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希望在特朗普时代的混乱之后，能有更加专业、务实、理性的对华政策。但是，虽然拜登政府在改善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但在我看来，它未能对中国本身制定一个前瞻性的战略。
来源 | 民智国际研究院
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是美国最主要的中国研究专家之一，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政治与对外政策。李侃如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数十年。他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他还担任过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的顾问，并在2009年至2012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其有过二十余本相关著作，包括《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和《应对中国挑战：企业如何在中国获得成功》等。
以下内容为连线中国（CHINAWIRE）网站对李侃如教授的采访节选，采访记者为凯特·科普兰（Kate Copeland）。
文章略有删改，仅供读者思考
Q：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尼克松政府到奥巴马政府都对中国过于软弱了。你亲历了这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甚至曾作为政策制定者参与其中，你认为当时的对华政策是否如这些批评所指出的，过于软弱或者天真了？A：从尼克松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对中国既不“软弱”也不“天真”。提出这种批评的人误以为 “接触（engagement）”政策的目的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然而实际上绝非如此。事实上，我们对华政策的具体目标和优先事项是动态的，也要受到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最后，谈判通常是艰难和长期的，他们所以为的“胜利”从来都不容易实现。
Q：让我们来谈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吧。我一再听到有人说中国入世的协议严重地偏袒了中国的利益。这是真的吗？
A：我应该指出，我不是一个贸易专家。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大部分条款主要是在1999年11月的美中双边入世协议中谈判达成的。这些条款对中国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并要求中国做出重大改变，而对美国的要求相对较少。为了履行其义务，中国也确实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当然，由于具体的问题领域有所不同，这些义务是分阶段完成的。现实情况是，毫无疑问，中国履行了大部分承诺。Q：但是如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允许中国加入WTO是否是美国制造业外流的“罪魁祸首”？A：美国的人才和资源从制造业向金融和数字技术的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后的技术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在全球化供应链的便利性和吸引力。鉴于这些趋势，克林顿总统得出结论，如果想构建一个按照既定规则运作，且拥有争端解决机制与定期会议的全球贸易体系，就必须把中国纳入其中。事实上，这是所有“精神正常”的国家的共识，到1990年代末，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城市化，使数以亿计的低成本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增加外国投资进入中国的机会。这些政策反过来又扩大了一些美国大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机会，但也导致了美国经济各部门的就业机会减少和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最后，贸易赤字的恶化是因为我们当时的贸易赤字从“亚洲四小虎”转移到了中国。“亚洲四小虎”将他们的最终组装业务转移到了中国，然后从中国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
李侃如在中国绿公司年会
Q：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美国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A：美国应该更多投资国内的基础设施，为提升美国工人的技能提供更好的支持。总的来说，美国在阻止工作岗位流向海外的任务上做的很不好。它采取了一种非常自由放任的方法。我们的政府也拒绝征收必要的税收，以提供教育机会、培训、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同时支持劳动者向新兴产业过渡。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Q：美国是否应该对美国公司将工厂转移到中国的行为施加限制？因为这可能帮助中国发展其军工能力。A：我们确实实施了一些限制，例如对火箭、卫星技术和其他各种敏感技术的限制。但是，我们可以一刀切地命令美国公司不要在中国投资吗？除非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这是很难做到的，美国国内也对此缺乏共识。
Q：你能说说在奥巴马任期下，为削减对华贸易赤字所做的努力吗？A：我们当时致力于进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并且同中国签订双边的贸易与投资协定。截至2016年初，政府已经在TPP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双边投资协定方面也进展顺利。我记得当时我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亚洲主任谈话，说TPP已经准备好了。然而，特朗普政府选择拒绝了该协议，这给美国的亚洲政策带来了灾难，因为许多其他国家已经为加入TPP做出了许多重大让步。奥巴马政府将中国排除在外，是为了减少TPP谈判时的时间成本，而且加入TPP的大门对中国一直打开。我们未能加入TPP，也未能更努力地推动完成BIT（双边投资协定）协议，这为我们解决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和亚洲的多边关系带来了很大挑战。日本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将其进行略微修改（改名为CPTPP，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最终得到了所有缔约方的接受。而截至2022年，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都在计划加入CPTPP。中国人还推动并敲定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协议。总之，奥巴马政府结束时的国际局势给中国留下了重要的机会，以扩大其对亚洲贸易的影响，而中国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机会。
Q：咱们来聊聊“重返亚洲”吧。这一战略转型的目的是什么？A：这一想法源于奥巴马第一任期初期对美国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配置的评估。评估的结论是，我们在中东的战争和反恐方面投入过多，一直忽视了亚洲，而亚洲是未来的所在。所以美国应该进行再平衡，增加对亚洲的关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在这次重新评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重返亚洲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将我们从亚洲转移到中东的一些军事资产移回亚洲。比这更重要的是，专注于发展在亚洲的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其中TPP是一个关键支柱），并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外交努力。这一战略转向在军事方面表现明显，因为美国迅速开始将从太平洋司令部剥离出来的军事资源转移到亚洲。但在经济方面，该战略进展缓慢。我当时在给奥巴马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亚洲的地位十分重要。军队也确实需要投入足够的资源来维持亚洲的稳定，以便经济和外交方面能够发挥作用。但是，亚洲经济议程可以为我们带来利润，而军事议程只能空耗成本。另外，由于我们在军事方面的行动比在经济方面的行动更加迅速和明显，导致了中国对此的警惕，并将其理解为美国在针对中国进行军事部署。
Q：你怎么看待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贸易战、与中国在新冠与香港问题上的争吵等等。A：特朗普将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对其他盟友的外交政策变得面目全非，甚至置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于不顾。他的做法是以自我为中心，对美国过去的政策和承诺不屑一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反复无常。他的对外政策大大地削弱了美国：拒绝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把联盟当作收保护费的工具。虽然克林顿和特朗普都有过在经贸方面对华强硬的措施，但特朗普的很多政策都是适得其反的，这些政策也使得中国现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美国，并让亚洲国家难以信任以后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
A：收效甚微。我曾希望在特朗普时代的混乱之后，能有更加专业、务实、理性的对华政策。但是，虽然拜登政府在改善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但在我看来，它未能对中国本身制定一个前瞻性的战略。简而言之，拜登政府正在犯以下五个错误。第一，拜登政府过于强调所谓“民主”的意识形态。这完全是作茧自缚，因为各个民主国家都有完全不同的国家利益，更不是每个民主国家都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另外，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也从根本上减少了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可能性。十分讽刺的是，虽然拜登政府在国际上对民主大谈特谈，却不得不先为美国国内的民主状况而焦头烂额。第二，拜登政府将中美关系主要理解为“竞争”，却没有试图界定具体的目标、优先事项、工具和基准来解释和评估这种 "竞争"。由于这些实质性战略的缺失，导致美国反而成为了被动与处于守势的一方。第三，拜登政府承诺为亚洲制定一个经济框架，但事实上却对贸易和投资采取了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做法。这些措施也许有利于我们同中国的竞争，但也损害了美国与其盟友与伙伴的关系。第四，中美之间的武装对抗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然而美国的对台政策却在为一场台海战争煽风点火。我们需要主动与中国开展高级别的战略对话，澄清并解决双方的红线问题，以避免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此外，关于核扩散、核军备控制、危机管理和相关的建立信任措施的高级对话应该是我们与中国安全议程上的重点。最后，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是把自己的国内事务处理好。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与失序让中国确定美国正处于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虽然其仍有能力孤注一掷。因此，中国认为除了破坏中国崛起、煽动中国分裂和政权更迭之外，美国在未来并不会有更大的作为。这使得中国没有动力与我们合作来解决两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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