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银行也骗人

#01

意外比明天先到

“我比较信任银行，特别是这个银行有绿色的存款保险标识。”

四川成都人周佳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周佳前些年炒股失败，亏了十几万。从此以后她再不敢碰那些高风险的理财产品，连银行理财都敬而远之。

如此一来，保证财产不贬值的方法似乎只有找一家利率比较高的银行，把钱存进去。本地的成都银行年化4.05%，以此为基准，周佳在网上找到一家河南的禹州新民生银行，年化达到4.6%，对她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了。

直到2022年4月18日若干村镇银行发生爆雷，银行小程序开始了永久维护，无法线上取款。

周佳在禹州新民生银行总共存了60多万元，手头没有活钱，还房贷有压力。她报案了，本地警方不予立案；打电话到郑州去，给她登记了信息，接线员说正在调查，有结果会通知。

她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感觉山崩地裂。

周佳最后的努力是亲自飞往郑州，毫无悬念地扫出红码。她不想被隔离14天，于是只能直接买机票回去。在防疫人员的催促下，她的眼睛哭肿了，口罩里全是泪水。出行之前，周佳的儿子被她托付给朋友，好奇的小孩问：妈妈，你去郑州干什么呀？

“妈妈的钱被银行骗了。”

村镇银行“爆雷”一个月后舆论发酵，光明网发布评论文章称，“必须保证合法储户的存款安全，否则会影响‘银行’整体的社会信用。”随后，人民日报转载此文。

事件拖延至今，对于这些储户来说，银行的信用已经荡然无存。不仅如此，更多老百姓开始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已有惊弓之鸟的感觉。

从信任到感觉被骗，只需要经历一次违约，而信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2

民无信不立

信，诚也，从人从言。人说的话就是“信”，这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一种期许。言必由衷而产生信用，有了信用才能建立信任。

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非常重视“信”的意义。子贡问孔子何为为政之道，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除一项呢？孔子回答先去兵，再要去除，则去食。

在孔子看来，执政者的信用比军队、粮食都重要，民无信则不立。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民间是天然讲信用的，因为乡土社会流动性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从熟悉里得到信任。这种信任和西方对契约的重视不一样，而是对一种行为的规矩非常熟悉，熟悉到不加思索地身体力行。

什么叫规矩？各行各业千条万条，最基本的就两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一条针对的是生命安全，一条保证的是经济安全。

刘邦入关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但也要保留这条“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礼俗被法理取代，“规矩”被契约取代。人们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如何信任对方？一纸有法律效应的文书，使双方达成契约关系，信用得以建立。

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信用的作用尤其突出。只要不是即时的银货两讫，一方需提前付款或供货，就需要以信用为支撑。

在大航海时代抢得先机的荷兰，就是靠这种契约性质的信用，建立了期货市场，大大推进了金融业的发展。

去年牙买加的咖啡在欧洲卖得很好，今年还没有产出，商人们就愿意为还没见到的货物先行付钱，抓住未来可预期的盈利。当然，前提条件是供货方有信用。

如此一来，市场上的资金就更加充裕，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增长。钱只要更大范围的流动起来，就一定能生钱，因为资本自动会往交易成本低的地方流动，这被称为“洼地效应”。

但是如果逐利的贪欲扭曲了价值规律，就会出现泡沫。郁金香球茎在17世纪时成十倍百倍的增值，有一名贵品种叫做“永远的奥古斯都”，在1637年1月卖到1万荷兰盾，可以买下一幢荷兰最繁华市中心的别墅。

●小扬·勃鲁盖尔于1640年创作的讽刺郁金香狂热的画作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泡沫一旦破裂，交易便无法完成，信用随之破产。

在现代金融业中，信用的地位更加重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很多银行直接称为“信用社”，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往来。银行信任企业或个人，才会给后者放贷，企业或个人信任银行，才会存款和购买理财产品。

从你的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这张纸是因为印刷精美、贴上防伪标签和水印产生价值的吗？当然不是，它代表的是国家信用。或许这个例子不太合适，毕竟现在很少人携带现金，那么打开你的电子账户——你凭什么觉得那一串数字就是你的财富呢？这就是机构的信用。

想想金圆券，想想比特币。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信用的崩溃，都是灾难性的。

#03

是储蓄，还是投机？

2015年，失地农民杨宝东被迫重启人生。他的儿子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公司给了100万赔偿金。

“这是拿我儿子的命换来的钱。”杨宝东对凤凰网记者说。他和妻子做了试管婴儿，生下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两个孩子的开支大，杨宝东希望手上的钱能生一点利息，好补贴家用。

2020年8月，杨宝东在度小满平台看到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推出一款“重阳宝”存款产品，声称“年利率高达4.85%、保本保息、已参加存款保险”，杨宝东认为自己的选择是非常可靠的。

来深圳打工的“小李”也将十几万血汗钱放在“重阳宝”里。

他和妻子租住在城中村的两室一厅里，每个月房租1200块钱，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小李”所在的电子厂效益一般，这几年工资只有三千多块，十几万每月能拿到五六百块利息，是家庭收入来源的重要补充。

行事谨小慎微的“小李”曾致电客服咨询，客服告诉他，“有存款保险标识，有问题必赔”。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他们的行为绝非投机，他们希冀的回报也不过分。百分之四点几作为存款利率算高的，但是在低风险理财领域比比皆是。

但还是有人认为，村镇银行异地揽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集资行为，储户们应承担风险，自认倒霉。这种看法是不公平的，他们没有选择股票、基金和其它理财，恰体现了在资产管理上的保守心态和风险厌恶。

关于非法集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曾有个经典的论断——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那么从储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通过大品牌的网上交易平台将钱存在法定的、合规的银行里获取4%多一点的利息，理应是安全的。事实上，有些储户就是金融、财经专业出身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会落入这样的困境中。没有人不想多挣点钱，这无可指责，特别是在他们反复确认了合法性的情况下。

说白了，问题出在村镇银行借国家信用谋取价值，却无法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

● 河南新财富的实际控制人吕奕

这种国家信用俗话来说，就是“相信政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一个比较优势。根据历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来看，在各国民众对政府信任持续走低的趋势下，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哪怕是村镇银行，民众仍然觉得国家信用应为其背书，行政部门有权管辖并指导其行为，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为其“兜底”。

#04

信任的价值

在首要疑犯逃之夭夭的情况下，“兜底”最后也来了。7月11日，河南银保监局发布1号公告，于7月15日开始对5万元以下存款的账户进行垫付。

我们都希望此事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就算偿清所有存款，村镇银行的信用也已经破产了。

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

在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看来，信任和与之相关的价值观是一种产品，有着真实且实用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系统的效率，使你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产生更多你所重视的价值。

如果不太理解这句话，可以回忆一下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大头宝宝”的照片流传于网络，使国内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任度降到谷底，转而购买国外品牌，十多年过去了影响还未消除。

●2008年9月18日，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在为长期食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婴幼儿免费筛查。

这十多年来包括三鹿在内的国产品牌遭受的惨重损失，和掺进三聚氰胺所获得的利润相比，要高出几个数量级。

这就是社会信任的价值，它还在的时候你可能体会不到，它不在的时候就带走一切。

想想那些储户和他们身边的人，还会再往村镇银行里面存钱吗？远不止这些，每一个对此事件有所了解的人，恐怕都不会这么做。不少人甚至主动提升了警戒的标准：非国有四大银行外，钱还是放在自己手里最安全。

个人作出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这无可指摘。但这种趋于保守的心态注定了，民间资本的流动性会进一步减弱。

前面我们也说了，钱只有流动起来才能生钱。想要拉动经济，无非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流动性减弱，这几样的动力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在村镇银行事件上，地方政府的决策迟滞与处置失当进一步摧毁了储户对“公家”的信任感，特别是违规赋码的恶行，直接冲击了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

著名历史学家福山写过一本书，叫《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其主旨为：

一个社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来自于“自发的社会性”。而现代社会通向“社会性”的道路只有三条：家庭、社会组织和政府，其关键因素是“信任”。“信任”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观念，更是一个经济甚至政治概念，对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的创新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比如我们去一家电商平台买东西，看中了一家店的某款商品，样式和价格都比较满意。这个时候，你会立刻下单吗？

很多人不会。他们会研究一下这个店，有没有“X年老店”的标识，这个店的评分怎么样，已购买的用户会怎么评价商品，销量怎么样。

这个综合评价的过程，就是信任的建立过程。而且下单后，还有一份来自平台的信任加成——“7天无理由退款”，你相信不会在这笔交易中受到损失。

那么这样一个电商平台，其实就是一套信用体系的具体实现。这个平台从理念成为现实，从无人问津到达成线下交易时代无法企及的日活量，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习惯，就是福山所谓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的创新。

#05

征信时代

对个人来说，信用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同样突出。

2013年3月，国务院颁布《征信业管理条例》，标志着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开始构建；2015年，大数据和征信业务的合流，芝麻信用分进入租房、租车等生活场景，引发了更多人对信用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提交征信报告，人们也频频听闻信用受限的案例，不能买房、不能贷款，甚至不能使用公共交通。

人们开始意识到，在社会价值之外，信用还有着非常实在的经济价值。

这个常识用经济学的思路非常好理解。假如书单君今天上午刚离婚，财产尽失一文不名，怎么继续生活呢？我会向银行或网上平台去贷款，向亲朋好友借钱，到下午凑几十万出来，问题不大。

我能借到，别人收集了我的信息进行判断后愿意借给我，都是因为信用价值。

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事实上一直被应用着。许多赌徒、骗子四处借钱，就是在透支自己的信用价值；一些年轻人缺钱时去找那些门槛极低的网贷公司，用一张身份证、一个手机通讯录就能借到二三十万，最后才发现无法应付利滚利的巨额还款。

所以信用可以消费，但更要保护：慎重处理财务，谨防隐私泄露。

对于更宏观的机构甚至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发展前景好，民众才愿意把钱交给你，你要把承诺的回报返还给民众，才能维持信用。竭泽而渔，后果非常严重，直至引起社会动荡。

还有一点常识就是，信用需要双方共同维持，以达成动态平衡的相互信任。再好的朋友，一笔大额借款长期未还，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就会急剧下跌；再可靠的合作伙伴，只要一次违约，双方的信任就会破裂，这是经济上的信用危机。政治上则有个专有名词叫“塔西佗陷阱”，指政府一旦失去民众信任，无论其如何表态都不会让人相信，和孔子的“民无信不立”不谋而合。

如果信用建立在个人和机构、组织之间，特别是这些机构、组织有公权力加持时，个人是弱势方，因为其失信成本太高。这时候容易失信的反而是这些大体量的机构、组织，因为他们掌握着更多的信用价值。

信用价值一则取决于自身条件，二则取决于双方的亲密度或信息掌握程度。

进入征信时代后，机构、组织对个人信息的掌握是非常全面的，你完整的学历信息、就业情况、电子邮箱、通讯地址、户籍地址甚至缴税情况、民事裁决、低保救助、执业资格、行政奖励……大数据时代，机构、组织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你。

而你能了解对方多少？你知道银行拿了你的钱以后作了何种投资，进行何种运作？它投资的那些产业是否健康，有多大的风险？

你不知道，就只能信它一个承诺，即使它出尔反尔也毫无办法。

所以要推进信用体系的建设，重点并不在约束个人，而是要监管和约束机构，提高它们的透明度。

这样才能使个人掌握更多信息，拥有更多的知情权，才有可能达成信用的平衡。在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监管和约束是缺位的，用户是没有知情权的，更何况其后隐藏着如此专业的黑幕。

7月17日，银保监会给案件定性为：

河南新财富集团操纵河南、安徽5家村镇银行，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方式非法吸收并占有公众资金，篡改原始业务数据，掩盖非法行为。并表示根据目前所掌握证据，绝大多数账外业务普通客户对新财富集团涉嫌犯罪行为不知情、不了解，而且也未获得额外的高息或补贴。因此处置方案确定对这些客户的本金分批垫付。

我们希望通过探讨这一案件，大家能对社会信任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也希望大家能更加妥善地处理资产，包括你的信用资产。

-END-

撰稿：碎瓦

编辑：哲空空

主编：左页

图源：《半泽直树》、维基百科、

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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