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影讲述失丧和爱的纪录片人
Heddy Honigmann去世，享年70岁
作为一名纪录片人，她喜欢与她的拍摄对象进行对话，包括巴黎地铁上的小贩、秘鲁出租车司机、种族灭绝的幸存者。
电影制作人 Heddy Honigmann 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照片中
“在这个国家，在纪录片制作人中，
Heddy是一个明星；
在欧洲，她是一个超级明星；
在荷兰，她是一个国宝。”
——草蜢电影发行公司
2022年5月29日 
Penelope Green    
Heddy Honigmann是一位在秘鲁出生的荷兰电影制作人，她的纪录片充满人情味，节奏轻快。她拍摄的对象包括巴黎地铁售票员、秘鲁出租车司机、残疾人和他们的服务犬、荷兰维和人员以及在萨拉热窝附近村庄被谋杀的男子的遗孀。她用电影描述了拍摄对象的失落、创伤和流亡的经历以及艺术和爱所给予他们的支撑力量。她于5月21日在阿姆斯特丹的家中去世，享年70岁。
她的姐姐Jannet Honigmann证实了她的死讯，她告诉我们Honigmann女士一直患有癌症和多发性硬化症。
在20世纪90年代秘鲁的经济混乱中，政府几乎使国家破产，通货膨胀率飙升，许多中产阶级开始兼职当出租车司机，他们在他们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或破旧的尼桑汽车上贴上“出租车”的标签，以示他们随时待命。
Honigmann女士在1995年用电影《金属与忧郁的国度》记录了他们的历史。她坐在许多出租车的后座上与司机交谈，这些出租车司机包括一名教师、一名警察、一名演员和一名司法部雇员。为了收集记录素材，她乘坐了120多趟出租车。
影片叙述的故事中包括一名男子的伤心欲绝的实例，他5岁的女儿患有白血病，他开车为女儿支付医疗费用。他告诉Honigmann女士，他的女儿就像一个斗士一样，但他仍然鼓励他的女儿说：“生命是艰难的，但也是美丽的”。至此，这句话就成了Honigmann女士的格言以及她所有作品的主线。
在1999年发布的电影《地下乐队》中，描述了在巴黎地铁里摆摊的音乐家们如何逃离故国成为难民来到巴黎的故事。其中包括一位来自扎伊尔的唱片骑师，他是从一个劳改营里逃出来的；还有一位阿根廷钢琴家，他遭受当地政府的迫害，他遭受的酷刑几乎毁了他的双手。
纽约时报记者Stephen Holden称这部电影为：“对人类韧性和生命力的开放式歌颂，这种韧性和生命力以一种不经意的、迂回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个人愿景”。
Honigmann女士乘坐过十几辆出租车的后座，为她的电影《金属与忧郁的国度》（1995）收集秘鲁利马市出租车司机的故事。
——Icarus Films(一家专注全球独立导演纪录片的发行公司）
尽管故事讲述了可怕的创伤，但这部电影赞美了这些艺术家留下的文化。Holden先生形容这部电影说：这是一本“世界音乐入门书”“具有一些令人震撼的美丽声音”。
文化评论家Wesley Morris在《泰晤士报》对Honigmann女士2019年拍摄的关于残疾人及其服务犬的电影《巴迪》(Buddy)的评论中，称Honigmann女士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倾听被忽视者的心声，同情孤独者，可以提出如此具有引导性的问题，以至于她的采访对象在试图回答之前会显得犹疑不安，她只得尴尬地付之一笑。”
但她更像是一个温和的对话者，而不像一个咄咄逼人的审讯者。她的电影中没有旁白，没有推动性的音乐或快速剪辑来告诉观众如何体验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她的节奏带有些许慵懒风格；她允许她的对象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且她讨厌“采访”这个词。
Ester Gould是Honigmann女士许多影片的联合编剧、调研员和助理制片人。她解释Honigmann女士对“采访”的看法时说：Honigmann会这样说，“‘采访’是针对主题的，我不是在做采访，我是在和人‘对话’”。
2002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艺术中心接受采访时，Honigmann女士说。“我认为对我来说唯一的规则是，当我听到这些故事时，如果它们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它们也会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她补充说：“我在谈话中会忘了我自己。如果对话是有趣的，就永远不会无聊”。
她主要是一位纪录片导演，但她也拍摄（虚构）故事片，1995年她拍的故事片《再见》Goodbye就非常棒。影片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学前班教师和一位已婚男子之间注定要发生的关系。
在1997年她拍的电影《美即自然》（O Amor Natural）中，Honigmann女士邀请年长的巴西人朗读巴西诗人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的情色诗歌。这些诗歌都是在诗人1987年去世后才出版，因为诗人生前担心这些诗歌会被看作是色情诗，并没有付之出版。
Honigmann女士的读者们兴致勃勃地扮演着他们的角色，并经常倾诉他们自己的情色历史。这部影片是对欲望、记忆和年龄的反思，它生动、感性、温柔，有时还会引人发笑。
在电影《O Amor Natural》（1997）中，Honigmann女士邀请年长的巴西人大声朗读巴西诗人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的情色诗歌的场景。
Honigmann女士的电影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上获奖，并在沃克艺术中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巴黎电影节等地的回顾展中展出。
2013年，她被授予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活着的传奇奖”。纽约电影论坛的长期负责人Karen Cooper更是称赞她可能是美国人从未听说过的最著名的电影制作人，纽约电影论坛曾为Honigmann女士的许多电影举行过首映式。
Cooper女士在一次采访中说：“作为美国人，电影让人们像生活在一个泡沫中，好莱坞的主导地位是如此强势，以至于纪录片导演没有得到虚构电影（故事片）导演所得到的那么多关注。在这个国家，在纪录片人中，Heddy是一个明星；在欧洲，她是一个超级明星；在荷兰，她是一个国宝”。
Heddy Ena Honigmann Pach于1951年10月1日出生在秘鲁的利马。她的父母是欧洲的犹太难民。
她的父亲Witold Honigmann Weiss是一位艺术家和插图画家，创作过一本著名的连环画。他出生在维也纳，1942年逃亡前曾被关押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他到过俄罗斯和意大利而后辗转来到秘鲁。她的母亲Sarah Pach Miller是一名演员和家庭主妇，于1939年与家人一起离开波兰前往秘鲁(在秘鲁，人们习惯于使用父母双方的姓氏。Heddy成为电影制片人后放弃了Pach这个名字）。
Heddy在利马的秘鲁天主教大学学习生物和文学。她的父亲希望她能成为一名医生。她最初想成为一名诗人。她一度喜欢Emily Dickinson的诗作。但最终认定电影制作更适合她。她离开秘鲁，到罗马的电影实验中心学习，近二十年来没有回到她的祖国。
Heddy早期在利马与Gustavo Riofrio有过一段婚姻，但以离婚告终。20世纪70年代，她与Frans van de Staak结婚，Frans van de Staak是她在罗马认识的一位荷兰电影制片人，这对夫妇婚后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她于1978年成为荷兰公民。这段婚姻也以离婚告终。
在生命的后期，除了她的姐姐之外，她的儿子Stefan van de Staak、她现任丈夫Henk Timmermans和她的继子Jaap Timmermans都陪着她抵抗病魔。
Honigmann女士2001年发布的电影《好丈夫乖儿子》，讲述了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杀死萨拉热窝外的阿哈托维齐村的男人后，那里只留下妇女的故事。

——Pieter Van Huystee电影制作公司 
（Pieter Van Huystee是Heddy Honigmann 合作多年的制片人）
Honigmann女士最让人心痛的影片之一是2001年上映的《好丈夫乖儿子》，该电影讲述了1992年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杀害萨拉热窝外的阿哈托维奇村的男子并将该地烧毁后，留下活在悲痛中的妇女。Honigmann女士通过引出她们对亲人的回忆，以及展示妇女们保存的照片和其他纪念物品，来反映出这些悲惨妇女的失落。
她说，她一直试图表明，战争最可怕的不是死者的数字，而是她称之为一种抽象概念的灾难。“例如，触目所见整个城镇失去了所有的工匠；相爱的人永远分离；喜欢踢足球和热爱音乐的孩子们再也不能踢足球和听不到音乐了。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Honigmann女士2002年在沃克中心的演讲中说。“出生在移民家庭的人，所受到的教育总是充满愁绪的，在这些家庭里充斥着人们离开的故事。在我的电影中也是一样，人们离开了，或者他们正在离开，或者失去了他们的记忆。”
Michael Tortorello采访她时曾问过她，如果她留在秘鲁，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会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Penelope Green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讣告记者。她曾是《时尚》和《家居》栏目的记者，《时代风格》的编辑，《时尚》的早期审稿人，以及《纽约时报》杂志的故事编辑。
翻译：和平
校对：郑琼
2022年5月
Jan Sebening 
（慕尼黑纪录片电影节学生奖负责人/选片项目主管）
亲爱的海蒂：

het is zo akelig stil op dit moment. Een stilte, die hard aanvoelt.
现在安静得诡异。一种让人作难的沉默。
（译注：此信首句为荷兰语，余文由德语写成。）
很难弄清今天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一位总是领先一小步，从而能为我们指路的电影人？一位让我们通过银幕重新进入我们的世界的故事讲述者？一个沉静的声音，明晰，温柔而清澈。
那些故事都在说些什么？不同的主题，地点，人物，那些被我们的世界视若平常的废料残骸，却因了你的声音、你的电影，被映现在银幕上，进而又在我们的记忆里长存，何其有幸！何其丰富的一生：利马，你的出生之地，也是你拍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电影的地方；墨西哥，以色列，意大利，你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再到阿姆斯特丹，是这个城市，把你塑造成了独一无二的你。
我们该如何将你的风格印记转化为精准的词汇：专注细致？好奇求索？我又该如何描述是什么定义了作为电影人的你：坚守正直？不懈执着？你不追求名利，然而，慕尼黑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都为你举行了个人回顾展；你也收获了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奖项，阿姆斯特丹的纪录片电影节授予你“活着的传奇”称号——多么匹配，却也多么反讽：因为它与那些真正感动着你的事物相去甚远，无论是你的所求，还是你的所得。
告别时我们该说些什么：“NO HAY CAMINO"?（译注：此句为海蒂最后一部作品的片名，《不曾有路》）是的，世上本没有路。你用自己的三十多部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证示了这一点：不曾有路，有的只是我们留在身后的足印。
感谢你的启发。感谢我们一起在大屏幕前度过的时光，让我们得以深入那些只有你能展示给我们的现实。感谢你的聆听，你的提问，那些提问不仅是问向你的片中角色，也总是问向了我们。
海蒂，我知道你会讨厌我把你叫做一位魔术师，但是，你的电影，从最初的《金属和忧郁气质》，到最后的《不曾有路》，一直都充满了魔力。
现在，你已在家人的环绕中离去，我们收到了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哀息，这里一片静寂。最美好的海蒂，谢谢你！
海蒂·霍尼曼身后留下了她的丈夫，儿子和继子。
翻译：隐阅
资料收集整理：郑琼
 排版：李旅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