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电影是抗抑郁良药
John Anderson
在今年的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Jerry Seinfeld介绍了5部荣获提名的最佳纪录片,他将他们称为这是此次获奖提名中极让人沮丧5部影片。可能这并不是多机智的玩笑话,但是许多纪录片人听后可能会笑出声来,一些了解电影历史又有幽默感的观众也会如此。实际上,他们知道院线在嘲笑一种旧式模式化的现象:写实电影可能让你感觉不错,但或许它会像药物一样让人大开胃口。
海蒂·霍尼曼对你有益,她的影片具有抑制悲伤的效果。企鹅、快餐和带棒球帽的肥胖者已经都在近年来的纪录片中被提升了形象,但是这些都只是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符、愚蠢的小伎俩而已。
在创作非虚构作品的真正艺术家中,Heddy和其他人一起,对提高世界纪录片制作的标准起了重要作用。她灵活运用形式来满足她的目的,但从不牺牲自己特定的风格或完整性。她善于展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叙事效果,她在她的电影中注入了足够多的自己,让我们感受到电影背后的女性的细腻,又不至于让主题或内容、空间感或存在感黯然失色。
她的电影都很无私,这使得这些电影都尤为珍贵。这也意味着海蒂可能永远都得不了奥斯卡奖,或者甚至得不到一个提名。但是让我们面对它:她生活在一个很少追求娱乐业奖项或者在电视弧光灯下炫耀自身的社会阶层。这依赖于像旧金山电影社会(San Francisco Film Society)以及它的金门持久视觉奖(Golden Gate Persistence of Vision Award)来赋予一个女人终生成就的荣誉,这个女人带我们走进了主题的核心,这是其他电影制片人从未注意到的。
当然,大多数其他电影制作者尚未能够精心地使用调查手段,有时他们也未能取得她所达到的催泪效应。2001年她拍摄了一部反映联合国士兵的影片,名叫《疯狂》(Crazy),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士兵追忆起残酷的全球军事冲突和听音乐使他们保持冷静理智。影片就像是一根钢丝横在了不加掩饰的伤口上,由长时间的拍摄、明显的伤痛以及情感记忆中的漩涡产生的紧张情绪竟比拍摄一周的惊险行程更多。但是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主题还是深入其中的探究者都没有失去他们的尊严。
或我们还注意到《地下乐队》。在该片中,音乐正像海蒂通常的影片一样,再次扮演了核心主题,而非只是一种富有创意的表现方式。它成为联系巴黎移民街道的人的元素。通过这一途径,Honigmann进入了驱逐、不平等、权力剥夺和个人背景的真实主题。2001年她接受采访时说:我并不在乎电影的主题,我在乎的是人。一个简单、优美、大度的道理,但在目前的市场,一半纪录片人似乎都规避这些。
1951年出生于秘鲁的利马的Heddy,在罗马接受过电影制片人的培训,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荷兰生活和工作。据说是爱把她带到了阿姆斯特丹,而爱一直是她艺术创作的动力,她特别能够证明人们普遍认同艺术是爱的一种形式的说法。Heddy对抨击社会不平等现象并不特别感兴趣,即便人们可以在她的电影中感受到那像一列残破的地铁列车一样隆隆作响的政治怨言。相反,她迷恋的是那些通常手段有限的人处理这些不平等的方式--通过艺术,通过爱,通过性,通过记忆,通过舞蹈和音乐。流亡的古巴人实际上通过Dame la Mano来摆动身躯,运动和音乐是社区、文化和哈瓦那重新结合的方式。在这个例子中,正是伦巴,却仅仅是伦巴在新泽西的表演,为她提供了刺中目标的与众不同的箭。
通常我们是通过个人阅历来理解其他的背景,美感以及力量的,但是如果你逆向为之,电影就变的太过沉重,沉重到难以承受。她深知,我们总能通过迂回路径到达事实的目的地。
但事实对她而言就够了么?事实是否有三六九等?是否有程度之分?优劣之差?
波斯尼亚战争时期发生的暴行是事实,但有另一个事实也在《好丈夫乖儿子》(Good Husband, Dear Son)中得到了诠释。在一个叫阿托维克(Ahatovici)的小村落,百分之八十的男性村民在该场战争的屠杀中死去。霍尼曼女士跋山涉水去到那里并通过该片捕捉到村里生还女性的悲苦。九十年代秘鲁深陷经济崩溃是事实,但《金属与忧郁的国度》(Metal and Melancholy)的故事也展示了另一个事实。该片里的教师、经济学家以及家庭主妇们纷纷为了生存改行做起了出租车司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关乎名人、死讯以及名人的死讯的文化之中,这也是一个事实。然而在《永远》(Forever)一片中,霍尼曼女士对这些题材的处理却如此柔和、机智并常伴有反讽的构想,这是其他电影所无可比拟的。
海蒂的电影总饱含优美精心的起承转合,恰到好处的诗意想象、行云流水的文意述说。当然这一切最终总能让人心领神会并发自心底的升出一种仁爱悲悯之情。如果你问神学家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这答案也是霍尼曼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因:灵魂。
本文作者约翰·安德森是纽约新闻报(Newsday)、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综艺杂志(Variety)以及伦敦卫报(the Guardian)的定期撰稿人。他撰写了2000年出版的《圣丹斯电影节进行时》(Sundancing)以及2005年出版的《杨德昌》(Edward Yang)。并且他同劳拉·金(Laura Kim)合著了2006年出版的《放映期间的惊醒:拍完了那部电影你该做什么》( Wake Up Screening: What to Do Once You’ve Made That Movie)。



一个人的《永远》
郭小聪 前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刚刚看完“永远”,这部片子不仅需要静下心看,而且最好一个人静静地看,犹如在墓地里独自徘徊,才能品出隽永的味道,如果从中国观众的角度看,也许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1,“永远”的品味格调太优雅精美了,不要说中国普通观众,即使知识分子阶层能够欣赏的也不会多,因为他们或者沉迷于“宏大叙事”,或者一心“为稻梁谋”,不可能像普鲁斯特那样从气味中也能进入似水流年的沉思,所以,这部片子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差距,文化心态和艺术品味的明显差距。
2,假如让中国导演拍类似题材,他可能会注意抓拍“名死人”,因而每一个墓碑后面都会带出一个不会短的故事,或者名人或者奇人,结果变成一个个断片般的“树碑立传”。
但“永远”这部片子,由于深沉的立意,导演真正注意到了作品格调的统一性,因此,无论是已故歌手还是魔术师,他们的回忆画面都不长,都服从于统一的情感氛围,融入漠漠的普通墓碑群中,让人奇妙地感到无论是优秀还是普通,有名还是无名,在这里都陷入死后永远的沉寂,这沉寂里有什么深意呢?让人伤感,但更让人深思。但也有主次,普鲁斯特与肖邦的墓在片中均是作为贯穿主线用的,前者如暗线,有点题之用,后者如明线,即串连全片的日本留学生演奏肖邦的钢琴声。
3,但也许最大不同、最难学的,不是技巧的把握,而是真正拍出了人性。那么柔美、含蓄、有尊严感而又温暖人心地让我们接触了人性的共通处,一些冰块顷刻融化。
“可恨的日本鬼子”原来也像我们身边的女孩子那样可爱,热爱艺术,有些羞涩。伊朗人并不都是“恐怖分子”,那位出租车司机的异国情调的歌声中饱含了个人生活的全部希望。为死者化妆的殡葬员,看似冷漠的外表下也有一颗善良、柔弱的心。
那些外国女人回忆自己的丈夫时也会哭,女儿也会来为父亲扫墓,常来为不相识的墓碑清扫的老妇人,她的平凡的举动又是靠什么伟大信念支持的?总之,没有导演的慧眼和慧心,是不可能把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片段融为整体,为我们还原生命的本相和真意的。
正是有了如此饱满的内蕴和人性的展现,我们中国人虽然过于平实,信奉“未知生,焉知死”,但也被最后华彩乐章似的高潮默默打动了,仿佛祈祷般地片刻凝定,沉默,超脱,不仅是因为肖邦的音乐,更是因为人性的共通。

《不曾有路》(NO HAY CAMINO)
荷兰 2021 92分钟 海蒂•霍尼曼
一部暖心的公路影片,由伟大的荷兰电影导演制作并担当其影片主角。当海蒂·霍尼曼被告知生命将尽时,她回到了出生地秘鲁,一切都从那里开始。
当海蒂·霍尼曼导演得知她生命将尽时,她决定一路回访那些对她来说无比重要的人和地方。她回到了秘鲁,那个她生长的国度,也是其经典之作纪录片《金属及忧郁气质》的拍摄地。她与老友旧识谈论往事,探望那些曾是纪录片里的讲述者,还回去看了看让这一切开始的地方:那栋她所出生在的房子。她回顾着家族历史以及大量个人作品,包括一些获奖影片,譬如《心灵创伤》《地下乐队》《美即自然》。
出品 Pieter van Huijstee Film, NTR
制片 Pieter van Huijstee
编剧 Heddy Honigmann, Kristien Hemmerechts
摄影 Adri Schrover
剪辑 Ruben van der Hammen, Jessica de Koning
配乐 Florencia Di Concilio
Hot Doc影评 《不曾有路》海蒂•霍尼曼
Mark Adams   2021年4月29日
屡获殊荣的纪录片导演海蒂·霍尼曼在面对绝症的最后时日,一改往日的节奏和步调,开始了一段追忆过往的精神之旅。这部影片也许是在有意避开设定好的结构,但它不失为一部经典的告别之作,温情流露却不曾感到忧伤,完整地将过往作品中镜头背后的那个女人推到眼前。
在忠诚的丈夫Henk的陪同下,连同一个她儿子Stefan van de Staak在内的小团队,她回到了出生国度秘鲁,重温那个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地方和那里的人们,一路上还回顾了一些她备受好评的电影。这段旅程的间隙载有幽默和同情,也有泪水和沮丧,但最终都交织在一起生就了一部肯定生命的慷慨之作。
她长期合作的制片人Pieter van Huystee提到,这部电影将把她视为主角和导演,她承认这是她对即将成型的电影内容所知最少的一次。“你问我在做什么,”她早先说道。“我不知道”。
但在标题中暗含线索。它是Antonio Machado诗歌中的一部分。“Caminante, no hay camino, se hace camino al ander”翻译过来就是“旅人啊,不曾有路给你循,你的路要自己走”。实质上,电影中的故事也是在旅途中酝酿出来的。
在秘鲁,她和姐姐分坐在父母和祖父母照片两边。他们的犹太裔父亲 Victor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Witold Honigmann Weiss,于1942年逃离Mauthausen集中营,流亡至俄罗斯。他最终于1954年搬回秘鲁利马,并随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漫画艺术家,创作了该国著名的漫画人物之一:Supercholo。
她们聊着聊着,海蒂便发现姐姐并不想被卷入关于 Victor的讨论中。海蒂说:“他是一个可怕的人,因为他经历过可怕的事情。”但是,常常令她深感惊讶的却是,当她与儿时玩伴聊天时,似乎他们对他的看法往往不同。她有关记老友Lolli的记忆是父亲禁止Lolli跟她一起玩,但是Lolli却说,他视Victor为第二个父亲。
她见到了学生时代的朋友,在利马的海边闲逛(坐着轮椅和助行器),甚至在司机的帮助下找到了老家,却发现房子的女主人竟然不让她最后进去看看。她跟朋友和学生谈论起自己的许多部电影,有《金属及忧郁气质》《疯狂》《美即自然》《地下乐队》,观察着作品和生活之间的连接和渊源。她约曾在1995年出演《再见》的演员Johanna ter Steege见面,镜头下迷人地再现了她骑着自行车的经典画面。
影片中看到她返回荷兰,她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国家度过,成为荷兰公民。她和儿子去医院就诊,她感到十分疲惫。在家中聊天的一次,相当开心,她转向正在摄影机后面的儿子,问他自己是不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尽管她认同癌症是一个挑战,但最开心的莫过于跟丈夫坐在沙发上,专注地看着他们各自的书。
海蒂·霍尼曼于2007年获得了Hot Docs 杰出成就奖,她完成了迄今为止最私人化的作品。当她面对复杂的家庭过往,重温自己的电影作品时,《不曾有路》中看到了她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关于生命、家庭、艺术和人际关系的冥想。在提问和寻找真相方面她的光芒依然闪耀,也因此使得这部最新,也许是最后一部作品变得尤为特别。
翻译:赵文秀 王冰
资料收集整理:郑琼
排版: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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