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果 | 现代性视域下媒介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与反思

《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陈龙，上海三联书店，2019

专栏

书评空间

作者：曾一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导读】现代社会诞生了报纸、照相机、电报、电视、电影和互联网，媒介文化也由此发展和繁荣起来，不断发展起来的种种媒介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工业”的角度对机械复制时代的媒介文化现象开展了深入的阐释和批判，启发了后来学者对于媒介文化现象的理解和认识，《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便沿着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反思和批判视角，对我国当代涌现出的种种媒介文化现象展开深入的考察，所讨论的现象和分析的结论是发人深思的。

【关键词】媒介文化现代性反思本土性网络亚文化

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一书是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陈龙教授最新推出的力作。作者长期关注媒介文化和新媒体舆论等领域，已经出版了《媒介文化通论》《传媒文化研究》等多本相关著作。在《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这本沉甸甸的著作中，作者站在现代性反思的立场，对我国媒介文化研究情况进行了整体性回顾，并对当下所涌现的种种媒介文化现象展开了具体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文化现代性危机的症候

从现代性视角反思我国当下的媒介文化研究，是《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一书的出发点。在作者看来，我国媒介文化研究缺乏现代性反思视角，但媒介文化研究的兴起本身就跟霍克海姆、阿多诺等人的现代性反思相关，好莱坞电影和流行文化现象是文化现代性危机的症候。正是在现代性进程中，伴随着现代性危机的产生，文化危机也产生了。

这种现代性文化危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理性异化的文化危机；二是大众文化异化的文化危机；三是生存异化的文化危机。在《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一书中，作者详细探讨了上述三种文化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深刻地指出：“文化现代性在20世纪出现的危机，在本世纪依然没有解决，相反，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其严重性表现为工具理性盛行，技术膜拜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通病。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试图通过启蒙运动改造人类。启蒙消除了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让人摆脱了神的控制、君王的统治和对自然的恐惧，但启蒙在消除这些神话的同时，创造了新的神话——科学主义的神话。启蒙的新神话就是对机器、科学技术和数字无以复加的迷恋。用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话来说，启蒙运动“摈弃了一切不可度量之物”[1]。一切不适合计算的都是可疑的。结果，正是在科学和机器神话中，刚刚成为主人的人又重新沦为“物”。一切照章办事，这正是霍克海姆、阿多诺所意识到的这种社会制度的可怕之处，资本主义正是借助科学技术确立了统治的合理性。它不是通过神对人或人对人的直接控制来实现，而是通过科学、机器实现了对人的操控，这就是现代性的危机所在。

现代性危机反映在文化上，是“文化工业”的流水线文化生产取代了个体独创性的文化产品，它们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同资本主义其他产品一样，具有商品化、复制化、标准化和大规模化生产的特征。在今天的网络社会，数字化浪潮使得传统的文化工业面临改变，公共广播和电视服务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成为新的媒介霸主。移动互联网也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让个人似乎有了更多的文化生产权力，但在作者看来，这种有技术支撑的网络直播等媒介文化新形式，其实“并没有把媒介文化的现代性带向高级阶段，日益感性化的媒介文化样式，培植了大众低俗化的口味”[2]绪论。而且由于算法和大数据的盛行，当代媒介文化遵循了社交媒体行业中技术力量和商业力量的双重逻辑，看似个性化增强的个体实则普遍沉浸在被算法和商业技术控制的文化生产结构中。在此媒介文化生产结构中，人最终沦为“物”和抽象的数字，“在网络时代，随着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广泛使用，用户——人就变成可以被计算的、被衡量的，人剥离原有的主观而客观存在着，有的时候甚至仅仅作为一个数字符号而存在着”[2]绪论。人的生存方式的异化和物化，是作者所意识到的“现代性文化危机最深层次的问题”[2]绪论。

关注本土的媒介文化研究

媒介文化理论源自欧美，我国是如何引进欧美的媒介文化理论的？目前研究的整体状况如何？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的绪论中，作者详细介绍了我国媒介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媒介文化在我国的迅猛发展不仅是我国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也为世界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案例。“作为一种体现现代性特点的文化样式，它既是资本全球性扩张的必然结果，又是资本全球性扩张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近20年来，媒介文化的变革频率、节奏都是全球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媒介文化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也是全球媒介文化创新实践的第一实验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案例。中国的媒介文化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中国的传播研究及文化研究风格、流派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绪论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媒介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还是来自欧美，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一个细节也是笔者今天才知道，原来中国引入媒介文化理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1年斯麦兹访华。在访华期间，斯麦兹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大众传播与文化革命：中国的经验》的报告，这场报告将西方的媒介文化理论首次介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增多，西方媒介文化理论也被源源不断地译介到中国，成为中国本土媒介文化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包括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温和的英国文化研究媒介文化思想和五花八门的后现代主义媒介文化理论思潮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编码/解码”“文化霸权”等媒介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也随着理论引入而被学界广泛熟知。

本土的媒介文化研究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作者认为，我国本土媒介文化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文化的价值研究、媒介与文化领导权、媒介文化批判与现代性问题、女性主义媒介文化议题、媒介与消费主义问题以及网络亚文化现象等方面。伴随网络时代的来临，学者们所关注的本土媒介文化议题广泛而多样，特别是网络亚文化研究成为“中国本土媒介文化研究最为热闹的部分”。而站在现代性反思的立场，作者也客观公允地指出了我国本土媒介文化研究存在着媒介文化研究现状与媒介文化快速发展不协调、媒介文化研究本土化和学术殖民化之间的矛盾，以及媒介文化研究的理论创造力贫乏与其历史解释力之间的不协调等诸多问题。作者还强调，我国学者在运用西方媒介理论时，特别要警惕中国媒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与学术后殖民化之间的矛盾，要立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问题，找寻其“问题域”并从理论上予以阐释。

深入考察新媒介文化现象

在网络社会，层出不穷的新媒介文化现象引起了作者的高度关注，站在现代性反思的立场，作者综合运用传播学、社会学等理论深入考察和分析了种种新媒介文化现象。

在第四章《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文化生产的新模式》中，作者认为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文化生产出现了新的模式，这种新模式由用户生产模式（UGC）、专业内容提供模式（PGC）、个人+专业共同生产内容模式（PUGC）、整合内容生产者资源模式（MCN）等组成。在这些新模式中，既有比较自由的个人化的用户生产模式，也有机构化的、专业化的内容生产模式，还有个人和专业结合的生产模式以及整合各种内容生产的模式等。总体来说，媒介文化内容生产的新模式显示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技术赋权革命”，因为受众角色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受众变成了用户，受众参与内容生产的权力大大增强。“无论是UGC还是MGC，林林总总的新型媒介内容生产模式，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大众参与媒介文化生产的热情，将社会大众的文化创造个性释放出来了。”[2]152不过，作者指出，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的文化参与性和内容生产的权力看上去是大大增强了，但其实“这种所谓的文化创造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自我释放后的狂欢，因而，难免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文化品质是难以保证的”。

对于种种新媒介文化现象，作者尤其关注网络亚文化这种新媒介文化形态，并用了整整三章篇幅（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全面深入地讨论网络亚文化的趣味问题、网络亚文化的本体形态和网络亚文化社群的特质等问题。例如，在讨论网络亚文化的趣味问题时，作者援引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认为“趣味”是我国网络亚文化的精神纽带，其复杂性也远胜于英美早期的亚文化形式。网络亚文化所形成的趣味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分散的网络亚文化个体正是在共同趣味的基础上建立了“趣缘群体”，并与主流文化中的“合法趣味”形成区隔，而且这种趣味甚至也跟消费社会的大众趣味构成了差异。当然，在本书作者看来，今天的社会是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社会”。“在流动现代性时代，文化更迭速度加快，文化阵地易主是常态性事件。随着文化风格驻足时间的缩短，网络亚文化往往采取‘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策略，及时让渡文化舞台，顺应风尚的变迁，及时更新是青少年网民文化适应性的对策。趣味，一直处于流动之中时，新的趣味共同体不断生成，旧的趣味共同体不断瓦解。”[2]191在第六章《作为媒介文化新形态的网络亚文化本体阐释》中，作者进一步讨论了网络亚文化虚拟与现实部分的仿像特征，以及网络文化的文化圈层问题。在第七章中，作者则深入讨论了网络亚文化的社群特质。在他看来，互联网的发达让种类繁多的网络社群得以存在，使得“任何人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需要的群体”，这样的网络社群对现代社会中处于孤独状态的人们有很大帮助，它能让人们不需要通过现实接触，便能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保持联系。并且，这种在线社交形式不仅重新激活了古老社会学所讨论的“社群”一词，而且也帮助了有共同兴趣的网民建立和形成某种“想象的共同体”，像网络民族主义便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但作者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网络极端民族主义话语”。在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中，作者还详细讨论了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奇观（比如，身体奇观、政治奇观）、人工智能问题以及VR全息影像等新的媒介文化现象。

在讨论这些新媒介文化现象时，作者站在现代性反思的立场，从理论上对新媒介文化的特征进行了总结，认为新媒介文化体现出“液态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加速社会”的异化症候，并指出新媒介文化是现代消费社会体系的有机组成。在现代性反思视角下，这些特征的概括归纳无疑是准确而客观的。

构建媒介文化体系建设的新路径

在《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一书的最后，作者对未来我国媒介文化体系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建设方案。

首先，作者指出当下我国媒介文化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困境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媒介文化主体精神缺失；二是文化民粹逻辑和商业逻辑合谋；三是媒介文化价值取向偏差。媒介文化主体精神的缺乏导致追求感官享乐的娱乐文化大行其道。作者认为，媒介文化主体精神的丧失危害很大，因而“媒介文化体系建设，必须首先突破这种屏障，走出主体迷失的状态，重塑民众文化主体地位”[2]381。文化民粹逻辑和商业逻辑合谋也对媒介文化体系建设造成了破坏，因为文化民粹主义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文化生产是利用大众的“力比多”（libido）驱力制造“肾上腺素”的文化。结果，“大众传媒中的娱乐化现象即变成力比多驱使的狂欢，当下一切文化消费的放纵状态都符合文化民粹主义主张，以‘人民’‘大众’的名义包装出来”[2]383。媒介文化主体精神的丧失、文化民粹主义和商业主义逻辑的合谋，进一步导致当下媒介文化体系重建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文化价值取向的平民化和虚无化趋势。

其次，针对上述困境，作者提出了相应的文化治理和媒介文化体系建构的策略。针对当代媒介文化转型，展开多维审视与多元化治理是作者解决媒介文化困境的主要思路。例如，面对当下媒介文化“液态性现实”，要考虑如何在流动趋势中形成固化的价值体系；面对加速社会媒介文化的“异化现象”，要提升文化适应性和同频共振效应；面对消费社会的娱乐现象和麻醉功能，在肯定其疏解社会压力功效的同时，要防范其成为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奶嘴战略”的工具。站在国家的文化战略层面，作者还提出媒介文化体系的建设要从“文化管制”走向“文化善治”、要了解青少年活跃主体、要改变纯粹市场逻辑、要在文化自信语境中建立新型文化体系等主张。这些主张既有理论高度，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国家开展正确的媒介文化治理和媒介文化体系建构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考探索。

总之，《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一书运用了传播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和理论，深入讨论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媒介技术变化所带来的若干文化问题，并“从现代性视角对审美现代性终结以来，社会现代性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以及现代性变迁导致的媒介文化品质的变化展开全方位的反思”。

注释：

[1][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

[2]陈龙.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绪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亚文化传播机制与引导研究”(18ZDA313)课题下的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12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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