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东航 | 政治发展的复线性与现代国家的复合路径

政治发展的复线性与现代国家的复合路径

刊于《东南学术》2022年第2期

贺东航教授

作者简介

贺东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

摘要

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由线性思维观主导，将民主化视为政治发展的唯一主题，而中国政治发展与国家构建相关议题研究中亦有此种偏误。但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是在一个充满矛盾的、非逻辑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展开的，各种线索交织在一起,体现为复线性特征，并出现时空叠加,不同地区因发展差异分别“占据”着不同的“历史”,政治发展在中国场域下呈现出并起状态而非线性式继起。在对线性发展史观的反思基础上，探讨研究者应如何具备“时空素养”，分析政治发展的复线性并验证现代国家构建目标及逻辑的复合路径是题中应有之义。

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由于受到线性思维观的影响，学者们曾把西式自由民主政体设置为单一发展目标，并视“民主化”为政治发展的唯一主题，以至于把相当数量的国家列在“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清单上。而在对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的议题上，也有不少学者以线性发展的思维模式来套用和理解。本文将在对线性发展史观的反思基础上，探讨研究者应如何具备“复线”的思维，并探讨政治发展的复线性特征，同时结合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验证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复合路径。

线性发展观视域下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政治发展理论与“转型范式”叙事

　　政治发展理论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门重要理论，它试图提供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一般性规律。作为一种极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其理论兴起和演变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西方学界开始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形成了一个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推行现代化趋势相关的政治发展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政治发展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以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最具代表性。他从秩序论的政治发展理论转变为民主论的政治发展理论，其观点尤其体现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这本著作明确政治发展就是实现民主政治。亨廷顿认为，民主会给个人自由和政治秩序带来积极后果，民主或民主化就是政治发展的代名词。在他看来，政治发展的目标有五个核心内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政治民主、政治秩序和国家自主性。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有30余个南欧、拉美和东亚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西式自由民主政体过渡，掀起了亨廷顿所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实行西式民主体制的国家总数超过了威权国家的数量，使得学界对民主转型的信心达到顶峰，因而产生了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各国政治形式发展的“历史终结论”。而这一“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发展路径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范式”（transition paradigm）。自然，这一“转型范式”也被套用到对中国的政治观察中，认为“非自由民主”政体将因其内在矛盾而走向衰弱（如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同时旧有政体崩溃后可以逐渐发展为西式的“巩固型”民主政体。

事实上，在“历史终结论”或“转型范式”的叙事背后，是政治发展的线性观起着支撑作用，在它的观照下，西式民主政体被诠释为唯一可欲且必然可得的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终极目标。这一线性叙事还界定了政治发展论的价值和目的，而一国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现行政治结构等要素似乎无足轻重，只是历史向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由民主”终点的不可逆进程中的注脚。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发展显示，“历史终结论”与“转型范式”论者所预想的线性单向演变并未变为现实：世界各国既见证了迥异于西式自由民主道路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也目睹了东南欧、非洲“转型国家”长期处于停滞阶段和民主倒退的状况。即使美国和西欧等被认为是老牌的自由民主政体，也面临着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冲击。线性政治发展观的论者所认定的发展目标“唯一性”和发展过程“持续性”“不可逆性”并不一定非如此不可，特别是中国道路的发展历程更可让人洞察政治发展的多重可能。

（二）线性发展史观及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影响

　　提及线性发展史观及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影响，政治学者如张飞岸、郝诗楠、吴文程以及朱云汉等已就此议题取得相当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如郝诗楠等指出：“转型范式所蕴含的乐观的、线性的历史观难以成立，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过度扭曲……线性历史观之所以是转型范式的基石，是因为转型范式乃是源于对‘第三波’转型成功案例的描述与提炼，较少关注甚至直接忽略那些没有转型或转型 ‘失败’ 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问题。”不过，在他们的论述中并没有进一步指出线性史观产生的根源，而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者已探寻过这个问题的源起。早在1988年，著名历史学者傅衣凌在他的遗作《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中就指出：“过去，由于经典物理学的影响，纯然因果决定论在科学认识中占主导地位，人们把五种生产方式线性发展的模式机械地套用各国复杂的社会形态演变过程，是可以理解的。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由于量子力学的诞生和概率论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或然的因果决定论和选择论成为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更为注重事物发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强调共时态的结构性分析……每一位有时代感和学术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都有必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学术观点和价值观念。”文中点出了“线性发展”思维在学界流传的根源所在。

在《牛津大辞典》是这样定义“线性发展”的，即“认定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只有一种‘前进道路’，只要一个具体社会属于这种类型，它终归会在某个时候踏上这条道路”。线性发展史观在中外皆具有悠久传统，例如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尽管存在对“治乱循环”的记录，但在更大程度上需要以“天命论”与“正统论”为历史书写所处时代的政权合法性背书。而西方则在犹太-基督教思想影响下产生线性历史观（以“上帝造人”为起点，终于“末日审判”或“进入天国”），例如12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菲奥里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即把“圣灵”视为人类历史的最终阶段。而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一方面破除了经院哲学“神性原则”，但另一方面对历史运动的解释并未脱离线性历史观的框架，而将其视为通过人的主观理性而不断上升的过程。到了当代，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者，基于西方在与苏东社会主义集团冷战中获胜，而将西式制度视为某种经验性的创造物，提出“历史终结于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的线性政治发展观。

自然科学思想方式也是造成线性历史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将自然界一切运动都归结为力学规律的结果，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在“力”的概念框架中得到解释。达尔文进化论也指出，自然选择推动了生物的渐进进化，有方向的自然条件变化从长期来看将使生物向特定（直线）方向的变异不断积累，最终不断诞生新物种。19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吸收了上述自然科学理论后，线性历史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即受到社会层面的“力学规律”的支配。持有线性历史观的论者更易于将当下社会的一切现象以是否有助于向“特定方向”发展作为评判标准，“特定方向”既可以是那段时期最先进国家或文明的发展成果，也可以是“理想社会”所描绘的未来图景；而一切与“特定方向”不相符的就被视为逆规律而行的“不适者”，必将受强大规律力量的“矫正”而回到其应有的方向。例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通过关于“精神自我意识”的论述，赋予民族国家以摧毁非民族国家的哲学正当性，以至于成为欧美殖民行为的重要观念依据。而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发展的近代中国，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启蒙思想并以此论述中国历史发展时，其叙事方式也多强调国家向现代性的“进化”，并预设了现代化的“乌托邦”理想。尽管20世纪初由于量子力学的诞生，对前述强调线性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牛顿经典科学理论形成挑战，但线性的思维范式依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深远。而当线性发展史观与西方政治的某些需求相互作用时，一些“伪规律”便登堂入室，成为某种政治发展线性模型中的动力来源与目的，进而放大了线性发展史观的误导性。

结合政治发展理论的历史来看，政治发展的研究起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对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研究，这些学者在其分析中习惯性地将政治发展与民主体制的构建或政治现代化相挂钩。由于民主体制与政治现代化的概念都起源并成熟于西方，因而他们一般就在“西方中心论”思路与相应价值判断支配下作出分析，并不能完整地对非西方国家的政治事实与趋势作出合理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西方作为当时意识形态之争的胜利者，通过“成者为王”的逻辑，进一步强化了其“民主-非民主”的二元分析法，而政治家则将“建立民主体制”视为政治发展唯一目标，双方的合力便形成了上述的“民主转型范式”。然而，此种“线性之观”不可能真正对推动政治发展进程的各类要素（如宏观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中观的次国家政治结构，微观的执政者个人立场与思维，以及部分偶然事件的影响）进行客观且“去除意识形态”的分析，也就无法准确阐释不同地域的客观环境和观念何以会影响政治体系的构建，更无法解释不同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各异的政治体系。实际上，除了不同地域的环境塑造不同的政治体系，人作为行动者在政治发展中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主观能动作用，加上政治发展是一种“改造世界”（即推动政治制度改变）的实践，其改变过程本身就具有多种可能的后果，而势必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中徘徊与切换。

因此，为了推动真正有价值的政治发展研究，避免受线性发展史观影响而急于归纳“伪规律”，需要有以下的学养和认知：一则需要承认政治发展并不是一个单一路径、单一目标的过程。在一段时期内，政治发展可能同时指向多个目标（如国家统一、国力提升及国家规范等），这些目标可能对应不同的概念及发展层次，但通向各个目标的不同发展逻辑线索之间并不一定因层次的差异而在时序上呈现严格的先后关系，而是可能在特定时间交叉联系并相互作用，形成政治发展的“复线性”。根据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每种逻辑线索都有可能在某一阶段成为政治发展的主导逻辑；在特定情况下，发展主导逻辑可能在少数逻辑线索之间会出现往复循环现象。二是即使在政治环境的行动者确立了目标的情况下，政治发展过程也不一定会持续朝着目标前进。由于现代国家构建过程的庞大性、复杂性与断裂性等特点，特别是一些超大规模现代国家建构要件未必能够连贯呈现，而存在该国不同区域出现“部分呈现”或“呈现后消失”等不确定的可能。对于这些遭遇断裂情境的国家而言，其现代国家构建有可能出现“逆袭”情况。三是国家建构并不是线性发展史观持有者眼中的“单行道”，“一旦民主国家在一些条件上越过临界值，民主制度将永久存在”的假定并不能成立。四是需要认识到，在必然性和历时性之外，偶然性与共时性同样是历史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偶然性因素可能在特定状况下产生较结构性因素更为重要的影响。政治发展的各类结构性因素往往是政治发展真正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并非有了相应的结构就一定有政治变革与发展的产生。回溯历史可见，特定时刻的“临门一脚”往往对政治发展最终方向的变化造成重大影响。为什么同样的政治变革政策能在部分国家成功却在另外一些国家失败，很可能还必须从对偶然性因素的分析中寻找答案。

综上所述，通过线性类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可知，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固定与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政治发展不是单线程的由此及彼，而是一个具有复线性的复杂过程；而现代国家构建在具有多重目标的情况下，必然是在复合路径上行进的，且这一行进过程不排除特定环境下的循环往复；除却结构性因素外，部分偶然因素（如自然灾害、执政者个人状况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对政治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产生巨大影响。以下将以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现代国家构建为例，对此一论断进行验证。

复线性政治发展：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

笔者之所以将现代国家构建作为检视与反思既有的政治发展理论，其原因在于：首先，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就是政治发展，即政治权力的分配或现代制度的设置涉及政府与政党、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政治与民族，这些都属于政治发展理论需要观照的内容。其次，国家构建涉及国家自主性、科层制成长、国家能力建设等议题，对于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也可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政治发展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最后，与政治发展一样，现代国家理论也内含普适性的现代性特征和价值，并以西方现代国家构建作为经验基础，这与既有政治发展的使命、路径和内涵是一致的，因而有进一步反思和完善之处。

（一）“早熟”的中国传统国家及其向现代国家转型

　　由于现代国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场域进行，其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而现代国家构建前夕的欧洲大陆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性：它们都汇聚了许多封建小诸侯国，而诸侯国之间也是频繁不断的战争，其都先后经历了封建制的垮台和官僚科层制的形成，最终欧洲大陆形成以德、法为代表的中型国家以及众多小国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的国家。与欧洲大陆相比，中国的国家有一种“早熟”倾向。这种“早熟”体现为政治机器先于公民社会完善和强大起来，具有了近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重要特征。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标志这种“早熟”国家制度的开始。之后，秦汉两朝先后建立了一系列旨在维护中央集权的制度，如郡县制、度量衡的统一、全国道路的整建、统一的法律、国家常备军的设置以及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在欧洲大陆是直至十六世纪进入到绝对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才有这些措施或现象。秦汉之后的各朝继续在加强中央控制力方面进行不同的制度创新，使政治力量全面渗入社会经济之中，并形成了体系完善的意识形态，为权力提供了有效的认知辩护。制度的早熟虽然利于中国的长期统一，但却是以市民社会未获得相应充分发展为代价的。政治权力的发展远远压倒了社会权力，这是中国传统国家的主要特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延续了1800多年的中国传统国家官僚政治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下出现首次重大制度危机，由此引发了国家转型。事实上，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其目标都在于构建一个类似或等同于西方（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功能上）的现代意义的国家，使之能够对内获得新的合法性来协调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对外以更强大的国家制度抗衡西方。因此，中国在清朝晚期启动了由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

（二）中国现代国家面临的挑战及本土独特实践

　　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经常把欧洲国家建设经验理想化和普遍化而忽视中国本土国家发展独特性的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是出现在政治、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辽阔国土上的。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差异和生态平衡改变、历史上开发时间先后、人口的流动和增减以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社会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万别，而且还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周期性和不规则的变化。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呈现更为复合样态。

作为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后发者，中国在现代国家构建中所遭遇到的压力与欧洲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化和市场化产生的问题基本上并不是历时性，即依次递进的，而是呈现为并起性，遇到的问题多为时序错位，共时态和复线性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困难。二是由于在现代国家构建的时间和发展基础方面相距甚远，所以在中国现代国家发轫时呈现出压倒性地向西方学习的态势，一度将欧洲国家视为本国的样本和首要参照系。这就在理论意义上直接决定了民族-国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析单位，然而，以欧洲经验为单一基础、把欧洲经验理想化和普遍化了的做法，却忽视了中国国家发展的本土独特性。

1911 年，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取得第一次里程碑意义上的成就是中华民国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开始了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由民族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南北双方就仿效西式民主共和国国体达成共识，北京中央政府构建初具规模。但不久之后，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就被充分展现出来：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关系的权重如何划分，中央与各省关系以及地方政府权层级与权限如何厘定，如何规划新的国家建制，在国权本位与民权至上、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分权上是否也要贯穿西式理念以及正式宪法的制定，成为民国北京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于是，人们看到在1911年至1917年的民国初年的历史场景转换中，中国并没有进一步实现“民主巩固”，而是倒退回袁世凯的“洪宪帝制”。

对于当时国家构建的实践者来说，实际上面临两种抉择方案：一种是国家主义的方案，国家主义方案强调国家高于民权的做法，在具体的现代国家结构制度设计上实施中央集权，强调中央政府的核心地位和权威；另外一种是民权主义的方案。

从现实状况来看，在清朝体制覆灭后，权力中心、整合中枢、文化象征出现真空，新民国面临的头等任务就是如何防止国家陷入分裂的危险。此时，英、俄等外国列强蓄意侵入，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省份由于失去原来的清朝制度维系，离心因素骤然增加，加上民国初年地方主义开始兴起，南方各省都督均在辖区内设官分职，并自行拥有财政和人事任免这两项重大权力，显露出浓郁的“半独立”的色彩。1912年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明显限制中央集权的意图，如学习西方的责任内阁、规定议员的弹劾权，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权，甚至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元首还未被赋予解散议会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主义方案成为国家构建实践的现实选择方案，加上中国有着深厚的集权传统，社会普遍向往统一而排斥分裂，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实现和完成国家构建。但在1914 年通过的《中华民国约法》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总统被赋予了巨大权力，在制定官制、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方面都无需征得国会同意，总统还可以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紧急命令，因此最后走向“洪宪帝制”的国家复辟道路。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现代国家又处于构建“联邦制”的实践之中。在中国向欧美学习现代国家模本时，美国1787年宪法运用主权共和国组织政府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将邦联改造成了联邦——联合而成的国家，因此成为20世纪时空背景下中国向西方取经的一个样板。1920年9月张继提出“联省自治”，即通过各省自己制定省宪，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进而建立联邦制国家。这一方案得到了一些政治家和地方实力派的认同。湖南成为第一个响应的省份，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发表“湘人自治”通电，而后又进一步发表通电提出联省自治。1922年1月《湖南省宪法》公布，先后得到四川、云南、贵州、两广、浙江和奉天等省区地方军阀的响应。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章太炎、张东荪等人也支持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包括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主义者都曾提出“联省自治”和地方自治，以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构想。然而，这一解构国家治理“大一统”的联邦制很快就被废弃，“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思想重新上升为设计现代国家制度的主流叙事，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辽阔国土上从事现代国家构建存在各种不确立因素。

上述民国时期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案例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国际情势、领导者个人等多方面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是在一个充满矛盾的、非逻辑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展开的。各种线索交织在一起,体现为复线性特征，并在时空上出现叠加,不同地区因发展差异分别“占据”着不同的“历史”（前朝专制遗产、现代共和观念）,政治发展在中国场域下呈现并起状态而非线性式继起；加上中国与西方当年现代国家构建所处时代环境和条件的不同，往往导致后来的实践超出了人们的判断与认知。

当历史进入新中国再推进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这之后的 40 多年可以被认为是近代以来最为全面和深刻的现代国家构建时期。党和国家重整了社会经济结构, 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和社会力量，并创造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 但同时又因经济社会前所未有的变动带来的众多新问题而不断调整角色和定位。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构建不仅是整体性的(集中体现在中央层面上), 而且更是分散的(省以下的各级政府越来越具有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根据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不同特点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78年至1989年；第二个时期——1989年至2012年；第三个时期——2012年以后。而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表现为通过中国式的国家合法化系统、官员选拔系统和政治决策系统，实现了协商民主、贤能选用与政治统一，完成了对现代国家的“辐辏性整合”。

但这一期间的国家构建也充满着曲折, 呈波浪型和复线式发展，并不按照西式的欧洲国家构建路径前行。肖滨曾提出现代国家构建的“三级台阶”论，即第一级台阶主要是暴力垄断、现代财税制建立和国家官僚体系建设，第二级台阶主要任务是公民同质化、国家一体化和国族认同，第三级台阶主要任务是“宪制性议程”问题。而我们看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实践，其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反而更多围绕“宪制性议程”问题展开，如提出“党政分开”。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行党政分开”一节中提出：“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销。”不过在1989年后，国家构建内容又重提强化“党的领导”，恢复了被取消的政府党组制度，而国家建构的核心任务转为现代国家财税制和国家官僚体系建设（公务员制）、国家一体化和民族认同。因此，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在实践上并没有依“三个台阶”论在时序上依次展开，而是呈现为独特的中国路径：

——在政治发展层面，党政分开在1989年之前谈论较多，但之后更多地是强调“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并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制度要求之一，在国家构建的运行中具有浓厚的党义治国、党组治国、党纪治国、党首治国、党员治国的特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国家是一个“党领导国家”体制，一种全新的现代国家政治发展模式。

——在经济发展层面，中国采取了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做法，并未建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通过“反向运动”。实施强力的财政政策。虽然市场经济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但国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在民生服务等领域进行了“去市场化”和“去商品化”。

——在社会发展层面，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也非常有独特性和本土性。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意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呈现“强政府性”和“国家性”色彩，相反呈现多彩的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强社会”状态。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没有此消彼长，而呈现为共生共荣。

由于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与政治急剧转型，传统与现代和后现代、西方与东方、世界与本土这些复合概念与现象是同时并起而非先后继起, 这种复线式状态使得许多已经被提炼得很精致的理论无所适从。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活动看作一个量子场的运动，里面有彼此联系的能量场，至少有五对的 “量子式” 纠缠，即地方自主性与国家统一性、快速城市化与乡村社会的变迁、合法性基础的转变与意识形态的张力、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支持力与压力、国家构建中的制度化与民主化等。根据量子纠缠理论，每一对量子纠缠的两个量子都处于一种关联状态，如果其中一个量子状态发生改变，另一个量子的状态也会发生变化。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量子式”纠缠也正是如此，它提示了政治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复杂性与紧张性，在未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大多数时间内，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改革发展的纷繁复杂，因此仍将处于多重变化的叠加中。　

政治发展的多主题性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复合性

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来看，政治发展的“转型范式”其实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得到实证支撑。与其说政治发展是一种线性的过程，不如说它是一幅具有多重主题的图景。20世纪80年代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O’donnell）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在《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中就提出民主政体转型的复杂性，但他们的相关论述仍存在政治化民主转型论的预设，如转向“多元民主”的其他西式政体。因此，需要我们在经验解构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从而认识政治发展的 “多主题性”，亦即政治发展的复线性。

　　再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西方全球性制度的扩散与移植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由于西欧与北美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和成功者，为了追赶它们，后发国家采取制度移植的政治选择策略。二是西方国家“主动倾销”。早在20世纪的殖民时期，西方殖民者常常有计划地将本国制度移植到殖民地上，特别是二战结束后，部分西方殖民帝国基于与社会主义国家竞争并延续其利益的需要，实施了一波西方民主制度的倾销。

然而，当我们观察这一政治发展与政治选择时，不能无视政治制度背后的传统社会基础。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本来就会发展出不同的政治制度结果，西方式民主的力量源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自由选择命运的机会与空间，其缘起最早来自古希腊时期对于奴隶制的反对，其后随基督教观念传播至整个西方，并通过新教改革逐步形塑和强化为人人有自由选择命运的理念。这套民主制度的确立原是欧洲国家为解决自身问题而根据其特殊文化背景而量身定做的制度设计，但问题是其他地区是否也可同样复制。在中国，儒家传统重视既存社会秩序，把家庭视为社会体系的核心，认为个人应当接受自己被设定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压缩个人选择。中华文明的“大一统”观念也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我们可以此理解20世纪20年代一度喧嚣的“联省自治”运动为何无疾而终，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政治传统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存在的相互排斥，使其最终走向中国式道路。同样地，对于这类“文明冲突”的分析也可比照用于其他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研究之中。

因而，我们认为，政治发展理论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政治过程的议题讨论，特别是研究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转型国家”时，其政治发展进程都与长时段的历史结构相关联，它是一种长期延续性的存在，能对政治发展起到支持或阻碍作用，而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认知。因此，要特别重视处理好政治发展研究中“经”和“史”的关系，充分认识理想模型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差异。即在套用政治发展理论时，不能回避具体的历史经验问题，也就是不能超越历史经验、文明、传统而奢谈理论。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以西方“代议民主制”为主题的政治发展模式，也可以有巴厘岛式“剧场国家”为主题的政治发展路径，还可以有以“中国模式”为主题的政治发展路径，这就构成了现在政治发展多主题化的实践，它们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是由具体的人在具体情势下的政治发展实践，而这应该成为我们思考政治发展动力和内在逻辑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点来研究现代国家构建。

长期以来，在分析非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发展时，人们往往戴上有色眼镜去审视，结果常常赋予其太多的负面含义。然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很多非西方国家中的非自由民主政体也是相当制度化、运转良好的，也能产出绩效与合法性。之所以如此，其问题的根源主要是由线性思维造成的。事实上，各国的政治发展在具体的场域中既呈现不同的治理逻辑，相互之间又存在交叉、重合，并在时空中叠加展开。非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后发因素，其政治发展往往可能经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等不同发展“时间段”的考验，在时间坐标上出现阶段形态的叠加。因此，选择不同的时间尺度评价一国政治发展的成就，其标准是不一样的。

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研究者不断扩充自己的心量,体察蕴含在政治发展中不同的时间尺度，更重要的是“思维”的转向，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学养。迄今为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7世纪以来形成的近代经典物理学的哲学思维为前提，这一前提的核心是事物应具有确定性、实在性和定域性。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的是，20 世纪量子力学的诞生和概率论已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科学研究更加注重事物发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在微观世界里，非确定性、主观性和瞬时超距作用是其主要特征。从根本上讲，只有以概率的规律而非“普遍规律”才能理解事物发展过程中多目标性而不是确定性的意义，如波特指出的人类社会现象的波动性、周期性、跃迁性、叠加性等特性。在政治发展实践上，西式国家的政治发展曾起到榜样作用，结果却在一些国家推广后制度出现逆转，从而迫使这些国家寻求新的替代性方案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自从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各国的政治发展就不断地在一个充满矛盾的、非逻辑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展开，它不是由单维度因果关系所决定，故不能用线性发展思维模式来套用，而应当由多维度的因果关系共同构成各国政治发展的图景。

因此，从这一新的政治发展观出发，同样需要我们以新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和把握中国现代国家的复合性特征。

第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存在多条的复合线索，包括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军队、政党与军队、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等多重关系。在这些交织的线索中，国家与社会、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等重要关系都还处于重构过程之中，有的尚未稳定，因此隐含着潜在的制度风险。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制度构建与制度消解往往同时进行。一些方面的制度得到优先设计而得以有效处理和强化，如政党与军队、国家与市场；而有些制度则在重构之中，如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些关系体现了多种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角力和相互作用，而某些偶然因素或关键时间节点的转折则可能导致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正是这种复合式发展的特征，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充满曲折、呈波浪状和复线式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知论或历史虚无主义，而是说要以开放的视野面向未来。中国拥有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东、中、西三个地区在地理气候条件、交通位置、经济基础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差异悬殊，由此决定了中国在统领、管理、整合其管辖领土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民众的空间巨大。现代的、传统的、本土的、西方的都集于同一国家，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存在“共时性”，即共同存在于同一国家辖域之中，而共时性导致国家构建的高度复合性。

第二，现代国家构建中的结构性因素与偶发性因素。以往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叙事突出表现为线性发展，即连续、一维、单向地进化发展。这样的研究路数虽有利于寻求更一般化、更具有推广性的解释，但从国家构建的历史事件本身来说，越是深入细节，就越会发现其中的偶发性事件。以中国早期现代国家构建为例，众所周知，现代财政国家往往是那些能够更好地实现对间接税开展征收以及发行国家信用工具（一般是纸币）的政府，且前者构成后者的资金担保。在中国现代国家转型中，晚清政府本来很有希望走向一个现代财政国家。因为晚清具有间接税征收历史（盐铁），还有高流通的国内市场、复本位货币体系与地方化的财政体系，加上中国历史上还曾有过纸币发行的经历（明朝），所以当年晚清政府决定进行改革，制定可兑换的纸币流通方式，并发行以白银为基准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基准的大清宝钞（白银储备和税源担保），结果太平天国运动打乱了晚清政府原本计划推行的纸币计划。因此，政治发展并不是说只要具备某些条件，最终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改变这种结构-功能式路数来分析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路径，则会获得很多启示。再如，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后，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会走向西式议会制政治发展道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来说并不是“必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表明，一些历史事件偶然性的成分相当多，关键在于还原特定历史时空的国内外背景，将原先主流力量构成的线性历史叙事切换到被压抑的小写历史，调整由意识形态所加上的“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就可以让被湮没的其他多重线索重新呈现，并重启我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理性关怀。

第三，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放置在世界、中国、地方和个体的不同时间背景下进行考察。西方的国家构建基本是在无外力干扰下有序进行的，带有突出的线性特征。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则充斥着断裂、错序、叠加、反转、分层，它是在世界时间序列中展开的。从1840 年以来，中国就开启了“赶超”式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只争朝夕”的赶超观更为强烈，不过，由于社会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判断不同，以各自的理想来憧憬政治发展，反而拉大了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差距，造成了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张力。对于一些社会群体来说，他们觉得政治发展似乎总是“滞后”于预期，自然会对中国取得的政治发展与制度成就存在心理落差。而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90后”“00后”群体来说，物质充裕、互联网普及、中国崛起是这些群体成长的基本背景，他们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感的认识与“50后”和“60后”群体相比也有很不同的观感。因此，正确了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所处的历史方位，需要我们结合适当的世界、中国、地方和个体的时间背景进行考察。

第四，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制度遗产的叠加性。现代国家的目标之一是建构稳定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仍有大量的规矩惯例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思维方式。这些规矩惯例，有的来自中国传统社会，有的传承于革命年代，还有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叠加在一起，往往会与40多年来所形成的现代制度互相冲突，从而影响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并使其产生多样性和复合性。

第五，我们在反思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经验局限性的同时，并不等于放弃把欧洲作为参照系之一而否定欧洲经验中的某些普遍性特征，而是要把它作为认知的比较坐标加以审视,通过相互比对来理解现代国家构建的本土化轨迹。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与不变同步交织、相互激荡，预示着这个时代政治发展的量子式特征一一不稳定、不确定、复杂性和模糊性，而这种混沌的状态必须有一个中心来牵引。在中国，面对变幻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必须要有一个强大政党的“领导力”来推动和形成强大的政治势能，使之成为复合型政治发展和现代国家构建的强大支撑力。

〔责任编辑：李欣〕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2年第2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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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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