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周劼事件”持续发酵。新的朋友圈截图又出现了。
江西国控的情况通报后,周劼目前已停职,后续江西省纪委监委也继续跟进。他身后的家族很可能会被牵连。这就引出一个疑问:他为什么要如此炫耀?
很难想象,一个以体制为自豪的年轻人,不深谙体制内低调的原则。他在朋友圈中也说过,有公务员上班开凯美瑞、下班开宝马X5,也说了自己用苹果太高调,于是买个华为“跟跟风”。所以,他不是不明白低调的原则。
一、为何炫富?
单纯的说,炫富能引来羡慕的目光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包括五级,由下往上分别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谊),尊重和自我实现。
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生活好的一面发在网上,从中获得满足,那怕那些羡慕的目光来自于平台上的陌生人。这种“自我实现”当然不高尚,但客观的说,这就是人性。
不过,周劼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爽”一下
从公布的财产情况来看,他家庭资产中房产共计住房6套、总面积705㎡,大约在1500万到2000万之间,但这个资产数目,也未必能支撑起一晚数万花销的富二代形象。
更何况,从他不靠谱的行为就能猜得,他不会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父亲还没有退休,是一家之主,家里的房子、资产,都在父母手中。可以想见的是,周劼所能实际支配的财富并不多,零花钱也不会太多,多半就是自己挣钱自己花,车、奢侈品都靠父母买。
正因为他可能无法用真金白银去打造自己的社交形象,特别是在女性面前的形象,所以,他想到了把家族财富,家族网络放到朋友圈中来炫耀,塑造形象。这就是在散播气味。

二、气味
虽然大多数人都批评炫富行为,但毋庸讳言,炫富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交行为。
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普通人的一面之见,比如在饭局上,在年轻人的聚会中,不会去详细的了解一个人。不管从成本还是可能性来说,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人与人的交往就靠直觉性的“气味”。一个人的举止、言谈散发出来的那些与富、权相关的信息,就是一个人的气味。
这让我想起了韩国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电影《寄生虫》。全片的点睛之笔是气味。
在男主一家三口,躲在空旷客厅的宽大茶几下,听着社长夫妻躺在沙发上聊天,社长夫妻说闻到了一种熟悉的味道,就是司机等佣人身上“搭地铁的人有种特别的味道”。在整个剧情中,味道成为了推动剧情的“麦高芬”(MacGuffin)。
三、强者免费
即便周劼本人很愚蠢,很难想象他长期这样发朋友圈,不会被家人、朋友甚至同事所阻止。那么,一个可能就是,他为了发这些朋友圈,还用了专的微信,或者分组,专门用来结交他所认识的圈外人士,然后通过炫耀这种关系,在特定的圈子中来打造自己的社交形象,打造自己富人形象,散播钱权的气味,获取结交、青睐、利益等各种好处。
其实,他本身就能称得上富人,也算得上官二代,但他的成色、他“气味”散播的强度,达不到他的需求。他需要更强烈的散发自己的气味,当气味足够,他不用真金白银,就能收获很多。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驱动的社会中,存在强烈的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强者不用施惠于人,就能得到奉承,哪怕奉承者并无所求;弱者即便乐于助人,也会被忽略,哪怕忽略者有求于他。饭局上,社交媒体上,同学聚会中,人们奉承强者,愿意为强者买单,并不一定是有着即刻的需求,甚至这辈子再也没有交集。
所以,散发什么样的气味,比做什么,甚至实际是什么更重要。当周劼散发这种气味,他不用真金白银的付出,就能收获。比如,他的朋友圈就说了,在见一位领导的时候,有一位空姐等了他很久——他大概率送不起空姐一个几万的包,更不用说一套房子。所以,周劼并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傻。他这么做,不是一时糊涂图个爽快,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目的。
不过,他自以为精明,但他只识官场,不识人性,以为一个专用微信,就能把官场与人性分开。但官场需要低调,不就是因为人性如此吗?
一件八卦,在公司,如果有两个人知道,那么,迟早全公司都会知道。因为不知道两人谁说出去的。周劼的这个微信,人不会太多,但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他对着几十人、几百人发这样的朋友圈,离整个社会都知道,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有些场合人要努力发散自己的气味,有些场合人要掩藏自己的气味,就像非洲大草原上,泄露气味,会带来致命的伤害。所谓混江湖要高调,混官场要低调。
但官场与人性,是无法用一个微信分组就截然断开的。
当串了气味,强弱之势就转化了。周劼自以为散播的是强者的气味,结果成了猎物不小心泄露的死亡气味。
所以,他如此傲慢的炫耀,必然遭到打击。有人把他的朋友圈截了图,发到网上。而且,还步步为营,陆续放出,不断推动,维持热度。最终,他不仅仅坑了爹妈、亲戚,还坑了单位一把手,甚至还坑了比高他几级,“给他递过香烟“让他”比他妈给他买10套房还激动” 的领导。未来,他会成为一个大家避之不及的人,在体制内的道路也到头了。
于是,他努力散发的“富人的气味”,反过来,彻底淹没了他和他的家族。
四、北上广深也终逃不过周劼的气味
周劼家是一个在江西交通部门的一个家族网络。周劼的父亲,现任江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货运物流处四级调研员。周母,为南昌长运公司客运五分公司原副经理,2017年退休;大伯,江西省高速集团原党委委员、工会主席,2012年退休;二伯,南昌长运公司原职工,2017年退休;三伯,江西省交通设计院原党委副书记,2021年退休。这个家族网络是大伯、三伯支撑起来的,周劼自然受其庇护。不知道批评易烊千玺的人,会如何想,当然,周劼乃至他的家族,一切都是合规的。
这让人想到《中县干部》。
2008年,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为撰写博士论文,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南方周末从他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
中县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小城市的人际关系网络,正是让年轻人逃离小城市的原因之一。正如周劼在朋友圈所说:“高中同学不少去外省读了好大学的,都回家进了烟草、电网之类的,回家没着落的,就在北上广深成都。”
但大城市为寒门年轻人所能提供相对公平的竞技场,恐怕持续不了多久了。
大城市相对公平,不仅仅是因为人多、更有法治精神,更重要的、更实质性的原因是,不断有外地年轻人的涌入。
1978年广州人口为482万人,到了2000年增加到994万人,到了2021年再翻倍到1881万人,此外还有短暂在广州打工的非常住人口。不断涌入的外地人冲淡了本地的裙带网络。
但这个情况正在变化之中。
1978年,中国大陆城市人口仅占19.4%。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6.2%,到了2021年末,达到了64.72%。
美国学者诺瑟姆提出的城镇化S形曲线显示,城镇化率在30%-50%属于加速时期,50%-70%属于城镇化减速时期。而且,中国大城市还有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再也没有新的人口来冲淡大城市的人际关系网络。
1990年上海有1330万人,1990年浦东开发,上海人口开始猛增。2000年,上海人口为1608万,2010年为2220万,上海2014年为2425万。随着严厉的调控措施出台,上海人口增长停滞了,2020年缓慢增长为2487万。很可能再到2050年,上海还是2500万人。
随着城市化的完成,人口的迁徙会停下来,很多人会从出生到老去,一辈子都在一个城市,和自己的亲戚、兄弟姐妹、父母都在同一个城市。如果上海维持2500万常住人口不变,30年后,这个城市就不再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了。
2020年,一个外地年轻人,考到一线城市当公务员,他举目无亲。过了15年,他结婚生子,当上了处长。这时他还没有多少亲戚,相对来说,他还处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再过15年,他当上了局长,他的三个孩子会结婚,他会多出几个门当户对的亲家,亲家也有各自的孩子,王劼、李劼、张劼,他们和现在的周劼差不多的年龄,30上下。

于是,大城市,终究,在人际关系意义上,会变为小城市。周公子的气味,将淹没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年轻人的所有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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