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婷婷 | 论陈寅恪的实证诗学——以其指导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的写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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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寅恪的实证诗学——以其指导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的写作为例
刊于《东南学术》2022年第2期
欧婷婷副教授
作者简介
英国汉学家修中诚在1943年11月29日致牛津大学校长的信中这样形容陈寅恪，“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陈寅恪博学卓识，雅怀深致，不仅治学至勤，而且善于开示与引导。陈寅恪一生同时在文、史两系任教的经历长达二十余年，他教授历史系学生的课堂实录，如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和刘隆凯《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等，已在学界广为传习，而他如何指导中文系学生研治古典诗学的一手材料却极为少见，学界也鲜有论及。从1949年1月执教岭南大学文、史两系，到1969年离世的二十年间，陈寅恪指导过的毕业论文数量极少。他到岭南大学一年以后，才有一位中文系的美籍华侨生李炎全登门拜请他作为毕业论文导师。1951年夏，他辞去了中文系教授一职，单任历史系教授。而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回忆，“院系调整后，寅恪先生没有指导过历史系学生写毕业论文”。那么，在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间，其指导论文之事仅存在于1950—1952年这不足三年的时光中。今遍检岭南大学文库和中山大学馆存，他作为指导老师的毕业论文仅李炎全《李义山无题诗试释》一篇。
意外的是，这份一手材料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关注点也仅止步于陈寅恪对它的评语。1992年，此评语一经中山大学图书馆刘少雄首次披露，就引起学界关注。胡守为《〈“李义山无题诗试释”评语〉读后》、葛建平《陈寅恪先生关于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的见解——新发现的陈寅恪先生的一篇佚文》、姜伯勤《试论陈寅恪先生〈《李义山无题诗试释》评语〉与学术理性精神》，以及蔡鸿生的“康乐园二老”记忆等，分别从不同侧面对其展开评析，却都无一例外地脱离论文谈评语。评语三百二十六个字，信息量虽然丰富，但仅就评语来阐释终有不足，因为李炎全论文中嵌入了陈寅恪为自己与张尔田一桩持续十五年的学术公案作结的意愿：论文共一百页，却用了近十页篇幅梳理张尔田和陈寅恪对“万里风波”诗笺释的分歧与论争的重要关节，再用五页的内容详解“万里风波”诗之内涵，还记下了陈寅恪的一段重要口述，并在注释中写明“此段为陈寅恪师披阅此文时特为论断者”。这是陈寅恪首次通过书面形式宣告“万里风波”诗“终得确诂”“鄙说殆成定论”。李炎全论文从李商隐个人身世入手，全面笺释其无题诗，可惜此文一直被束之高阁，未能被学界所知，想来也为陈寅恪以及当时岭南大学中文系诸学者始料不及。据李炎全《康乐园》记，其毕业论文当时至少可以在岭南大学的刊物如《南国》《岭南学报》上发表，却因这些刊物均以不同原因在1950年出现运作危机而未果。此外，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岭南大学不复存在，且文科发展受限，此前的学科建设也出现较大阻隔。陈寅恪更是在1951年辞去中文系教授职务，加之李炎全毕业后即归赴美国，并未持续学术研究事业。这些原因均严重影响了该论文的传播。陈寅恪其实对此文怀有期许，因此才会借李炎全论文来为他与张尔田之争作结。后来考虑到李炎全论文传播不佳，他于1955年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后附记了一段文字，内容大意与李炎全论文中那段口述大致相同。所不同者，作为陈寅恪自己的文章，该文没有出现“万里风波”诗“终得确诂”“鄙说殆成定论”等宣告式表述，可见陈寅恪行文的节制与分寸感。近年，已有学者认识到这篇论文的重要性，然而想要查找却又线索模糊。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李国文以及中山大学蔡鸿生曾各自在著作中好意告知读者这份材料的所在地，却都指错了地点，令研究者（包括笔者）费尽周折。连现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也都无从查找，撰文时只能依赖转引或重复转引的不完全资料。
李商隐无题诗留下的谜团，困扰了世人千百年。时至今日，海内外有不少研治李商隐诗的学人，要么仍然在义山隐晦难解的无题诗内兜圈，要么强作解人。1998年的《本世纪中国李商隐研究述略》提到了苏雪林和她的《玉溪诗谜》（又名《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却未提到全面批驳苏氏论断的李炎全论文。近年整理出版的《李商隐诗歌集解》，虽吸收了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中那一段关于“万里风波”诗的论述，却不能采用李炎全通解李商隐无题诗的考证成果，殊为可惜。叶嘉莹解《锦瑟》诗等作品流传甚广，然而诠释的内容看似华丽丰实却多有无法落实典故之处，亦难通解全诗。如今，从1950年李炎全所写论文中可知，那时他就已经对李商隐二十四首无题诗中的十五首作出了有说服力的释证，并得到陈寅恪的认可。
还有一份文献值得注意，即李炎全耄耋之年（2002年）在美国的自印书籍——回忆录《康乐园》，目前在世界书目数据库（WorldCat）中仅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存有一本。据笔者研读，此书对陈寅恪1949年1月—1950年7月的教学、生活情况多有载录。据李炎全回忆，目盲的陈寅恪修改他的毕业论文，“由始至终，（程曦）把阿全呈交每段论文读给寅恪师听，又把批修文字经导师口写在论文上”。虽然当年修改论文的痕迹已难得其详，但毕竟论文全本得存。李炎全论文自始至终都贯穿了陈氏诗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仅考证习惯、推证思路与其导师相似，在“了解之同情”的艺术复原、诗艺赏析和文风情态方面，李炎全的心追手摹也都处处可感，文章的肌理间透出一股“陈寅恪味”。论文、评语、回忆录三份文献，无疑都是研究陈氏实证诗学有价值的材料。
陈寅恪研究中国古典诗词，认定诗学研究主实证考据一途。这种自信与坚持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特性的深刻体认。中国古典诗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现实性、叙事性凸显，与西方诗的创作方式迥然不同，研究方法与解读路径也大异其趣。中国诗当然也存在假想虚构，因此，诗史互证时，面对它的虚实两面，陈寅恪尤其强调审慎地甄别与选择。而关于诗艺审美，陈寅恪从来都不曾回避，它与实证考据密不可分。陈寅恪对古典诗歌的一切研究和批评，实证考据都是前提。他不肯放过文学中的历史纪实，并非专图考据的快感，执着于历史的癖好，而是追求诗歌的正解。否则，笺释就会变为“呼卢成卢，喝雉成雉”的“人天龙鬼”。赵元任回忆说：“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的问题。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
李炎全论文中最突出的贯彻陈寅恪此法的例子，是对李商隐“万里风波”无题诗的释证。该诗为：“万里风波一叶舟，忆归初罢更夷犹。碧江地没元相引，黄鹤沙边亦少留。益德冤魂终报主，阿童高义镇横秋。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清人如冯浩、温廷敬，近人如张尔田等李商隐研究专家，都尝试过对“万里风波”诗作出笺释。李炎全用“时、地、人事直角坐标”法逐一检验，结果发现他们的解释都存在明显谬误。
温廷敬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于大中十一年（857）从梓州府回郑州家途中所写。李炎全否定此说，依据是李商隐在梓州时写过《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少男阿衮》诗，说明李商隐在梓州为官时家在长安而非郑州。而且从行程路线分析，温廷敬说李商隐自江州顺流东下到武昌再陆行到长安这一行程很迂曲，与常理不合。温廷敬断错了作诗地点，所涉的人事和诗人创作时的心理情况等，就都不对了。李炎全的解析符合陈寅恪所说的“‘时’及‘地’，与‘人事’合则是，否则非”。
张尔田认为，“万里风波”诗是李商隐大中二年（848）夏天巴蜀之游遇到李回时写给李回的。李炎全则持陈寅恪的观点，认为张氏的结论在时、地、人事上都说不通，理由是：第一，缺乏佐证。关于李商隐大中二年（848）五月在荆州遇到李回的说法，张氏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第二，时间不对。张氏认为“益德冤魂终报主”这句的用典指向被贬的李德裕。人指向李德裕虽没有错，但李德裕大中元年（847）十二月才被贬至潮州，大中二年（848）依然健在，不应该被称为“冤魂”。第三，路线有误。张氏认为“万里风波”诗是李商隐访杜悰入蜀时所写系列诗歌中的一篇，先于秋季上峡，再于次年夏天下峡。如果真是这样，则李商隐在巴蜀须逗留将近一年，这很不符合常理。正因以上时间、地点、人事都不能“合”，故张氏笺释的谬误是明显的，他对“益德”“阿童”两句也没能解释清楚，实际上也解释不清楚，因为时、地、人事无法在三维聚焦中对成一个共点。
李炎全在陈寅恪的指点下，补充了其师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中未能注解出来的部分，通解了“万里风波”诗的意旨：这首诗是大中六年（852）在柳仲郢幕中任职的李商隐于江陵为李德裕的儿子李烨而作的。据《全唐文》第七七六卷《李商隐文为河东公（柳仲郢）复相国京兆公（杜悰）》第一启、第二启可知，大中六年（852）夏临近端午时节，李商隐奉柳仲郢之命往渝州界首迎饯杜悰。陈寅恪曾据此推测，这个时间恰逢李烨奉旨从贬所送父亲灵柩归葬，因此，乘李商隐到渝州迎饯杜悰的地利之便，柳仲郢很有可能又命李商隐东下迎奠李德裕灵柩于江陵。20世纪30年代末，李德裕侍妾诸墓志出土，志中所记证明了李烨奉唐宣宗诏命北归葬父的时间和路线与陈寅恪在1935年所推断的一致。时间确为大中六年（852）秋，路线上，李商隐由梓州至江陵，沿江而下，自西而东，是杜甫诗中曾说的“即从巴峡穿巫峡”；而李烨由蒙州立山（今属广西）贬所出发到江陵，再从江陵返京，自南而北，路线又如杜诗“便下襄阳向洛阳”所指。李商隐、李烨二人中间的交汇点为江陵，时间大约在秋季。
梳理完时间、地点和人事，再来看李炎全论文对这首诗的详细笺释：
“万里”两句——前一句李商隐写自己的感受，后一句则写李烨的处境与心情。李商隐出三峡险巇，自梓州而渝州而江陵，所经历的都是惊波急流。放舟中流，船只犹如万里风波中的一叶。为什么这一句不是描述李烨的感受呢？因为李烨的路线是自南而北，没有长江大河的艰险。被贬为蒙州立山尉的李烨，在大中六年（852）奉诏特许归葬，而那时他丧服未除，根据当时官制，必然要被罢去立山尉一职。由于他过江陵时被罢职不久，故称“初罢”。李烨被贬岭南，内心怀思故土，此所谓“忆归”，然而他虽急于归洛阳，却在江陵逗留，因为被李商隐邀至中途设奠祭拜，此所谓“忆归初罢更夷犹”。
“碧江”两句——李商隐由梓州至江陵，自西而东，沿江而下，视觉上符合“碧江”二字所写；李烨由立山至江陵，自南而北而见江水，陆地穷尽而有长江，故曰“地没”；两人相遇于江陵，故曰“相引”。因为相遇而在黄鹤沙边稍作停留，地理上是对的，情理上也是通的。
“益德”两句——虽然“益德冤魂”句的出典不能确考,但此处以“益德”比李德裕可以无疑，而且适切。李商隐曾经作《旧将军七律》追感李德裕，有“李将军是旧将军”一句。李德裕曾任西川节度使，建立维州功勋，生前以武功邀奇遇，死后又因边防事蒙特恩，唐宣宗正是因为感念他论兵食制置西部边境的功劳，才在非常不喜欢李德裕的情况下，仍然特许他归葬。“阿童高义”则喻指柳仲郢遣使李商隐祭奠李德裕归柩。柳仲郢这份情义难能可贵。
“人生”两句——兼指李商隐和李烨。李商隐以其忧患余生凭吊李德裕之死，是为“怀古”；李烨抱家园之深痛，随父亲的梓棺于途中思念故土，是为“思乡”。李商隐和李烨的人生际遇都可谓人生惨剧，悲愤终身，所以“共白头”也。
李炎全如此笺释“万里风波”诗，是有说服力的，时间、地点和人事情理都可通，符合陈寅恪直角坐标法的“合则是”。
为何陈寅恪的实证诗学如此强调“时、地、人事直角坐标”法？因为中国诗与西方诗不同，自具特点。陈寅恪的实证诗学应该置于传统中国学问的大系统中来观照。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是植根于伦理政治的，特重俗世，务实而不务虚。中国的哲学是人生哲学，可以还原为有脉络可循的历史事实。他说：“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家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他曾这样论中国诗的特点：“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如唐诗三百首中有的诗短短二十余字耳，但……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着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吴宓也有相近的评论：“中国之诗，句句皆关于人事，而写景物之实象，及今古之事迹者。”“若英文诗中之虚空比喻Allegorical……及仙人仙女之典故Mythological Allusions及云烟天色之描写，皆为中国诗中所不多见者……中国诗……不脱实用之轨辙也。”陈寅恪、吴宓都将中西诗进行比较，指出了长于现实人生体验和叙事性的中国诗歌与长于宗教性体验的西方诗歌的不同。正因如此，陈寅恪将诗与史事相互证发才具有可操作性。中国诗歌有着自己作诗的独特规则，除了西方叙事学非常强调的虚构外，还有直录、纪实、白描，甚至用典、隐喻，乃至抽象概括等特点，这些则不是西方叙事学所关心和稔熟的。陈寅恪的实证诗学，本质上遵循着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规律，在还原其制度、仪式、程序等历史语境下进行解读，因此，不论是研究陶潜诗,还是笺释杜甫、元白诗,抑或是晚年释证钱谦益的诗和柳如是、陈子龙的诗词，他通解作品总是力反蹈空的。
“时、地、人事直角坐标”法并非适用所有古典诗。陈寅恪认为，诗歌创作有虚实之分，实者固然有待后人释证，而虚者也需要辨明与验证。所以，他在笺释诗歌时，对于诗的虚与实是谨慎而有判断的。比如，他在《连昌宫词》第一部分指出：“凡论《连昌宫词》者，有一先决问题，即此诗为作者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抑但为作者闭门伏案依题悬拟之作。”接下来他就证实了元稹这首《连昌宫词》是“假想虚构”的作品。对于文人诗中的典故泛用和书写随意，他是能够识别与接受的。如白居易写“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被人讥笑，因为唐明皇从长安逃往成都避难，不可能经过唐代嘉州境内的峨眉山。陈寅恪却认为这属于诗文创作一般的泛用典故，率意牵附之病，“不足为乐天深病”。又如他指出元稹去东川作《好时节绝句》的“身骑骢马峨眉下，面带霜威卓氏前”，也是泛用典故。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从本质上说，不仅遵循事实逻辑，还重视事实或言行的复杂前提，以及在综合事实基础上作出内省倾向的经验判断。“艺术”“文学”关乎生命情感，生命情感未必理性，却是在时、地、人事考证之外对古人心迹作艺术复原不可或缺的密钥。陈寅恪说学问史都具备这种眼光与精神。而从李炎全对李商隐生命行迹的把握来看，他对其导师这一治学境界也颇能领悟。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的绪论开篇即称，后世对李商隐的为人误解至深，不符合“知人论世”之旨：“晚唐李商隐，诗文冠于时，才子也。《新唐书》记载其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途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故后世论玉溪生诗者，多据唐史所载，肆加揣测，目李商隐为狂妄者流，留连于色情之中，风花雪月，迷离于宫娥女冠之间，道德败坏，品操全无，此固非知人论世之笃论也。”他进而表明，“欲明了李诗以达知人论世之旨不得不研究无题诸诗”，写此论文的主旨，就是要“标出商隐无题诸诗而试释其诗旨之所在，以明其人其世”。李炎全将二十四首无题诗分为三类，因为材料有限，有九首不可解，列为“未定类”；其余十五首复分为“政治类”和“爱情类”。笔者根据李炎全论文对义山诗的分类制表1如下。
以上段落，已略去其中所引文献和作者的考证过程。李炎全对李商隐诗的分类，对前两类共十五首无题诗的通解，以及其论文中的释证和评议性文字，都得到了陈寅恪认可。他在评语中肯定了李炎全对这一论题研究的贡献：“此论文区分无题诗为三类，就其可解者解之，为第一类、第二类。不易解者则姑存疑，列为第三类，守不知为不知的古训。甚合治学谨慎之旨。其根据史实驳正某氏（苏雪林）之妄说，诚为定论，又于冯（浩）、张（尔田）二氏之说有所匡补。”
李炎全将李商隐九首因材料不足暂不可解的无题诗专门列出存疑，以待将来。陈寅恪肯定其谨守“不知为不知”的古训。李炎全这种治学态度深得陈寅恪精神。陈氏虽然主张“神游冥想”，对古人之学说“了解同情”，鼓励以艺术家欣赏古作的眼光对待研究事物，然而却能始终谨守学术理性的自觉。比如他笺释柳如是《戊寅草》中的《秋思赋》，“惜此赋辞语多未解，疑传为伪误所致。以暂无他本可校……附记于此，以俟他日求得善本，再论释之”。在陈寅恪的著作中，“殊乏确证，未敢多论”“俱难决言”“姑记于此，以俟更考”“或说似颇有理，但尚少确据，未敢断定……因附录之，以供参考”“辞旨颇不易解……兹姑附录于下”等处，可谓不胜枚举。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诚为陈寅恪一贯的治学品格。
陈寅恪对李炎全《李义山无题诗试释》的整体评价较高，认为其唯一不尽如人意之处，是李炎全对“社会阶级背景说”的运用有待改进。他在评语中说：“唐代党争，昔人皆无满意之解释，今日治史者以社会阶级背景为说，颇具新意，而义山出入李、牛，卒遭困厄之故，亦得通解。此关于史学方面今人又较胜于古人者也。作者倘据此二点立论，更加推证，其成绩当益进于此。”陈寅恪认为李炎全应该“据此立论，更加推证”的两个点是：第一，以社会阶级背景说来解释唐代党争；第二，以社会阶级背景说来解读李商隐出入李、牛两党，卒遭困厄的命运。评语中的“今日治史者”其实正是陈寅恪本人，他是使用社会阶级背景研究方法的先驱，也是“颇具新意”治史者的代表。陈寅恪笺释诗歌，尤其注重在“整个历史关系”中解诗。他曾批评唐代孟棨的“本事诗”和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本事诗只说到一个人、一件事，一首首各自为诗。即使是某人之年谱附诗，也不过把某一个人之事记下来而已，对于整个历史关系而言则远不够。”他认为，孟棨和计有功的解诗之失在于不能综合，即“此诗即一件事，与别事不综合，地方空间不综合，于历史上不完备。作者个人与前后之人不综合，作品亦与别人之关系不综合”。而他的元白诗笺证是超越古人的研究“新法”，新就新在能在“整个历史关系”中解诗，“将各种诗结合起来，证明一件事。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那么，陈寅恪认为李炎全推证不足的理由是什么呢？
陈寅恪早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总结李商隐的政治行迹“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有违当时“阶级道德”，不仅牛党认为他放利背恩，李党也鄙视他轻薄无操。所以，出入李、牛党之间的李商隐，哪怕禀绝代才华，也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换言之，陈寅恪认为，无论从社会阶级来说，还是从集团理论来观照，婚姻的选择都决定了李商隐的仕途乃至人生命运。而李炎全的论点却是“其（义山）去牛就李殊非婚姻一事所能左右”——在论文的绪论中，他考证了李商隐结婚属于李党之王茂元的前后经过：李商隐开成二年（837）登第，赴曲江春宴（曲江春宴是当时公卿择婿的场合），后被王茂元选婿。李、王结成姻亲之后，令狐楚命李商隐东赴兴元。不仅如此，令狐楚在临终前还命李商隐为自己拟写遗表。李炎全总结道：
李义山孤寒，全家重累，系于一身。彼非圣贤，安能不与风习浮沉于仕婚之间而不思高攀耶？义山婚于王氏，论者以为去牛就理之关键。然细考之，其去牛就李之决定殊非婚姻一事所能完全左右……
可见义山固未生去牛就李之心，而令狐楚对于王、李婚事亦未尝不满。义山赴曲江宴于开成二年三月，与令狐楚卒于是年十一月十二日相间历八月，若令狐楚有不快于义山之受聘于茂元，则先不至辟之兴元，后亦不至于临终时尚命之草稿遗表也。据此，义山去牛就李，故与婚事无关，而婿婚于王室，实为时势所迫促而成，殊不能专责义山之高攀权门也。
陈寅恪认为，用阶级的方法来解读个体命运，把个体放在整体的历史关系脉络中，放在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去考察，才能真正认识个体命运衰荣的必然，以及个体如何对历史产生作用。他概括的出身新兴阶级的李商隐悲剧命运之根源就是显例。基于李商隐的个案，陈寅恪进而感慨在当时的阶级划分和道德心理之下，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李商隐）此五十载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这是陈寅恪以“阶级”和“集团”理论，从整个历史关系中来解读个体命运。
上列引文，李炎全努力考证和复原李商隐的这段历史，本意是想表明三点：第一，按当日风习，李商隐高攀王茂元实不为过；第二，李商隐的婚姻不是他去牛就李的关键；第三，李商隐的恩师令狐楚并没有对他结亲王茂元不满，否则就不会在他结亲之后派给他去兴元的要务，临终前又将为自己草拟遗表如此重要之事交给他来完成。李炎全似乎要申辩李商隐对自我命运的不自知和不可控。李炎全以为，令狐楚的“未尝不满”能够消解“牛党认为他放利背恩”的结论，试图局部纠正陈寅恪在社会阶级背景说之下所概括的李商隐的政治行迹。
李炎全的考证和梳理似乎成立，然而却无法解释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后来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对李商隐的多次求情一再避而不理？既然婚姻不是李商隐“去牛就李”的关键，那什么才是“去牛就李”的关键？李商隐个人困厄的命运到底缘由何在？令狐楚爱重李商隐之情远超旁人，自不待言。他对李商隐结亲王茂元并未不满，也可看作个人雅量。然而个体事实并不能颠覆党争之下两个集团之间强大的意志对抗。这也就是为什么李商隐一旦失去这个特殊人物的庇护，其个体命运的不幸就接踵而来，而且紧紧缠绕他的余生。如上文所引，陈寅恪在论文评语中所说的“义山出入李、牛，卒遭困厄之故”，利害点正在此处。总体而言，李炎全的考证和论述无法动摇陈寅恪在“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对李商隐政治行迹的概括，也无法撼动陈寅恪站在通则性社会文化史的维度对社会阶级道德论所下的断语。所以陈寅恪说，“倘据此二点立论，更加推证，其成绩当益进于此”。他期待李炎全能够从通性的真实和社会阶级背景的深广度上去把握诗人的个体命运。
关于整体历史关系意义上的通性真实与个性真实之关系，陈寅恪早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就曾举例：“程骏与刘昞之言，乃周孔名教与老庄自然合一之论，此说为晋代清谈之焦点。……《世说新语·文学》篇‘阮宣子有令问’条，以为阮修答王衍之言，《晋书》肆玖《阮瞻传》则以为阮瞻对王戎之语，其他史料关于此者亦有歧异，初视之似难定其是非。其实此问若乃代表当时通性之真实，其个性之真实虽难确定，然不足致疑也。”此例可证陈寅恪对整个历史关系的重视。虽然个别的事实与通性真实出现了歧异，但对具有普遍性的通性真实并无妨碍。陈寅恪还说过：“首先要了解唐朝整体局面情况，然后才能解释……历史总是在变动的，看诗犹如看活动电影之变动，需看其前后之变迁。若仅就单单一片材料扩大之则不可，必须看到事物前后的变迁。”他曾经教导学生如何对待新旧材料，强调的还是对整体历史脉络把握的重要性：“旧材料熟悉，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古画已经残破，必须知道画的大致轮廓，才能将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熟悉唐代史事的整体脉络下来看待当中的一个片段，才能作出允当的解读。陈尚君说，近四十年来，“陈寅恪先生的方法和治学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到底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是不是要切割？陈寅恪把文学看作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文学活动”。陈尚君所指，陈寅恪对当代唐代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方法之一，正是他在“整个历史关系”中解析作家作品。
陈寅恪治中古文史之学，提出著名的“种族文化论”和“阶级”“集团”之说。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风俗问题，还是文学作品的解读，他都从唐史的整体脉络上把握及立论。陈寅恪甚至用这一观念去解释元稹《会真记》中张生对待双文始乱终弃的问题。以关陇集团、山东集团的分野来解释中古以来军事政治势力的起伏，也是陈寅恪著名的创说，为世人熟知，此处不再一一赘举。婚姻是阶级和阶层之间一项加强联系的活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为了说明“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粘合”的政治婚姻如何“宰治百年之局势”，陈寅恪以“集团”为视角，探到了封建社会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本质。
据《康乐园》记，李炎全的这篇由陈寅恪亲自指导的论文，受到当时岭南大学中文系诸师的普遍关注与好评，中文系李镜池“称赞论文写得到家，确是名师出高徒，提议把论文头三章在《岭南学报》发表”。1950年毕业后，李炎全有一段滞留香港地区等待前往美国的时光，中文系教师竟集体托赠他礼物，以示嘉许及祝贺：容庚仿钱谷亲手绘制一幅水墨山水居读书图，冼玉清赠送一盒文房四宝，王季子、冼玉清、李镜池、冼得霖、黄如文、秋维清、邝维垣、程曦、钱松生诸师共同签名雅赠长竹扇一把。扇内有冼得霖题诗：“绝代才华李义山，无题诗笔解人难；一篇笺证珠能得，四载辛勤刷目看。”题款书“炎全学友于一九五〇年毕业岭大获文学士论文题为李义山无题诗考赠此留念”。此番雅意殊荣，实非人人可得。这篇论文有如佳果，凝结了陈寅恪的心血、李炎全的勤勉，也凝结了岭南大学中文系的自豪与欣慰。李炎全有缘亲炙一代大师，一涉学术即能师法乎上，实在是人生幸运。
20世纪至今，中国存在的最为重要的两大诗学范式，即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实证考据研究范式和以钱锺书为代表的重理论、语言与艺术分析的范式。从《元白诗笺证稿》到《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陈寅恪的实证考据无处不在。那些丝丝入扣的考证与艺术家式的综合复原，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将诗史互证、诗史互补的研究方法运用到至纯境界。有学者认为，陈寅恪笺证诗着眼点不在诗文而在历史，对诗的研究带着“历史癖”的执着。事实上，陈氏笺诗，治史、治文各有倾向。前者的考证是为了以诗中有幸保留的丰富信息弥补历存之缺；后者的考证则在于先尽可能准确还原诗人的创作意图、创作背景、作者的心灵史迹和诗歌本意，然后才对诗歌艺术作鉴赏与批评。如《柳如是别传》中，他发现柳如是《戊寅草》中的《别赋》一篇“意深情挚，词语高雅，足具胜境”，甚是喜爱，因此详加考释并按语：“此赋之作成时间及地域并所别之人三事，综合考证之。若所言不误，则于赋中之辞意，赋主之文心，更能通解欣赏。”这里明确指出，考证是欣赏的前提与基础，文学批评的前提是通解文本。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面对别人对他的实证提出疑问时，他说：“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 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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