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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各地高考生正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在一些人庆祝的时候,注定也有一些人趴在被窝里哭。甘肃的一位考生早在两个月前就知道了自己的成绩——四科零分,大学无望。6月7日,在数学科目开考后,这位同学用偷偷带进考场的手机拍了题目发到QQ群里求助。不过直到考试结束他都没等到答案,反而是等来了警车。
今年高考期间,多个“高考作弊”相关的话题霸榜微博热搜,虽然事后证实有的是乌龙事件,但确实也有像甘肃考生真的实施了作弊。作弊大概是考试的伴生词汇,纵观高考历史,不乏在考场内外显露神通的大聪明,高考历史也伴随了一部作弊史。
2003年6月5日凌晨2点,趁着月黑风高,四川南充考生杨博借助竹梯翻进了县教育局的大楼。半个多月之前,他已经来这里踩过点,确认了专用保密室的位置。
作为县重点高中的考生,全国高考前夕杨博没有选择在家好好复习,而是要做一件所有考生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偷高考试卷。
他先是模仿电影中的桥段,找到大楼的配电室并切断电源。借助工具爬上保密室的窗户,暴力掰弯钢筋栅栏,翻窗入室。杨博用随身携带的改刀撬开7个存放试卷的柜子,从档案袋中拿走高考语文卷、英语卷、文科数学卷、理科数学卷、文科综合卷、理科综合卷各1份。
这注定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因为发现试卷被盗,有关方面临时启用备用卷,当高考这天领到试卷那一刻,杨博的所有幻想都随之破灭。
比这更悲伤的是,那年的数学卷之难堪称历史之最,不少考生表示难哭了。这并非修辞意义上的表达,据当时媒体报道,很多考生考完后抱头痛哭,走出考场像走出殡仪馆一样。由于数学卷太难,当年考生成绩普遍不理想,致使很多985的最低投档线仅有500分出头。后来,那届考生将此称为“2003年数学惨案”。
这张本该被雪藏的数学备用卷,因为杨博的偷盗行为而出世,最终,他不仅本人收获7年有期徒刑的成人礼,也间接改变了数百万考生的命运。
高考,源于科举制度和西方现代考试制度,尽管偶尔遭受非议,但它还是获得了绝大部分人的认可。越长大越会发现,高考是所有人生测试中最公平的。作为中国人实现阶级跃升的重要台阶,家庭十几年的付出,几乎就是为此一战,由此衍生出的内卷,遍布国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因为其重要性,使得自从高考诞生以来便有人为之铤而走险。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恰逢衡水市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的四女儿到了上大学的年龄。马书记有6个女儿,前3个女儿在恢复高考前,分别通过“推荐”上了大学,四女儿本来应按部就班地照此方式上大学,但恰好高考恢复,马书记不得不又多花些许心思。
通过关节疏通,马书记为四女儿2次更改考号,3次更改座次,4次更改“助考”。最后经过层层筛选,从50公里外调来一位数理化成绩优异的考生坐到四女儿旁边,方便“小四”抄答案。
可能是对“小四”的水平实在不放心,怕碗端到嘴边都吃不上饭,在考试途中,马书记还亲自到访所在考场,问她哪道题不会,随后将答案送进考场。
有县委书记带头,舞弊的风气很快波及全县。考点办公室、教师宿舍、马棚都成了场外做题的据点,厕所、医务室则成了试题与答案的“交换站”。有的为抢答案而破口大骂,有的因收到了错误的答案而号啕大哭。考生进进出出,比赶集还热闹。
当年的闹剧还不止于此,在江苏灌云县高考初考结束后,为了获得统考资格,甚至出现有人找到录分员直接改分的情况。有的录分员直接在领导儿子只考了6分的数学试卷上加个0,变成了60分。
不知道是不是领导的子女普遍不太争气,要照顾的太多了,改分情况也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全县非法参加统考的人数占比达到了惊人的41.6%。
高考早期的几起舞弊行为,多是侵入到教育系统内部的权力的交易,靠裙带关系或金钱上下打点。如果家里没有这条件,只能学习杨博做一回梁上君子,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但如果既没有这种魄力,家里又没有钞能力,作弊只能靠一副好眼力。
就像虚拟现实技术最早被用在看动作爱情电影上一样,最前沿的技术往往会出现在灰色行业。千禧年后的科技革命让通信技术不断迭代,通信设备逐渐普及,作弊也走入寻常百姓家。
2000年前后,广东电白县出现了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BP机作弊案。
几名考生戴着做成手表样子的的BP机进考场,在开考后等待选择题答案发来。他们在此之前已和卖家约定好暗号,1234代替ABCD的选择题答案。
左等右等,直到考试铃声结束还是没有等到答案,反而搞得自己整场考试心态大崩。出考场后,一位学生怒气冲冲地找到卖给他BP机的社会青年讨要说法。对方说今天查得太严了,明天一定。结果第二天BP机还是安静如斯。就这样,他们每人被白白骗去七百多块,并且在出考场第一时间收获一副银手镯。

除了这些倒霉蛋,还是有不少学生靠BP机作弊成功。当时在电白县,BP机作弊已经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高考前夕,电子市场里售卖BP机的档口纷纷打出广告租售BP机,付150元的押金以及10元/天的租金便可以得到一个能在考场上收到答案的BP机。当然,答案需要另外收费,每科600元。

店主保证会按时发答案,并且正确率在85%以上。如此信誓旦旦的原因在于试卷都是由高中老师来解答。一些老师甚至会来到BP机档口自我推销。考虑到这群消费者智商普遍不高,老师们的服务意识还是很到位,会在考前组织培训如何使用BP机。
网络图 | “时代记忆”BP机 
考试时,老师边溜达边把选择题做完,并将答案发送出。事后来看,老师做高考试题确实是降维打击,发出的语数两科答案正确率达到了90%,比宣传中的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考生们狱中有知,应该会给出五星好评。
由于作弊行为过于猖獗,电白政府开始加大整治高考作弊的力度。以至于用力过猛,此后多年的高考期间,所有BP机都被禁止发带有“ABCD”和“1234”的消息。
随着BP机退出历史舞台,手机、相机成了新的高考作弊工具。2004年,河南的高考考场上就出现了监考老师用相机拍题,再用手机彩信传题的案例。监考老师身份特殊,属于裁判上场,夹带私货不难,但一般考生如果想携带通信设备进入考场,想要逃过金属探测仪确实是件难事。
一般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鱼目混珠,带有显示屏的橡皮、可以收发信息的尺子都曾出现在历史舞台。
网络图 | “五脏俱全”的作弊橡皮 
一种是将通信设备塞入胸罩、内裤或某不可言说的部位,或许可以侥幸逃过检查。为了适应这种需求,很多作弊团伙在仪器的大小上花功夫,研发出特制纽扣摄像头、米粒耳机等,塞入时并不会太痛苦,十分
随着技术的迭代,米粒耳机越做越小,不用刻意隐藏也可以躲过检查。但放在耳朵里后需要借助磁铁才能取出来。要是塞得太紧太深,考完就得紧急去医院动手术取。后来设计耳机的人给它加了鱼线的设计,就变得方便一些。
网络图 | 米粒耳机 
比米粒耳机更进一步的是口腔骨传导耳机。作弊者把它放在口中,用牙齿咬住,就能轻松躲过金属探测,并通过其振动听到传来的答案,旁人很难察觉。

有谍战片那味了。

2009年,长春市警方端掉销售考试作弊器材窝点6个,收缴用于作弊的发射电台172台,问题对讲机196部,各种接收器916个,其他作弊设备3982个。有的团伙的窝点设在足疗店,于是就出现了神奇的一幕:经常有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足疗店进进出出。
之前,大部分作弊行为还是依赖“团队”。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很多特制的作弊器材只能作为接收器,这意味着必须要内鬼配合,才能做到考卷内容和答案的传递。一般这个“内鬼”都是由监考人员担任。
随着通信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发展,考场上也出现很多“孤勇者”。2015年,上海一考生试图用苹果手表和谷歌眼镜作弊,两款时代最前沿的智能穿戴设备非常适合单兵作战,不过由于目标太明显,被当场抓获。在此之后,全国各地都把苹果手表设为“考场禁品”。
最近几年作业搜题软件逐渐普及,立刻就有人看到新路子。在考场上用搜题软件,可比花重金买作弊器材、买答案要实惠得多。去年,武汉一考生就偷偷把手机带进考场,在数学考试时拍下题目上传到小猿搜题。不过,这人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名字和座位号也拍进去了,立即被后台工作人员识破。
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了热议,很多人的疑问在于,考生是如何在手机信号屏蔽的情况下将照片传到网上?
简单的解释就是,中国5G技术发展太快了,信号干扰设备更新没跟上。
其实,不论作弊的工具有多先进,原则上还是需要有人来答题,所以有些同学为了更直接地解决问题,干脆找枪手替考。这本质上是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完全交到了另一个人手上,十分考验两人之间的信任。
2018年,两个山东的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上了“双保险”,先是花六、七十万买房、迁移户口到西藏,再是花重金找到最高学历拥有者——研究生来替考。其中一个哈工大研究生枪手在高考中夺得321分,二本线都没过,一举将考生送进电子厂。
由于大学生水平实在参差不齐,使得高二学子登堂入室,也成为替考的热门人选。2015年,山东5名高二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远赴南昌替考。2008年轰动一时的甘肃天水替考案,18名替考者中,大多是山东聊城的高二学生。山东凭借其考试第一内卷大省的称号,即便是高二考生到了其它地区,也基本都是降维打击。
河南也曾爆出过几次大型替考事件,2014年脸叔还是调查记者,为卧底河南高考替考团伙,成功应聘成为“枪手”。据他回忆,在考前半个月,中介甚至会督促枪手努力复习,并组织模拟考试,通过之后才能出台。上岗条件严苛,但酬劳十分丰厚,考上二本2万,一本3万,重点一本5万,要是能上全国名校还有额外奖励。
脸叔的调查报道发出之后收效颇丰,最终让上数十名替考人员及违纪考生吃上了免费盒饭。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杜绝高考舞弊行为,考场的硬件也在更新。为了应对替考,现在各省开始采用静脉识别系统,它能采集人体内部的静脉分布,无法伪造。监控系统会采集考生的面部信息,精确到每人的头部运动和眼神,如果多次东张西望,就会发出警告。
在通信设备方面,无线电信号压制系统在不断升级,5G智能手机带入到考场中也有可能是废铁一块。部分考点,一旦学生的作弊耳机被监测到,学生会立刻收到嘈杂的音乐或“你已作弊”的通知,瞬间击溃作弊者心理防线。
梳理这些年的高考作弊史,不难看出,很多作弊案都是群体性的,组织者、考生、家长、枪手、监考老师、甚至更高层的管理人员,几方力量相互配合、掩护,共同得利,甚至互相引荐,把“作弊”做成生意持续几年。
2013年,辽宁盘锦的刘同学在高考中超常发挥,二模工地搬砖的成绩,高考成绩却超出二本线十几分。最终在庆功宴上被警察带走。经调查,刘同学在考前花了1.6万买了作弊设备和高考答案。而刘同学求购的这个团伙竟然已经做了三年的作弊生意。
2009年,吉林农安高考,一名监考老师收缴了一个考生的作弊耳机,并把他逐出考场。考试后,学生委屈地向家长告状,告诉家长这个老师的样貌特征。当日,该学生的母亲和表姨就借故混进学校,找到监考老师,将这名老师打了一顿。
这次“暴打监考老师事件”似乎是个序幕,在此后多年时间里,农安以及邻近的松原、九台逐渐成为高考作弊的重灾区,警方频频有所收获。作弊团伙几年经营,从设备的研发到考场人员打点配置,产业链之成熟,令人惊叹。
2013年,湖北钟祥三中高考结束后,监考老师被考生和家长拦住,家长一拳打破老师的鼻子。很快,更多的家长和学生蜂拥而至,把几十个监考老师围住,往他们身上投掷文具袋。监考老师躲进阶梯教室,但没一会教室的玻璃就被石块砸破,外面的人又开始进攻防盗门。
面对记者,涉事家长发出宣言:
“我们要的是公平,不让作弊就没法公平。”
这场闹剧的背景是,湖北当年实行异地监考,外地来的监考老师对考场纪律要求严格,没收了不少作弊器材。
一位监考老师在收了考生的手机后,钟祥本校的考务老师当即拿着两叠钱,当着主考官以及众多监考人员的面,请求他网开一面。有外地的监考老师称,在考务袋发现了钱。
当老师纷纷成为作弊公司的代理,秩序崩坏,考场确实再无公平可言。
2010年,从钟祥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有12人,其中包括全省的理科的状元和榜眼,这让这座小城瞬时名声大噪。自此,钟祥开始营销“高考强县”的名号,宣扬自己是 “教育招牌”、“教育品牌”、“教育名牌”。但就是这样一个重视教育的地方,却被传出高考舞弊成风,以至于形成“不作弊,不公平”的现象。
综合高考舞弊的历史,一个考生决定在高考中作弊很难完全归结于个人因素。一方面,这与教育系统的环境有关,很多人受地方上集体舞弊的风气影响。怀着“不作弊就是吃亏,不作弊就没法公平”的想法,追求社会达尔文式的公平,最终走入歧途,成为破坏公平的人。
另一方面,家长在舞弊中承担重要一环。参加高考的学生大部分刚刚成年,一般不具备购买数千上万元的作弊器材的能力,更不用说上下打点,买通监考人员。真正具备“钞能力”的是家长,所以他们在一般的考生作弊案件中是知情的。有的考生成绩实在令人绝望,家长甚至会主动撺掇子女作弊,毕竟再傻也是亲儿子,总不忍心一砖头拍死。
马丁·路德金说,手段代表正在实现的理想,和正在形成的结果。人无法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实现正义的目标,因为手段是种子,而目的是树。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作弊都是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然而通过作弊手段闯关高考,已经是踏入黑暗的开端,即便没被发现上了好大学,也容易被“作弊手段”反噬,慢慢养成走捷径的习惯。将来打游戏习惯开挂,交友习惯骗感情,写论文不知道知网,进入职场总想PUA同事,这样的人生会走得很艰难的。
*本文授权转载自真故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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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顾冬冬
编辑 | 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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