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2年8月1日

这是馒头说 第 488 篇文章
小时候曾以为
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奥运
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但后来才知道
那是新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后的第一次
之前其实还有过好几次
每一次

都有很多幕后的故事

今日由头
1936年8月1日
中国代表团亮相柏林奥运会
1
1936年6月23日,蒋介石携宋美龄,出席了一场特殊的出征仪式。
即将出征的,并不是他麾下的部队,而是一个代表团。

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这个代表团在出征前先去中山陵拜别了孙中山先生。随后,蒋介石接见了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期待:
“胜败不论,要表现我国家民族固有礼义廉耻之精神于世界人类。
……必须为我国家争光荣,一切态度行动……当表现我东亚具有五千年光荣历史与崇高文化之堂堂大国民的风度,夫然后可以得世界各国人民之敬爱。”
这个代表团,全称是“中华体育代表团”。

他们即将出发去的目的地,是德国的柏林。
他们要参加的,是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二次派团参加奥运会。
2
说是第二次派“团”参加奥运,其实有点勉强。
因为上一届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确实派“团”了,但运动员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被当时上海媒体称为“单刀赴会”的短跑名将刘长春。
洛杉矶奥运会赛场上的刘长春(故事详见文末“延伸阅读【二】”)
虽然刘长春在那届奥运会上三项比赛均未进入决赛(400米赛弃权),但实属开天辟地,也大大点燃了国内的奥运热情。四年之后,奥运圣火又将在柏林熊熊燃起,而这时候的中国国民政府,对奥运的态度也起了微妙的变化:
从国内环境来说,国民政府名义上已经统一了全国,经历了几年相对和平稳定的国内建设,并且通过法币改革,在财政税收上比以前丰盈了不少,有了一些经济的“底子”。
从国际关系来说,当时中国和德国正处于“蜜月期”,随着《合步楼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用战略性原材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和军需品,中国聘用了大量德国军事顾问,不少政府高官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德国去留学,而德国也给中国提供了巨额的无限期周转贷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决定派出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奥运代表团参赛——“好朋友”家办喜事,总要给面子去捧个场。

虽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支奥运代表团的“庞大”可能还需要加个引号,但放到当时的环境,确实名副其实:

与上一次只派一名田径运动员参赛相比,中国这次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六个大项的比赛。其中,参加田径比赛的有23人,游泳比赛2人,举重比赛3人,自行车比赛1人,拳击比赛4人,篮球比赛14人,足球比赛22人。

除了运动员外,中国还派出了一个由33人组成的体育考察团和一个武术表演团,加上随行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共计141人。
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堪称史无前例。

但代表团如此大的规模,其实已经超出了国民政府最初的预算,由此带来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经费不足。
国民政府为了这次派团参赛,一共拨款17万元,相对于四年前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毛不拔(靠张学良个人捐款8000余元),已经是堪称大方。但面对14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这笔费用依旧是不够的。
于是,开始吸纳社会各界的捐款。
在捐款活动中,一些民国大佬和军队大佬也“慷慨解囊”——虽然相对于他们的身家而言是九牛一毛,但毕竟也算表了心意:

个人捐款最多的是陈济棠,捐了3000元;杨森捐了2000元;捐1000元的最多,有刘峙、商震、白崇禧、李宗仁、龙云、阎锡山、韩复榘等人,失去“祖传”东北地盘的张学良这次也只捐了1000元,而像何应钦、宋哲元、张发奎、傅作义这些人,象征性地捐了500元。
但这些社会捐款加在一起,也就19000元,还是不够。
这可怎么办?
3
1936年5月2日,中国男足搭乘一艘法国邮轮,早早踏上了奥运征途。

柏林奥运会的开幕日期是8月1日,中国男足为何要提前三个月出征?他们对外的说法,是“要进行一系列的练习比赛”,但知情人都知道,中国男足其实肩负一项重大使命:
筹措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参赛经费。

彼时的中国男足,堪称是中国各体育代表队中的骄傲和翘楚,给一顶“亚洲第一”的桂冠,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一共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国男足九夺冠军。尤其后期在“亚洲球王”李惠堂的率领下,中国男足经常以大比分吊打当时号称“亚洲最强”的日本男足。

提早出征去东南亚进行“练习比赛”的建议,也是时任男足队长的李惠堂提出的。按照他的建议,中国男足在奥运会比赛开幕前三个月,去东南亚巡回比赛,目的有三:
第一,全队磨合,提升配合能力和技战术打法水平;
第二,遇到当地有“异军突起、优异奇才”的华人,突击选拔入队;
第三,“可借收入增厚经济力量”。
磨合队伍,球队提前集训就能做到;突击选拔,绝非那么容易的事,所以中国男足之所以要提前三个月出征,主要目的其实就是第三个:筹措经费。

而中国男足在当时是有这样魅力的——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犹如今天的巴萨或曼联“亚洲之行”一般。

中国男足也确实争气:从5月2日离开上海到7月9日在印度孟买与中国代表团汇合,这支球队在东南亚一共踢了27场比赛,除了4场比赛是平局外,其余全部获胜。
“亚洲球王”李惠堂。当时中国人有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在两个多月的征途中,中国男足的队员一个个都省吃俭用,生怕多用一分钱。来自上海的队员孙锦顺回忆:

“ 两个月的旅途中,我们节约每一个铜板,就乘最低级的船舱,住最便宜的旅馆。有时全体队员都住在一间大的统房里,由于床铺不够,有些人只好打地铺。行李我们自己动手搬,吃饭拣最便宜实惠的吃。”
两个月27战,中国男足一共筹措到了20多万元港币(当时港币与法币的汇率大概是0.6比1)
,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

这笔钱不仅保障了男足队员可以去柏林参加奥运会,还可供他们之后在欧洲继续考察、交流和比赛。但他们很快把其中10多万港元汇给了中华体育协进会,支援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参赛费用。
在“七拼八凑”之下,中国奥运代表团终于凑足了所有经费。

1936年6月26日上午11点30分,身着蓝色西装,白色长裤和黑色皮鞋的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码头登上了意大利邮轮“康特福德”号(S.S Conte Verde)

码头上千余名前来送行的上海各界人士朝着远去的邮轮挥帽,欢呼,不少人热泪盈眶。

中国奥运健儿的第二次征程,就此展开。

4
8月1日下午4点,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开幕。

时值纳粹风已席卷德国,在通往体育场的各条道路上都是希特勒的“冲锋队”,体育场外也都挂满了巨幅“纳粹旗”。
希特勒亲自出席开幕式,高高在上。在运动员入场式上,来自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等几个国家的运动员,在经过主席台时都齐刷刷行了“纳粹礼”,而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一样,只是行了“脱帽注目礼”。
中国代表团入场
开幕式一结束,各项预赛就如火如荼展开了。
除了刘长春外,所有参赛的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在世界顶级舞台上看到了各国高手的水平,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

田径比赛在第二天上午就开始了。四年前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刘长春和另两位中国短跑好手程金冠、傅金城出战。男子100米预赛几乎是四年前洛杉矶奥运会的翻版:刘长春起步飞快,领先很多,但后劲不足,最终只跑出了11秒2,比四年前洛杉矶奥运会上的预赛成绩慢了0.1秒,而小组第一的成绩是10秒7。
傅金城的成绩是11秒5,程金冠跑出了11秒6,三人的成绩甚至还都没有达到国内的11秒报名成绩,均在预赛中被淘汰。之后他们三人在200米预赛中也都告失利。
中国代表团里唯一一位女田径选手杨森参加了女子100米比赛,虽然她达到了国内的选拔成绩13秒6,但第一名波兰女选手的成绩是12秒5,她被拉下近10米,只获得第四名,也止步预赛。
在游泳比赛中,国内的一流好手陈振兴和杨秀琼均止步预赛。尤其是在国内被称为“美人鱼”的杨秀琼,来德国前刚刚打破女子100米自由泳的全国纪录,但在预赛中她虽然拼尽全力,也只是游出了1分22秒2,排名垫底。
在所有的个人比赛中,唯一一个闯过预赛的,只有男子撑杆跳运动员符保卢。

符保卢来自吉林省,母亲是俄罗斯人。在预赛中,符保卢顶住压力,越过了3.8米的高度,成功晋级。但在下一轮比赛中,他始终无法逾越4米的高度,最终被淘汰——他在国内一次训练时曾跃过4.15米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不知是何原因,中国代表团竟然在出征时忘带了撑杆跳杆,导致比赛时符保卢每次都是点头哈腰向一位日本运动员借用对方的一根训练用旧竹竿。这根竹竿全长只有4.15米左右,所以要跳过4米的高度确实难度很大。
符保卢。右图为他预赛越过横杆的一刻
中国代表团各条战线均出师不利,无论前线还是后方难免都有些气馁。
但依旧有不少人还是充满期待:篮球比赛和足球比赛还没开始,中国运动员还有机会。
当时国内有一种看法:田径、游泳这些身体素质占比重很高的竞技,中国人比较吃亏,而集体类的球赛需要技巧和配合,可能还有机会。

而当时中国的篮球队和足球队确实在亚洲范围内属于顶尖水平,这也难免让人寄予厚望。

5
8月7日,中国男篮登场亮相,对手是“死敌”日本队。

由于两国当时的敏感关系,这场比赛被赋予了很多政治意义。中国男篮曾在远东运动会上战胜过日本男篮后夺冠,所以很多中国球迷都希望能在球场上教训一下“小日本”。

但比赛开始前,双方队员列队一站,台上很多专门赶来加油的华侨和留学生心里就有点泄气:被称为“小日本”的日本男篮队员个个长得人高马大,相比之下,中国男篮的队员平均要矮人家一头。
开场哨吹响后,中国男篮凭借熟练的配合,打得有声有色,比分一直领先。但经验老道的日本男篮随后就大规模采用犯规战术,紧张的中国男篮队员开始心态失衡,很多罚球都罚不进,越罚不进越心急,陷入恶性循环,上半场被对手反超了5分,下半场更是技术走样,最终打成了19比35,以16分之差败北。
虽然日本男篮在亚洲也是一流水平,但很多国人还是无法接受这场比赛的结果。当时上海的《申报》在报道这场比赛时用的标题是:《世运篮球赛吾国篮球队竟败于日》——看似客观叙述,但一个“竟”字已可看出强烈的感情倾向。
好在顽强的中国男篮在第二天的比赛中发挥出色,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以45比38的比分把法国队斩落马下,进入了第二轮——这也是中国男篮有史以来在奥运会上的首胜。可惜确实技逊一筹的中国男篮之后接连输给了巴西队和秘鲁队,最终没能晋级下一轮。

中国男篮战胜法国男篮的比赛场景
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中国男足身上。
由于参加柏林奥运会的男足队伍达到了18支,所以组委会安排一批较弱的球队进行了预选赛——中国男足是不需参加预选赛而直接踢正赛的,由此也可见当时外界对中国队的实力评估。

但中国男足的抽签运气欠佳,第一轮就抽到了现代足球的鼻祖英国队。由于当时没有小组赛,直接是淘汰赛,所以是一战定生死。

赛前,中华民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专程赶到中国男足下榻地做动员,中国大使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也都前往现场为中国男足加油。当天看台上座无虚席,大批华侨和中国留学生都到场助威。

鸣哨开战后,中国队一度占据场上优势,压着英国队打。孙锦顺首开纪录,但被主裁判判罚越位在先——这个判罚一度引起争议。

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中国队场面丝毫不落下风。下半场易边再战,前70分钟双方依旧势均力敌。但之后中国队体力严重下降,在一次角球防守中漏人,被英国队先下一城。之后队员心态产生波动,又被攻入一球,最终以0比2败北。
即便是输球,但中国男足的表现让现场的外国人刮目相看。中场休息时,播音员播报“0比0”的时候,毫不掩饰惊讶的口吻。

中英之战的比赛现场
8月11日,中国男子拳击的最后一位参赛选手也宣布被淘汰,至此,中国代表团参加的所有比赛都已结束。
除了一名运动员通过预赛以及男篮赢过一场比赛之外,所有中国运动员均没有通过第一轮比赛。

6
风光出征,抱零而归,国内舆论难免会有些反响。
当时大多数国人对奥运会的顶尖竞技水平并不是太了解,所以对那些在赛场上拼尽全力的运动员还是有一种不理解乃至愤怒的情绪,一些媒体在其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海的《立报》发表了讽刺漫画,称中国代表团:
“不但争不到国际的面子,倒先丢了国际的面子。”
一份叫《勤奋体育月报》的刊物发表了《世运会我国选手队全军覆没》的文章,里面写到:

“(中华代表团)竟负了全国五万万同胞的希望,为祖国难堪于柏林会场中。……二十五万元白银之流出,不知代表团归来以何告国人?”
《益世报》也刊登了《我国参加世运的动机之检讨》的评论,称:

“一个民穷财尽的国家,不惜费二十余万元的巨款,资送一百五十几个(注:原文如此)自知必归落选的选手,去参加奥林匹克大会,以证明其失败的真实性,并暴露其弱点于全世界,这种变态的心理与动机,颇有检讨的价值。”
离开德国时的中国奥运代表团
要当时的国民理解“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确实有些超前,但还是有不少有识之士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申报》在1936年8月11日发表了题为《世运万邦争霸 吾国惨败之原因》,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客观分析,并做出了呼吁:
“优胜劣汰乃天演原则,国人雅号东亚病夫,独讲精神文明,向视欧美为夷狄之邦,今日病夫与夷狄决斗,病夫惨败为当然之事。此次教训,已证明我国全民体质之十分贫弱,为今之计,宜提倡全民体育,重视全民健康,一般号病夫者,尤为猛醒。”
而“球王”李惠堂也很反对“不如不派队参加”这种论调,他认为这“似乎也近于坐井观天的浅见”,他认为:

“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目的之一,在于领教外人的优点。”
而担任过中华体育协进会首任会长的王正廷和继任会长郝更生也认为,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奥运,是希望引起国人对体育的重视,相互鞭策,以后努力取得进步。

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则换了个角度:
“吾国此次派遣选手,无形中有一种宣传的效果,使欧土人士一洗从前对于中国之谬见,而一识今日之新中国。”
柏林奥运会期间,柏林华侨团体欢迎中国代表团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统一着装,精神饱满的中国代表团出现在柏林时,引来无数外国人的驻足和好奇,他们非常惊讶印象中的“积贫积弱的大国”居然也会派选手来参加奥运会,并且能派出如此规模的代表团。

在奥运会期间,中国运动员也和不少外国选手结下了短暂友谊。柏林奥运会最闪亮的明星欧文斯就诚恳指出过中国短跑选手程金冠技术动作的不足之处,匈牙利的击剑运动员还专门找到杨秀琼,希望能用戒指换她的绣花衣服。

随代表团一起出征的中国国术队(当时还没有“武术”的称谓)
在柏林做了不少表演,轰动一时,以至于奥运结束后被邀请去多个城市做巡回表演,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观众都有两、三万人之多。

国术队在柏林奥运会期间演示中国传统武术
和当年刘长春从洛杉矶奥运会归来一样,大多数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都抱定了一个心理:
这次去学一些经验,得一些教训,下届肯定能比得更好!
然而,他们都想错了。

7
1936年,《新闻杂志》的第12期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慰劳世运会回国选手》,其中有一段这样写到:
“此次我国选手,在世界运动家,集中于一场,万目睽睽之下,而眼见各项运动,远不如人,其所受激刺,当然甚深。回国以后,如何而湔洗此次失败之奇耻大辱,自必覃竭精思,于体育上为展进一筹而努力。

此种湔洗耻辱之精神在日耳曼民族复兴之地带归,转以淬励我伏处在国内之青年,朝夕训练,不稍宽解,则开第十二届世运会时,我国青年鼓勇参加,安知不获取锦标而归?”
当代表团回国引起的最初喧嚣归于平静之后,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开始反思和展望,期待中国奥运健儿借柏林奥运会这一步,走出一片更广阔的天空,甚至能在第十二届奥运会上“获取锦标而归”。

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欧洲陷入战火——一场波及全世界的血腥大战拉开帷幕。

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再想参加奥运会,都要等到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了。

而1948年和1936年相比,环境已大不一样:蒋介石正为内战忙得焦头烂额,国民政府财政赤字直线上升,最后勉强拨款5万美元(几经周折划拨到代表团时,已折价至1.25万美元)用于派团参赛。
中国代表团再次多方筹集资金,最终勉强凑了33人的代表团参加了伦敦奥运会,依旧是颗粒无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赛闭幕后中国代表团已经“弹尽粮绝”,最后是靠举债甚至变卖大米换钱,才让运动员得以回国。
所以,柏林奥运会成了中华民国期间中国代表团以最高规格参加的一届奥运会,也就此成为了绝唱。
(本文完)
馒头说
我曾经专门写过柏林奥运会,《历史的温度 6》里也收录过。
这届奥运会之所以被我义为“史无前例”,不仅仅因为它是笼罩在纳粹阴影下的奥运会,更因为它是二战前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在大战前举行,也就意味着很多身强体壮的运动员,很快就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运动员——当然,那时候所有人都不会预料到自己的命运和抉择。
在这届奥运会上唯一一个闯入复赛的撑杆跳运动员符保卢,作为俄侨,他完全可以呆在哈尔滨享受安全平静的生活。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顾母亲的劝阻和挽留,毅然加入了中国空军,参与了保卫国土的战争。
在美国受训后,符保卢加入了中国空军第二十三大队七十六中队。1943年,他在一次试飞美国P40战机时,不幸因转弯时失速,飞机失事,以身殉国。和他同样报名参加空军抗战的还有当年的中国男足左边锋陈镇和,他驾驶战机鏖战长空,多次与日机生死搏斗,最终于1941年因飞机故障失事殉国。
参加柏林奥运会男子中量级拳击比赛的中国选手王润兰,在抗战爆发后应征入伍,担任国民革命军32军补三团三营的一个排长。

1937年9月18日,在冀南豫北的漳河阻击战中,王润兰和他的排担任阻击任务,打到弹尽粮绝,死战不退,最终他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日军的一辆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
王润兰的另两名征战柏林奥运会的拳击队队友靳贵第和靳桂,也都应征入伍,前者牺牲于1937年的安阳保卫战(也是抱手榴弹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后者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殉国。
参加柏林奥运会的“美人鱼”杨秀琼,因为发挥不理想,回国后遭到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后移居香港。在香港沦陷后,她冒着生命危险担任了地下情报员,负责搜集汪伪政要以及汉奸在香港的活动情况,结果被日本宪兵抓捕,审讯关押三个月,幸而得脱。
不光是受侵略国家的运动员,侵略者国家的运动员,也无法摆脱被卷入战争的命运。
比如我曾写过在柏林奥运会上与欧文斯惺惺相惜的德国跳远名将卢兹·朗(详件延伸阅读【一】)。他作为纳粹党员,在二战期间应征进入了德军高射炮营。在1943年的西西里岛战役中,卢兹·朗身受重伤,在撤退时被战友遗弃,最后死在了美军战俘医院。
参加柏林奥运会男子100米和400米比赛的日本选手铃木闻多,100米曾跑出10秒6的好成绩,但他在侵华战争中应征入伍,踏上了别人国家的土地。1939年7月10日,在对八路军的一次“扫荡”中,铃木闻多被编入第四批“敢死队”向八路军阵地发起冲锋,最终被手榴弹炸死。
他的队友,参加柏林奥运会男子400米接力的谷口睦生,在1943年于布干维尔岛战役中被美军击毙。整个二战期间,大批参加过柏林奥运会的日本选手被征召入伍,其中有37名运动员在战场殒命。
我们常说,奥运会是“传递友谊,呼唤和平”的盛会,但当战争真的来临时,一切的一切也都无能为力。在弹片横飞,狂轰滥炸的战场上,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奥运冠军,和一个普通的士兵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也正是因此,我们从这些奥运选手的命运中,更能看到战争的残酷与个人的渺小。
现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说过:
“奥林匹克事业不是政治使命,而具有人道主义价值,应通过体育建设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
尽管大家都知道很难,但我们一直都这样期待着。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国参加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纪实》(《德国研究》,1996年02期)

2、《中国代表团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毛利霞,《兰台世界》,2015年19期)

3、《交流与展示: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研究》(史慧佳,《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2013年)

4、《1936年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经费问题考释》(史慧佳,《齐鲁学刊》,2022年03期)

5、《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纳粹奥运会——以储安平的奥运系列报道为例》(韩戍,《德国研究》,2014年03期)

6、《<申报>的“奥运”史料研究——以1936年柏林奥运之行为中心》(温文芳,《中国出版》,2010年14期)

7、《中英足球队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交锋纪实》(任骏,《体育文史》,1994年05期)
8、《李惠堂:两次出征奥运会》(张博,《百年潮》,2008年08期)

9、《程金冠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袁成亮,《百年潮》,2007年02期)
10、《龙江奥运第一人符保卢》(《黑龙江史志》,2008年18期)
11、《一个与日寇坦克同归于尽的奥运英雄》(王作化,刘玲,苏勇杰,《党史文苑》,2008年15期)
12、《巅峰时刻: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足球》(赵宇,“澎湃新闻”,2021年3月29日)

延伸阅读【一】
延伸阅读【二】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