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5岁到60岁，不能说不是人生的重要阶段。
很多人问，是否后悔回国。
当然不后悔。
因为，困难确实有，但也乐在其中。
虽然用了较长时间才获得博士学位，我从助理教授到讲席教授的时间不很长，成为美国学会的学术刊物编委也比较早、比较多，在每个阶段属于生物学里面比较年轻的。
回国前，参加的活动时我常常属于年轻的。因为中国历史造成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青黄不接，我回国后立即经常是年龄最大的。
十五年前的重要问题：未来怎么过。
1
核心科学 
2007年至2022年，我的工作核心是科学研究，冒险探索。
在美国的23年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按外界标准做到满足外界要求。
回国后，不再理睬外界转而跟随内心对科学的兴趣。
我实验室传统的优势是基于
广泛和深刻理解
生命科学而较好地判断重要的科学问题，但弱点是技术单一、而且比较弱。

回国后，专门弥补了以前的技术短板，建立了世界上技术最全面的生命科学实验室，估计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实验室如我实验室一样的技术体系同时拥有从果蝇、老鼠、猴到人的基因分析，从小分子化学分离和分析到蛋白质分离纯化，从电生理到光学成像和操纵。建立这套体系，使我实验室从偏重科学问题而技术单调偏弱，到技术体系完备、技术可以跟上科学研究需求，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只有敢于不“临渊羡鱼”、才会“退而结网”。
对自己要有足够信心和期待，才能相当长期隐忍不发。
现在，我们一个实验室内部就可以用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电生理、人类基因组分析、化学分析综合交叉研究重要生物学问题，特别是（但并非百分之百是）重要的神经生物学问题。
一方面是改进技术，另一方面是不怕压力、不怕失败、敢于独立追寻重要问题。

我自己动手能力低，是我实验室传统问题的原因，改变这一弱点非常重要。
我自己动手能力低，同时使我在实验室的绝对时间不需要很长，可以有“课外活动”。即使加上阅读科学文献、教学等有关工作，最多每天需要半天。
实验科学课题组的领头人需要适可而止，避免过度干涉做实验的实验室成员。
所以有相当时间可以用于“课外活动”。
2
重视教学 
我早就知道自己喜欢教学。教了十几年后才意识到这可能是母亲家庭的传统（我母亲有位妹妹在华中科技大学主讲大学物理，可能是全家讲课最好的）。
1994年，我任教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后，大概在两三年之内就与Rafi Kopan和Ross Cagan两位志同道合，开设了研究生选修课（Molecools），曾经有80多人同时选修，成为当时华盛顿大学生物医学选课人数最多的选修课。近年还有当年选这门课的美国学生（现在的美国教授）在电子邮件说起。我们选择一些特别有趣的分子，讲述其生物学研究。

我给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开始过分子神经生物学。神经所成立后，我参与其神经生物学教学。可能初期的发育神经生物学是我教的。2000年，我和吴家睿创立后来称为Bio2000的课程，主要是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这门课程获得科学院的特等奖。2003年，扩展到北大和清华。我逐年退出，大概前几年起不知道这门课的情况了。我主持的三年（2000-2002）肯定对科学院上海部分的生命科学研究生有较重要的作用。
2007年全职回国后，调整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教育体系，鼓励优秀年轻科学家投入教学。例如，生物的挑战班最早五年是我那时建立，后来交给年轻人，他们不仅延续而且事实上做的更好。
PTN、CLS等研究生项目，也是后来的老师做的更好。
我自己一直在一线进行教学工作。

从2008年秋天开始，我给本科生开设《生物学思想与概念》，后改称《生物学概念与途径》。自己编教材，以经典实验为核心，讲解重要生物学概念的提出和建立，讲解重要的生物学研究途径。明年开始，准备同时给研究生。因为实际上，可能对极少数本科生有益，而对大多数研究生有益。
我也参加过一些其他老师主持的课程的教学。最初参加过《发育生物学》、《遗传学》的教学，特别是发育生物学，当时我能教的部分，可能其他人熟悉程度不够。后来主要是神经生物学的本科生课程的一两堂，和有些研究生课程。

北大生命科学师资力量不断充实，现在让我教学的比较少了，而且常常是第一堂的导论。
但我自己的《生物学概念与途径》课程准备教到退休之年/身体不行之时，看哪个先发生。
年复一年，教同一门课，但学生不同，而自己也每次希望比上次有所提高。至少，到2022年，我做到了一门课自己从头到尾教，而不是以前的其他老师教一半。
3
认真管理 
一般人，在没有参加管理之前，都很容易认为自己有管理能力。

参与的越多，才意识到管理能力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自己的能力只在科技和高等教育的范围之内。
我的体会：管理需要有能力、也需要有公心。
很多缺乏公心的人做管理，是中国受害的一个原因。但这说明如果有公心的管理者越来越多，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很多能力不够的人做管理，是中国被耽误的一个原因。但这也说明如果有能力的管理者越来越多，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不时有人认为没用上我的管理能力而叹息。殊不知，我看中国有一批非常有管理能力而且有公心的人，他们的能力比我高很多，而没有合适用上。他们还继续写建议，无论是否被采纳，而且他们不能抱怨，更不能像我一样公开写文章。要是他们能写，层次、水平、文字的优美都会高我很多。
全职回国之前，我参与过一些建设。
2007年至2013年，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期间，首先是建立了现代化的教师聘用体系（附一，附四）。我和施一公在两校的生命科学学科建立的体系，都被两校推广。北大是2014年全面推广。这一体系是十几年来北大师资质量保障的关键。这一体系的建立，在北大是经过二十多年，在我之前就开始探索新体系，我来北大后，也有多任校领导和多个其他院系研究所和中心的努力。但我相信，我和生命科学学院的实践，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可能是承前启后真正证明可以落地、可以成功、可以推广的一环（附三）。
师资体系改革，当然矛盾很多，包括学院内、新老、功劳和苦劳，等等；包括如何处理棘手的问题。核心是建立追求卓越和讲究公平的体系。
北大生命科学学科，在2007年之前只是中国高校第一，而那是因为中国高校的生命科学研究普遍弱。今天北大的生命科学学科，在很多人的前赴后继的努力下，不仅全国领先，而且在世界上显示快速质量提高。

建立体制后，很多工作可以长期延续。今天北大生命科学的研究质量、学术气氛、学生的学习环境，与以前相比，有很大的改进，而这些改进并非都是以经费带来，很多单位经费早就比北大多，它们没有足够改革而显示经费不加改革是难以有很好的效率的。
对于我参与过的其他，如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附二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我从来是帮忙不添乱。麻烦的事情，有时要我出面扛，我在两个单位都偶尔扛过。如生理所学生意见非常大，我立即公开回复请向我开炮，我来专门回答质疑。北生所没钱了，我和一公联系上级。我也曾个人为北生所经费求人借钱。

多个改革单位的年薪，我都帮助坚持要足够高，不能没有吸引力。这一点，因为我所坚持的单位都是改革的先锋，所以它们的年薪恐怕影响了全国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情况，只是很多是间接参照的结果。
前二十年参与各种新建和改革，对于首医的工作有帮助。
4
扎实创业
中国生物技术产业，最近十年终于出现第一次高峰，虽然是小高峰，而且现在已经进入第一个调整期（相对寒冷期），但它预示着中国生物技术产业进入的国际正常发展轨道。
前几年，我应邀帮助中国回顾过几次药物产业历史（例如，附五）。
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第一个高峰，是多个原因促成。它帮助中国经济发展，也帮助大量中国生物和化学毕业生提供工作场所。现在，不仅北大清华很多老师创业，一些学生也创业。
我的第一个学生创业，我只从旁帮忙，没有任何参与。
第二个学生创业，我帮忙，也参与过短暂的时间。
后来我选择参与了生物技术创新企业。选择可以用上我的特长、不怕年纪大的弱点的方向和项目。
做成一个好的企业，非常不容易。我们大家都在埋头苦干，网页很差、微信公众号没有。
我们相信是靠本事，不是靠嘴巴，所以我们只在必要的时间、必要的场合谈，其他时间和场合不谈。
国家支持科技人员创业。我也给国家申报了全部的参与。
凡是需要转化的，我都通过北京大学，因为我实验室在北大，我作为老师申请转化没有利益冲突。而我是首都医科大学法人和校长，难以避免利益冲突。何况，我在首医并没有实验室。

5
不倦诲人
如果有人批评我是“教师爷”，我不会反驳，因为自己也认为有这个问题。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贬义。

我希望我弟弟能用其聪明和幽默帮我减少这个问题，好像效果有限。有些喜欢我文章的读者，对我弟弟不习惯，不知道我就是希望能够像我弟弟那样写，只是水平不够。

我批评的原因，与一般人的原因不同：不是因为我对世界悲观，而是起源于我对世界太乐观。

我母亲是我小时候观念形成的关键。她一直教我这个人怎么好、那件事怎么好。
我从小对世界充满乐观，其实现在还是过于乐观。
但一旦看到世界不是我母亲说的，看到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特别生气。
对一百个人生气了、对一百件事情生气了，我可能就会写下来，公开批评一个人活一件事。
而当然我不仅在很多单位支持了很多年轻人，而且我公开也推崇和表扬了很多人。也是希望起到教育作用。

但一般人容易记住我批评的人和事，不那么记得我推崇和表扬的人和事（特别年轻人，例如2012年的附七）。
事实上，我公开文章中推崇和肯定的人远多于我批评的人。前者如：林可胜、陈克恢、蔡翘、冯德培、张昌绍、张香桐、谢和平、汤飞凡、周光召、邹承鲁、邹冈、袁隆平、屠呦呦、郝柏林、余亚纲、顾国明、张亭栋、周其凤、王晓东、施一公、施扬、管坤良、张毅、程亦凡、邵峰、李文辉、杨勇、张岱、张宏等等。
有些人如蒲慕明，肯定其优点和做对的事情，毫不留情批评其缺点和做错的事情。

我建议《知识分子》开办的“华人之光”专栏，也曾经介绍一批华人科学家。
通过未来科学奖，我们科学委员会认真工作，推出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有信用、共识程度最高、最公平的自然科学大奖。
通过科学探索奖，我们科学评审委员会严谨工作，推出了中国迄今为止对青年科学家最好的个人支持。
未来科学奖和科学探索奖，影响超出获奖的人们，而在中国科学界带动了追求卓越、追求公平的文化改变。
《知识分子》、《赛先生》两个微信公众号，都是为了文化建设。早期参与很多，现在几乎不参与。而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赛先生》都成为公益组织，公认为我国科学界和高等教育最公平和公正的共享平台。
在美国期间，我的科研之外的活动包括教学、读书（了解科学、了解世界、了解中国）、科普（在中国和美国的中文刊物发表科普文章）、参与对中国科学的咨询和部分工作、把国际学术会议引入亚洲和中国等。
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刊物，是文科学术刊物，其编委中只有很少几位科学家，十几年前我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科学家编委。
中国质量最高的国际会议，长期十几年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Gordon会议(附六），提议和发起人是我。落地和坚持的是今年上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叶玉如（Nancy Ip）。
6
喜好历史 
我对科学史、美国建国史和中国近代史曾经都比较感兴趣。

后来，干脆做了一些科学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史原创研究者。

我在英文的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附八），对“肾上腺素”的发现史正本清源，指出美国药理学家不顾事实，压制旅美日本科学家的首创工作，即使在英国诺奖得主坚决指出日裔科学家的情况下，美国长期错误地沿用错误的名词，混淆历史。
我
与黎润红、张大庆合作
用中文发表过几篇文章和几本书，揭示青蒿素发现的科学史。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全世界最全面、最客观的，也是唯一被参与的多方面所共同接受的。

我们还做了张亭栋的三氧化二砷治疗APL亚型白细胞的历史。

从喜好，到原始研究，有点专业化。
7
为利益会后悔不已 为理想会迎难而上
留在美国，可以继续教学、科研，也可创业。生物医药界，有些华人不回国，但在中国设立企业，为国外提供见缝插针的服务，获得不菲的经济回报。但有理想的人会认为这与几十年前把中国纺织品转口到西方的港澳商人没有本质差别，虽然有个人利益，但不值得追求。真有事业心的人，可以努力在中国创建以后有可能领先世界、造福人类的企业。
以下的对话反映了我对文章题目想法的一部分。

2022年7月10号星期天（美国9号星期六），有位老朋友在微信上晒一群美籍华裔成功人士聚会“登高远眺、品尝美食、美酒和咖啡，一片欢声笑语”。
我留言：“这是我力图避免的：一辈子在美国，主要与华人聚集，自己努力做好职业（也许职业有所追求），安安稳稳，但毕竟是限于个人的生活”。
对方回复：“人各有志。我很高兴大家一起在有....图案的阳伞下开心聚会”。
我批评了美国的缺点，对方没再回复。
当然有人可以问中国就没有问题吗？中国肯定有中国的问题。
但这是我出生的国家，是我家庭和学业前辈在更艰难时代没有言弃而为之奋斗的地方。
而且我相信一百年后中国很可能超越美国，五十年后朋友的中国母校可能超越美国绝大多数大学。
重要的是，无论百年、五十年的目标能否实现，我自己都在里面起了当时其他人不能起到的推动作用。
所以，非常值得。

是否回国的核心问题在于：

1）对中国的长远是否有信心
2）利益第一、还是理想第一

不回国的一般都对中国长远缺乏足够信心。

回国的当然不都是理想第一，但不回国的一定不是理想第一，而甘愿在美国做一个自己利益至上、不用冒险牺牲的人。
附一
科学和教育改革的基层尝试：五年北大生科发展格局构建
我于2007年9月起任职北大生科院，总的体会是院系是改革的有效切入点。院系可以充分应用教育部和学校已有政策、加上一些新政策，在现有体系中坚持原则就能推动改革。北大生科院的改革部分基于具体情况，但有些也许可推广。
在学院已有积累的基础上，近五年来主要推动了体制机制、教育培养、资源配置和文化氛围等四个方面的工作，以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标本兼顾，与国际上多年行之有效的标准看齐，搭建学院新时期的框架，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我虽然从自己的角度总结，但应强调，所做的工作依靠了多方面有力支持和很多人的努力。这些工作有待今后不断完善、并根据国内外的发展进行调整，坚持不懈地为把北大生科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生物学教学和科研机构而努力。
一基本思路
就任时考虑了国内外生命科学的发展格局和北大的情况，基本想法是通过改革体制机制来保障北大生命科学的长期发展。
国际上，生命科学自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后，进入了崭新的时期；而20世纪70年代重组DNA技术发明后，更是推动了生命科学及其应用，其规模迅速扩大、认识不断加深。遗憾的是，中国错过了这两个重大发展契机。国内生命科学发展多半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末期以后得到更大的支持。长期以来，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北大生物在教育上有领先的贡献，在科研方面有高校中比较好的积累。
五年任期，是以“三把火”方式立竿见影？还是看准远景从长计议？
立竿见影是国内常见的模式，各单位热衷竞争数字，招聘马上能发表“好看”论文的人，以多种方式催促老师、研究生发表论文，满足国内的各种评估、很快得到“赞誉好评”。而从长计议则着眼学术的根本，瞄准未来、辨清方向，建设新的体系框架、改变学术风气，合理的体制机制稳定运行后，不因人事更迭而影响学院发展，并注意与校内其他相关学科互动及联合，紧密联合校外相关单位共同前进。
我认为，即使是一个学院的规模，重要的也是几十年后历史的审视，所以选择的策略是“从长计议”。不在意短期的反应，用心建设有长期作用的框架，为追求独到和卓越的师生创造适宜的环境。所以上任后不搞轰轰烈烈，不以数字为目标，而是静心地努力推动几个方面的工作。五年后，发展框架已初具雏形。
我设想，在具备一定条件后，北大生科的目标不是跟踪世界、攀比国内，而是全面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以其体制机制保证持续长期产出有高度和深度的原创性研究、培养出创造性的人才，最终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二体制机制
作为自然科学的学术教育机构，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是让教师注重研究和教育，职员注重服务师生，学生注重学习、独立思考和科研实践。这些目标不可能很快达到，但学校两届领导班子坚定支持，职能部门积极参与，使生科院的体制机制改革已经启动和实施。
具体做法上，原则是积极支持和配合原有老师，对已有的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只提供配合，不干涉其经费使用、运作和组成，学院的发展另寻经费。学院努力改革，资源用于建设几十年后仍被肯定的事业。
 1）建立和坚持推进教授预聘制（tenure track system）。2007年9月以后新聘教师，全面实行预聘制，学院对教师支持和要求同时提高。博士后应聘者起步皆为助理教授，但有国内正高职称的所有学术待遇（如独立实验室和带博士生等）。他们一般需要十年左右经过两次国际同行评审才能通过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这样的制度使教授起步后至少十年内习惯以治学为第一要务，完全放弃以前国外博士后回国立即成为中国正教授而无晋升压力、难以再严格要求的现状。从助理教授晋升副教授、从副教授晋升正教授，其学术水平需要与国际上较好的大学可比。在此过程中，确立北大生科院的学术标准不低于国际同行。通过新的体制机制使年轻人不至于在不良学风中迷失方向，养成热心学术、追求卓越的习惯。
2）改变评审方法。根据不同学科和发展阶段，进行适当的评审。评审不再每年进行，而给以合理的时间间隔。评审方法上，用所谓SCI影响因子及引用率等数字，对北大这样有很多从国外回国科研人员的单位已过时，需请国际同行参与评价其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已进行的中期评审中，有非常负责任的国际同行对被评审者每篇文章仔细评论，并提供了中肯的反馈意见，有助于被评审者从评审中知道如何改进和提高。
3）改变管理模式。在原有的院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了仪器、空间、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等多个委员会，使较多教授参与学院管理。各委员会在学院授权范围内讨论和决策相关事务。研究生、本科生选举代表，分别列席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委员会。
4）强化行政的服务理念，全力支持教学科研。学院以前曾出现非教学科研业务的行政影响太大、与师生关系紧张等问题。现在，学院根本改变了对非学术性行政人员的工作要求，明确非学术性行政人员是辅助学院学术领导开展工作，特别是支持和服务于老师和学生。行政人员素质提升很多，对工作的热情提高，对师生工作的支持力度增加。随着老职员退休加之中国教育和就业形势的影响，学院行政人员从大、中专生为主改变为研究生学历为主。几年前，行政人员大都都不会英文；而现在很少不会英文，从而有利于开展经常性的国际交流工作。
5）新资源用于改革，避免平均主义。我国的领先高校和科研机构已非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试图脱贫的时期。这时，新的资源如果继续按平均主义，固然可以让院长得到学院多数人的掌声，但代价将是减缓北大生科的发展、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比如，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成立后，部分成员从北大原有老师中遴选产生。遴选程序的第一轮为校内评审，第二轮请海外十余位科学家通过书面材料和口头答辩进行国际评审。为避免个人偏袒自己学院的老师，我本人完全不参与生科院老师的评审。2011年4月，经过评审产生了第一批中心研究员共18位，其中：生科院5位、化学4位、医学部3位、分子医学所3位、物理2位、心理1位。生科院当时约五十位教授中仅5位入选。我们严格遵守评审结果，没有因为生科院入选人数少而调整。其他学院未入选者一般不会怨谁，而生科院未入选者有些不满我个人，即使知道我全程不能影响生科院教授是否入选也不能改变这种不满。用国家经费给个人带来掌声、还是按国际评审结果择优支持？是两种不同观念的选择。
6）在改革过程中支持原体系的老师。这些支持是依据老师的工作努力，而非平分资源。研究优秀者通过国际评审入选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愿意放弃原有终身职位可以竞聘入学院新体系实验室负责人；也实质支持教学认真负责、为学院公共事务和设施服务、热心和负责辅导学生。也就是说，只要（也只有）在科研、教学、或辅助服务等任何一个方面积极认真工作的教师，都得到了增量的支持。我们五年来获得的私人和公司捐款使原体系中做好工作的老师有相当程度的收入增加。
7）为了配合体制机制，就应该不依赖老师与院长的个人关系。学院不是政治或群众组织，是研究和教育机构，所以学院领导不宜搞形式主义的“群众路线”，更不能拉帮结派。院系负责人应该以学术和教育为己任，工作中不能因为个人关系而有偏向，需要支持、鼓励认真做学术和教育的老师。我自己的原则是，是对所有老师不予干涉，但接受任何老师的约谈，特别注意他们是否有好的主意能够支持、积极采纳。被支持的人不在于是否我自己招聘的，只要做的好，我们能够支持，就一定支持。当然更不会是支持我自己的学科，事实上迄今我的学科被支持偏低，应该在获得的国际支持后弥补。
三教育培养
在我国急于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高校可能教学有所滑坡，我们力图扭转此趋势，鼓励老师积极参与教学、给予学生自主性。
1）提高对博士后的支持。博士后还是一个弱项，国内博士后的数量增加、质量有所提高。近年，学院终于有了海外非华裔的博士后，虽然今后还需要随着我们研究质量的提高来不断增多。
2）研究生课程改善。原有研究生课程不够多、不够好，曾有课程是老师给自己实验室学生凑学分。学院成立的研究生委员会改变课程设置和内容。另外，我们规定进PTN的老师必须提交开课建议，通过联合清华大学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三个单位导师竞相教课，提高了研究生课程的数量和质量。
3）建立新的PTN（北大、清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合计划，要求研究生入学后进多个实验室轮转，扩大了学生知识面和研究基础，也形成导师和学生的双向选择，调动老师的研究生教学积极性，给予研究生更多自主权。
4）改革了研究生录取、资格考试和毕业机制。录取PTN和联合中心的研究生不要求本科应届、不要求原大学保送，而由招生单位联合小组考核申请人的研究潜力。毕业不再以SCI论文为标准，而由委员会严格检验。好学生不因投稿文章尚未接受而延期毕业；同时未放松对后进学生的要求。事实上，第一次实践就有多位不合格的学生未通过答辩。另外，还废除了一些历史遗留的不合理规章，如研究生结婚领户口证明需要导师同意。
5）明确本科生个体化教育的目标。开启了步伐，让有个体化教育需求的学生自我设计课程安排。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推广的通识教育，在有些学科变成了较单一的教育方案。比如，目前全国很多生命科学学院很像一个生物化学专业。而生物学科不仅内部有多个方向，还有与化学、物理、数学、信息、医学、农业等多个学科有很强的交叉。一些新兴方向，如成像、生物信息学等，需要超出生物的基础。个体化教育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安排和调整自己的课程。这一部分工作仅为开始，需要今后加强老师的启发和引导作用，在学生自我设计过程中，让学生得到帮助。
6）本科生课程和教学有所改革。我们设立“生物学思想与概念”带来的是强调北大学生应该摆脱生物学描述性的教学方式，转而建立对重要思想的理解、学习如何提出和证明重要概念。本科教学改革远未完成，还要做很多工作；每一门课程质量提高、小班讨论增加等，需要很多老师积极认真参与，大力改进教学质量。
7）加强本科生的科学实践。要求他们至少有一年坚持参加每周五学术报告。开设人生事业讲座系列，请科学家、企业家、校友等与在校学生交流。每年暑期派遣约50位本科生到国外大学与研究所参与科研，更多学生参与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和药厂的实践。
8）加强学工办的工作。我上任初5个月，连续4个月有从疾病到自杀的多种学生危机事件。近五年来，由于学工办老师力量增强、素质提高、工作努力，虽然不可避免仍或有问题发生，但严重程度下降。学工办积极开展调查、组织活动，变被动应付为主动疏导，还出版了两本辅助学生教育的书，注重学生工作与教学的协同，重心在学生发展，突出教育职能。
四资源配置
近五年，我们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拓展资源、并合理配置，缓解学院发展在经费、空间和研究生生源等方面的较大挑战。
1）经费。尽管2007年学院获国家科研经费基本是十年前的十倍，增加幅度较大，但与中科院系统的研究单位相比仍有压力，而农业系统研究经费大增对我们学院的植物生物学发展也带来了挑战。
国家要求北大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如果我们条件远落后于国内其他科研机构，那么优秀的年轻人会去其他单位就职，北大生科成为国内一流都很难、更遑论国际一流。虽然北大很支持生科，但学校经费毕竟有限，尤其是与几个主要的科研院所相比。一般人以为北大经费多；实际上，可以挑出中国科学院4个经费多的研究所略加比较，其经费加起来超过北大全校获得的国家研究经费。近五年来，国家科研经费不断增加，北京、上海有关生命科学的大多数研究所，其一个所的规模相当于北大生科院、研究性质也基本相似，然而经费都高于我们，有时甚至高出几倍。而农科院和农大的植物学科近年科研经费增加很多。这样，我们在五年中的挑战没有减小而是不断增大。
面对经费困难，我们尽力从海外和国家获得了经费支持。McGovern研究院是海外经费，我们在学校支持下几年努力后获得IDG和McGovern夫妇捐资，对今后发展神经科学和脑研究很重要。国家发改委的蛋白质研究设施，其上海部分在科学院，其北京部分除原来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和清华以外，北大通过努力得以加入，对我们使用相关仪器很有帮助。当国家希望用增加的投入来支持探索新的科研和教育体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等增量途径支持两校开展生命科学试点。虽然国家分别给北大、清华生科的经费量仍低于科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大多数的生命科学单个研究所，仅为遗传发育所的三分之一、生物物理所的二分之一，但新的经费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对我们的发展至关重要。其他企业和私人捐赠也支持了我们。
这些经费的获得和使用都符合原则。2011年，教育部主导两校生命科学的改革试点、设立两校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此措施是继1999年科学院成立神经所12年之后、2004年科技部和北京市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7年之后，在体制内进行的重大改革试点，既合理也必要。国家发改委的蛋白质设施，在两校的应用不是以大规模和大兵团的大科学模式，而是以适合生命科学发展的合理模式。
 2）空间。空间是北大特别紧缺的资源。以前，其他学科根据当时国际趋势和国家需求在国内先得到发展，而生命科学的规模较小。2004年北大生科从几栋较小的楼搬到目前的大楼后，空间很快被用完。为了科研人员的研究空间，原有院长办公室已给新聘的老师做实验室，而学院行政人员搬到了没有窗户的空间办公。我还要感谢化学学院给我们的空间支持。相比国内国际生命科学新的发展形势，北大生物的总体空间还远不够，在全国高校生科院中，我们空间量第五。在得到国家、发改委和McGovern等支持后，学校给了我们空间，我们争取加快通过校外的审批等，应该这两年能较快改善空间问题，为未来发展清除一大瓶颈。
3）研究生名额。原有老师和新引进老师的研究生名额都紧张。我们通过PTN和两校生命科学联合中心获得支持，解决了研究生名额紧张的问题。我们不是简单地给老师增加名额，而是启用了改革措施，需要老师改善自己的工作、竞争学生，并通过不同院系老师的加入和讲课，加强北大生命科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改善研究生教育。
4）公用仪器资源配置和管理。建立了服务全院的公用仪器中心，理顺了公共仪器管理方式。以前有不少“公用”仪器附属于不同实验室，所附属的实验室认为服务太多、其他老师认为服务不够，而出现矛盾，有的课题组到其他单位用我们也有的仪器。因此，我们接受老师提议，经院务会讨论成立了“生命科学学院公用仪器中心”。听取教师的意见建立仪器管理规则，采购、管理和运行遵循“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所有仪器面向生命科学学院全体老师开放。学院定期征询设备需求，院仪器管理委员会讨论投票通过，中心具体负责建设和管理。中心提供多方位服务，包括接受委托测试、培训学生使用仪器等。仪器中心通过服务人员错位上下班等多种办法实现“歇人不歇机、7天24小时运行”。中心服务人员与科研组脱离管理关系，实行动态岗位津贴、取消测试费提成，通过专家随机抽查、用户评价和评分、中心内部考评，在年底进行粗线条服务评级，以考核仪器中心人员“提供专业的、高质量的技术服务”的绩效。
5）新修了植物实验空间、新建了动物实验空间及其附属设施。五年前，我们学院没SPF级鼠饲养空间，一些老师的动物只好养在医学部。现已建七千笼老鼠饲养设施，及相应配套如大小动物手术室、手术前准备室、恢复室、负压解剖室、动物检验隔离室、兽医治疗室等。
五文化氛围
学术风气、文化环境，对学院的长远发展有很大影响，也许将最终决定了学院的文化深度和学术高度。中国的学术机构，一则现代学术传统并不长，二则几十年的多种曲折，导致学术风气和文化环境都还有很大欠缺，必须通过长期的努力造就学术发展的软环境。
1）加强学术交流。有目标、有计划地定期邀请国际上较活跃的科学家来学院进行学术交流，是自然科学学者们的必要养分。我们已经建立每周一次的学术报告制度，今后应该逐步争取一周有几次针对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报告系列。
2）提倡学术和教育的长远效果，避免国内目前体制性的急功近利。减少短期评审，提高长期要求。提倡追求卓越和优美，摒弃庸俗和异化，力戒浮躁潮流对学术工作的误导，重科学实质、轻表面形式。
3）大力加强学科交叉。我们请谢晓亮牵头建立了“生物分子动态成像中心”，使我们在光学成像领域有较好的立足点。我们支持汤超挂靠物理学院的“定量生物学中心”，何川挂靠在化学学院的“合成生物学中心”，与他们交流、合作、联合招聘，在北大初步形成了围绕生命科学重要和前沿问题的交叉学科态势。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更是以体制性的保证，联合全校从物理、化学、心理等校本部院系到医学部和临床医院的力量，研究重大问题、提供优质教育。
4）加强学院内部的沟通和交流。每周五教师午餐会、每年一次的全院老师年会，为老师们提供了常规的交流时间和平台。
5）加强与校内其他院系的合作。我们的蛋白质平台积极支持以化学学院和生科院联合的核磁中心为其核心，并请了化学学院、工学院、分子医学所等多个院系参与建设、设计、管理及使用。五年来，我们从未与其他学院发生冲突，而且即使我们空间紧张也从未要回工学院、分子医学所在生命科学大楼内的实验室。汤超多年与物理学院合作，物理学院积极招聘他从UCSF全时回北大，我们做好了配合工作。我们已开始积极推进与北大附属医院的交流，建立机制推动切实的合作。
6）加强了与校外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与清华大学生科院和医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建立了紧密联合。我们也常请他们及科学院几个相关研究所的研究员参与我们的招聘评审，帮助我们判断应聘人才的潜力。
7）加强与学校多个职能部门的协调。规划部、研究生院、人事部、财务部、科研部、教务部、设备部、基建部、房地产管理部、总务部，都曾多方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其中有我们有几项重要的改革，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不可能做好。
8）支持工会工作。为职工和退休人员改建了工会之家，完善了硬件条件，多方筹集经费努力提高福利，配合工会做好与职工的院情院务交流工作。
9）加强与校友的联系。支持校友返校，聘用专职人员承担校友相关的工作。
总之，这五年主要是构建生科院的框架，有些方面做的好，有些方面做的不够好，比如我个人工作风格与有些老师不是很匹配。在学院即将显著增加实验室数量的形势下，今后宜恢复系的建制、建立有效的中间层，以利于老师衔接和协调。科研梯队的建设，在大楼改建好以后，应该加速招聘。本科生教育，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懈努力，继续深入与扩展。有些具体事情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较准确判断和评价，还有些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适宜为更多人了解。
我非常感谢国家和北大给予我和学院的多种支持，特别是北大一直坚持所有的承诺。感谢为了坚持正确发展理念而支持我工作的人们。更换院领导可将未来工作做得更好，我继续做北大教授。
五年的实践需要一些时间考察，并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使改革更切合实际，更富于成效，在北大建设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学科。
附二
中国的磨练（1）
虽然我现在成了全国主要大学的生科院院长中最年长者，以前常偏年轻且缺乏成年期在中国工作的经历，第一次参与国内工作经受没想到的冲击，算是一次人生的磨炼。
从这种磨练中看到，中国体制和文化的影响，对个人在中国的工作、对中国的实质发展，造成很高的成本。
这种磨炼，对人们在国际上做科学、在国外生活，基本毫无意义。也许可以说，改革中国科学界和改变中国现时文化不良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何时中国学术界的人们普遍不要经受这种磨练。
然而，对于我们这一辈、可能还有下一辈，这种磨练对于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也许有可参考之处。
初涉中国
我出国前只读过书，无工作经验。我在美国工作后，较早参与了中国的教学与科研。1994年开始独立实验室，那时极少人愿意回国工作，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花部分时间在中国做事。1995年，鲁白、梅林和我以助理教授身份联系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从此开始了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那时科学院的郭传杰老师常参与我们的联系，他后来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我当时建议了两件事情：开高质量的小型国际会议，建立联合实验室。这两件都做成了，而且延续至今。
周光召让当时的副院长许智宏、基础局局长（化学的钱文藻）、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等安排。其后（1996年左右），通过香山会议发起者惠永正支持、组织者张焘、杨炳兴等访美，1998年开始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分子和细胞生物学Gordon会议”，与香山会议合作，2000年以后移香港，每两年举行一次，这一长期坚持的高质量小型会议，经常有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活跃的科学家平等参与活动，而且有较多主要杂志的编辑参加，促进了国内同行与国际的学术交流、建立学术关联。开始几年主要经费来源于美国，其后来源于香港，很少和基本没用中国大陆的经费，而得益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界以及香港科技大学。迄今14年，已经开会七次，现在举行比当年容易很多，最初还有担心重要而活跃的科学家是否感兴趣到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有质量的听众来源，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现在都不是问题。
第二件事情，后来由吴建屏、林其谁、王贵海访美后实施。吴是成立不久的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任当时是许智宏兼任），同时是脑研究所所长，与我们同专业。而且，我和鲁白出国前是脑所学术报告的常客，知道吴建屏英文很厉害，可以长篇即时翻译。林是上海生化所所长，推动1980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改革。王是当时即将恢复的生物局局长，虽然做行政，但在70年代他自己就做过很好的科研。在我接触中，王贵海可能是这二十年科学院生物局最好的行政主管，他不仅热爱科学，而且相当懂行，还有公心。他是我早期尊重的国内行政人员，使我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并非我以前随大流认为都是行政人员造成的。吴建屏、林其谁、王贵海等和我们在华盛顿特区见面后，进一步确定鲁梅饶到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建立联合实验室。
增量改革
用新的资源建立新的结构，使用不同体制，是增量改革。
我们建立的分子神经生物学联合实验室，其中方负责人是鲁白回国面试几位候选人以后确定的，结果是梅林和我的同学，虽然我以前不熟悉。而鲁白自己有个同学，被鲁白刷了，否则他可能会误入我们的科学研究歧途，错过他其他后来证明突出的特长。不过，他也从来没有因被刷而怨恨我们，我们也没有在他后来直接掌管有关资源时找过他。
1996年实验室开始时，科学院还没走出穷困的时期。我记得当时钱文藻对我们说，联合实验室很好，不过你们要少来中国。这和以后越来越强调要多花时间在国内工作，很不一样。那时条件有限，自信心也受影响。
吴建屏是张香桐的得意门生。他们那一代如果有我们这一代的条件，很多人会比我们这一代做得好多了。他曾在1960年代留英，对科学很热爱，而且很有趣味。
科学院院长换届后，1998年左右以“知识创新”为题得到国家大力支持，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科学院要评审各个研究所，当时脑所很小只有三个实验室，吴建屏很担忧。鲁白联系蒲慕明，希望他也到上海开实验室。蒲慕明以前就经常回国，与吴建屏接触后，蒲提议建立神经科学研究所。蒲起草提议，吴建屏、鲁白、梅林和我参与修改后，五人署名交给科学院。
路甬祥收到提议后曾在美国和蒲慕明谈研究所的建立。1999年11月许智宏已经任职北大，科学院副院长陈宜瑜到上海宣布正式成立神经所。其后，上海的几个生命科学相关研究所共同组成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最初是吴建屏任院长，不久改由1995年从美国回来的裴钢接任。
那时，我的印象是，大家对国家的发展趋势不清楚，好像科学院也对自身的发展无把握。彼时，中国绝大多数机构，包括科学院，实验硬件也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现在南昌大学的硬件都好于那时的科学院。软件的问题更多，比如，科学院的很多所不知如何进行国际招聘。不少研究所主要考虑如何脱贫、稳定一些力量，而神经所要改革，目标明显高于其他研究所，聘蒲慕明为所长，水平也明显突出。
风云骤起
科学院的生物学研究，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可以说上海较强。北京部分，以前动物、植物所传统学科中有特色，而遗传所起初受苏联影响走过弯路，生物物理所很多年没有集中的空间，直到2000年代以后，北京的生物才有较快发展。
上海的生物学，源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以及外国留下的一些机构。而医学研究所为原协和的林可胜创始，做过.....军医署长的林觉得自己不能留在国内，他告诉以前的学生冯德培，我不得不出国，你没关系可以留下来（这个意思，是冯德培80年代在中国、或90年代他访美时告诉笔者的，好像他本人没有文字记载)。......。1950年，冯德培任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1958年生化所独立后，改成生理所，冯德培任所长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其间，冯曾兼任科学院副院长，是当时因为科学贡献而获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屈指可数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冯德培是神经生理学家，1930年代留学英国，研究外周神经生理得到对神经生物学有基本意义的重要发现。张香桐1940年代留学美国，研究中枢神经生理，1950年代回国，先在生理所，1980年代独立成立脑研究所。生理所其后仍继续有神经部分，而且还是主要部分。两位科学家风格很不相同，不过两个研究所有很大重叠。1980至1990年代很多人出国，两个所的不少骨干也出国了，到1999年，脑所只有三个实验室，生理所也不大（好像是七个实验室）。
蒲吴鲁梅饶的提议，主要考虑如何将脑所更新发展。科学院也没要求神经所吸收生理所，虽然可能谈过接纳实验室的问题，而神经所也接纳了生理所个别实验室，脑所的一个实验室则自愿加入生理所。
科学院决定撤销生理所的建制，将其实验室并入上海其他研究所（如生化所、细胞所），不能加入其他研究所的，挂靠上海生科院。科学院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原来就是一个研究所分成两个研究所，而且规模都不大，所以可以恢复成一个所。
不过，这一变动对生理所影响较大。许智宏和王贵海到上海，在生理所全所大会的台上面对广大在所工作人员、学生和退休人员，受到很多批评。
......
......
我再愚钝也知道，有一堆人恨我们，为了公事结下了一堆私仇。
经验积累
中国的改革，以立为主，不急于破，可能比较合适。那时如果只成立神经所，不动生理所，可能更顺利。上海和北京都还合并了少数几个研究所，如上海的植物生理所与昆虫所。其后，较少合并、关闭研究所。
神经所成立的困难，如果我当时是一个人，可能就撤退了。几个人在一起，而且不是我主导，不好意思一个人提撤退。
对我个人来说，在那以后，就不怕挨骂了，正如近日有位老师转给我胡适的几句话“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我觉得，只要自己做得对，即使挨骂，结局也并不可悲。神经所事件后，先是上海其他研究所有些老师知道我们没有自私，后来有些原生理所教授也表示对我们误解了，还有骂过我们的研究生觉得自己错了。
所以：在中国，被骂不是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虽然不是所有人，在知道事实后终究会讲道理。知道事实而不讲道理的，本身也不值得任何人在乎，不知道事实而不讲道理的，只是以一些事情为发泄忿恨的途径，其实无关于我们个人、或我们做的事情。
科学院在知识创新计划实施的最初几年有危机感，改革意识很强。当时神经所在改革的最前沿，建立了新体制。2002年，德国马普学会的施瓦茨与科学院合作建立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科学院让我作为中方主任、与施瓦茨合作建立并共同主持该中心至2005年。施瓦茨从德国获得支持，并推动科学院马普学会联合支持的上海计量生物学研究所。迄今，两个机构都还在运行。...
总有很多人希望，能否中国人在一起做事的时候，也不要内斗太多？
以非理智方式表达意见，是中国目前文化常见的现象，并不代表永远如此。
在中国，如果怕骂，就不可能生活和工作，更不可能推动改革。要改善这样的环境，尚需很大努力。在环境没有彻底改变以前，还是要坚定信念，坚持改革。
（发表于2012年）
附三
北大理科改革概貌
--在北大人文社科发展会议上的交流
我们理科老师不仅非常尊重人文社科的老师，而且非常感谢你们传承了中国的文化。不谈小学、中学的理科教育，单看大学的理科教育。众所周知，百余年来，中国的理科大学教育完全是学习外国。如果一个国家或社群，完全没有自己的智力支持和文化根基，很难经受如此强大的冲击。但中国的理科师生知道，我们人文的传统很强，既有精深的学术造诣，也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例如，对比中、英文诗歌，自然清楚中文的诗词歌赋在很多方面超越英文，包括创造性。我们理科不仅在广度上不如西方理科、也不如我们中国文科，在深度上同样不如西方理科和中国文科。由此理解，中国的科学落后是我们古代文明在文化上的走向造成的，不是我们天生愚昧。文科学者对文化的传承，为从事理科的人提供了精神的支撑，保证了智力的自信。
北大理科的发展依靠几代科学家前赴后继在多个层面的努力。
1949年之前，中国在自然科学主要是引进教学，研究很少。在理科方面，可能首先是清华大学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而成为中国现代数学的一个高峰。北大的理科在1949年以前有成长，但1952年院系调整也对北大理科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清华理科并入北大，使北大理科全面、长期领先全国高校，北大数学也因此独占鳌头，稳居中国第一。
但1950年代，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机构。从整体上看，高校的自然科学都受较大影响。北大等高校部分优秀教授转到科学院工作，因为科学院拥有最多的经费，而且1950年代科学院几乎避免了反右的冲击。1960~1970年代，理科发展受到影响。但1960年代，我们北大化学曾参加胰岛素合成的（生物化学）工作；1970年代初，北大的化学和生物老师曾参与胰岛素结晶的（生物物理）工作，北医的毕业生屠呦呦主导了青蒿素的发现。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理科研究工作整体不够多、不够好。
1978年之后，大批理科专业的师生留学欧美日等科学发达国家，无疑对中国理科的基础学科研究和科学发展带来了持续的影响和冲击。直到1990年代后期，由此造成的全国范围内理科人才的短缺还很难弥补。1998年，由北大倡议、教育部和财政部等国家部门支持的“985”工程，以及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对于缓解人才——特别是理科人才——的流失起了重要作用。及至2000年代后期，中国的理科才能说是开始有序发展，而不仅是应急式对付青黄不接的危机。
今天，我们北大理科还面临很多挑战。客观地说，过去二十年来理科发展在北大一马当先。这归功于几届校领导班子对理科的发展有清晰、统一且延续性的改革努力，有多个职能部门的切实工作，当然也与理科的目标和标准相当明确并容易达成共识有关。我自己是在这一过程的半途中加入北大工作的。这11年来的亲身实践，结合自1995年开始了解科学院工作的体会，今天与在座的文科同仁们分享三点思考，都围绕师资问题——因为师资的质量是大学质量的关键，而大学改革的核心是师资力量的整体建设。
1）自由、但不散漫。
今天北大理科享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由。
我们理科老师不会因为研究的问题脱离一般人认为的实际而如历史上一样被讥笑为“马尾巴的功能”，也不会因为社会有人反对（如转基因）而影响我们的研究工作，因为我们的学术群体足够强大而且有可以信赖的专业判断，可以超出一般人的智力所及、可以超前一般人理解的范围、可以冒外行不理解的学术风险。
我们理科老师的自由，是在有规范、有纪律、有道德的框架下，进行的科学探索的自由。自由是体现在思想和学术层面的，而不是缺乏职业规范、懈怠工作所需要的纪律、降低人格所必需的道德方面的。
就是说，我们理科老师的自由并非散漫。我们学术严谨、工作认真、做事负责。我们形成以学校为核心的学术交流群体，区分工作关系与个人关系，形成良好的、有凝聚力的共同体。
2）标准、而非指标
二十年来，北大理科坚持改革，坚持提高标准，所以水平提高很快。我们用了国际方法和标准，在一些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
同一时期，国内理科方面很多单位也都发展很快。北大理科只看自己是否进步是不够的，而应对比国内其他单位的情况来确认自己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是年度经费逾五百亿的庞然大物，北大理科的经费远低于此，因此，只能争取质量高于科学院。近十年来，北大理科的改革优于科学院，在招聘教师方面的体制改革做得好，标准提高很多，长期坚持真正珍惜人才。
人事改革的关键是北大建立了预聘制。而近年北大理工科人才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要求更使各院系调整标准，不仅摒弃了各种非学术因素，而且都相应提高了门槛。北大理科的招聘和晋升都按国际学术标准进行，尊重和依赖懂行、负责的专家的意见，看研究实质，而不是看文章发表的杂志等各种外在“指标”，也不依赖校外（国内）的学术标准或掺杂非学术因素的评估结果、荣誉、头衔，因为校外（国内）的评审方法常常出现学术之外的因素，而其标准现在常常低于北大理科的方法和标准。
北大理科从以前逢国外博士回国就给教授，降到了现在只给“助理教授”——北大与国际一流大学职称的标准一致，而不是低人一等。这一点，北大和清华的理科领先全国。现在科学院生命科学十几个研究所，仍然是博士后可以立即就任正研究员。在科研经费和条件大幅提升的今天，科学院继续认为自己的职称低于国外和北大清华的体系标准，这是北大清华改革超过科学院的表现之一。
北大数学研究继续是中国数学三足鼎立的一足（其他是科学院所有数学研究所、全国其他单位的数学），而北大数学毕业生更是占海外华人优秀数学家的一大部分。北大化学超过科学院的单个化学研究所，是化学学科年轻人找教职的首选。北大物理也很强，与科学院单个物理方面的研究所有同等吸引力。北大生物对人才的吸引力，从以前低于科学院6、7个研究所，一跃成为与清华并列的第一梯队，其后是科学院以及近年很努力的浙江大学医学院。西湖大学最近也崛起、招聘教授系列与北大有交集。北大清华的生命科学与其他高校重叠较少，例如南京大学，很难说其生命科学的师资力量与北大清华有显著重叠。所以，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北大理科与国内其他单位理科出现差别、有些方面甚至较大差别。
在人才标准提高后，科学产出质量的提高将是水到渠成。我们并不急于推崇某项工作，而是让教授自己尽最大努力，我们创造合适的环境，然后给予时间，乐观其成。
3）批评、而不排斥
北大理科鼓励学术交流的批判性。在有些工作上也有激烈讨论、批评。院系老师可能竞争资源，但不会因此出现根深蒂固的矛盾，可以有先有后。
北大理科的学术批评不是文人相轻，更不是相互排斥。
各校都有一般的科研合作。但北大理科不像国内有些单位，让年轻教授为年资高的教授打工，也没有在支持年轻人旗号下形成唯我独尊的小王国，而是鼓励各个年资的教授得到合适的支持，他们自主拥有所取得的成就，不用担心成果被占、或荣誉被侵权。
北大理科还有跨院系的合作工作。例如，谢晓亮教授是我们北大附小、附中和化学学院的毕业生，是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化学家。学校为了吸引他回国，做了很多工作。我来北大十一年，校长换了四任。可是，我观察几任校领导在重要工作上高度一致、前赴后继，包括一直争取谢晓亮从哈佛大学回国。北大不是因为他的头衔，例如我们从未试图招聘诺奖得主，最初争取晓亮的时候他并非美国院士，但他学术水平高，年富力强，而且认真负责，所以北大多年来坚持不懈争取他，多个学院、多个职能部门、几任校领导、积极出力招聘谢晓亮，也反映北大理科建设优秀群体的良好风气——不会出现招聘了某一两个人，就不招聘其他人，特别来了一个人堵住其他人的制造土皇帝的做法；为学校发展尽力创造条件；任人唯能、广纳英才；进一步形成互相促进的环境，“大庇天下贤士俱欢颜”。
北大理科在蔡元培任校长一百年后，做到以学术标准为上的兼容并包。
 2018年6月25日上午发言，下午整理。
附四
关键的改革与质量的提高：中国高校人事制度
我与中国高校预聘制
...
附五
原创研究引领创新产业何时在中国开花结果
在深圳参加生物技术会议让我想起32年前，因绕道香港去美国曾路过深圳。今天的深圳与1985年的深圳相比在很多方面有巨大的变化，我希望今后30年，深圳的生物技术产业也出现同样巨大的变化，带领或推动中国生物技术产业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设计，也可以直白地说从代工厂为主变成原创为主。
我想用两张幻灯片简要回顾两个方面的故事：第一，离开深圳后在美国几个学校所见所闻世界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第二，回国前后我了解中国科学家的历程从而体会中国化学药物研发。之后表达我对深圳的祝愿。
第一张幻灯片上的三位美国科学家分别是：Herbert Boyer、Roy Vagelos、Douglas Melton，他们是三例直接影响生物技术产业的科学家。
第二张幻灯片上的四位中国科学家依次是：陈克恢、张昌绍、屠呦呦、张亭栋，他们是研究中药来源单体化学药物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科学家。
外国经验
1985年从深圳经香港到了美国，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念研究生。我到旧金山后才知道1973年UCSF生物化学教授Herbert Boyer与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Stanley Cohen发明了后来普适性的重组DNA技术，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技术，也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生物学技术。1976年，Boyer与失业的29岁投资家Robert Swanson成立了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基因泰克），标志着全世界生物技术产业的诞生。一个教授发明技术、建立企业，开创了全世界新的产业。Genentech于1980年美股上市，打破了截至1980年全世界上市当天股票增加最大的历史记录。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这位教授的激发之下，其他生物学科相对薄弱的学校如哈佛、MIT的教授也纷纷建立了生物技术企业，其中不乏很多科学家不掌握任何专利，但拥有know how，他们坐在学校里掌控大局，指导毕业学生全职在企业工作，产生了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繁荣。
1991年从旧金山到波士顿，我在哈佛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导师是Doug Melton。他年轻有为，曾以Marshall奖学金留学英国，师从英国发育生物学家John Gurdon（2012年诺奖得主）， 26岁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87年，一位医生与Melton等三位科学家一道创业。这一企业就是Gilead。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十大药物制造企业一般都是很早以前成立的，在过去四十年它们进一步通过并购而扩大。但Gilead却从无到有，不到40年跻身世界十大药厂。它不仅自身专注研发，且有足够的洞察力，收购合适的企业，创造奇迹：前几年一个只有82人，每年赤字几千万美元的企业，这个企业却开价10亿美元。一般人觉得是笑话，而Gilead收购了它。12个月后被收购企业的药物获得FDA批准，24个月从市场收回全部成本，之后该药成为旗舰型的药物。
1994年从波士顿到圣路易斯，我在华盛顿大学任教。那里也有过一些有关药厂的传奇。例如曾任华盛顿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的Roy Vagelos，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改革包括研究生制度改革，研究生需要在多个实验室轮转就是他推动的，后来遍布全美，现在中国也有少数学校的研究生需要轮转。1976年，Vagelos离开华盛顿大学，就任Merck研发总裁，后来成为Merck的CEO。Merck不仅是老牌的全世界十大药厂之一，而且是原创新药第一的公司。目前全世界有4300多个生物制药企业，大部分没有发明过任何创新性药物，大部分生存期都低于20年。Merck不仅生存期非常长，而且是所有药厂原创药物最多的企业，非常强调原创性科学。它用Vagelos时，后者只做过研究、担任过大学的系主任，却立马领导大药厂的研发，当时Vagelos本人都感到奇怪。Merck告诉他，我们就是要你的原创，不在乎你没有药厂经验。Vagelos没有辜负期望，带领Merck通过原创性药物造福人类。Vagelos还与深圳有关，他任Merck总裁时，决定送深圳一个制造乙型肝炎疫苗的工厂，在中国经济还不是很好的阶段，他为降低中国肝炎和肝癌发病率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国经验
原创在国外是家常便饭，在中国也不是没有。
中国的科学及其应用长期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学药物从依赖进口、到主要仿制，但也有原创。
陈克恢在美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期间因为母亲生病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两年，于1924年和1926年在《美国药理毒理杂志》上发表两篇论文，研究麻黄素。麻黄素首先是由日本科学家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出来的化学分子，但其药理作用不清楚。在协和期间陈克恢揭示了麻黄素的药理作用，并使麻黄素变成迄今为止在全世界由中药衍生单体应用人群最多、时间最长的化学分子。陈克恢回到美国以后还有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担任过礼来药厂研发总管、担任过美国药理毒理协会理事长，但他的麻黄素研究是经典。在中国的研究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凭借才智和努力，单枪匹马地做出了经典工作。
张昌绍于1940年回国到重庆的上海医学院，在那里的短短几年时间，他与化学家合作从中药常山获得治疗疟疾的常山碱和常山新碱，他们是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单体的先驱。屠呦呦等在1970年代从中药青蒿发现青蒿素，是大家更熟悉的故事，她们的工作不仅造福中国病人，也拯救了全世界被疟疾所困扰的人们。张昌绍在40年代的工作，实际有美国科学家竞赛，中国科学家居然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领先。屠呦呦等70年代的工作与美国竞争，也是中国领先。这两次都不可思议，说明我国科学家可以做出世界领先工作。
1971年到1973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张亭栋明确了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特定的白血病亚型APL，这是中国第一次推出治疗白血病的化学单体分子。1980年代，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王振义在国外科学家提出13顺维甲酸可以治疗APL白血病的基础上，发现全反型维甲酸才是治疗APL的有效药物。今天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型维甲酸成为全世界治疗APL都是首选药物，这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
对深圳的祝愿
我们可以汲取先驱们的经验，在今天条件更好的情况下做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现代的工作，包括应用性工作。
毫无疑问，原创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将在中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祝愿深圳成为原创性科学支撑新型企业推动经济的中国第一。
近年深圳创立了自己的南方科技大学。同时，深圳吸引了全国和全世界的学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深圳建立校区。这些校区会为深圳带来具备原创能力的科学家，同时这些科学家和他们的学生会推动高新技术在深圳的诞生。深圳应该加大支持自己的宝贝南方科技大学。深圳也应该加大支持北大、清华等在深圳的分校。我不代表北京大学而代表我个人判断：所有的分校最后很可能会被深圳完全拥有。难以想象千里之外长期办分校，如果二十年之内不还给深圳的话、一百年以内恐怕也终究会还给深圳，所以现阶段的分校很可能是过渡时期全国高校支持深圳的一种模式。
除支持高校人才培养、人才集聚之外，深圳在高科技、生物医药方面也进行了部署。虽然有些城市在生物医药先走一步，深圳已急起直追。
在广东，深圳也与东莞竞争。例如东莞有IT的..工厂富士康，深圳也有生物技术的..工厂华大基因。因为富士康能够生产精密仪器，而华大基因基本停留在使用仪器、粗糙加工信息的阶段，富士康对这种比喻不是很高兴，但应该宽容有耐心等后者迎头赶上。从应用、制造，从仿制到创新，需要不断努力。
在经济积累、人才积累、科技积累的基础上，深圳有理由更上一层楼。希望在新的时代，深圳能催生如陈克恢、张昌绍、屠呦呦、张亭栋类的原创性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深圳产生和转化其成果，推动深圳、造福人类。
（2017年，深圳）
附六
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16年
缘起
2014年7月初，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来自旧金山加州大学的会议主席为了说明会议的质量，用一张幻灯片列出参加过会议的诺贝尔奖得主：在会议的16年历史中，除1998年外，其他每次都有诺奖得主，其中2006年同时有三位到会，2002、2008、2012、2014年同时有两位。
 我于1990年代中期发起的这一会议系列，当时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不多，好的更少。最初两次主要是我挑选演讲者，但我从未请诺奖得主到会，而是按其研究是否活跃、有趣、令人兴奋等作为选择标准。我自己挑选演讲者的1998年和2000年两次，当时都无诺奖得主。2000年邀请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Robert Horvitz于2002年得奖，所以在今年主席的总结中也算有诺奖得主。
我每次都参加此会，今年想起以前从未介绍过。
学术交流
 物理、数学等学科的华人好像与我熟悉的生命科学有所不同。无论是海外还是海内的华人生命科学研究人员，学术交流恐怕不是长项。平时的讨论、学术报告、学术会议，可能都不长于实质的交流、讨论，更少刺激。
华人生物界交流少的原因有多个。不能排除外国人（以及生物学的海外华人）有刻板观念：认为华人生命科学研究人员长于做实验、弱于需要动脑筋的科学互动。在刻板观念影响下，外国人有科学讨论时，不愿找华人，致华人较少机会参加好的讨论，即使参加也较少能很快激励他人。而对于生物学的华人来说，因为参加的会议少，遂反过来强化“讨论不重要”这一观念的情况，恐怕在今天还很普遍。
 学术会议如何有效，1990年代肯定需要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模式。
国外科学家参会对海内外华人都有影响。Bob Horvitz与同为MIT教授的夫人Martha Constantine-Paton是本会的常客，可能除了我们几个中国人以外就数他们到会最多。Martha于1998年就参加了北京的会议，从2000年至2014年的14年中，他们两人除2010年外，每次都参加，且很认真。
Tom Südhof在2013年得诺奖以前于2006年、2010年参加过两次，得奖后组织者怕他太忙以为今年他来不了，结果他不仅来了，而且不讲其去年得奖的系列研究（囊泡释放），而是讲了新的系列工作（突触联系），包括很多没有发表的有趣实验。
Gordon研究会议进入中国
1994年我独立建实验室。1995年，我、鲁白、梅林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先生联系，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在中国举行小型、高质量的国际专业会议，得到周光召先生的积极支持。此前，我们从李政道对物理学同道的周先生的评价得知，周先生是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科学家。
我计划联合美国卓有声誉的戈登科学会议：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GRC）。我联系了中美双方，商定了大的问题、了解了一般性细节性问题。大约1996年，中国科学院派香山科学会议组织者访美，先到我家，后去东海岸与GRC负责人对接，确定香山会议与Gordon会议合作。
GRC会议有促进学术交流的固定风格。一般二十多人为应邀演讲者，一百多人参加。讲的是专业领域活跃且比较好的、要求含没有发表的研究，他们的费用由组织者解决。为了避免演讲者不参加讨论，GRC规定演讲者参会必须超过24小时，否则不予报销。
GRC的其他参会人员自由申请，有竞争性，如果获主席、副主席挑选，需要付费才能参会，不同于一些只要申请就能参加的会议。
会议一般四天半，上午和晚上开会，下午自由交流，并有墙报。演讲者和参会者都住在学生宿舍。
挑选好的演讲者很重要，能保证质量。另外考虑兼顾一些领域，美国近二十年提倡支持女科学家；我组织的时候，还考虑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外，兼顾欧洲、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的科学家。
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会议
GRC到中国的第一个会议系列由我自己组织：“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首次会议于1998年在北京香山举行。
我请当时在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鲁白和中国科学院脑研究所的吴建屏老师为共同主席，我为副主席。考虑到当时中国经费缺乏，会议经费前几届基本都是我们从海外筹来的——例如鲁白就从美国的研究所争取来一两万美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以后还有一些经费是我们从香港等地筹来的。
1998年，鲁白觉得国内后勤还有问题，所以我们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叶玉如（Nancy Ip）商定以后改到香港。
2000年，会议迁址香港科技大学，管理和后勤都由叶玉如安排，近年在香港有多个GRC的会议系列，扩大了范围，交给了会议管理人员。
GRC分子和神经生物学会议每两年一次。2000年我任主席，叶玉如为副主席，每次全体投票选副主席、2年后就任，4年后任主席。2014年6月28日至7月4日是第九次开会。
会议有很好的交流，质量一直很高，除了选演讲者要求质量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开始时把会议的题目定的比较宽，这样保证每次比较好选演讲者。有些会议存在有时热门、但因为太窄而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可能冷场好些年的问题。做研究可以不怕冷门，开会冷场就很麻烦。神经生物学领域大，美国神经科学年会十几年前每年就有两万多人参加、现在有三万多人参加，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差不多可以覆盖一半（另外的部分称为系统、认知、计算神经生物学）。会议称为“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就不难每次都能找到比较活跃的科学家，保证会议质量，并有吸引力。
我们的会议不仅有很多优秀科学家参加，而且每次还吸引来科学刊物的编辑，多位主要刊物的主编曾到会，经常性有三至五位编辑，今年也一样，我开始以为只有两位，结果也是四、五位。编辑到会是我最初没有预计到的。
会场内外
交流，特别是中外科学研究者交流，是会议的目的。
一批优秀的国际科学家两年一次、经常来中国参加会议，对国内的老师和学生产生影响是设想到的。但编辑的影响不是事先设想到的，他们的到会，对其前期了解新的研究和日后遴选稿件有用，有些研究者就是通过会议，得到了介绍自己工作的机会。
海外华人科学家参会，对他们的事业以及他们与国内交流也有些作用。
国内一些学生参会，对他们的成长有意义，虽然参会只是经历之一。16年来，参加此会的学生有一批成长为教授，包括国内博士成为国外著名大学的教授，早期与国际上活跃的著名科学家交流不仅是机遇，而且感觉自己成为国际科学共同体的一员。
除此，还有一些是没有预料到的。
1998年会议空余时，蒲慕明、吴建屏、鲁白、梅林和我讨论，结果是后来五人联名提议成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将原来吴建屏领导的脑研究所改建扩大，并用新体制，到1999年11月正式成立神经所，15年来在蒲慕明带领下，无疑对中国神经科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包括..意见不同者，我也邀请他参加科学会议、不影响学术交流。有位海外华人是王世杰的外孙。这位科学家本人很优秀，而且性格和行为像我一样容易预计，观点都是正统的...，做起事情来兼顾各方。本次会上有位比我年轻的科学家，在看我给会议主持人交代2016年会议要参照2014年如何改进时，发现原来我做事并不如他预计的“激进”而评论：不要听饶毅说的，要看他做的。我理解有些人误解我，以为提批评就是做事激进。他们没有注意到，我只批评有原则性错误的大事；而一般事情，做时我选可行方案和方式。有关公事的批评，本来在正常环境里并非激进，而只有在畸形的环境中才显得“激进”而已。
因为每两年去一次香港，大体了解香港生命科学界。如果2000年还不清楚香港和大陆何者发展快，到2004年就很清楚，香港的自然科学...。开会之外，我曾在香港科技大学讲过课，但后来不去了，因...科学兴趣很小。我在香港教课可能唯一的结果是，有位在香港读过书的大陆学生，后来去了美国做科学。香港的科学......
附七
（本文发表于2012年，绿色字体是2022年修改的，其余均为2012年文字）
肝炎研究的突破与科研体制的改革
2012年11月13日，新的生物学刊物eLife发表论文：中国科学家攻克了一个长期困扰国际科学界的难题，而这一基础科学问题也与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健康相关。
过去，世界和中国忽略了1980年代我国科学家在条件艰苦时代做出重要贡献，我们赞叹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余昌晏和庞其方等、广西肿瘤防治研究所的严瑞琪和苏建家建立乙肝动物模型；
现在，我国已经有条件和能力改革科学管理体制机制、提供适当环境，让一些科研机构年富力强的科学家心无旁骛，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李文辉带领学生和同事发现乙肝病毒受体；
将来，希望全国科研机构能推广适合各个学科和机构自身规律的体制机制改革，使大批年轻人集中精力在专业上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大有作为才能使中国的科学大有希望。
肝炎和肝炎病毒
肝炎在全世界有广泛的危害，中国人群肝炎患病率尤其高。多种病毒导致病毒性肝炎：甲、乙、丙、丁、戊（A、B、C、D、E）等。
全球二十亿人曾感染乙型肝炎病毒（HBV），慢性乙肝感染超过3.5亿人。即使在乙肝疫苗已经研制成功多年以后，我国还有逾九千万人感染过乙肝病毒，上千万乙肝患者，每年感染超过百万。
肝炎不仅本身给患者带来折磨，慢性肝炎更是经常转变为肝癌、肝硬化。全球超过50%的肝癌继发于肝炎，超过50%的肝硬化继发于肝炎，每年约七十万人死于病毒性肝炎及其继发疾病。
在人类研究乙型肝炎的历程上，英国医生MacCallum(1946)首先认识到乙肝不同于甲型肝炎，前者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染，后者通过食物和水传染，它们的病原都小于细菌。1967年，Saul Krugman等可以明确区分甲型和乙型肝炎。1960年代，美国科学家Baruch Blumberg在研究血友病和白血病的过程中（Blumberg, 1964），发现“澳大利亚抗原”（澳抗）(Blumberg et al., 1965)。起初知道与多次输血有关，到1967年发现一例唐氏综合症（先天愚型）患者开始没有澳抗，后来产生澳抗，而且患了肝炎（Blumberg et al., 1967），并在血液中出现病毒样颗粒（Bayer et al., 1968），从而意识到澳抗可能与乙肝更相关。
纽约血液中心病毒研究室的Alfred Prince与韩国合作者从输血导致的肝炎病人中寻找抗原（Prince et al., 1964; Chung et al., 1964），发现了他称为SH（血清肝炎）的抗原与病毒性肝炎相关(Prince, 1968)。日本东京大学医院输血科的Okochi和Murakami于1968年发现输血病人中病毒性肝炎与澳抗有一定、但非绝对相关性。Prince于1968年在《柳叶刀》报道澳抗与SH抗原相同。
其后几年，Blumberg与Prince各自开展一系列工作获得更多证据表明他们发现的抗原与乙肝相关（Blumberg, 1971；Prince，1971）。1970年，英国的Dane等在澳抗阳性的肝炎患者血液中分离获得病毒颗粒，并用电子显微镜观察，确定澳抗是乙肝病毒颗粒的表面蛋白质（乙肝表面抗原，HBsAg）。
1976年，Blumberg获诺贝尔医学奖。
1979年，法国的Galibert等克隆了乙肝病毒的基因组DNA；它很短，不过约三千二百碱基对。整个病毒的DNA短于人体很多单个基因的长度，却能肆虐人类，令人惊讶。
丁型肝炎（HDV）的发现起始于1977年意大利的胃肠科医生Mario Rizzetto在HBV感染病人肝细胞中发现的一个新抗原(Delta抗原，HDAg)（Rizzetto et al., 1977）。其后，他们与美国分子病毒学家John Gerin等证明HDAg来源于一种新型肝炎病毒--HDV（Rizzetto et al., 1980；Rizzetto, Purcell and Gerin, 1980；Rizzetto et al., 1981）。HDV的全基因组于1986年被克隆（Wang et al., 1986）。HBV和HDV两病毒同时感染时，病情严重很多，且更容易导致慢性肝炎。HDV依赖于HBV提供的包膜蛋白（包括HBsAg在内三种）组成病毒颗粒，HDV复制的其它步骤独立于HBV。HBV是DNA病毒，HDV是RNA病毒，它们的基因组不同。
基因工程生产乙型肝炎疫苗
研究乙肝病毒直接导致生产预防乙肝感染的疫苗，是基础研究很快走向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成功范例。
1971年Krugman开始研制乙肝疫苗。1978年有两个成功的疫苗（Purcell and Gerin, 1978; Hilleman et al., 1978），1980年通过临床验证（Szmuness et al., 1980）。这些疫苗都用来自于病人血浆提取的HBsAg，如果灭活不彻底，反而可以引起疾病。
1979年，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的William Rutter实验室用现代分子克隆方法，获得HBsAg的基因（Valenzuela et al., 1979）；1981年他们将人的HBsAg转到大肠杆菌中表达蛋白质（Edman et al., 1981）；1982年他们成功地将HBsAg转基因到酵母细胞表达，并获得病毒样颗粒（Valenzuela et al., 1982）。他们申请专利并与Merck公司合作，于1984年成功地用酵母表达的HBsAg作为疫苗，获得保护性的免疫作用，在猩猩中证明疫苗可以预防乙肝病毒侵染（McAleer et al., 1984）。他们的疫苗于1986年获得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FDA）批准后上市。从此，这一基因工程制造的疫苗为世界上很多人提供了预防的方法。在乙肝曾经肆虐的我国台湾，使用乙肝疫苗后，乙肝和肝癌发病率直线下降。原华盛顿大学教授、当时Merck公司的总裁Roy Vagelos决定将一条生产线送给中国并培训中国技术人员使用生产线，中国得益于赠送的生产线制造乙肝疫苗，造福中国民众。
全面接种乙肝疫苗可以使乙肝大幅度下降。不过，由于我国乙肝感染基数庞大等多种原因，还不断出现相当多的新的乙肝感染。而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如我们的国家，乙肝继续蔓延。
对已经感染乙肝的病人，疫苗不能治病。目前已有的乙肝治疗方法，其效果都比较有限。而丁型肝炎完全没有特异的治疗药物。乙肝和丁肝研究领域多年来翘首以盼获得病毒受体，以便研发新的抗肝炎病毒药物，包括设计和筛选针对受体的药物。
乙肝病毒的研究模型
研究乙型肝炎的最大困难之一是缺乏好用的体内感染的动物模型和体外用的培养细胞模型。这两大问题分别由中国科学家和法国科学家在1981至1984年和2002年取得突破。不过，法国的工作很多人马上知道，而中国的工作知道的时间较晚、知道的人较少。
人类乙肝病毒能感染的动物很少：人和猩猩。它不感染老鼠或鸡等常用的一般实验动物，即使猴也不能感染人的乙肝病毒。土拨鼠、地松鼠、树松鼠、苍鹭和鸭等可以感染其本身的肝炎病毒而患病，但不能感染人的乙肝病毒。土拨鼠、地松鼠、树松鼠的肝炎病毒与人乙肝病毒有70%的相似性，而鸭和苍鹭与人乙肝病毒的相似性低很多。因为这些动物都不能感染人的乙肝病毒，所以其肝细胞的病毒受体可能与人肝细胞上结合人乙肝病毒的受体有所不同，不能作为研究人类乙肝病毒的良好模型。缺乏好的动物模型给研究人类乙型肝炎和寻找人类肝细胞上的乙肝病毒受体造成了一大难关。
1982年，北京第二传染病院资料汇编中，中国医学科学院余昌晏等在1981年的会议上报道树鼩(tree shrew，Tupaia)可以被人的HBV感染，但在六周以后就出现动物死亡而未持续观察。1981年，《医学研究杂志》刊登中国医学科学院庞其方、万新邦、胥爱源、王祖铭、王桂香、朱宝友、张新生的文章“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树鼩的实验研究”。医科院当年用树鼩试过多种病毒感染，比如他们曾于1981年9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发表文章“甲型肝炎病毒感染树鼩的初步研究”，发现树鼩可以感染人的甲型肝炎。甲肝论文的作者是医科院的詹美云、刘崇柏、李成明、张文英、朱纯、庞其方、赵同兴、王长安、王金利，和北京第二传染病院的余昌晏、李寿复、佟智功、林尊慧、牛京勤。
1982年开始，广西的严瑞琪和苏建家及他们的合作者改进实验方法和条件，特别是动物饲养条件改善导致树鼩存活延长。1984年，《广西医学院学报》发表肿瘤研究室严瑞琪、苏建家、陈志英、刘由庚、甘友全、周德南的文章报道人血来源的HBV感染十只树鼩后，用血清免疫检测和肝脏组织切片，确定七只被感染、仅一只肯定没感染。1986年，《上海实验动物科学》杂志发表广西肿瘤防治研究所苏建家、严瑞琪、甘友全、周德南、黄定瑞、黄国华的论文，他们用了62只树鼩，其中53只接种人HBV，通过血清免疫学、肝组织切片确定总感染率为84%。他们还用了当时先进的分子杂交、电子显微镜等检测手段，其中电镜显示Dane颗粒，证明人HBV可以感染树鼩。
1996年，瑞士苏黎世大学内科的Walter与德国Freiburg大学内科的Blum等开始用树鼩研究乙肝（Walter et al., 1996）。事实上在1996年以前，中国科学家已经多次重复和进一步研究人乙肝病毒感染树鼩，这其中既有广西的苏建家、严瑞琪课题组（苏建家等，1987；严瑞琪等，1989；黄定瑞等，1990；苏建家等，1992；苏建家等，1995；严瑞琪等，1996），也有其他中国科学家（刘芳华和饶娴宜，1987；李奇芬等，1995；王凤水等，1996）。1996年后还有很多工作（李瑗等，2011）。也就是说，1980到1990年代，中国科学家一系列工作找到了人和猩猩之外唯一能感染人乙肝病毒的、经济、易用的动物模型--树鼩。Walter的文章仅引用苏建家等（1987）和严瑞琪等（1989）论文，而不知道1996年以前的多篇中国论文，更不了解1981年到1986年的几篇中国摘要和论文。
Walter等重复了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证实人乙肝病毒注射到树鼩可以导致急性乙型肝炎，表明树鼩可以作为人类乙肝病毒研究的体内模型。他们还发现，将树鼩肝脏的细胞分离后在体外培养（所谓“原代培养”），也可以感染人类乙肝病毒，从而证明树鼩可以作为人类乙肝病毒研究的体外细胞模型。不过，用原代培养的细胞需要经常从动物肝脏分离细胞，不方便。更稳定好用的是可以在体外传代培养的细胞系。
2002年，法国国家医学研究所的Gripon等从人的肝脏分离细胞，并在化合物处理后纯化、筛选，最终获得一株细胞系HepaRG，用多种检测证明它可以感染人的乙肝病毒，从而提供了一个实用的体外培养细胞模型，不过具体用的时候较麻烦：需要用两步培养、诱导，花几周时间后才能进入可感染状态。
乙型肝炎病毒的受体
病毒感染细胞一般首先要病毒结合于细胞膜表面的受体，然后进入细胞内。不同的病毒需要各自的受体，有相应受体的细胞才能有效地被病毒感染。
在人群中，有些人天生命好（具体是遗传和变异带来的好处），其受体分子不能与某些病毒结合，所以天生不会患某种传染病。
在科研中，有些病毒的受体很快被科学家找到，如SARS病毒的受体。但是，有些病毒的受体很难被发现。
乙肝病毒本身用什么蛋白质与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已知在结合特异受体之前，该病毒可以与细胞表面的硫酸肝素样分子相互作用而滞留于细胞表面（Schulze et al., 2007；Leistner et al., 2007）。1986年，纽约血液中心的Neurath等确定病毒的Pre-S1结构域有一小段（氨基酸21到47）可能对于结合细胞受体很重要（Neurath et al., 1986）。但其他实验室的一系列工作表明重要的结合位点在氨基酸9至15左右（Schulze et al., 2010）。
 2003年，德国科学家证明对感染人类肝细胞重要的Pre-S1和Pre-S2结构域，也对感染原代培养的树鼩肝细胞重要（Glebe et al., 2003），从而表明人和树鼩的肝细胞含有的乙肝受体可能都结合乙肝病毒的同样蛋白质。这篇文章引用中国的树鼩感染HBV的文章是严瑞琪等（1996）。
肝细胞表面是什么受体能结合乙肝病毒，从而导致病毒感染？
自从1960年代发现乙肝病毒后迄今近五十年，还没有找到受体，不是因为没人找，而是很难找。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文辉，是兰州大学本科生、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博士后。他在美国期间发现了SARS病毒的受体（Li et al., 2003）。回国加盟北生所后，他集中精力试图攻克乙肝病毒受体，几年来很少发表论文，坚持带领实验室的研究生、博士后和其他人员不懈努力，终于找到乙肝病毒和丁肝病毒共用的受体，于2012年11月13日在电子刊物eLife发表文章“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多肽是乙型肝炎和丁型肝炎病毒的功能性受体”。文章的并列第一作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北生所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严欢和北生所的博士后钟国才，其他还有徐广伟、何文辉、景致毅、郜振超、黄屹、祁永和、彭博、王海敏、付立冉、宋梅、陈盼、高文青、任碧杰、孙银燕、蔡涛、冯晓锋、隋建华。
李文辉实验室的突破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迈进的一大步。他们用几个研究组均报道的乙肝病毒结合受体的肽段（Pre-S1的2至48氨基酸）（Barrera et al., 2005；Engelke et al., 2006；Glebe et al., 2005；Gripon et al., 2005），并将其修饰后作为探针，用中国科学家1980年代发现的树鼩为肝细胞来源得到原代培养的树鼩肝细胞（PTH）为材料，应用强有力的现代生物化学技术，寻找结合Pre-S1肽段的蛋白质，发现了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多肽（NTCP）。用肽段竞争的方法，验证了NTCP结合Pre-S1的特异性。然后用分子生物学的RNA干扰技术，抑制PTH内源产生的NTCP，可以减少人乙肝和丁肝病毒的感染，从而证明NTCP对乙肝病毒和丁肝病毒感染是必需的。他们也发现如果使能感染HBV的HepaRG细胞中NTCP减少，就能降低这些细胞感染HBV。他们还发现，之所以HepaRG细胞需要用药物诱导两周后才能感染HBV的原因是诱导后细胞产生的NTCP增多。他们还用人的原代培养肝细胞，证明人的NTCP对乙肝病毒感染是必需的。
为了知道NTCP是否对乙肝病毒感染是充分的，李文辉实验室用平常不能感染乙肝和丁肝病毒的Huh7和HepG2体外培养细胞系。他们通过转基因导入这些细胞后产生NTCP蛋白质，这些细胞就能被HBV或HDV所感染。此外，他们还确定了NTCP蛋白质结合病毒的关键氨基酸是157到165位。
李文辉实验室取得突破的关键是用了质谱分析加双重亲和纯化。王晓东近年在北生所建立了几个质量非常好的平台，包括基因组和质谱平台。李文辉的第一项基本工作是在北生所高通量测序中心蔡涛的帮助下建立树鼩肝细胞的基因表达图谱，其后再用质谱分析树鼩肝细胞的蛋白质组。这是繁琐的、但基础性的工作，且需要高质量。他们的实验设计巧妙地标记了作为探针的Pre-S1肽段，将其受体结合位点的氨基酸改成可用光偶联的非天然氨基酸，这样光偶联的距离就为零。李文辉实验室还将肽段连接了单克隆抗体识别的位点和生物素标记。在光偶联以后，用单克隆抗体和结合生物素的分子通过亲和层析，可以抵抗强烈的洗脱以去除非特异结合的分子、留下特异结合的分子。这一方法值得学习。
NTCP平时在肝脏起着基本作用：转运胆酸和钠离子。乙型肝炎和丁型肝炎病毒利用了这一正常蛋白质，与它结合而感染肝细胞。猴子的NTCP与人的NTCP很像，但在关键的157到165段不足够像，所以人乙肝病毒只能感染人的肝细胞、不能感染猴子的肝细胞。如果将这段人的序列放到猴NTCP序列中，改造后的猴NTCP也能介导人乙肝病毒感染。
李文辉等用NTCP可以使常用的细胞（如HepG2）可以感染乙肝病毒，为乙肝研究领域提供了便宜且易用的细胞模型。以前发现的HepaRG细胞，购买和培养花费昂贵，而且需要两周诱导后才能感染。
李文辉实验室的研究不但揭示了乙肝和丁肝病毒进入肝细胞的分子机理，而且在通往有效治疗乙肝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李文辉的工作没有结束：以NTCP发现为基础，寻找新的抑制HBV感染细胞的药物，给病人带来福音。
李文辉文章发表的同一天，德国科学家致信祝贺李文辉在中国的工作“会改变HBV领域今后如何做研究、有助于开发很多病人需要的药物”。
第二天，法国科学家也致信李文辉，祝贺他带来HBV领域的重大突破。
可以推广的模式：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1980年代，我国多方面条件比较差，科研人员的工作主要靠自身的坚持，少数能做出优秀成果。
2010年代，我国已经具备基础和条件，而且已经有成功的范例，就不仅要依赖少数单位、少数科学家做出优秀成果，而希望大批科学工作者做出条件能支持的优秀工作，这就需要改革科学体制机制。
众所周知，增长的科研经费如果用原封不动的旧方法管理和投入，其效果有限。而对于如何改革，不同行业、学科和时期有所不同。如何管理和使用我国日益增长的科研经费，使之发挥最佳效果？这不仅是科技人员关心，而且是国家非常关心、对人民有实际意义的重大问题。
对世界，中国科学家最终要能产出对人类有益的知识，不再是单向消费或少产出知识；对中国，科学界既需要坚持科学探索带动我国的智识风尚，也需要有些（而不是全体）科学家做出有较快应用价值的成果。
2004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为了改革科技体制作为试点成立的北生所，国家交给的任务是基础研究。成立8年来，北生所已获国际瞩目，2012年初美国HHMI（休斯医学研究所）评国际青年科学家（给予研究经费资助），中国获得7位，4位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北生所已有多项基础研究得到国际科学界瞩目。而李文辉团队的乙肝病毒研究的意义超出研究所平时的基础生物学研究范围，更容易为社会理解。
北生所做出多项重要发现需要国家坚定支持，研究所发生危机幸亏国家鼎力相助。
国家选拔王晓东为所长后充分信任他。王晓东对北生所的科学家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充分支持。王晓东本人以基础科学研究闻名于世，但他一直注重可能的应用。他在北生所建立了梯队和平台，为基础和应用研究提供帮助；他坚持的政策使包括李文辉在内的北生所科学家可以追求自己最高科学目标；王晓东在李文辉几乎无产出的时候加建其研究需要的树鼩饲养设施，反映王晓东不仅慧眼识英才而且敢于承担责任；王晓东推动建立的技术平台，也为李文辉等实验室提供了优质的基础；北生所的行政和后勤，为研究人员提供保障和服务。这些为北生所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石。
北生所的经验可以推广--政策、人员、模式，并无需增加国家科研拨款，而对已经计划的增加经费要求必须配套体制和机制改革。全国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北京以外的城市，也有适用北生所模式的机构和人员。也有不同机构和学科合适的其他模式需要得到合理实施。
北生所是我国在科研管理探索成功的一个模式，应该推广为我国科研管理多样化模式中一个新的、重要的基本模式。
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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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八
冤屈百年
本文指出生物医学史上有三个错误与肾上腺素有关：一是误认为第一个激素是胰泌素，二是误认为化学分离纯化肾上腺素的为美国药理学家John Abel，三是美国坚称肾上腺素为epinephrine。
实际上：第一个激素是肾上腺素，因为发现活性的时间和分子得到纯化的时间都是肾上腺素先于胰泌素；分离到真正肾上腺素的是旅美日本科学家高峰让吉 (Jōkichi Takamine，1854-1922)，时间为1901年；肾上腺素的英文正确名称为adrenaline，而epinephrine是无生物学活性的化学衍生物。
如果科学界真正公平，日本的第一项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可能就不是2012年，而推前一百年。日本本土和旅居西方的科学家在科学上有较多重大发现。不过，日本人还长期受美国无意忽视和有意打压。在生物学方面，早在1901年，日本科学家不止一次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高峰让吉
高峰让吉于1901年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激素：肾上腺素，命名为adrenalin。但教科书一般误认为1902年英国生理学家发现了第一个激素（胰泌素），而美国人坚持称肾上腺素为epinephrine，后两个错误遗留至今。
高峰让吉父母本希望他学医，但他喜欢上了化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应用化学系，后赴英国格拉斯哥念研究生。回日本后，他建了日本第一个化肥厂（日本人造肥料公司）（Yamashita，2003）。高峰让吉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人Caroline Field Hitch恋爱，回日本工作后再度赴美完婚，其后妻子与他回日本。他在日本发现了一种淀粉酶（diastase，amylase），可以降解淀粉，大大降低发酵时间（和成本）。他的岳母建议他到芝加哥将这种酶用于威士忌制造过程。高峰让吉和妻子从此定居美国。他在芝加哥不远的Peoria建立了“高峰发酵公司”（Takamine Ferment Company），但遭反对，厂房被纵火焚毁，公司被解散。房漏偏逢下雨天，他自己又得了肝病，妻子以为他病得要死了，紧急住院，一住就几个月。住院期间，他意识到医院的饮食以淀粉为主，而三分之二的病人有消化不良(dyspepsia)，他把自己发现的酶命名为Taka-Diastase（高峰淀粉酶），治疗消化不良很有效，他获得专利后将使用权授予Parke-Davis药厂，销售逾三千万美元，这是他对生物技术产业的贡献（Yamashita，2003）。
高峰让吉个人收入也可观，因此于1897年在纽约建自己的实验室。1900年，他请上中啟三（Keizo Uenaka，1876-1960）为助手，后者的老师为东京帝大的长井长义（Nagayoshi Nagai，1844-1929），长井长义的一项重要科学工作是从中药麻黄提取麻黄素（ephedrine）（Nagai，1892）。
肾上腺髓质活性成分的分离纯化
位于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的Parke-Davis药厂建议高峰让吉分离提取肾上腺所含的化学分子。顾名思义，肾上腺是位于肾脏上面的一个腺体。1855年，伦敦Guy’s医院的Thomas Addison医生（1793-1860）发现肾上腺损害后的疾病，后称为Addison病，人们从而感兴趣肾上腺的内涵。很快就有科学家用动物做实验，试图看切除动物的肾上腺对动物的影响，常常发现动物死亡（Schäfer，1908）。
George Oliver（1841-1915）是一位对研究感兴趣的英国医生，在家做研究，设计实验仪器（如他自行了血压计，当时医生对血压还普遍不重视），甚至用儿子做实验动物。他曾给自己儿子吃肾上腺的提取物（Barcroft and Talbot, 1968）。伦敦大学学院生理系教授Edward Albert Schäfer（1850-1935）是著名生理学家，除了科学优秀，包括提出“内分泌”概念，还有个人特色，例如：为纪念自己的导师William Sharpey（1802-1880），Schäfer把长子命名为John Sharpey Schäfer。他儿子去世后，为了纪念老师和儿子，他把自己改名Edward Albert Sharpey-Schäfer，而且自己家的姓从此改成Sharpey-Schäfer。1893年，Oliver慕名找到 Schäfer，提出合作研究肾上腺提取物的作用（Davenport, 1991）。Oliver和 Schäfer于1894年发表两篇会议摘要、1895年发表文章，发现肾上腺提取物的作用，包括收缩血管、升高血压、加快心跳。
1895年，Schäfer让自己的两位同事研究了肾上腺提取物的化学特性（Moore，1895；Nabarro，1895）。1897年，德国科学家Sigmund Fränkel（1868-1939）提取了肾上腺的物质，他取名为spygmogenin（Fränkel，1897）。1897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药理学系John J Abel（1857-1938）从肾上腺提取到一个分子（Abel and Crawford, 1897; Abel, 1898,1899），他命名为epinephrin，分子式为C17H15NO4（Abel, 1898）。1900年，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工作的奥地利犹太科学家Otto von Fürth（1867-1938）认为epinephrin没有生物学活性，Fürth把自己从肾上腺提取的分子命名为suprarenin，分子式为C5H9NO2（von Fürth，1900）。1901年，Abel发表专文回复Fürth的质疑，辩解自己分离的分子还是有活性的，但它不是天然分子（native principle）而是衍生物，可能多了一个苯甲酰（benzoyl）（Abel，1901）。
1900年，高峰让吉和上中啟三获得了生物活性很强、结晶纯的分子，分子式为C10H15NO3。高峰的朋友Wilson医生建议他命名为adrenaline。高峰让吉于1901年1月在纽约举行的化工学会作报告，并于1901年在《美国药学杂志》发表其结果（Takamine，1901）。1901年12月高峰让吉在英国生理学会作报告，并于1902年发表于英国《生理学杂志》（Takamine，1902）。
Parke-Davis药厂科学实验室生物部的Thomas Aldrich于1900年夏也分离了肾上腺素，1901年发表了论文。他认同高峰让吉当年年初在化工学会的报告， Aldrich通过实验比较了自己的样本和高峰让吉的样本，推出两种样本的正确分子式都是：C9H13NO3（Aldrich，1901）。这一正确的分子式也最接近高峰此前推出的分子式，而与Abel和Fürth的分子式相差甚远。
同研究领域的科学家通常称Adrenaline而非Epinephrine
1903年，德国伯恩大学的化学家Hermann Pauly（1870-1950）确定了肾上腺素的结构式（Pauly，1903，1904），他也认为高峰让吉分离纯化了有活性的分子，而Abel的epinephrine不可能有活性。
1904年，第一位合成肾上腺素的德国化学家Friedrich Stolz（1860-1936）也用adrenalin名称（Stolz，1904）。1905年，英国科学家Henry Dakin（1880-1952）合成adrenaline时引用高峰让吉和Aldrich作为发现adrenaline，而不是引用Abel的文章作为发现（Dakin，1905）。
1906年，英国著名药理学家、1936年诺奖得主Henry Dale（1875-1968）坚持认为adrenaline是正确的命名，而不能以Abel没有活性的epinephrine命名（Tansey，1995；Aronson，2000）。1908年，曾于1895年发现肾上腺活性的Schäfer建议名称为adrenin（Schäfer，1908）。
争议
高峰让吉和Parke-Davis药厂申请的专利是Adrenalin，而且Abel提出诉讼后，高峰让吉在法庭胜诉。英国药典一直用adrenaline的名称，而美国药典用epinephrine是错误的，原因是Abel长期不认错。不仅如此，在高峰让吉去世5年后、高峰譲吉获得专利25年后，Abel在《科学》发表文章还说高峰让吉是来他实验室听他说如何分离肾上腺素的（Abel，1927）。日本人后来找到上中啟三的个人比较，日文、英文夹杂，证明上中啟三认为Abel和Fürth的都不对，而且高峰让吉和上中啟三找到肾上腺素的时间早于Abel号称的高峰让吉访问Abel的时间（Yamashita，2002）。
Abel是美国药理学的开创性人物，是美国第一位专职的药理学教授、美国第一位药理学系主任，共同创办了《生物化学杂志》、创办了《美国药理与实验治疗学杂志》，他对美国学界的影响远大于高峰让吉，对Abel的各种介绍（包括Wiki）中，至今仍广泛流传有关epinephrine的按Abel版本的错误记载。高峰让吉不仅未获美国任何学术荣誉，而且无美国国籍。即使当时美国、德国和英国同行都认同高峰让吉（Aldrich，1901；Pauly，1903，1904；Stolz，1904；Dakin，1905），即使高峰让吉赢得专利（Yamashita，2002），即使美国科学家有文章确定高峰让吉的发明权（Bett，1953；Tansey, 1995; Aronson, 2000），即使德国科学界不用德国科学家取的suprarenin名称，但很长时间美国科学家还信Abel，例如直到1982年，美国生理学家Davenport仍认为是Abel发现了肾上腺素（Davenport，1982），到1991年才认为是高峰让吉发现了肾上腺素（Davenport，1991）。而直到今天，错误的名称epinephrine继续被美国科学界使用。大部分人不知道为什么有美国的名称和欧洲/日本的名称，以为是美国和欧洲/日本竞争。其实两个名称都是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发现的。
这一争议还有药厂参与。因为Parke-Davis药厂将“Adrenalin”注册了专利，英国Wellcome药厂的美国创办人Henry Wellcome（1853-1936）不愿用这一命名，试图阻止在药厂研究部工作的Dale用adrenaline名称、而要求他用epinephrine。Dale指出英国科学界认为adrenaline是肾上腺有活性的物质，而Abel的epinephrine是没有活性的物质，坚持在自己论文中用adrenaline的名称（Tansey，1995）。因Parke-Davis专利的名称为Adrenalin，此后通用adrenaline（A小写，最后有e）。Abel去世后，Dale为皇家学会的纪念文章虽然赞扬Abel为主、但仍文雅地指出Abel发现的是活性分子的苯甲醛衍生物，如果有时间也可能分离到活性成分（Dale，1939）。
这一争议中，个人的争名夺利、学界的霸权行为和社会的种族歧视，孰轻孰重不容易说清楚，可能都逃不脱干系。
第一个激素
基本所有教科书都认为第一个激素是secretin（肠促胰泌素），发现者为英国的一对表兄弟、生理学家William Bayliss（1860-1924）和Ernest Starling（1866-1927），时间是1902，地点是伦敦的大学学院。
Bayliss和Starling在研究小肠的运动（Bayliss and Starling，1899）。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于1898年发现不同食物经过胃处理为食糜而进入十二指肠或回肠后，刺激胰腺分泌，而且不同食物的食糜导致胰腺分泌的成分不同。巴甫洛夫和其后其他研究者在实验后提出这都是由于神经所介导的，可以是迷走神经、内脏神经、或肠道局部的神经。
Bayliss和Starling发现这不是由于神经，而是由小肠分泌一种化学物质（胰泌素），通过血液到胰腺刺激胰腺细胞分泌。他们于1902年1月16日进行“关键实验”，1902年3月完成所有实验，先在皇家学会会刊发表初步结果（Bayliss and Starling，1902a），再在英国《生理学杂志》发表全文（Bayliss and Starling，1902b）。
1905年，Starling提出激素的命名（Starling，1905a），但承认第一个激素活性为1895年Oliver and Schäfer注射肾上腺提取物观察到升高血压的作用（Starling，1905b）。1902年Bayliss和Starling达到的程度与1895年Oliverand Schäfer达到的程度相似，发现了胰泌素的活性，知道其不同于神经，但并未清楚其化学本质。而1901年高峰让吉已经知道肾上腺素的活性和化学本质。胰泌素要等将近60年才被纯化（Jorpes and Mutt, 1961），其一级结构还要近十年才被完全确定（Mutt, Jorpes and Magnusson, 1970）。所以无论从生物学活性还是化学本质来说，肾上腺素都是第一个激素。
早该还高峰让吉的功劳
肾上腺素在基础和应用两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基础方面，它不仅是第一个激素，它还对神经生物学很重要；应用方面，最简单的是立即提高血压，这是很多急救的一个措施，迄今还在被使用。
日本第一位生理或医学诺奖得主山中伸弥的工作是他在2006年发现4个因子可以将分化的细胞重编程成为干细胞。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并不高于高峰让吉的工作：1）重编程是已知的，山中伸弥没有发现重编程，而是发现可以重编程的四个因子，高峰让吉也没有提出内分泌、或神经递质，只是发现第一个激素（以及与第一个神经递质相关）；2）山中伸弥发现的因子，不是内源的重编程因子，高峰让吉发现的激素是内源激素；3）山中伸弥发现的因子，迄今只能用于研究，尚无实际应用，而且因为其中一个分子的可能致癌性而不能排除它们不能直接应用的可能性。相比而言，高峰让吉的发现不仅很快得到应用，而且迄今仍然应用。
日本一直非常重视高峰让吉，给他很多荣誉，但他在世界科学界恐怕是冤屈百年。迄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一逾百年的冤案会得到澄清。澄清的标志之一应该是epinephrine一词从此不再为科学界所使用，而只用adrenaline一词。
不过，高峰让吉并非第一位在生物医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日本人。例如，1897年，志贺潔（Shiga Kiyoshi，1871-1957）发现痢疾的致病菌。该细菌被称为“志贺氏杆菌”（Shigella）。痢疾流行在很长年代是人类的大敌，志贺潔发现如此重要的致病菌，善莫大焉。百年后的今天，还没有一个如此重要致病菌是以中国人命名的。
（以下为英文全文，TEM杂志编辑限制本文参考文献只能16篇，发表版删除了另外19篇引用文章及其相应文字。本文要点为《生物学概念与途径》一书第十章的注释6）
The First Hormone: Adrenaline
Yi Rao
PKU-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Peking-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es; Chinese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Beijing, Beijing, China
Abstract
It is not often that three mistakes are associated with one molecule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is is the case with adrenaline. The record is set here that adrenaline is the first hormone with the discovery of its activity and chemical purification prior to secretin. Adrenaline is the correct name given by JōkichiTakamine, epinephrine being its inactive benzoyl derivative.
While adrenaline is a well-known molecule, there have long been three misconceptions. Adrenaline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as the first hormone, its discover remains obscure, and it has two names. This article sets the history straight and clarifies these confusions.
Secretin vs Adrenaline
Most textbooks state that secretin is the first hormone, discovered in 1902 by the British cousins William Bayliss (1860-1924) and Ernest Starling (1866-1927), at th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In 1899, Bayliss and Starling followed up on one of Ivan Pavlov’s observations published in 1898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substances in the food, after digestion into chyme and movement into the duodenum, induced the pancreatic to secrete different kinds of juices. Pavlov and others have performed experiment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effects of chyme on pancreatic secretion were due to nerves (either the vagus, splanchnic or local). Bayliss and Starling made the novel discovery that this resulted from the chemical substance they called secretin, which was made by the mucous membrane of the upper parts of the small intestine, carried by the blood to the pancreatic gland cells.“The crucial experiment” was performed on January 16th, 1902, with all experiments finished by March, 1902, published in a preliminary form as Bayliss and Starling (1902a) and in the full form as Bayliss and Starling (1902b). Starling coined the term hormone in 1905 (Starling, 1905a), and acknowledged (Starling, 1905b) that the first hormonal activity was the increase of blood pressure by the injection of supra-renal extracts observed by Oliver and Schäfer(Oliver and Schäfer, 1895). 
The adrenal gland (or supra-renal capsule) is a small gland above the kidney. In 1855, Dr. Thomas Addison (1793-1860) of Guy’s Hospital in London discovered what was later called Addison’s disease, caused by damages to the adrenal glands. Soon researchers were interested in finding substances in the glands. Removal of adrenal capsules from animals often resulted in death (Schäfer, 1908).
George Oliver（1841-1915）was an English doctor with a home laboratory who might have experimented with his son, feeding adrenal extracts to his son (Barcroft and Talbot, 1968). Edward Albert Schäfer (1850-1935) was then a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at UCL, whose contributions included the proposal of the term “endocrine” for ductless glands. In 1893, Oliver went to Schäfer, suggesting a collaboration on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adrenal extracts (Davenport, 1991). Oliver and Schäfer published two abstracts in 1894 and a full paper in 1895, showing the effects of adrenal extracts, including those of increasing the blood pressure and increasing the heart beat (Oliver and Schäfer, 1895). They determined that the active principle was from the medulla, not the cortex of the adrenal glands.
Secretin was not purified until almost six decades later (Jorpes and Mutt, 1961) and determination of its primary structure would take another decade (Mutt, Jorpes and Magnusson, 1970).
Thus, the first hormone was clearly adrenaline, because both the discovery of its activity in 1895 and its chemical purification in 1901 predated those of secretin in 1902 and 1961.
Purification of the Active Principle from the Adrenal Gland
In 1895, Schäfer asked two of his colleagues at UCL to study adrenal extracts chemically (Moore, 1895; Nabarro, 1895). In 1897, SigmundFränkel (1868-1939) of Germany extracted from the adrenal capsules what he called spygmogenin (Fränkel, 1897). From 1897 to 1901, John Abel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ublished a series of papers on what he called epinephrin from 1898 onwards (Abel and Crawford, 1897; Abel 1898, 1899, 1901). The molecular formula of epinephrine was C17H15NO4 (Abel, 1898). In 1900, the Austrian scientist Otto von Fürth (1867-1938), then working at Strasbourg University, after pointing out that epinephrine was inactive, purified what he called suprarenin, with the molecular formula of C5H9NO2 (von Fürth, 1900). In 1901, Abel offered a rebuttal to Fürth, claiming that his principle was active, although it was not the native principle, but might contain an extra benzoyl (Abel, 1901).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Parke-Davis in Detroit, Michigan asked Takamine to purify the active principle from the adrenal gland. In 1900, Takamine and his assistant Keizo Uenaka (1876-1960) succeeded in purifying the highly active principle, with the molecular formula of C10H15NO3. In January 1901, Takamine reported his findings to the Societ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New York and published in the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y (Takamine, 1901). In December 1901, Takamine reported adrenaline to the British Physiological Society and published the Journal of Physiology in 1902 (Takamine, 1902).
By the summer of 1900, Thomas Aldrich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y of the Scientific Laboratory of Parke-Davis had also purified adrenaline, which he published in 1901. He recognized the priority of Takamine’s report to the Societ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e compared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concluded that he and Takamine had isolated the same molecule, with the same molecular formula: C9H13NO3(Aldrich, 1901). The correct formula was closer to that deduced by Takamine than those by Abel and Fürth. 
Adrenaline vs Epinephrine
Adrenalin was the name in the patent of Takamine and Parke-Davis. After a lawsuit filed by Abel, Takamine won(Yamashima, 2003).Both the British and the European Pharmacopoeia used adrenaline but the US Pharmacopoeia used epinephrine. 
Five years after Takamine died (and 25 years after losing the patent fight), Abel claimed that Takamine visited him and modified his method to purify adrenaline (Abel, 1927). A research note by Uenaka, was later found and its mixed Japanese and English text showed that Takamine and Uenaka had purified adrenaline before the date of Takamine’s presumable visit claimed by Abel (Yamashima, 2002). 
Abel was the first chairman of the first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in the US, one of the two co-founders of the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in 1905, and the founder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in 1908. His influence was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Takamine. 
Thus, even though historians had argued for Takamine (Bett, 1953; Tansey, 1995; Aronson, 2000), it remains for a long time that American scientists believe more in Abel than in Takamine. For example, the American physiologist Horace Davenport in 1982 believed that Abel discovered the principle, although he changed his mind by 1991 to recognize the discovery of Takamine (Davenport, 1982, 1991). Even though there have been repeated arguments for the usage of adrenaline (e.g., Aronson, 2000), epinephrine is still used in American textbooks and by American scientists. Most assume that there had been priority disputes between American and European scientists, whereas the truth was that both names were proposed by scientists working in the US, though one of Japanese origin and the other of European origin.
Experts’ Agreement: Adrenaline
In 1903, Hermann Pauly (1870-1950), then at the University of Bonn, determined the structure of adrenaline. He also believed the principle purified by Takamine to be active, whereas that by Abel inactive (Pauly, 1903, 1904). In 1904, the German chemist Friedrich Stolz (1860-1936) became the first scientist to synthesize what he also called adrenalin (Stolz, 1904). The British chemist Henry Dakin (1880-1952) also credited Takamine and Aldrich for discovering adrenaline (Dakin, 1905). In 1906, Henry Dale, the British pharmacologist who would win a Nobel prize in 1936, insisted that adrenaline was the correct name, with epinephrine as the name of the inactive principle (Tansey, 1995; Aronson, 2000). In 1908, Schäfer suggested the name of adrenin (Schäfer, 1908), though it was never used by him or others later.
Because Takamine and Parke-Davis patented Adrenalin, Henry Wellcome (1853-1936), the American founder of the British pharmaceutical company Burroughs-Wellcome was reluctant to use the name, even trying to block Dale who was working in the research laboratories of Wellcome from using adrenaline. Dale pointed out that British scientists believed that adrenaline was the active principle while epinephrine of Abel was inactive, insisting the usage of adrenaline in his papers (Tansey, 1995). Because Parke-Davis patented Adrenalin, scientists use adrenaline. After Abel passed away, Dale wrote an obituary for Abel, still politely noting that Abel’s epinephrine was “a monobenzoyl-derivative of the active principle” (Dale, 1939).
Credit Long Overdue
Adrenaline is important for both basic research and medical applications. In basic research, it is not only the first hormone, it also helped the discovery of the neurotransmitter noradrenaline which is the precursor in the biological synthesis of adrenaline. In medicine, adrenaline was used almost immediately and is still in use today, a record not matched by many molecules. One wonders whether racial and other biases resulted in the award of the first Nobel prize to a Japanese biologist in 2012 rather than a hundred years earlier.
Takamine has won respects and awards from Japan, including the gift of cherry trees by the Japanese emperor, but is not well recogniz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Using the term adrenaline, instead of epinephrine, is a right step forward for credit long overdue.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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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rsion published in Trends in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has limited the number of references to 16, thus resulting in the deletion of 19 references and associated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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