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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陶琴薰

(黑白照片上色)

百岁杨苡回忆中央大学同学陶琴薰

口述/杨苡整理/余斌

编者按：十一维空间曾经发过沈宁先生写母亲的系列文章，其中“《呼啸山庄》翻译杨苡和我母亲的闺蜜情，二十年并非一段历史空白”从闺蜜的角度描述了本文作者，欢迎读者点击阅读。闺蜜间的回忆，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

和我关系最好的是陶琴薰。她是陶希圣的女儿，小我两岁，比我低一班，我们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我叫她“陶陶”，后来我女儿喊她“陶陶姨”，我们的子女之间现在还有来往，前些年她儿子沈宁到南京来看过我。据沈宁说，他母亲跟他们说过不少她和“静如阿姨”当年的事。我和她，真是可以称为闺密。

在中大，晚上她常拉我去吃湖北米粉，因为贷金饭吃不饱。现在想来可笑，就因为吃米粉的事，两人一度还生分了。同学徐丽霞有次问我，你们吃来吃去的，都是谁给钱？我说多半是她。这是事实，我身上没钱，和在昆明时完全是两回事了，往往是陶琴薰自然而然就把钱付了。徐丽霞又跑去问陶琴薰，陶说，谁付钱还不一样，分什么彼此？不过是我给的多些。徐丽霞就跟我说，以后你别老跟陶琴薰出去吃了，她老向家里要钱也不好。徐家里是教育部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她以为陶琴薰家也那样。其实陶希圣就陶琴薰一个女儿，很宠她。但我从此心里就有点别扭，陶琴薰再拉我，我就不肯去了。老是不去，她觉得奇怪，后来调整宿舍，我们不住一个屋，慢慢就疏远了。不过有事时她还经常想着我。

有一次她请我去城里看话剧《戏剧春秋》，顺便领我去中央日报社见见她爸爸。陶希圣我早就知道，一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他执笔，二来他是“高陶事件”的要角之一，后来脱离汪精卫回到蒋这边。我在联大时他曾到学校做报告，讲时事。据说会场挤满了人，听的人很多。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就没去。陶琴薰领我到他办公室，他穿件长袍，没官架子，像个读书人。他说我毕业后可以到中央日报社工作。可能陶琴薰和我要好，知道我毕业后要找饭碗，之前就跟她爸爸说过。

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照。二排左二为陶琴薰，三排左三为沈苏儒

1945年我生赵蘅的时候，她跑到医院来找我帮她出主意。那时沈苏儒（沈钧儒的堂弟）开始追她，同时有个叫陈志競的，已经追她有一阵子了，追得很厉害。她犯愁，问我该怎么办。沈苏儒在中大读外文系，姓陈的已经工作了，在陶希圣手底下做事。我说，姓陈的绝对不行。其实我也没见过陈，听陶琴薰说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我只是因为他给国民党做事，在我看来，那就是“吃党饭”的。

后来她和沈苏儒结婚了。第一个孩子满月时，他们从上海到南京，给孩子办满月酒。那天她也请了我。他们住在破布营，请客是在新街口一带的一家饭店，请了五六桌。席上什么人都有，我记得我那桌有当过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的女儿。酒店有一间休息室，保姆和小孩待在那儿，敬酒时就把孩子抱出来，到各个房间，一桌桌地让大家看。我印象深的是，吃过饭，陶希圣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好多人围着他，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应该如何“应变”。那时是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亲国民党的人很焦虑。我们想的却是，“天就要亮了”。

陶希圣

陶希圣后来被宣布为战犯，即使这样，陶琴薰还是选择留在大陆。陶希圣当然是希望全家人一起走的，甚至恳请蒋介石让军舰等一段时间再开，为的就是带走陶琴薰。但陶琴薰拒绝了，她选择和沈苏儒在一起。沈苏儒的堂兄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反国民党的，沈苏儒显然受到了堂兄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琴薰在总工会工作，家搬到了北京。我只在去东德教书前在北京集训时见过她一面，虽然他们那时生活和工作不是很顺，情绪倒还不错。等我从东德回来，得知陶琴薰、沈苏儒双双成了右派。我们通信不多，但一直保持着联系，“文革”一来联系就彻底中断了。1972年我被“解放”，到北京去探亲，我哥哥杨宪益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我向他打听沈苏儒，他哪里知道，只是说，说不定已经死了。后来我终于打听到沈苏儒和陶琴薰的情况，那时陶琴薰已经不在人世了。

作者简介

杨苡，女文学家、翻译家。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本文原载《名人传记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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