此，江南、幽燕与中原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帝国水运经济体系，南、北、中三地的水路贸易渐成规模。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隋炀帝因过度耗费国力而遭后世诟病，但不得不说，大运河的全线贯通，给了茶叶贸易一个崭新的机会。
唐代，大量的南方商旅通过水运将茶叶贩卖至北方，刺激了人们对茶叶的需求。关陇、山东等地，逐渐形成了“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 不得一日无茶”的习惯。
然而隋唐初期，统治阶层均为汉胡共存的“关陇集团”。受从前的思想影响，他们一致认为南方名士“以茶代酒”的习俗，难登“大雅之堂”。
因为，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才符合北方英雄好汉自古以来的形象。
为此，唐朝早期君臣纷纷加入酿酒行业。
唐太宗迷恋葡萄酒，便在宫中种马乳葡萄，研习酿酒之法，最终酿制出“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盎”的葡萄酒。宰相魏征也不差，他酿出的酒“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不过，历史从来不允许“酒”独霸唐朝饮料界“扛把子”的地位。
经过多年的沉淀与改进，唐代佛教完成了本土化的改造。
经儒、道两家融合后形成的佛教认为，“茶”有三德，除能像酒一样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外，还可解腥膻，抑制七情六欲，十分适合广大信徒辅助修炼佛学奥义。
而“安史之乱”的到来，则直接将这种口头建议，变成了实际行动。
受战争肆虐，盛世大唐国力转衰，士庶纷纷南逃，造成了北方劳动力大幅度缺口。而盛世之下的大唐帝国，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政治体。在大唐建立的头一个世纪，因大力发展农耕，天下人口由原先的三百多万户，激增至八百万户，粮食的需求一再翻涨。
酿酒的原材料又是粮食，北方锐减劳动力，致使政府不得不效仿曹操，在天下颁布“禁酒令”，规定日后酒品只能在大型国宴上出现，民间不得私自饮用与酿造。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酒品的强制措施力度越大，市场的酒价飙升幅度就越高。杜甫曾有诗云：“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而茶叶相比于酒品，则多少有些大甩卖的意味。
据史料记载，唐代除在唐文宗时有过短暂的茶叶专卖外，大部分时间皆允许茶商与农户自由贸易、定价，政府只是定期征收茶税，充实国库，茶价基本常年维持在每斤五十文左右。
同样是“精神食粮”，茶与酒价格间的差幅，直接劝退了原先嗜酒的士大夫们。在人们需求的转变下，茶品异军突起，成了中晚唐后，饮料界的一枝新秀。
在这批潮流中，一向“貌丑口吃”的陆羽成了其中的佼佼者。
▲“茶圣”陆羽雕像。图源：图虫创意
陆羽的成长，源自他早年不幸的经历。他甫一出生，便被父母遗弃荒野，幸得大雁庇护，后被唐代高僧智积收养归寺。
智积和尚精于茶道，对于茶叶的种植、采摘、制茶乃至选水、择器等等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因此，陆羽受其熏陶，早早地就对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陆羽认为，唐朝以前盛行的“茶羹之饮”，实乃牛嚼牡丹，不知其味。
要真正喝出一碗好茶，除了采茶、制茶、选水需注意天时、地利、手法外，一般而言，煮茶还需要注重“三沸”。即第一次在釜中注入水，烧制如“鱼目”般冒泡时加盐，让其冷却。
待二沸时，从壶中舀出一瓢水备用，再将事先研磨好的茶末从沸水漩涡中边搅边投入；待其三沸，则以二沸时舀出的水加入其中，使之停止煮水过程，谓之“育其华”。完成以上步骤后，再分茶，趁热连饮。
相应的，完成以上步骤，还需配备风炉、灰承、火夹、锅、漉水囊等28种不同功用的茶具。
茶乃清新之物，所以全程无论是盛煮器皿还是备炭，一概不宜沾有荤腥异味。一碗好茶，应同时具备“珍鲜馥烈”四个字。
陆羽的饮茶观，颠覆了此前的“茗粥”大碗吃茶的传统。品茗步骤变得更加精细，成了一时潮流。
当然，想要喝出好茶，茶具的选用材质也很关键。
在尝试使用过多种不同材质的器皿后，陆羽得出结论，专事品茗，“瓷与石皆雅器也”。当时，天下陶瓷业兴盛。除南方越窑盛产青瓷外，起源于北齐时代的邢窑白瓷同样久负盛名。陆羽试用后，认为白瓷茶器“如雪”般的质感，可以为品茗之人提供赏茶、尝茶等多重观感体验。
于是，这一股新兴的煮茶风流，直接影响了南北瓷窑的陶瓷茶具生产，从而推动民间百姓饮茶习俗的形成。
不过，陆羽的饮茶观却也不是所有人眼中的“经典”。相较于煮茶法的繁复，大唐民间乃至宫廷都更热衷于被陆羽嫌弃的“痷茶法”。简单来说，就是将新鲜茶叶先碾碎，再煎煮，焙干，再度碾成粉末冲入热水饮用。
为了更好地突显出饮茶之人的高雅，有钱的大唐贵族，完全没把陆羽当回事。他们奢侈、会玩儿，越窑定制的秘色瓷、金、银、琉璃等，都是他们可以用之一品天下的精美茶具。
▲法门寺博物馆藏唐代鎏金银茶笼。图源：图虫创意
在唐朝贵族喝茶“凡尔赛”间，大唐荣耀就此凋零。
唐朝贵族喝茶与身份相配的思维，宋朝贵族却不敢苟同。
毕竟，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朝皇帝爱喝茶，已是心照不宣的历史事实。
为了让皇帝以及达官显贵们能喝到最正宗的宋茶，官府不惜成本，不计人力，在各地掀起一阵阵“贡茶”运动，只为博得圣心，升职加薪。
可大家都献茶，若无一个合理的评判，难保选出的当季新茶，不是全国最优。
于是，自上而下，宋朝的斗茶之风大盛。
斗茶成功的关键，还得看作茶人点茶之法是否得当。
所谓“点茶”，即先将饼茶碾碎，放入碗中备用。之后以釜烧水，在其微微沸腾时冲点入碗，随后用茶筅快速击打，使茶汤中的泡沫渐渐浮现，最后呈现出如今天奶茶奶盖般的“乳花”。而斗茶决胜的标准，则取决于斗茶双方的茶汤中泡沫出现的速度、颜色、纹理。
▲南宋《斗浆图》。图源：网络
作为史上最会喝茶的皇帝，宋徽宗将斗茶的评分标准直观概括为一句话：“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
总之，不白的茶，不是好茶。
由于宋代点茶需要在两个器皿中完成，因此唐及以前使用过的鸡首壶，已无法满足宋人精细化的操作。所以，针对点茶所需，宋代的工匠们在鸡首壶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一款流部细长且带弧度的“汤瓶”。
汤瓶流部的反弧，主要是让执瓶者可以利用高度差的原理，减少人体手臂上扬的幅度，更好地控制注水量，完成点茶注水全过程。
除了汤瓶外，宋人还将唐代陆羽流传下来的茶具进行升级改造，并形象地赋予了它们独特的官爵、名号，使之与汤瓶一起成为点茶“十二先生”，即：
专门用来储存茶饼的焙笼称为“韦鸿胪”，
用于捣茶的茶臼称为“木待制”，
碾茶的茶碾称为“金法曹”，
磨茶用的茶磨称为“石转运”，
用来入茶的是“胡员外”，
筛茶用的茶罗称为“罗枢密”，
清茶用的茶筅称为“宗从事，
盛茶用的盏托称为“漆雕密阁”,
茶盏称为“陶宝文”，
注汤用的汤瓶叫做“汤提点”，
调沸茶汤用的茶筅叫做“竺副帅”，
清洁茶具用的茶巾叫做“司职方”。
▲《茶具图赞》中的“十二先生”。图源：网络
宋人为茶具设计士大夫专称，皆因宋朝的文人比前朝更有地位。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演了出“黄袍加身 ”的戏码，随即登基称帝，史称宋太祖。
宋太祖的江山看似得来容易，实际上他承袭了许多自五代十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制度与规矩。在那段历史中，虽没有哪家政权能一家坐大，一统天下，但只要武将手下有几个大头兵，改朝换代几乎天天发生。
赵匡胤就是这样改弦更张的，他难保天下不会再出现个“赵匡胤第二”。于是，宋太祖找来智囊赵普，问他说：“我想要国家长治久安，怎么办？”
赵普也不含糊，告诉皇帝，晚唐以来的天下大乱皆因藩镇膨胀，君弱臣强，您要解决以上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削夺身边武将的兵权，遏制地方财政，重用文官，如此天下既定。
武将出身的赵匡胤“一点就通”，他情商很高。不久后，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大戏，在宋朝皇宫中演出。经赵匡胤一番提点后，众将领纷纷将兵权划归中央。
从“杯酒释兵权”始，宋朝走上了加强皇权、削弱地方的道路，并且重文轻武，优待文臣，以此确保政权的稳固。
据说，赵匡胤后来还订下了一条铁律：本朝不杀士大夫！
士大夫在宋朝的地位的陡然上升，也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实力附庸风雅，崇尚自然。
他们以为，喝茶乃人间雅事，理应遵循“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将趋于自然纯净的审美，带到了茶具制造与选材上，当属人间已达雅事。如此，大道至简，阴阳相合，茶器与茶的混元合一，将宋朝的茶文化推向一个历史巅峰。
照着这条公认的行规，宋代建窑打造出了一套纯黑釉面的茶具，谓之“建盏”。
建盏的黑与茶汤的白，一如平和自然的道家阴阳，恰合宋人倡导的清净、豁达思想。
建窑黑釉兔毫盏，其釉面绀黑如漆，泛着阵阵金属质感光芒，这种自然流露的典雅气息，与茶汤之韵相得益彰。兔毫盏底因高温烧制，还带有丝丝放射状条纹，纹理畅达，恬静淡雅。
▲宋代建盏。图源：图虫创意
经高手“点茶”，汤纹水脉间可清楚浮现花鸟鱼虫乃至各色山水，达到点茶的极高境界“水丹青”。
因此，在唐代茶具打下的“南青北白”的局面后，宋代的建窑黑釉后来居上，与前辈三分天下，开创了一个只属于宋茶极简自然美的时代。    
在宋茶的映衬下，宋朝人的幸福指数蹭蹭上涨。
在民间，富人们“衣不肯着布缕绸绢”，“食不肯蔬食、菜羹”，“肉必要珍馐嘉旨”。
普通百姓虽不如富人那般追求“尽善尽美”，却也可以享受夜市酒楼、勾栏瓦舍的恣意畅快。
即便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逢年过节也能满足“新洁衣服，把酒相酬”的小小愿望。
而物欲带动的内需消费，又间接促进了宋朝的对外贸易。
沿袭唐制，宋朝也极重视海外贸易。除沿用广州市舶司外，还先后在泉州、明州、秀州等地设立通商市舶司，吸引外商来华，积攒财富，以实国库。
但受重文轻武的影响，两宋逾三百年间却在屡遭辽、金、元等游牧势力打压，发展态势一再吃瘪。
公元1279年，在元朝蒙古大军的铁蹄肆虐下，宋朝灭亡。宋茶风流也随着王朝的消散，走入了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永恒记忆。之后，由蒙古贵族组建的大元帝国横扫欧亚大陆，雄霸天下。比起宋人的清饮点茶，他们更喜欢的是茶中加奶，再下点盐和酥油，这样既可以诠释蒙古人的草原属性，又可解腻去膻，一举两得。
当然，对蒙古人的饮食方式，赶跑他们的明太祖朱元璋并不感冒。
作为一位中原“农民天子”，朱元璋还是十分欣赏宋朝留下的诸多文化。可惜，唐宋以来“贡茶”“斗茶”引发的经济负担和对茶农的压迫，却不是百废待兴之际的初代大明王朝所能承受的。
▲明太祖半身像。图源：网络
于是，像宋朝皇帝当年颁诏监制团茶一样，明太祖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也下令“罢造龙团”，改以散叶茶进贡。如此，自唐宋以来人们遵循的“煎茶”“点茶”之法通通不再适用。相应的，因“煎茶”“点茶”需要发明的茶碾、罗合等，也成了“历史文物”。
没了繁复的品茗程序，用茶壶瀹煮，再分杯饮之，也就成了明代茶人最重要的品茗方式。
由于茗茶清饮的方式变得更加简洁，明朝人喝茶，比以往各个朝代都更注重茶体本质。
因此，明代的茶匠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到了茶叶贮存器皿的制作中。
与饼茶相比，明代的芽茶在制作工艺上属于杀青后的散茶，更容易受潮。合适的贮茶器皿，显然是明代茶业革新的“重头大戏”。
关于贮茶之法，明代戏曲家屠隆曾在《考槃余事》中详细记述了具体步骤：“先于清明时收买箬叶,拣其最青者,预焙极燥,以竹丝编之,每四片编为一块,听用”，再买宜兴出产的“大罂”，最好是那种能装下十斤茶的，洗干净烘干后备用。然后再将事先处理过的茶叶放入瓷罂中，盖上箬叶片，并以六七层烘干的宣纸封口即可。
有了这种茶具后，明朝人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独到的“品茗”智慧。
遵循宋朝士大夫流传下来的“天人合一”品茗思想，明朝士人也认为喝茶能令自己的心境变得豁达，返璞归真。
当然，要达到真正的茶道豁达，除了延续宋代茶艺提倡的“自然美”外，明代饱学之士以为，“环境美”也必不可少，也就是品茗人所处的环境要与品茗人的心态相辅相成。
这一点，明代宗室茶学家、宁王朱权认为最好的品茗方式是“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煽，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
▲明·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卷》局部。图源：网络
正所谓“器随人变”，明代人提倡的品茗与环境二元合一的思想，也深深刻入了其他茶具的设计理念中。
在正式品茗前，洗茶成了明代品茗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明人洗茶和如今类似，也是以热水沃茶，目的是为了洗去茶垢以及贮存茶茗时，因空间因素 沾染上的“寒气”。所以，明代专用洗茶工具“茶洗”，多以砂土烧制，分上下两层。上层置密漏，下层为实心圆盆。
洗茶时，通过热水的涤荡，茶叶的污垢会随水流经由上层的出水孔流到下层，达到茶叶与污垢分离的目的。同时，茶叶经过第一轮热水的冲泡洗礼后，全身舒展开来，更易于后续的冲泡入味。
也正是因为品茗方式的变更，除了加入贮茶罂外，明代茶器的革新，多数集中在茶盏和茶壶两种器具上。
比起风靡一时的建窑黑釉盏，明朝人更喜欢小且甜白的茶盏。这是因为冲泡方式改变后，明代的散茶冲泡呈现黄白色茶汤的缘故。
所以，自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很快成为大明天下的茶具“王者”，深受明朝各大阶层的追捧。
▲明代青花瓷茶碗。图源：图虫创意
永乐盛世后，明代的制瓷茶具又迎来了一次更大的革新。
据说，当年明成祖打下南京后，担心建文帝没死，曾派郑和多次率领船队出海，查访侄子下落，交游诸国。
结果，建文帝没找到，郑和下西洋却打开了东方文化与周边各国交流的“新世界大门”。
当时，除中国有先进的制瓷工业外，诸如中亚伊朗等国，也都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中，学会了在瓷器中添加珐琅质，使器皿变得更加璀璨夺目的“料彩”技术。通过海上贸易，这种技术为大明所掌握，并融入瓷质茶器加工中，使明代后期逐渐出现了“五彩瓷”“斗彩瓷”等画工精细，造型繁多的茶具。
不过，这些琳琅满目的茶具，却不是明代士大夫们的“心头好”。作为文人领袖之一，明朝士人文震亨指出，茶壶的材质，应“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在造型方面，“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及半升，足为适可”。
因此，除景德镇白瓷外，阳羡（今江苏宜兴）出产的紫砂壶也风靡一时。
但很少有人知道，盛产紫砂壶的宜兴，自古以来就是“贡茶”的生产基地。早在唐代，与陆羽齐名的卢仝就曾言“天子不饮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品茗论道的精神，为紫砂壶的问世，提前打上了茶道文化的基础。
在这些传世的珍宝中，供春紫砂壶无疑是明代紫砂壶界公认的“精品”。
相传，供春曾为唐伯虎友人、宜兴进士吴颐山家的书童。吴颐山入仕前，曾就读于宜兴金沙寺（今宜兴湖㳇镇银湖村）。利用主人“给使之暇”，供春在寺中与金沙僧研讨紫砂制壶之法，并加以改造，使原来更注重实用性的紫砂壶，更具艺术文化气息。
▲供春壶。图源：图虫创意
受同时代“心学”的影响，当时文人们对于一切奇形怪状之物皆有独特的审美。世人认为的“丑极”，有时候也可以是遵从自己内心的“美极”。因此，根据社会风尚，供春以金沙寺旁大银杏树的树瘿为器物形状，直接打造了一把紫砂壶。由于此壶烧制之后实用的气密性与艺术的古朴并存，故十分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
文人爱喝茶，谈笑间，紫砂壶便成了明代士人人手必备的绝佳玩物。
供春之后，明末的紫砂壶界又出现了“壶家妙手称三大”的盛况。所谓“三大”，即紫砂壶工艺大师时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三人。在《阳羡茗壶系》中，明末的紫砂壶评论家周高起称：“明代良陶让一时”！
他认为，与其他两人相比，时大彬所制紫砂壶，是明末紫砂壶工艺巅峰的最佳体现。
由此，伴随紫砂壶制艺的加速升级，至明末，“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
可惜，紫砂壶茶具的精益求精，与明末文人的思想碰撞，却无法挽救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
在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紫禁城之际，崇祯皇帝没有听从大臣南迁之计，誓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最终，怀着对先祖的无限愧疚，他吊死在煤山之上，成全了明朝君王最后的骨气。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政府长期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直接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萌芽。
于是，从前与商品经济发展的明代饮茶、制茶业，也随着时间的流逝，保持着原有不变的状态。
器物是一个时代的风貌。在这样的背景下，茶器自然无法“返俗为雅”。
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清朝统治者普遍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景仰和重视。因此，淡雅品茗，仍是清朝普世传承的一种饮茶方式。
品茗的成本不断下降，也最终促进了喝茶习惯走向世俗。茶馆、茶肆、茶档随处可见，只要你身上有几块铜板，吟诗作对、饮茶会友，亦或是高谈阔论，八卦周边，任君选择。
清代茶文化的民间传播，自然也引起了茶具业大型生产下，完成工艺调和的更新与改进。
针对全天下的热饮品茗习惯，在明代的基础上，清代率先推出了容量各大，保温性更强的茶壶桶。
茶壶桶内壁包以棉质或丝织质面料，桶壁上开有流口，可将装满热茶的茶壶放入桶内，将壶嘴对准茶壶桶的流口，盖上盖子，在一定时间被维持茶壶中热茶的温度。
如此，即便是寒冬腊月，暖暖的清茶，也足以慰藉清朝百姓一整个冬季。
如果说，茶壶桶的出现，只是清代茶器制业的小小变化，那么“三才杯”的风靡，显然已经改变了清代及以后人们喝茶的习惯和传统。
▲清乾隆款粉彩金地莲蝠盖碗，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图源：图虫创意
“三才杯”，也就是盖碗。从蜀地兴起之时，人们就赋予其“天地人”三者合一的自然哲理。而“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的三位一体，又给了闲暇的京城贵族、士人们附庸风雅的想象空间。
于是，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从前自蜀地独有的盖碗茶文化，瞬间风靡全国，变成京圈人士的标配。
正所谓“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简简单单的粗茶淡饭，足以描绘天子脚下的一番安静祥和。
不过，在追求扬名的君主们面前，康乾盛世，朗朗乾坤，若不能诏示海外，威震四方，岂非笑我华夏无人？
故而，在饮茶习俗风靡全国之际，借助海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营造盛世的清朝统治者，将茶叶和茶具运销海外。
▲清代粉彩纹章系列外销瓷。图源：图虫创意
据学者孙机考证，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远销欧洲的瓷器达3亿件。数据显示，仅在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中国有2500万至3000万件的瓷器订单。
海外贸易产生的暴利，既给中国的盛世带来更大的物质基础，也为欧洲的流行文化提供丰富的遐想空间。
17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最爱穿中国丝绸，用中国瓷器，使欧洲各国贵族不断效仿。路易十四的宫廷生活十分奢靡，他常在凡尔赛宫设宴酬宾，精美的中国瓷器给法国皇室撑足了面子。
而在同时期的英国，中国茶叶、茶器的远销，引发了欧洲下午茶文化的兴起，短短一百年间，在贵族们的带领下，英国茶叶进口量与过去同比暴涨2.5万倍，创历史新高。
如此，在大量茶多酚与咖啡碱的刺激下，英国上下为之一振。工人的生产和工作效率快速提高，致使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
随后，强大的国力促使英国不再满足于现状，一轮伴随着争夺茶叶、茶具等各项资源的海上争霸逐渐拉开帷幕。
然而，此时的大清，却还在盛世的催化下，酣睡梦中。
继明代紫砂壶技艺的突破，紫砂壶到了清代，成了皇帝与士大夫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据故宫博物院公布，宜兴紫砂壶在康、雍、乾三代均享有与御用官窑同等的地位。喜欢艺术的乾隆皇帝，更是品评把玩紫砂壶的皇室高手。而在民间，继时大彬之后，紫砂壶界又出现了“海外竞求鸣远蝶”的一代制壶大师陈鸣远。
或许是受早年供春制壶的启发，他每次创作作品时都特意加入了花果、竹节、树枝等元素，赋予紫砂壶、茶盏等一应茶具，一物一景、格物致知的意境与心境，使之与自然融为一体，有了“灵魂”。
▲清·陈鸣远制莲型银配壶，现藏于苏州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与明代紫砂壶纯素色不同，清代的紫砂壶开始有意识地题字，使紫砂壶更具文玩气息。而为鸣远壶题字的，却非陈鸣远本人。
通过宜兴同乡、“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的介绍，陈鸣远与当时江浙名士查慎行、汪文柏、王士祯等人均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陈鸣远整日与文人谈笑风生，除制壶技艺更加遵循自然，崇尚哲理外，通过圈层的熏陶，陈鸣远也找到了他制壶路上的灵魂伴侣——曹廉让。
在给好友题字造壶之前，曹廉让便以工于书法著称江南。清代画家禹之鼎在画完《王士祯放鹇图》时，便立即邀请其为此画题跋，可见此人在书法领域上的成就。
通过与陈鸣远的合作，曹廉让刻木三分的字迹成了辨认鸣远壶真假的唯一标准。二人的合作无间，也成就了一番紫砂壶造艺史上的传奇。
不过，在如何制出更富含艺术细胞的紫砂壶问题上，陈曼生却有着与陈鸣远不同的考量。
作为一位见证过清朝由盛转衰的书画家，陈曼生不是制壶匠人，他的作品通常需要制壶艺人杨彭年提前制坯。但小小的曼生壶，却隐含着大大的哲理，使把玩之人不至于堕入玩物丧志的怪圈，以致荒废终身。
在陈曼生的操刀设计下，每一只曼生壶均具有独特的空间张力，让品者能感受其中“书诗画”三位一体的风韵内涵。
▲曼生壶。图源：图虫创意
可惜，陈曼生的“好意”，终究还是被世人所辜负了。
在精神持续自我麻醉间，曾被中国茶叶勾走了灵魂的英国人卷土重来。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成就，他们贸然闯入了东方世界，发动了鸦片战争。
受战争引发的连锁影响，中国短暂沉沦了。茶器与茶道，恍惚一瞬间成了京圈纨绔子弟醉生梦死的“帮凶”。
然而，喝茶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在更多喜茶人士，如林则徐、严复、鲁迅、闻一多等带动下，中国人相继睁开了眼睛，挺直了脊梁，直面过去，心存善念。
今天，依靠千年茶文化的熏陶，中国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成就大国之典范。
这背后，除了古人凝聚了千年的智慧外，更少不了每一枚带有时间痕迹和温度的茶具。
因为茶与茶器的关系，正如灵与肉，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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