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市文联主席，《文学遗产》、《天津社会科学》等报刊编委，《文学与文化》杂志主编
专栏
思想现场
作者：陈洪 张昊苏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导读】“四大名著”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翘楚。《四大名著导读》从文献考证、文本形成、文学审美、文化影响等角度切入，深度阐明“四大名著”的丰富内涵，尤其重点厘清“四大名著”的一些关键性、争议性难题，为中小学语文教师、通识课教师和古典文学爱好者引导阅读、学习之思路，是兼顾知识性与学术性的津梁之作。
【关键词】古典小说  四大名著  导读
张昊苏（以下简称张）：陈先生，祝贺您的《四大名著导读》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前读过您在三联出的《六大名著导读》，和这次的新书是什么关系？
陈洪（以下简称陈）：三联那本，当初是一个讲稿。正好三联组织了一套“三联讲坛”，初衷是呈现一些名校比较受欢迎的课堂“现场”。承蒙编辑青睐，就列到了选题里。那门课的视频也同步在一些门户网站播出了，看点击，效果还不错。版权到期后，商务这边提出可以修订了再印一次。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四大名著导读》，陈洪著，商务印书馆，2021
张：修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陈：首先是对读者的定位有调整。“讲坛本”是中文专业的选修课讲稿，原本的听众就是高校高年级本专业的学生，又是讲稿，所以内容的详略，表达的口语化，都与此有关。这次设定的读者对象更宽泛一些，首先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其次特别考虑到中小学的语文老师、通识课老师。所以从内容到行文都有调整。内容方面，把原作中有关《金瓶梅》《儒林外史》《封神演义》的部分舍弃了，存留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部分，分别都有所增补，有的增补还比较多。行文方面，适当地减轻了口语的色彩。另外，注释也比原书更详细了一些。
张：您这两本书，都是标举出“名著”。这个所谓“名著”是如何确定的？可不可以简单理解成“名著”就是“著名”的作品？
陈：你这么说倒是挺有意思，既有趣又好记。不过，不能说很完全、很准确了。“名著”不仅是从社会传播角度看“有名”，它还意味着从文学史角度看的评价。这个评价意味着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张：那么，这四部书怎么就成了经典？怎么就成了“一组”经典呢？
陈：这个问题很“学术”。这个“四大名著”的由来，可以说是文学作品“经典化”话题里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这四部小说诞生之初，当然说不上经典不经典，甚至连“出生证”都没有。这不是开玩笑。例如，《水浒传》，现在通常的讲法是诞生于元末明初，“父母”呢，有的说是施耐庵，有的说还要加上罗贯中。可是，从那时到嘉靖的150多年里，我们查不到它的任何活动记录。所以又有学者讲，它实际出生在明代的嘉靖时期，也没有施耐庵其人。当然，这种说法是少数派。但多数派迄今仍然拿不出有“法律意义”的出生证明。再如，《红楼梦》本来算是“身世清白”的，不料这几年疑云陡生。认领这个“宁馨儿”的“准父母”已经排队排了二三十位，出生时间也跨越了近百年。讲这些，是要说明今天大家称道的“经典”“名著”，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了岁月淘洗的过程。
张：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部文学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广大的读者群就好比淘金用的“洗砂机”——淘尽狂沙始到金。流水冲不去的，就是真正的金沙。岁月没有湮灭的作品，就是文学经典。
陈：差不多吧。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环节也必须提到，就是文学批评家的介入。咱们还说《水浒传》。嘉靖初年，《水浒传》开始刊印、传播。时隔不久，就有李开先和他的朋友们有所议论，把《水浒传》同《史记》相提并论。要知道，在当时《史记》已经具有文史经典的地位。所以，李开先们的议论，实质上就是《水浒传》经典化的开始。然后，随着书坊一哄而上，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在图书市场上风靡一时，其影响愈加广泛。这时，一位思想领袖发话了，他就是名满天下的李卓吾。他在万历年间，也就是《水浒传》刊刻问世的半个多世纪后，极为高调地为这部小说发声了。他把《水浒传》列入所谓“宇宙五大部文章”之中，又把自己撰写的《忠义水浒传叙》编入文集《焚书》；更重要的是提笔批点了《水浒传》全书，并由一个很有实力的出版机构——容与堂刊行。其后，另一家出版机构书种堂又托名李卓吾搞出了另一个“全传”本，同样高调发行。由于李卓吾在思想文化界无与伦比的号召力，《水浒传》便在经典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三四十年后，一位文学批评的奇才关注到《水浒传》，并把它列入自己宏大的文学批评计划——“六大才子书”系列中，与《庄子》《杜诗》等并列。这就是中国通俗文学批评第一人的金圣叹。到此，可以说《水浒传》的经典化过程基本完成。
到了清初，又有一位极有影响力的文学艺术批评家李笠翁就此发言：“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简单说，就是他对几种重要著作的经典化提法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冯梦龙的“四大奇书”说表示认同。而冯说经他揄扬，更广为人知，于是就有了通俗小说这一组“经典”的提法。
张：“四大奇书”如此，但您的这“四大名著”与其并不完全一致呀！
陈：“四大奇书”在社会评价上，《三国演义》《西游记》争议较小；《金瓶梅》争议较大。毋庸讳言，其中的秽笔还是影响了这部书的传播与评价。于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撰写文学史的时候，提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往往拿《红楼梦》替代了“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于是，“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便成了普遍认可的一组文学经典了。
张：对于这四部书的评价，时至今日也还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有些意见还相当极端。您能不能简要地谈谈对它们的看法？
陈：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有分歧，见仁见智，这很正常。但过于走极端，扬之者喻以“天堂”，贬之者谓之“地狱”，就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了。这几部作品，列为“名著”“经典”，虽说并不意味着毫无瑕疵，但正面的价值肯定是主要的。
《三国演义》从特定的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人的英雄史诗。其中有大传统的史官文化的投影，也有小传统的政治想象。全书虽说是依傍着历史的线索写成，但文学的色彩还是很浓厚的。从故事情节看，纵横捭阖，高潮迭起。从人物形象看，诸葛亮、关云长、曹孟德、赵子龙，都可谓家喻户晓。由小说促成的关帝崇拜现象，更是海内外华人圈特殊的文化纽带。
《水浒传》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侠义文化的代表。我曾以“亦侠亦盗”概括这部书的内容。写江湖，写强盗，这的确是《水浒传》的基本内容。但是小说的基调还是表现社会下层对“民间正义”的追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书中浓墨重彩渲染的男儿血性、义气担当，在鲁达除霸、武松打虎等情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令读者不由得血脉偾张。
《西游记》写的是神魔故事，可谓古代中国人想象世界的集大成之作。孙悟空瞬息万里的筋斗云，如来佛随心所欲的五指山，观音菩萨起死回生的杨柳枝，交织成眼花缭乱的奇妙世界。而中间穿插进顽皮、滑稽的猴子，颟顸、贪吃的胖猪，平添了无尽的趣味。
至于《红楼梦》，则是笔触转向了现实的家庭与社会，其中对爱情与命运的深入思考、细腻描绘，允称中国古代文学的翘楚。作品通过一个大家族“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宿命，反映出封建社会活力的枯竭。而在这个衰败的过程中，一群青年男女美好的追求以及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使得一代又一代读者唏嘘不已。
这四部作品的共同点是长篇巨著，内涵复杂而丰厚。长期以来，研究之作汗牛充栋，但仍不免时有“说不尽”的感慨。这里既有“纯学术”性的难题，如作品的版本问题、作者的身份疑点等，也有见仁见智的思想文化认识与评价。当然，文学性的鉴赏更是贯穿在阅读过程中。“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读者对作品中的生花妙笔，或击节赞叹，或掩卷长思，自会得到审美愉悦的享受。
张：您这说的是四部作品的价值。前面又提到了见仁见智的话题，是不是也简单谈一下它们各自的不足？
陈：这个话题不太好谈。我想不要简单说成是“不足”。因为所谓“不足”，是拿我们今天的某种理论、某种标准来衡量。而这种理论或标准本身带有先验的性质，所以对古人有那么一点“不公平”。我们还是从每部书的内在矛盾简单分析一下吧。
《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类小说的代表。历史演义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个“大块头”，反映了中国民众对历史浓厚的兴趣。这一大类的基本特点就是历史的文学化，或者叫历史加文学。这两部分能不能水乳交融，是衡量其艺术水平的关键。《三国演义》有些方面做得很好，像前面讲到的几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又如赤壁大战的戏剧性情节等。但是全书不够均衡。诸葛亮出山前和五丈原大星陨落后，明显史胜于文，作品的魅力大减。另外，小说经书场到案头，其中既有士人文化的成分，也有民间文化的成分，二者也有相互抵牾的情况。
《水浒传》属于英雄传奇类作品，描写的对象是侠盗。所以我有一本小书书名就是《亦侠亦盗说水浒》。这个侠与盗的结合，造成了作品的一道深深的裂痕。侠，是要伸张正义，特别是不计利害为弱者讨还公道；盗，却是无所顾忌，不择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于是拳打镇关西的鲁达就和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坐到了同一个聚义厅中。作品另一道大裂痕是造反与招安的冲突，最严重的就是宋江性格的分裂。一方面，自我的人设是体制认可的忠孝节义；一方面，又要博取江湖“及时雨”美名而结交“匪类”。这道裂痕的存在导致了“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法的出现。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很复杂。原本是佛教史的一段真实事迹，经由民间演义增添了神异的色彩，又经过全真道教的加工，浸染了内丹的观念与话语，却又在道教失势的背景下经过某个同情佛教的文学奇才加工写定。可是，定稿传播过程中又有染指者或减或增。所以，从文本构成的角度看，里面的“冗余”不少，给完整的阐释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红楼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完成。通常认为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著，后四十回为他人所续。而是谁、怎样续，又是众说纷纭的问题。无论持哪种观点，前后风格的不统一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前八十回，虽然作者说屡经打磨，但粗糙、脱榫的地方仍然存在。最明显的就是秦可卿之死一节，修改而未臻圆融的痕迹灼然可见。
指出这些问题，无非想说明，名著也罢，经典也罢，都难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读者在欣赏之余，也不妨有所分析、指摘。
张：在您的这本书中，这些话题都有涉及吗？
陈：基本没有。导读导读，引导阅读。所以主要精力放到揭示正面的价值上，帮助读者朋友能够尽量从作品的阅读中多一些收获。这本小书的定位，是在知识性与学术性之间。因此，不做过于专精的研讨。对作者自己研究所得，虽有所介绍，但也秉持开放性的态度，只是一家之言而已。所期待的是与读者朋友的相互启发。陶渊明最喜“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个“共”“相与”也是本书所期待的状态。
张：一般性的知识介绍，可能读者的兴趣不会太大——毕竟网络时代，这些知识获取的渠道很多，也很便捷。所以书中体现出来的一些独到见解，倒很可能成为热点。
陈：热点，我想不会形成。因为即使有独到的见解，也是学术性的，并非媒体感兴趣的那种耸动视听的材料。另外，这些内容只是作为引导阅读深入的一个视角，在书中也没有完全展开。
张：您能不能举三两个例子，介绍一下这类具有学术个性的话题？
陈：好吧。就先从这次修订增加较多的《红楼梦》说一说吧。
谈到如何阅读《红楼梦》，就会涉及所谓《红楼梦》的“总纲”问题。其实这也就是“《红楼梦》要讲什么”的另一种表达。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几十年来缠绕了无数读者，迄今没有足够明确的定论；看趋势，今后也不一定会有一致的意见。为什么？
因为《红楼梦》内容丰富，头绪繁多，所以有的研究者就提出了阅读应抓住作品的“总纲”。但作品的“总纲”是什么？表现在哪里？看法同样大有不同。半个多世纪之前，这还曾算得上是“红学”的热门问题。
质言之，对所谓“总纲”的不同认识，和“《红楼梦》讲什么”，其实是二而一的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作品的“总纲”在第四回，所谓“护官符”是其集中表现：
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不保，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与雨村，看时，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谚俗口碑。其口碑排写得明白，下面所注的皆是自始祖官爵并房次。石头亦曾抄写了一张，今据石上所抄云：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
为什么把这段看作全书的“总纲”呢？我想其理由无非有两个：一个是它把全书的家族——社会大背景、大结构展示了出来，之后的情节都是在这个背景下、结构中展开；另一个是把覆盖全书的家族利益关系、权力关系揭示出来，而且指出“各省皆然”，把一家一姓的哀乐、得失放大到社会的层面。持这种观点者，着重的是《红楼梦》的社会性主题。
另一种意见认为小说的“总纲”是第五回，特别是其中的“金陵十二钗”等图册与配套的词曲：
【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收尾·飞鸟各投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种观点所着重的是《红楼梦》中人的命运主题。
张：两种视角下，从《红楼梦》中读出的内容大不相同。那么，您觉得《红楼梦》的“总纲”或者说“主题”应该是什么呢？
陈：其实，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只是各说出了真理的一半。因为前者讲的是大背景以及显示出的社会危机，后者讲的是大背景及危机下的个人悲剧。而二者合起来就是完整的《红楼梦》。
《红楼梦》之深刻，在于以文学的方式、艺术的语言，生动描绘出这两方面的情状；而作者不是开出廉价的药方或是给予虚幻的大团圆，相反，是以极为沉重、极为有力的笔触揭示出无可奈何的悲剧结局。这无可奈何的结局就是双重的宿命：封建的、专制的、礼法的社会终于耗尽了它自己内在的生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在此背景之下，一个个有灵性的年轻生命只能是随之走向悲剧性的毁灭——“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正是在此特定历史条件下无可规避的宿命，使作品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
就前者而言，如何传承基业、常保富贵——这是历代统治者特别是贵族世家时刻魂思梦绕的根本性问题。在可靠的历史文献中，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有三千年的历史。
据《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也就是说，周武王上台才三天，就想到了头等大问题：怎样才能把基业世代传承？
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殷商灭亡的教训。《诗经·大雅·荡》记录了周文王“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告诫。《尚书·毕命》则有周康王与臣下对同一问题的讨论：“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宋人林之奇对此解释、发挥道：
盖其祖父建立之难，故知所以长守富贵之道。子孙未尝知劳，而坐享之，则其不由礼必矣。夫以不善之化，而其奢丽如此，苟无以变之，则岁复一岁，世复一世，虽万世亦与之同流矣……夫人之情，俭生于贫，侈生于富，彼既富于财，则必将用之如泥沙，此其所以骄淫矜侉也。
把林之奇这段话说成是对《红楼梦》主题的概括，“虽不中，亦不远矣”。夸张一些讲，这些话几乎可以看作是为《红楼梦》量身定制的。
量身定制，当然是夸张的玩笑话。可是反过来讲，一部《红楼梦》，大的情节脉络与此若合符契，恰恰说明了小说所写的普世意义。
张：四大名著中，前三部都以情节见长。相比之下，《红楼梦》更重在对现实的贴切描写，可以说是这类世情小说的“集大成”吧？
陈：《红楼梦》之前，有白话小说《林兰香》，可视为由《金瓶梅》而来的一个中间环节。《林兰香》也是写一个簪缨贵族的衰落以及相关女性的悲剧命运。其中，直接谈到了“世禄之家，鲜克由礼”的话题：“正是这般人家子弟，最是难信他。自幼受现成富贵，养成骄矜习气；再结交些小人，渐渐的就不济起来。”花夫人道：“这又在乎父母教训。古人说：‘世禄之家，鲜克由礼。’然亦不可一概而言也。”可见这个话题在当时语境中的普适性。
还是回到《红楼梦》的主旨讨论。我们如果大胆遐想一下，上述林之奇这段话中有“夫以不善之化，而其奢丽如此”之言，而《红楼梦》为贾府创业的“祖父”辈命名，一个为“代善”，一个为“代化”。而“不善之化”，岂不正是背离“善”“化”，辜负“天恩祖德”了吗？所以，不排除曹雪芹对《尚书》的“世禄之家，鲜克由礼”有相当了解，甚至在创作过程中或自觉或无意地想到过林之奇的这一番高论。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想，还不足以成为立论的依据。
当然，以古训与《红楼梦》彼此互证，或者说彼此之间具有互文关联，还是要用具体的文例来证明。
《红楼梦》写“君子之泽”的危机，渗透在全书的枝枝节节，而又有几处集中的表现。突出的一处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这位珍爷倒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
冷子兴讲贾府的“萧疏”颓势，讲了三个方面，一是“安富尊荣”，铺张奢侈；二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味高乐不了”；三是没有人才来振作，“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看后文，小说写贾珍、贾琏之辈，甚而贾政、贾敬等，正是沿着这三个方向滑落下去的。而无论是王熙凤的“协理”，还是“敏探春”的兴利除弊，都无法扭转这一滑落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冷子兴的这番话也不妨看作是总纲细化的“附件”。
还有一处是第七回的焦大醉骂：
（焦大）正骂的兴头上，贾蓉送凤姐的车出去，众人喝他不听，贾蓉忍不得，便骂了他两句，使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贾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
从故事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笔属于可有可无的闲笔。但从点醒主题的角度看，焦大的出现有着震撼的效果，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焦大之骂，把祖辈创业的艰辛与儿孙的忘本败家毫无掩饰地陈列到了一起，使得“君子之泽”这个历史性命题得到了凸显。
焦大所骂，与冷子兴的评说，以及门子的“护官符”都不同，其重点放到了贾府后代的道德败坏，也就是《尚书》所强调的“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方面。而“偷狗戏鸡”的种种揭露痛斥语，与前面的宝玉“兼美”之梦，后文的贾蓉见凤姐，特别是秦可卿之死的一系列暧昧笔墨产生了呼应，从而形成了《红楼梦》特有的风格。
张：红学家一般认为，小说中的贾府相当程度上就是在影射曹雪芹自己的家族，在传统宗法社会背景下，勇于写焦大醉骂，而且骂的还是家族内部的道德丑事，是很有勇气的。
陈：王熙凤对焦大的态度，以及焦大被“捆起来”“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的结局，暗示贾府这样的“世禄之家”与祖上的精神脐带彻底断裂了。富贵难以常保，“君子之泽”的斩断已成宿命，贾珍、贾琏、贾蓉之流不可挽回地加速堕落下去了。
清代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太史公记三十世家，曹雪芹只记一世家。……然雪芹记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所谓“记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就是说它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典型意义。作品正是在记一世家的衰亡中，道出了封建时代王权政治下“百千世家”因道德沦丧而走向衰亡的普遍规律。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等。生于康熙末年，卒于乾隆中期。曹家先世为汉人，明末入满洲籍，“从龙入关”，立有军功。曹雪芹祖父曹寅少年时做过康熙的伴读。康熙朝，曹家深受宠信。在这样安富尊荣的环境里，曹雪芹出生并度过了他的童年，亲历了秦淮风月的繁华。到他8岁左右，曹家政治靠山康熙驾崩，新帝雍正登基，厄运降临到曹家。雍正五年，曹被革职抄家，举家迁回北京，时雪芹约13岁。乾隆初年又经变故，家道彻底败落。曹雪芹的人生境遇越发困顿潦倒，至晚年已落到“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的地步。乾隆二十七年或次年，这位天才文学家留下一部未最后定稿的《红楼梦》，“泪尽而逝”。曹雪芹的一生经历了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巨变。而从古至今，这种巨大落差，既会唤起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诗意追怀，又必然引发世态炎凉、人生空幻的感慨与思考。这种切肤之痛与敏锐的艺术观察力结合起来，就成为《红楼梦》生命的源泉。
有的时候，年轻的读者朋友容易一下子就被宝、黛、钗的爱情纠葛吸引住，对作品的理解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另一些朋友也可能对故事的历史背景更有兴趣，于是在索隐的世界中流连忘返。文学阅读嘛，这都未尝不可。只是如果对作品更深刻的东西视而不见，那就未免有“入宝山空手而归”的遗憾了。
张：您的意思是，一般读者最容易看到的就是《红楼梦》中的爱情，但只看到爱情，其实无法认识到《红楼梦》“总纲”的复杂性、开放性，对吗？
陈：所以，不妨看看《导读》。
当然，《导读》中不可能把这些问题展开来讲。但是，这些认识，这方面的研究是“导”的支撑。对兴趣更浓厚的朋友，那就要通过这本小书结个缘，通过其他渠道再做深入的切磋交流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吧。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03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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