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为什么选了这里?
 耿军  : 餐厅合伙人之一的大树,是我在鹤岗当地特别好的朋友,他带着一个北京人、一个南方人开了这家店,“火枪手”。
 许知远  : 三个火枪手。
 耿军  : 对。这里是在北京吃到鹤岗家乡味最直接、最便捷的地儿,好多鹤岗人的聚会都会主动选这里。
 许知远  : 那就是鹤岗驻京办。那你小时候鹤岗有烤串吗?
 耿军  : 有,但吃不起。那时候南山电影院门前就有那种野串,1 块钱 3 串、4 串吧,我住在郊区去南山就相当于去城里了,我们鹤岗的“王府井”叫新街基,烤串特别密集,但那个时候年纪小,身上没有几块钱,吃串儿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儿。
鹤岗小串
摄影/鹤岗郭志贤
 许知远  : 我小时候住在房山良乡,也是电影院门口会有那种烤羊肉串的,然后旁边游戏厅可以打“坦克大战”的街机,一块钱五小时。这是我的八十年代记忆,那么你记忆中的八十年代,鹤岗是什么样子?
 耿军  : 我八岁那年刚到鹤岗(从依兰搬家到鹤岗),在我们那的新街基(市中心)下了一次馆子,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啤酒,还是散啤,是暖瓶装。我记得有一道菜就是溜肥肠,我父亲和我舅舅喝啤酒的时候,我妈也尝了一口。我看这酒像马尿一样,能隐隐约约闻到一股蜂蜜香。大车拉着我们和行李,穿越了鹤岗最繁华地带,其实最高楼也就五层。从农村搬到鹤岗这个城市,我发现好多汽车,人们看起来好像也都有事干。在农村的时候,大家在冬天是没事干的。
 许知远  : 你心目中八十年代的音乐记忆是什么呢?
 耿军  : 就是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虽然后来杨钰莹的翻唱更有名。其实我们这拨人特别晚熟,九岁才上一年级。东北有半年时间是冬天,我们这拨人就跟大傻子一样疯玩。到初一的时候,已经十四五岁了,变声期还没过。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体育老师,老把自己皮衣的领子立起来的,他其实长得脾气不太好,不过他自我感觉上,总觉得自己像刘德华。这种错觉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蔓延给了很多人。那时候不是都流行“每日一歌”么,就是上课前先唱一首。教我们的老师里,历史老师,她是师范校应届的毕业生,二十三、四岁吧,我记得她的名字叫刘玉红,在我们唱歌时问我们,你们知道台湾有一个歌手叫郑智化(1)吗?我们都不知道。她就把《水手》的歌词在黑板上写了出来,问我们觉得怎么样。
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
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水手》/郑智化
 许知远  : 她是你们的启蒙者。当时时代的转型其实挺大的,在北京很明显,在鹤岗是什么感觉?你看我们小时候对鹤岗最初的认识,就是鸡西鹤岗,那个煤炭的概念,我对那个城市最初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学地理课上那里产铜,它是一个通过资源来分配的边疆的地方。你对它的变化是什么感觉?
 耿军  : 有两件事。(一个标志是)电视里边有方便面广告了。那个广告在电视里边演,(看起来)太好吃了,它会让大家觉得方便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爸就是说过两天我们买四包方便面,我们家四口人,一人一包,但这件事他说了之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家还没吃过方便面。还有洗发水广告,我们开始被灌输洗头发要用洗发水了,之前都是香皂。
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彩电开始来了,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彩电两千多,二十一寸大彩电还要排队买,我爸当时开三轮车就排队就买了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
 许知远  : 什么牌啊?
 耿军  : 熊猫牌。
 许知远  : 当时熊猫很有名。
熊猫牌电视
 耿军  : 家里人看电视看得,特别爱惜。遥控器在我爸手里边,基本上是每天看到九点多,啪,直接按了。我印象最深的是,《西游记》终于看到彩色了,武打片终于看到彩色了,以前我们不知道孙悟空的裙子是什么色的。但那个彩电的命特别不好,它放在我们家窗户那块。一到天冷的时候,它的大尾巴冲着窗,它特别往里进冷气,屋里边稍热一点,窗那块又冷,一对流里边就潮,就连电,彩电就烧了。伴随消费主义时代来临,(我)觉得这样不行了,得去挣钱。
 许知远  : 那个时候大概是九几年?
 耿军  : 1992、1993 年。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卖冰棍,很挣钱。卖一百根能挣七块,卖两百根就能挣十四块,十天就一百四十块,一个月很可观的。但是卖冰棍你就怕下雨天。我就瞄准我自己知道的几个幼儿园几点钟下课,你要赶着下课的时候,你要把响亮的“南山冰棍”的叫卖声传到幼儿园美丽的老师的耳朵里边。她带着孩子们,伸着小手,七分钱、一毛钱一根,那个时候就那个价格。如果要能赶上三个幼儿园下课,一百根冰棍就卖掉一半了。要赶上下雨,我们也没办法,先避雨。
 许知远  : 那时间久,冰块就化了吧?
 耿军  : 也没事,冰棍化了嘛,就装一水瓢,一家人脑袋碰着脑袋拿勺在那吃冰棍,虽然是稀的,但这是一种特别香甜的回忆,我自己卖冰棍也特别会有成就感,卖不掉一家人就解把馋。
 许知远  : 特别香甜的回忆,我想到刚刚说的那首《粉红色的回忆》。
 耿军  : 这是我父亲最喜欢的歌,我们家养鸡很忙,休息的时候父亲坐在沙发上歇着,喝点儿水,把磁带按下来,听这首歌。
 许知远  : 那代人非常渴望生活中更细微的、不是宏大的东西也不是那种坚硬的东西,是一种很柔软的东西。他们要重新学习怎么去理解彼此,爱彼此,很柔软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压心底 压心底 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 我又想起你
多甜蜜 多甜蜜 怎能忘记
不能忘记你 把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 心里想的还是你
浪漫的夏季 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粉红色的回忆》/韩宝仪
 耿军  : 当小情小我这个头一开,大家越来越重视自我了。
 许知远  : 它是自我觉醒的一个象征,自我可以是甜蜜的。
 耿军  : 但我们不理解。九十年代初,1993、1994 年的时候,摇滚乐已经来了,我们听他们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觉得太软了,觉得没出息。
 许知远  : 那时候听摇滚乐,读呢?读的是什么?
 耿军  : 1993 年、1994 ,我弟弟在文化宫学画画,我现在的录音师杜春峰那一拨人也都在那里,我常去找他们都说“一个画家半个文学家”,他们那时候也读书,一上来就是大部头陈忠实的白鹿原、雨果的《悲惨世界》如果不看悲惨世界,你有点掉价,我们就在这件事上根本掉起价,但是图书馆那个时候只有本,人民文学其实是本(陆续出版),但是一开始上来就出了两本,另外三本特别不好找,我们以为《悲惨世界》就本,就当两本看的看完之后意犹未尽
 许知远  : 一个朋友,也是的师兄胡续冬(2)可惜他去年离开了,我特别喜欢他的文章,我记得他写说那时候小流氓见面就比互相谁看的书多而且他们有鄙视链,你看的港台文学我看的是夏目漱石,然后我是拉美文学,你是武侠小说你不行就互相鄙视所谓的文学教育就是跟哥们吵架,吵不过,愤而去图书馆偷了一堆书回家,看各种名著,然后回去灭对方去。
 耿军  : 那个时候为了满足虚荣心,其实是去图书馆就看了很多名著的名字,记住作者的名字,看了简介,之后别人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十日谈》,什么的我记得那年冬天我们在粉刷墙壁的时候,过年,我跟我弟弟轮番在看王朔的《我是你爸爸》,一边乐一边看,就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许知远  : 所以有个文艺青年的小圈子。
 耿军  : 其实我完完全全是被他们带起来的,那个时候矿区的孩子打架,甚至会打架这件事很重要到初一的时候,才跟这帮孩子混到一起,可以说被文学拯救觉得这玩意高级。一个孩子要是喜欢文学,这孩子差不了,就像他们经常会说喜欢摇滚乐的没有坏人
 许知远  : 我第一次见到崔健的时候激动死了
 耿军  : 就他光着膀子在雪里,一看就没去过东北。其实大家到了青春期无处发泄,就想撒点野撒点野这事儿很难做到了,我们能撒野的机会太少了,就变成了在冰上摔跤,把体力耗费掉,也没觉得苦闷和憋屈后来上中专了才有点独立的感觉,但是还要花家里边的钱这事儿就一直心里边不爽,因为你要(跟家里)要
 许知远  : 你摆脱父权的冲动这么强烈吗?
 耿军  : 我那个时候已经 19 岁了,第二年就和刚刚提到的录音师杜哥一起就干到了北京,正好 20 岁。干到了“宇宙中心”五道口。
 许知远  : 咱们还很近,我那时候在北大上学
 耿军  : 去北大逛过,那时候还没有保安,你随便进随便听课我记得在 90 年代末的时候,手机已经有耳机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北大看到一个人,他手机揣兜里了,他有一个线(耳机线)是在里边,但我看到这边,他一边走一边说话,我说这在学校里遇到精神病了,但是自言自语我想他是个妄想症,但后来我才知道他肯定是戴着耳机在打电话,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
 许知远  : 对北京最初什么印象?
 耿军  : 公交车的票有点贵要 5 毛我刚来的时候,太喜欢坐公交车了,你北京总得先旅游,逛了一段时间,三四百块钱干进去,不干点什么不行了。就去做推销员,虽然一个月的时间一包饺子都没推销出去。
1996 年,刚到北京的耿军
图源/凤凰网读书
 许知远  : 从卖冰棍到卖饺子
 耿军  : 我们当时是租一个150 块钱一月屋子,进屋就是床,一个大木床汉子市场买两三块钱一斤的波纹方便面,回去煮着吃就当饭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仅有剩下的600 块钱也花完了。我的同学他小姨在西郊宾馆工作,他说你和老杜来西郊宾馆,管吃管住,客房服务员你不用租房子我们当了客房服务员,发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一个人管间房不是旺季的时候,每天上午没多长时间这活就干完了你可以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电扇,打开电视就有还珠格格》。后来宾馆把我们外地人剔出去了,就在一个哥们儿家借住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我活着看完,枕头打湿了。好作家后来我们就晃着去开了台球厅。
 许知远  : 看完了《活着》就去开台球厅。
 耿军  : 那时候也看《包法利夫人》。
 许知远  : 台球厅多大啊?
 耿军  : 台球厅挺大,但只有两张案子,干了一年多,我们赔了几万块钱,这事就算了我就去了一家广告公司打工
 许知远  : 怎么对这件事感兴趣
 耿军  : 源头还是跟画画这帮孩子在鹤岗的时候,泡图书馆,泡录像厅,去电影院,那个时候我就看了刘恒(3)的剧本集那里边有谢飞导演的本命年》。
 许知远  : 我非常喜欢《本命年》。
 耿军  : 这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故事)主角是胡同里边的一个充满弱点也没有像以前那些电影那样去赢得胜利他倒在了街头,大衣里边一伸手就被干那了,我觉得这种冲击力太强了,我觉得这是真的,拿电影当真事看,对于我们的冲击力特别大还有西游记》,我对这个电视剧也是没有抵抗力的
 许知远  : 为什么
 耿军  : 发现,里边就看到好看的叫妖精,难看的叫妖怪的有玉皇大帝罩的,各路神仙罩着,有的就没有人罩着的,特别复杂,但是你会觉得也有孙悟空办不到的事,也有观音菩萨发愁的事儿,也有唐三藏难为情的事。
 许知远  : 所以本命年西游记其实是两个挺有你底色的东西。
 耿军  : 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我最初对影视的好奇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英雄主义的东西因为我们什么事也办不到,我们需要那样的出口。其实我19 岁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剧本,故事关于我弟弟他们画画这帮人,还有两个老师。他们是有竞争关系的,互相降学费来争取生源其中一个老师给这帮孩子免费半个月,我们就去免费学半个月,那边免费 20 天,上那边免费学 20 天青春期里边,男老师给女同学辅导,男同学会特别不高兴。就是这些青春期和成年人之间的那些隐形的较量
 许知远  : 他们有紧张感
 耿军  : 全是受了刘恒那个剧本集的影响我就觉得这玩意我能写,我来北京也带着剧本的,学校找专业的老师帮看老师告诉我,说剧本里边有一些东西还挺生动,但是不能成为就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剧本,你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学校听我的课,在一楼的阶梯教室这个老师叫张丹,我特别感谢他。开始蹭课DV 时代来了,大家都在拍短片,我还参加了实践社的沙龙,《盲井》(2003的国内首映和《十七单车》(2001的国内首映那里。
 许知远  : 小西天有卖盗版碟的
 耿军  : 小西天新街口是我们碟的最重要的地方。有一天在那低着头挑碟,完了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说老板有《低俗小说》吗?我一听沈阳人,一转眼看一个快一米九的美国孩子我说兄弟你在哪留的学,他说辽大
 许知远  : 上个世纪末这世纪初那段时间,北京总有很多奇怪的人,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现在反而少了。
 许知远  : 刚开始拍 DV,是对自我表达有什么想法么?
 耿军  : 其实就是想试一试那时候第一个短片失败了,就被周围的朋友一顿批要内容没内容,要形式没形式,演员没有质感,表演节奏不好……朋友之间说这么狠的话,有一段时间,我都徘徊在这些晴天霹雳的批评里面那时候就看杂志里边就有库布里克(4)的访谈他说他特别喜欢去影院里边看那些烂片,自我安慰觉得这些电影这么烂,他自己肯定没问题。
 许知远  : 重要的人生一刻
 耿军  : 但我实在太烂了,没有人比我更烂。但二十出头时候就恢复得快觉得你们批评我你们干了什么小样儿。评论这件事太容易了,任何人都有评论的资格,但是做一件事要行动起来,是很难的。那个失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到年底我又拍了一个短片叫散装日记,就在一次比赛里面得了奖那时候呼机不停地,大家知道这人得奖了,好多人发来祝贺
 许知远  : 你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榜样是谁?那时候贾樟柯已经是很厉害了吧。
 耿军  : 我看过武》2001 年的中国独立影像展当时杜海滨的纪录片《铁路沿线DV 拍的大荧幕放出来,震惊全场同时那个时候(5)犯罪分子是毕业作业接下来是杨荔娜的老头这些独立纪录片给了我特别大的动力因为武》还是 16 毫米胶片拍的,它是需要 30 万左右的制作但是 DV 不是DV 只要你有一台机器能买30 块钱一盘,贵一点的 50 块钱一盘,你就可以干了。我觉得杨荔娜和杜海滨那个时候就 DV 可以拍电影这件事是对我影响是最直接的。
从左至右:
《小武》/贾樟柯/1998
《铁路沿线》/杜海滨/2000
《犯罪分子》/程耳/1999
《老头》/杨荔娜/2000
2003 年非典那年,我就用借来的 DV,拍了第一个剧情长片叫《烧烤》。用了 18、19 天的时间,三个人在一个院子里边的故事。我当时只有 7000 块钱的存款,我用不到 5000 块钱干了这件事,拍完回家就过年了。回来之后就蹭在朋友的机房里面,当时我那剪辑师叫王耀治,他当时还剪管虎的《生存之民工》(6)。那时候我在广告公司上班,白天出去跑业务,这个时间是自由的。王耀治就给我打电话说,管虎回去休息了,我现在有时间,你来吧。就这样蹭机房蹭了半年的时间,剪出来《烧烤》那个片子。
拍完《烧烤》那个时候还能发行有版号的 DVD,给 3 万块钱,后来发行了第二版又给五千,还去了国外的影展,心气又被调动起来。接下来就拍了第二个剧情长片《青年》,那个时候就已经 2006 年了,很顺利。到 2008 年做完,奥运会那年,秋天我就从广告公司辞职,就干电影这件事。房租、日常生活就拍点宣传片、拍点广告是没问题的。盲打误撞,一点点地就拍到了现在。
其实还挺幸运的,有很多人帮。我记得我借第一台 DV 机,是在 BBS 上,我留言写:我要借一台 DV 机回故乡拍短片,谁有请回电。我发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真有电话打过来了,一个女生说我有一台可以借给你,让去甘家口拿。我说你不看看我的身份证吗。她说不用看,我知道你是一个干正事的人。我说你不怕我骗你吗,她说你有座机电话,你不会骗我的。
 许知远  : 信任感是存在的
 耿军  : 这个人现在也是我好朋友叫曾淼,她还帮我做了烧烤的英文翻译那台 DV 机是曾淼的母亲在保险公司做业务员挣到的钱,花一万六七千块钱给买了一台 DV 机,那台 DV 机好像什么都没怎么拍过,就借给我。后来《散装日记》得奖上了杂志,她还把文章给她妈妈看,说你看我把这个机器借给了这个人,他获奖了,是不是特别有意义
 许知远  : 鹤岗也在发生很多变化,你从北京回去,觉得家乡在发生什么变化?
 耿军  : 可能最直观的就是信息时代手机这件事网络这件事让大家变得没有那么亲密了。以前住平房,要去玩就直接登门拜访,你没在家的话,就问什么时候回来梆梆梆敲门。信息时代互联网来了,大家反而客气了。然后信息爆炸,互相跟不上,不知道想什么。
 许知远  : 四面八方地跟。
 耿军  : 对。那个时候最直接的,就是港台音乐带来的影响。我们知道广州、香港、深圳那种生活是值得向往的;刘德华、郭富城他们骑的摩托我们应该来一台。CHANNEL[V]、凤凰卫视什么的,那个主持人吴小莉、许戈辉。这种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社会秩序,我们得去看一看。见识逐渐打开了,大家就变得开始客气了,就没有那么好玩了。
九十年代,一家人围坐在彩色电视机前。
 许知远  : 1996 年跑到北京来,是不是也就是你朋友圈里的异端了?
 耿军  : 当然。在我来北京两三年的时间里边,我的同学陆陆续续地也来了不少。但是大家来了之后就想谋生,想挣钱或者想挣一点快钱,发现这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大家都是没有学历的人,就容易变成盲流、三无人员,坐吃山空,待一段时间就回去了。
我来京务工这件事对我来说特别自然,做个宾馆服务员,在广告公司上班。我在广告公司当业务员的时候,不到半年时间我每个月就能挣到四五千块钱。拿到现金的时候,我回到住处数好几遍。我告诉我爸,我说我这个月挣到 4500 块钱,我爸当时就说“你干了什么挣了这么多钱?犯法的事儿可不能干”什么的。
我在北京可能算是稍微开过一点眼界。他们会问我北京的八卦,我说你们在网上和报纸上看到的都比我多,因为我不太关心八卦。我回到家里边是长了另外一个见识,就是过了 30 岁之后,那种人生压力的叹息。那种叹息就让我想起我父亲工作了一天,把李玲玉的磁带放出来、坐在沙发上休息的片刻。我一想他们到了我听摇滚乐、我父亲听李玲玉的那个时刻——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事业和工作的拉扯,大家都“过劳肥”。儿时的朋友也都胖了,我们那儿最小个儿、最瘦,上学只有 80 多斤的人,也 160 斤了。
二十世纪末的北京街头
 许知远  : 在北京,对于外地人的“东北印象”有什么强烈的感知么?
 耿军  : 在北京混了几年之后,尤其还写剧本拍电影,回去之后就特别注意这种日常的东西。比如你在一个卖肉的地方听到对白,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那边带口音啊,就说又(多少钱一斤,“肉”念“又”。十三一斤,给我来半斤卖肉的说半斤?二斤也行他说二斤的,你来三十块钱的好不好他说 30 块钱,我一共就带了 50 块钱,30 块钱预算有点多他说你这样我一刀下去就是 30(块钱)左右他说行他说但是你买过去肉,你老婆会生气的为什么卖肉的(回答)说这么好的猪肉,你只买 30 块钱,你老婆会生气的这个可是一年多的猪,就是都快三指了,你用手按,一点水也没有,你上其他摊看一看有这么好的猪肉吗。(最后说)三斤三十九对吧你给我四十块钱的。会感觉到一种,尘世之美。
二十世纪末的鹤岗,第一百货商店附近街景
 许知远  : 鹤岗的尘世之美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
 耿军  : 比如说我们去鹤岗本地的串店,年轻人特别喧闹,如果有静悄悄,就是一帮中年人有的是那种家里老人的那种生病的叹息,有的时候是那种孩子学习不错沾沾自喜这些东西就会让你重新对生活好奇,是因为你从这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回去的时候,因为在搞创作,对人重新开始好奇,对生活开始重新好奇。
李睿珺导演在(直播)评论区告诉我们记得吃串,咱们是不是聊太多了,太像直播了。李睿珺的电影现在正在院线里热播,豆瓣已经到了8.4分,《隐入尘烟》,推荐给大家,非常值得看。我觉得人跟土地的那种就被我们忽略的东西,电影里重新拾了回来。里边还有特别珍贵的,特别质朴的爱情,那些浪漫的细节,可能在城市里已经没有了。我就别剧透太多。
 许知远  : 那你觉得,你在《东北虎》里面是不是也在表现相似的东西
 耿军  : 我在《东北虎》里边其实情感特别复杂。他们问“在《东北虎》里边你是谁啊?你是罗尔克吗?”就刚哥(徐刚,《东北虎》里饰演罗尔克)饰演的那个角色,我的回答是,不单单是罗尔克,我还是马千里对面那些讨债人群里边的一个,我也是徐东,我在某一刻可能也是马丽演的美玲。其实这种投射,在创作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作为人的危险性和作为人的怯懦,还有那些勇敢的东西。因为情绪、情感,感动、愤怒这两件事,我觉得它在表达里边最直观。
但是情感里面还有很多更加微妙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哀伤。那尴尬是属于什么呢?尴尬可能是哀伤里边一个分支。也有的人会说:“是不是《东北虎》这电影有点儿刻薄?”我反应了很长时间,我说:“我很温和,怎么会说我刻薄。”后来我想想刻薄是什么词呢,毫不客气地说出真话叫刻薄?我说那可能是一种褒奖,我说可能是刻薄的。但是《隐入尘烟》不刻薄,许老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可不能落下这个电影。
 许知远  : 包括这种东北虎》更复杂的情感,也是因为过去一步步叠加,你对这些是怎么理解的?
 耿军  : 我故事里的电影主人公,他们三十五、六岁,面对现实的困境有答案吗?有能力解决吗?那是不是试着去解决一下?可能会碰一鼻子灰,可能会愤怒和宽容并存的这件事儿,在普通人遇到自己生活里边最难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写电影的时候不是往“上”写的,我们战胜了困难,我可能会更忠实于我自己知道的,我们大部分战胜不了那部分。我觉得所谓的战胜其实是妥协,硬着头皮面对尴尬的生活。我们说一个人特别潇洒,那只是我们知道他潇洒那一面,别的他藏了起来。当然我们电影不藏这些东西,但我还想在电影里边让我的那些主人公活得像个人样儿,这件事很难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说他“活得像个人样儿、有点尊严”,这个说起来很轻巧,但在生活里面能很难达成。
《东北虎》/耿军/2021
 许知远  : 为什么那么难达成呢
 耿军  :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是每天有一个“受辱值”。你在家庭里边,到这个年龄还是你说了算吗?你在单位里边有比你高一点的领导、有中层领导、还有大领导,你在生意场上会有甲方乙方。你随便干点什么事,都可能会面对这件事。我们如果要是都非常礼貌,所有的事都特别规矩,那就机械了。日常里边这种丰富的东西,是我认为电影里边最重要的东西。
 许知远  : 你跟日常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过程,反正我们年轻时代不都是对日常非常厌倦,就要逃离日常慢慢发现日常不可逃避,包括我们现在也在自己的方式来逃避日常。那日常跟你是什么关系呢?
 耿军  : 跟日常相处不太好。我一直其实挺较劲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听到这个人特别没出息。到后来就脸皮越来越来越厚了,当然跟你关系不近的人也不会说你这样的话只有关系近的人对你有期待的人才,剩下的其实不会说这样的话很小的时候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从)长辈(那儿)来的
 许知远  : 你的电影里面其实展现了很多他在对抗日常羞辱的、反抗的方式,可能暂时反抗,可能一句诗也是个反抗。但好像又在某种语境里面羞辱反抗、失意它们对你来说什么关系?里面有很多无奈。
《锤子镰刀都休息》/耿军/2013
 耿军  : 我觉得如果一个电影、一个作品能捕捉到这个时代的情绪,我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空里边,在这个环境里边,我是怎么面对这些的。我觉得我得诚实啊,我能不能稍微勇敢点面对我的不堪,不是那种英雄主义的东西,日常生活里面很难亮出英雄主义那一刻。“软弱”和“不堪”,我觉得是我和我周边的人的常态。那个东西特别值得用电影来表达,就是我们在这里边的软弱、不堪、挣扎和反抗。试着勇敢一点,之后又退缩一下,再试第二种勇敢的方式,之后又看到另一个人比我还不堪,我心软了。这种东西是逐渐对周围人和对自己的理解吧。经常会在熟人之间,或者是恋人之间,或者家庭里边听到,你怎么不理解我。我自己心里面会回他,我说我都不理解我自己,你这个太强求了。
拍电影会有这样的好处,这里边有这么多人物,我试着理解他。他在做不光彩,或者是在做违心的事的时候,我试着理解一下,我要把我人性里边那个层面给调动起来,这个是很刺激的。还有我看不上的人,我可以在电影里边报复他。我喜欢的人,我在电影里边爱护他。在电影里面我是能干掉我脑子里边我不喜欢的我自己,能保护住我脑子里边我觉得我还行的自己,其实在电影里面是有这样的潜在的东西。
 许知远  :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替代的方式,或者应对和替代的方式你是面对什么情感最能够激发你
 耿军  : 我觉得其实是愤怒和温柔。你是受到关怀了吗还是你还被抚慰了,你被善待了,或者是你被启迪了还有就是愤怒,看到了不公,看到了人类是不该这个样子的,看到了我们要去解决但是解决不了了
 许知远  : 远方的不公跟你是什么关系?比如说远方新闻上的不公,远方的不平等也好,更让人不堪的事情也好
 耿军  :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那是我的一部分只不过那个人不是我而已
 许知远  : 你的共情性是很强的。
 耿军  : 会特别容易情绪化,自控能力虽然越来越好了,那种成熟的人就是中年人,最无耻的就是平衡感我觉得是最无聊的东西。
 许知远  : 为什么你觉得平衡这么无聊平衡是不是也是可能是对一种情感的深化的过程
 耿军  : 没有差池,纠错能力
 许知远  : 或者说是一种要产生这种更深的纠错,因为你不能总是停留在表面的错误你错误要更深入一点纠错也会变得更深入
 耿军  : 开车没有颠簸,你会犯困的。颠簸的路,拐弯的路什么的,如果是那样的话特别平稳
 许知远  : 但是你可以想象可能一种速度是 40 公里,有人平衡很好,但你要开到 200 公里的时候,你的平衡感更强,他仍然可以有电波
 耿军  : 那是马斯克,我们大部分人就不是马斯克
 许知远  : 你平时是如何进行观察的?
 耿军  : 我在意日常中的一些细节,像某种“毛边”。比如冬天的时候看一个人把自己走热了,有点像火车冒热气,你跟在后面不远的时候,走越热,呼吸节奏就越快,之后鼻子鼻吸就会越多,一个人走在前面就是一个火车头就一边走一边冒热气,你就会看着背景冒热气,就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锤子镰刀都休息》/耿军/2013

 许知远  : 如果能要发现日常生活的一种戏剧性,其实是需要高度的耐心巨大的耐心,还是你很容易觉得就发现了
 耿军  : 经常情况是,你发现了你也不认为这玩意有用,当你在创作的时候那些意象突然就出现了那些在脑海里边沉睡的东西被唤醒了,平时我也想不起来知道这些东西是作为一个基础,就跳高的时候,你要杆子地上是一个基础,你才能跃起来,跃起来那部分就是想象力的部分。
 许知远  : 日常生活那些残酷的一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耿军  : 老病死,包括结婚的喜事,就这些东西,其实每一个面都有残酷那一面。
 许知远  : 最害怕的残酷是什么?或者你最不知道怎么表现的残酷
 耿军  : 实最害怕的残酷是病和死吧。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胆子挺大的,但是那个是你彻底地无措,你没招。世界上最残酷的可能是这个事儿。我们打个比喻,地狱就是医院,天堂就是洗浴中心,地狱天堂皆在人
 许知远  : 哈哈,鹤岗的分层,你鹤岗的你觉得我们这代人有什么普遍性么?我的感觉是缺乏更沉重的东西我觉得我轻,但又不到自由。那种感觉沉沦苟且带着理想主义,不服但又没那么勇敢,还想试着勇敢勇敢……可能这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还是不太一样。
 耿军  : 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特别讨厌四十多岁那帮人,但我们现在就那样比如说现在拿出来一首网络歌曲,我们看不上,但这跟我爸当时我听摇滚乐的时候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太封闭、不接受新的东西了么?
 许知远  : 你焦虑么?
 耿军  : 倒没有焦虑,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有出息一点。
 许知远  : 你现在最想干什么呢?
 耿军  : 我其实特别想上北欧拍电影去,但因为疫情就去不了了。
 许知远  : 北欧人和鹤岗人都北方人,把他们放一起还挺有意思。
 耿军  : 是,但东北比北欧冷多了。
北欧深冬
 许知远  : 对人的性格带来什么影响?
 耿军  : 记得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里,冬天就是要把手都包起来,戴帽子,戴围巾,只有眼睛露着,就眼睛。只能快快走,把自己走热。二十分钟吧,你才暖和起来,那就可以聊天了
 许知远  : 那你去南方,比如去三亚是什么感觉?
 耿军  : 我第一次去三亚的时候,特别失望。我想象中就是椰林海风,沙滩美女,结果遇到好多东北人。
 许知远  : 可能东北话的语言特征太明显了,口音侵略性特别强。其实在北欧拍电影未来还是可能实现的,有什么是你觉得不能实现的么?
 耿军  : 可能拍商业片,咣咣一顿干一顿电影就要能容得虚构,能开玩笑。
 许知远  : 对,“鹤岗宇宙”给炸了,完了之后让勇哥刚哥他们来拯救。你们一起成长,你怎么看他们呢?
从左至右:
勇哥(张志勇,《东北虎》里饰演马千里)
刚哥(徐刚,《东北虎》里饰演诗人罗尔克)
 耿军  : 我有时候会换位思考一下,我要是他们的话,我觉得挺来劲的。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拍电影还是很遥远的事。当然我去客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他们演得好,他们的电影里,其实挺难演的,他们别的电影剧组三、五就给过了,他们自己还说没过瘾,导演就说特别好,说不愧是鹤岗宇宙来的
 许知远  : 拍过电影的人和没拍过电影的人,面孔就真的不一样了,他被重新塑造过。成为过别人,在生活里边他也会被塑造那个人影响,非常奇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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