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dy Honigmann 
1951-2022
“在真正的纪实艺术家中，海蒂对提升纪录片制作的全球标准负责。她展示了符合自己目标的艺术形式，但从不牺牲风格或真实。她没有通过讲大道理来维护权力被剥夺者，而是亲身参与到影片中，让我们体会到没有过时的主题或内容，以及具有空间感或场所感的电影背后的女性视角。”
    Heddy的经典纪录片 《永远》
“海蒂的电影总是饱含优美精心的起承转合、恰到好处的诗意想象、行云流水的文意述说。当然这一切最终总能让人心领神会并发自心底地生出一种仁爱悲悯之情。如果你问神学家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这答案也是霍尼曼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因：灵魂。”
荷兰传奇电影人海蒂·霍尼曼去世，享年70岁
2022年5月23日 EYE Film (荷兰电影艺术博物馆）

在与多发性硬化症和癌症长期抗争后，她在亲友们的陪伴下安详离世。
享誉国际的荷兰电影导演海蒂·霍尼曼于上周六，5月21日，在阿姆斯特丹去世，享年70岁。霍尼曼于1951年出生在秘鲁首都利马，并在70年代后期定居荷兰。此后，她就近乎每年制作一部电影。她同时制作纪录片和故事片，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她是国内外电影导演们的灵感来源。
霍尼曼的电影作品曾在所有重量级的国际电影节上展映，并在全球各地获奖，比如巴黎、莱比锡、旧金山、柏林、山形、巴利亚多利德、温哥华、佛罗伦萨、里斯本、利马和多伦多。
她的电影作品在国内和国际上大获成功，像《金属与忧郁的国度》（1993），《美即自然》（1996）和《地下乐队》（1997）。她的纪录片《疯狂》（1999）和《永远》（2006）在荷兰电影节上收获了金牛奖。后者还让她获得了莱比锡国际纪录片节评委会大奖和Full Frame最佳纪录片奖。《被遗忘的》(2008)和一些近期影片如《伙伴》（2018）和《活过100岁》（2020）同样在电影节中频繁获奖。
她最知名的故事片是《心灵创伤》（1988）和《再见》（1995），海蒂因后者荣获“F.I.C.C.”奖，同时Johanna ter Steege 获“最佳女演员”奖，该部影片也在洛迦诺电影节上获奖。
2007年加拿大纪录片电影节Hot Docs将杰出成就奖颁给她，以肯定其全部作品。同年她还在旧金山电影节上收获了金门奖。2013年霍尼曼被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授予当代传奇奖。
霍尼曼曾多次获邀在国际知名电影节或机构上进行作品回顾展，如纽约当代美术馆（2003），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2010）以及慕尼黑纪录片电影节（2020）。
忧郁、爱情、激情、放逐、坚韧是海蒂·霍尼曼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她的作品总是聚焦在镜头前自述故事的人们。在制作影片时，无论是利马的出租车司机，巴黎地铁上的音乐家，狗的主人，还是那些百岁老人，她对被拍摄对象的迷恋和钟爱总是显而易见的。
她独特的工作方法便是与影片中的主角共情。正如她在《不曾有路》中自述的那样：“她不是在做采访。她是在对话。”
《不曾有路》（2021）是她的最后一部纪录片，并于Hot Docs期间全球首映。这部影片是首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她自身生活的作品。当她被告知活不了多久时，她决定回访家乡秘鲁和荷兰，回顾家族历史以及她与生命中亲朋挚友共同经历的过往。
新纪录片的画面锁定工作刚结束，她便对制片人Pieter van Huystee 说：“好吧，Pieter，是时候启动新电影的调研了。” 这就是典型的霍尼曼，总是充满着各种新影片的想法。

海蒂·霍尼曼作品名录（部分）
1979-《以色列的贝都因人》
1988-《心灵创伤》
1990-《请表明你的立场》
1993-《金属与忧郁的国度》
1995-《再见》
1996-《美即自然》
1997-《地下乐队》
1999-《疯狂》
2001-《好丈夫乖儿子》
2003-《把你的手给我》
2004-《爱之食》
2006-《永远》
2007-《表情符号》
2008-《被遗忘的》
2011-《直到有一天》
2014-《50场世界巡回音乐会》
2018-《伙伴》
2020-《活过100岁》
2021-《不曾有路》
翻译：赵文秀
海蒂的最后一部纪录片 《不曾有路》

纪念《永远》导演Heddy Honigmann
2022年5月26日 郑琼
知道Heddy Honigmann去世的消息，是透过以前参加过Heddy和Ester主持的Tiger Workshop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当时不是太敢相信，去Facebook看到Ester Gould的悼文，才知道是真的，心里非常难过。
认识Heddy Honigmann是因为她的经典纪录片《永远》。
我第一次看到《永远》，是在2006年莱比锡纪录片和动画电影节，我当时是被电影节给了一个特别嘉宾的通行证，能够进很多地方，看片室是我的最爱，待的时间最长。
莱比锡是当时有生之来参加的第三个电影节，第一个是澳大利亚的AIDC（澳大利亚国际纪录片节），在阿德莱德举行，那时英文更不好，感觉好像在黑暗里待久了看到强光，眼睛都很难睁开，整个人是懵圈的；第二个参加的电影节是HOTDOCS，也是我真正开始了解国际纪录片的起点，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在我们视线里的好东西（精神财富）。到莱比锡的时候，感觉是，嗯，终于知道门的方向在哪了。
我应该是在某一个下午看完了《永远》这个片子，因为片子太多，时间有限，所以很多片子看的时候都用了快进，但是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实在舍不得用快进键，于是用了正常速度观看，一口气看完后，人整个愣在了那里！
太美了！一个纪录片可以拍得这么美，而且是一个跟死亡有关的片子，居然可以静美到这样一个地步，完全超越了我的认知！
我记得当时还打电话跟人说，看完这个片子，坐飞机掉下来也值了。这句话后来流传很久。当然，飞机也没掉下来，回来后就联系了发行公司要了DVD。
第二年，那会还是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的张伟，和他当时的女朋友菊子，在我们办公室看完片子，主动请缨要翻译这部片子的字幕。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会引进这部片子到国内。但是，从这些观者的反应，你直接而强烈地感受到：美是普世的，她会感动任何一颗敏感且开放着的心。
可能我们是被尿素和垃圾喂养大的，但当你看到真的好东西，看见真正的优雅和静美，我们人类的“胃”，依旧还会有反应，还会被震撼。
后来，我们自带翻译，拿着《永远》到处给人免费放，因为“我们不想光自己看完了咬桌子”，这些放映其实是电影节的一部分，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再后来，我们在电影学院做了第一届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2009年，当时不允许用“展”或者“节”，所以变成了“论坛”，但其实是电影节。），《永远》是那一年iDOCS的开幕影片。
2009年iDOCS手册的封面&封底
也在那年，台湾纪录片双年展的策展人，从台湾飞来，参加了iDOCS的观影，第二年他们把Heddy请到了台湾。
同一年的11月初，Heddy带着Ester和我们一起在北京做了一个3天的工作坊，Tiger Workshop.
2011年iDOCS再次重放《永远》，那会还是新东方董事的王强在北京电影学院看完片子，告诉很多人说，看完《永远》，其它片子都可以不用再看了。
Heddy在2009iDOCS开幕式上
记得当时在现场，片子放完，整场静默，也许30秒之久，但是感觉非常长，好像花瓣落地一样，无声，然后掌声跟花开绽放一样，持续了更长时间。
那一年，iDOCS还邀请了John Appel, 另一位大师级别的荷兰纪录片人，也是Heddy的朋友和工作伙伴，John Appel和Heddy有一个以他们俩名字命名的制作公司。
同在那一年，我们还邀请了《永远》的剪辑师Danniel Danniel，希望他来跟国内电影人讲讲纪录片剪辑。Heddy的三部纪录片，《永远》（Forever, 2006），《被遗忘的》（Oblivion,  2008），《在50场音乐会里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50 Concerts, 2014），都是Danniel担当的剪辑师。
记得当时，我们几乎已经给Danniel买好了机票，结果临出发前一周，他岳父过世，最后没有成行，但是Danniel人非常好，给我们专门录制了一段讲课视频，在专业活动工作坊放给了国内电影人看。Danniel是以色列人，1950年出生，从1980开始就住在荷兰，2017年5月4日早上过世，67岁。
2年后的2019年，另一位我知道的荷兰剪辑师Menno Boerema，也过世了。他在2015年差点帮我剪辑我的第一部片子。Menno比Danniel年轻一些，1958年出生。Menno去世时，61岁生日刚刚过去两个月。
Heddy的另一位朋友，对iDOCS一直倾心相助的加拿大纪录片人Peter Wintonick，2009年跟Heddy一起来参加第一届iDOCS。4年后，Peter在那年IDFA开幕的头一天，2013年11月18日，于睡梦中去世。Peter是1953年生人，过世的时候刚60岁。
2009年是Heddy第一次到中国，她和Peter，还有其他嘉宾住在友谊宾馆，晚上他们在电影学院做完Q&A后，回到宾馆各种自娱自乐，非常开心。记得Heddy那会提到她背疼，我们给Heddy请了一位盲人按摩师杜大夫，做了几次按摩。后来她告诉我，那是她人生有史以来少有的时刻，不再感到疼痛。如今Heddy和Peter都不在了。希望Heddy和她的朋友们在天上也一样Happy like they were on earth.
死亡其实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也是《永远》这部纪录片传递的主题。《永远》让我第一次了解到西方的墓地文化，也是我生命里第一次觉得死亡本身不那么可怕。影片中拉雪兹墓地里发生的一幕幕，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的是优美和温暖，艺术和美给人带来了无尽的安慰。
《永远》同时也是iDOCS成形的一个主要动力，她直接推动了我后来致力于把类似于《永远》这样的世界上最好的纪录片分享给更多的中国观众。
在决定到中国放映《永远》的一年前，也就是在看到《永远》的两年后，我开始跟另一位荷兰导演Floris-Jan van Luyn一起工作，从调研到制片，有时还会担当助理导演的角色，我深度参与了好几部纪录片的制作制片过程，也学习到很多专业有效的工作方法。跟Floris-jan剧组一起工作的经历是我大部分制作经验(filmmaking skills)的来源，从那时候我开始转向制作领域的探索。Floris-jan长期合作的摄影师Stef，曾经是Heddy的前男友。
Heddy患有多发性动脉硬化症，这种病，全世界只有400人左右有，Floris-Jan的爱人Bettina也跟Heddy一样，患有MS。Bettia以前在中国交响乐团做过小提琴手，也是团里的第一个外国人，MS让Bettia也在渐渐丧失更多行动的能力和自由，这些丧失的故事真是让人伤感。
2010年Heddy做完工作坊离开北京的时候，和Ester在南锣鼓巷转悠，她买了一条绿色的羊毛围巾，送给我，围巾很轻盈，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Heddy，如今，这条围巾穿越了太平洋，还在身边，只是想起的那个人，从此不在世上了。
当然，我知道，Heddy和她的电影对我生命的影响远远超过那条围巾。
如果没有那一年看到《永远》，也许后面我不会有那么强劲的动力去做在当时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筹备iDOCS电影节，也不会今天还走在这条很少有人走的窄路（纪录片制作）上，不回头，不放弃。Heddy和Heddy的片子给了我最好的榜样和标杆，也是很多困顿时刻的勇气来源。
笔行至此，泪水奔涌。
Rest in Peace, Heddy Honigmann…
下面这段文字，是我当年参加完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留下的，那是16年前，虽年轻气盛，但在那个场景里被美击中后的震荡今天读来还是那么真实真切。
《永远》讲述的是05年夏天导演在巴黎一个墓地所看到的一些平凡而动人的画面和人物。
其中有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细节，一个韩国青年在普鲁斯特墓前弯腰放下几块饼干，正要转身时被导演叫住了，“你为什么把饼干放在这呢？！”在摄像机面前韩国男孩有些羞涩的回答道：普鲁斯特的书一直是我特别重要的精神食粮，很多年了！我无以回报，所以留下几块饼干以示内心深深的谢意！这个韩国男孩是第一次到巴黎，而且到法国的唯一目的居然就是为了亲自躬身感谢普鲁斯特！
一个伊朗人来到法国，以做出租司机为生，文学是他的精神依赖，也常常去墓地看他喜欢的作家。在镜头前我们了解到，这位伊朗男人兜里随时揣着一本诗集，用他自己的方式保留对波斯语的一份深深的爱。虽此身在外，但精神和文化依然有根可寻！
名人有人千里迢迢瞻仰，一位并不很知名的年轻女人，29岁去世，音乐人。一位每年都到墓园的男士无意中发现了“她”，并喜欢上她的音乐……现在正做一些事情让更多人了解这位女人的音乐。
殡仪馆的化妆师，在墓园瞻仰一位画家，娓娓讲述他对死亡、逝者以及美的理解。
一位60多岁的女人每周都到墓地，清洗和打扫她喜欢的一位作家，还有画家以及其他一些并不知道姓甚名谁的墓园。作家的墓前你会看到有人故意留下一只笔，画家的墓碑上放了一只画笔。
一位精神矍铄看上去很年轻的女士自称已经快60了，每周到墓园祭奠比自己年轻快30岁的丈夫，她在54岁时遇到30岁的先生，结婚后过着非常愉快的生活，可惜不到3年，她先生不幸被一只毒蜂给蛰死了，她每周都去墓地看望和缅怀她心爱的“先生”。
每一个镜头都是故事，每一位逝者身后都有未竟的生活，每一张生者的面孔下面都有美好的回忆，墓碑不再是墓碑，生和死并没有森严明确的界限。影片中绿荫丛丛的墓地，想到一个词--——“墓地公园”或者叫墓园。阳光穿过高大的树木。稀稀朗朗地照在那些干净雅致的墓碑上时，让人觉得这个地方跟我们想象中那种阴森的死亡毫无关系，或者说，在这个地方人感觉到的死亡是高贵和从容，比起我们现世的苟且的活不知要优雅和愉悦多少倍。
忍不住回头再看中国人的死，葬礼太热闹，墓地太清冷，那热闹的葬礼仿佛变成了生者偷来的一次狂欢，逝者离去的事实被热闹张扬的形式彻底覆盖掉了，真正的主角反而是忽略的。悼词夸大，逝者离世时还得戴着自己都不认识的高帽，我们实在可怜啊，活着不能做自己，死的时候还不能做自己。想想，现世里活人的意志都难以尊重，更别谈死人了。
悼念
2022年5月24日 伊斯特‧高尔德
伟大的电影人、我的好友海蒂·霍尼曼从没拍摄过“混蛋或坏人”，正如她与记者Jellie Brouwer在Kunststof电台进行的愉快对话中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这样的人并非不存在，但已经有足够多的电影人着迷于人类的黑暗面向，她却更愿意去看见去倾听那些美好而充满韧性的人们，关于这些人物的故事，她想讲述的还有很多……
5月22日星期六，我的挚友与电影导师海蒂与世长辞，她走得很平静，我想我在她的脸上依然看到了笑容——这个宛若在沉思万有的微笑，将成为她留在我记忆中的永恒。
在我看来，海蒂的作品是一部关于人类韧性的纪实诗集。
必须在前期调研中寻找特别的、可爱的人物——从我作为实习生偶然与她相遇的那一刻起，她就是这样教我的。偶然吗？“巧合并不存在“，就像作家贝恩勒夫常爱引用的一句话，“它只出现”。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很快就学会了说“海蒂语”（这是我的玩笑说法），这些关于生活和语言的学习持续了很多年：身为一名做电影的人，你要自己盖房子，但你得朝现实开一扇窗；该如何全心全意地写电影企划；仅有一个主题，还不能算是一个电影创意，因为一个电影创意要涵括一个关于形式的承诺；创作总是要突破逻辑，避免僵化；你必须在梦中创造角色，你必须在生活中做梦。
在海蒂语中，你必须自己塑造现实，因为除此之外，生命还能意味何物呢？我与您分享她的一个轶事：就像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一个结构主义的文本》中描述的那样，海蒂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心碎并活在一种错觉中，她悲痛欲绝，她的治疗师建议她再回到现实中。“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能向我保证，现实是一个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吗？” 没错，至少对于海蒂版本的现实来说确实如此。她的治疗师没有回答。
令我倍感奇妙的是，一位纪录片的创作者竟对现实怀有如此的抵抗，至少对现实灰暗和阴郁的变体如此。然而经历心碎的严酷现实也促使她变得谦虚，她曾说过：“直到我意识到，在被遗弃的疯狂边缘，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比街上所有的路人更好、更差、或更聪明，我才开始拍出好的电影。” 
不耻于做“普通人”的意识，使她成为了世界级的电影艺术家——尽管她本人始终反对这样的浮夸虚名。她更愿意将自己视作一个单纯的电影制作人。作为一个反对纪录片比故事片地位低的观点持有者，她最初曾是一名故事片导演，制作过美丽的故事片《心灵创伤》和《再见》。但在纪录片中，她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在那里，她可以表达自己，而不必编造一切。她觉得编造一切让人筋疲力尽，并且对有好奇心的人来说毫无必要。我也觉得她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处最美丽。
她是一名街头斗士。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荷兰电影节的红毯上，她因电影《疯狂》而获得金牛奖提名，她与一位等待卡里斯·范·豪滕等得无聊的摄影师交谈。“为什么不给我拍张照呢？你不知道我被提名了金牛奖吗？”影展新闻摄影师呆滞地看了她一眼。
当天晚些时候，她获奖了。她雄心勃勃，不可否认，她所寻求的认可并不会带走她童年的悲伤，但她更强烈地需要将自己转化为电影，连同人类经验的伤痛、连同来自她家族历史的故人旧事，统统都转化成电影。
海蒂经常因其与“普通人”的精彩对话而受到称赞，但她也密切关注新闻和政治。例如，我们总是像观看世界杯比赛一样观看选举之夜，同时也意识到政治很少能提供安慰。
为了应对人类的苦难，人被赋予了两种武器：记忆的艺术和遗忘的艺术。例如，忘记曾经有一段时间犹太人无法信任任何人，这一点她父亲提醒过她无数次。她比其他人更了解战争的恐怖和流放的孤独，但她提醒我们，生活首先是充满美感和韧性的，总是有音乐，运动，想象力。凭借这一点，她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位艺术家，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纪录片制作人之一。
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个朋友。我们谈论电影、生活、爱情——从莱茵河畔米灵恩到明尼阿波利斯，走遍了荷兰和半个世界。海蒂没有预定的路径。她是一个游牧族，一个步行者，从悲伤中寻求慰藉。忧郁但开朗，像一份政治声明一样，细致周全，考虑到一切。
翻译：夏芳
校对：殷越
伊斯特·高尔德 Ester Gould 
纪录片导演
1975年出生于苏格兰的彼得库特，十岁时移居荷兰。她在电影电视研究以及新闻学方面获得了两项硕士学位，并且在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全美最有名的戏剧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在为国际著名制片人海蒂·霍尼曼工作并担任调研和助理导演之后，她于2005年开始执导自己的纪录片。她的短片、儿童纪录片以及电影长片均由荷兰公共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并且已在世界多个电影节和电视频道中与大家见面。
海蒂的多部获奖作品都是由伊斯特操刀撰写脚本和开展调研工作。她参与了《疯狂》《永远》和《被遗忘的》等获奖影片的现场摄制工作。她自己曾执导的纪录片包括《阿德瑞莲》(2005), 《五角》 (2007) ，《厌倦了这一切》(2008) 。
教育背景
1994-1998 阿姆斯特丹大学电影与电视研究硕士（优等成绩）
1997 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 纽约杀手电影公司实习
2005-2006 阿姆斯特丹大学广播新闻学硕士
2008&2010 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儿童与纪录片”部门
作品年表
《秀出自我》（2016年，83分钟）与瑞洁·伊万联合执导
纪录长片，故事是关于麦当娜和她的几个拥有疯狂野心的男性舞者的故事，同时讲述了展现自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CTM纪录片、“另一个房间”工作室及NTR联合出品）
-全景单元观众票选奖第二名
-2016年柏林电影节
-于荷兰、比利时震撼上映
《奇异自恋》（2015年，93分钟）
纪录长片，讲述了关于健康与不健康的自恋之间的联系（Zuidenwind电影制作公司/博瑞公司）
201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 最佳荷兰纪录片最佳女性导演
《硬汉》（2013年，2集X25分钟）
关于年轻看护人的儿童纪录片系列的启蒙者以及联合导演（IDTV纪录片公司/博瑞公司）
-2014年班夫电影节最佳儿童纪实影片洛基奖
-2014年Cinekid儿童电影节评选委员会奖最佳非虚构影片
《凯思琳的转身》（2012年，39分钟）与萨拉·谢尔冰联合执导
关于一位接受社会救济的单身母亲想与过去说再见的纪录片（由荷兰公共广播电视台放映）
-被选为2012荷兰电影节金牛奖获奖影片
《斯塔林·大卫》(2010年，19分钟）
纪录短片，讲述了一个12岁小男孩想成为犹太族一员及其原因的故事。（由Zuidenwind电影公司及犹太广播公司出品）
-2010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提名
-波士顿犹太电影节观众票选奖
《呐喊》（2010年，74分钟）与萨宾·卢柏·白克联合执导
纪录长片，讲述了在被中东冲突遗忘的地区成长的两个好朋友，以及他们在叙利亚和以色列开枪射击的故事。（彼得威廉电影公司/IKON公司出品）
-在全球范围内超过30个国际电影节中放映（国际人权纪录片电影节、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
-2010伦敦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2010以色列海法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评选委员会特别奖
《依然健壮》（2009年，25分钟） 与萨拉·谢尔冰联合执导
纪录短片，讲述了衰老的艺术（由荷兰电影艺术中心及人民公共广播电视台放映）
《厌倦了这一切》（2008年；16分钟）
儿童纪录片，讲述了一位女孩的父母完全厌倦了彼此的故事（NPS出品）
-200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儿童纪录片脚本奖
-2009年意大利布克国际电影节金橄榄奖
《50美分》（2007年；26分钟）与萨拉·谢尔冰联合执导
纪录短片，讲述了关于一个精通骗零花钱的8岁贫穷小男孩的故事。
-2008年意大利布克国际电影节观众票选奖
-2008年鹿特丹港市国际电影节NPS新晋影片比赛
《我很乐观》（2007年，50分钟）与萨拉·谢尔冰/J.万特·克鲁斯联合执导
这部影片是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非法帮佣的生活写照。（由荷兰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放映）
《艾德琳》（2005年，15分钟）
纪录短片，讲述了六个青少年被唆使进行攻击行为的故事。（由荷兰BNN公共广播电台彼得威廉电影公司出品）
其他工作经验
2010-2015 纪录片脚本编辑工作，担任各种制片公司以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工作坊及脚本布道台的教学和辅导工作。
1999-2010 担任多个纪录长片及系列片的调研、编剧、首席助理以及制片人，包括1999年海蒂·霍尼曼《疯狂》，2004年《把你的手给我》，2006年《永远》以及2008年的《被遗忘的》。
1995-2000 担任多个舞台剧作品的首席助理（例如《安德洛玛克》、《哈姆雷特》以及剧团“阳光下成长”的《皮尔·金特》。
关于Ester Gould
2015年，Ester Gould的新片《奇异自恋》获得IDFA荷兰竞赛单元的最佳纪录片，下面这段文字是当年的一则记录。
2015年11月27日 郑琼
前天Ester Gould的新片A Strange Love Affair with Ego在IDFA获得荷兰竞赛单元的最佳纪录片，A Strange Love Affair with Ego是Ester追踪她从小就无比崇拜的大她2岁的姐姐的足迹，探讨过度自恋和健康自恋的边界，是一部非常intimate的纪录片。
中国观众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一定知道纪录片《永远》导演Heddy Honigmann，Ester是这部影片的副导演。
我一直记得，2010年Ester跟随Heddy在北京做Tiger Workshop时候的情境，晚上Heddy身体不舒服，去宾馆休息了。我和Ester坐在北外后面的一个傣家菜餐馆吃饭聊天，忘记是由什么话题牵引，Ester告诉我，她想做自己的片子，但是，她特别不确定，甚至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filmmaker（I am really not sure if I could be a real filmmaker）。
这是我那个时候第二次听到的一句同样的话，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自我疑问是在2009年初跟荷兰导演卢福阳一起做Rainmakers的现场调研，当时我们在郑州机场转机。
那会，卢福阳已经做了大概4、5部影片了，他特别认真跟我讲，“I am not sure if I could be a real filmmaker”。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自己开始做片子，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做片子，于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浩大而空洞”地扔了一些鼓励的话给他。等到后来有一天自己开始动手去做时，你才发现这个疑问跟影子似的紧紧跟随。
Ester跟Heddy 工作过很多年，但是她从来没有任何上面可以爬楼梯的名片去show off她在Heddy那些伟大作品中的位置和价值，她说，那些是Heddy的idea，不是我的，我想知道离开Heddy后，where is my idea, where is my filmmaking ability?
看到Ester如今在IDFA上的获奖照片，真是万分感慨，道路漫长，但是，所有从“心”出发真正的努力，一定会被上天嘉奖。
我在Facebook上给Ester留言祝贺她，并提到这段往事，收到Heddy回复：
Dear Cherelle, indeed, the road is long and full of stones (as my lovely poet of O Amor Natural wrote - but better than me here) but our little Ester was courageous enough not to take the easy road, the short cut. She suffered first 10 years with me 。 
亲爱的郑琼，确实，道路漫长，而且布满坚石（就像我在纪录片《自然之爱》里的那首诗歌一样——当然，比我现在的好很多），但是，我们小Ester却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去选择了一条容易的道路或捷径。她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头10年深受折磨。
资料收集整理：郑琼
排版：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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