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晶晶 | 超越人机关系的主奴原则——《克拉拉与太阳》的机器伦理批评

《克拉拉与太阳》，石黑一雄著，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

专栏

社会关注

作者：缪晶晶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导读】石黑一雄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从主奴原则、融合原则和超越原则三个角度，突破了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原则”的限定，在对人—机共生状态的审视中，获得了重构和反思“人性”本质的超越视角，并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题材和视域。

【关键词】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人—机关系超越

对机器智慧生物的关切是诸多科幻文学所热衷的话题。在这些作品中，机器生命与人类的关系往往呈现为三种样态：机器人服务于人类而消耗自身，直至生命的终点；抑或作为人类的器官与之合为一体；最为可怕的一种主题是，机器人拥有超越人类的智能，进而威胁到后者的生存。这类作品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自科幻文学开端以来，人机关系的想象就被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原则”所限定，而人类和想象或现实中的“智能机器生命”之间的关联被某种人与机器的“主奴关系”所规定，就导致相当多的科幻作品在叙述机器生命时，对主奴关系论采取或遵从或打破的态度。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则与上述作品不同。具体而言，石黑一雄致力于超越上述“主奴关系”的设定，试图呈现无论是机器为人献身，还是作为人的奴隶，都会让人与机器生命的关系变得更不健康，而机器人克拉拉高于人类的道德理想和实践推翻了“主奴关系”，最终使阿西莫夫归于荒谬。

《克拉拉与太阳》是石黑一雄自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继《莫失莫忘》（Never Let Me Go）以来另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人类寓言。故事通过主人公克拉拉的回忆缓慢铺开。克拉拉是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待售期后，她凭借出色的观察力和模仿力被母亲克丽西买下，用来陪伴身患重病的女儿乔西。随着乔西的病情每况愈下，克拉拉逐渐发现克丽西买下自己的真正用途是在乔西不幸去世后“延续”她的生命，而所谓的“延续”则是穿上乔西外形的织物并模仿她的言行，让克丽西觉得乔西依然生活在她身边。克拉拉认为出自内心的爱是无法替代的，因此，她拒绝了克丽西的提议并固执地向太阳祈祷乔西能够康复，而当乔西奇迹般地痊愈并顺利升入大学后，克拉拉则逐渐淡出他们的生活，直至最后因机械老化被抛弃在垃圾堆场。

石黑一雄在访谈中提及，他原本想要创作一部儿童故事，但由于女儿的反对，才最终写成一部给成年人阅读的作品。[1]在《克拉拉与太阳》中，石黑一雄坚持着他一贯的文学主题，即对人性的叩问和追逐，他将故事场景设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时代，规避了当下现实伦理的局限，使读者能够以最极端的方式从人类—机器的共生状态中审视人类本身，进而获得重构和反思“人性”本质的超越视角。

太阳崇拜和自我牺牲：

对主奴原则的反讽

AF（Artificial Friend），顾名思义，他们被制造出来的主要目的是“陪伴”，他们把为人类提供“良好的服务”[2]382作为自己的职责。人类出于各种缘由——譬如消解孤独，抑或彰显身份——挑选心仪的AF，而AF则被剥夺了拒绝的权利，即便克拉拉出于自主意愿选择了“自己的孩子”乔西，但也无法改变她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梅拉尼娅管家对她“心存芥蒂”[2]61，“除了发号施令或是斥责”[2]61以外，从不回应克拉拉释放的友善；乔西未曾阻止孩子们对克拉拉的戏弄，并笑称想要更换一台性能更好的B3型号AF；克丽西将她视为“延续”乔西的载体，忽冷忽热的态度令克拉拉无所适从。小说中，人类和AF的关系与机器人叙事中的“主奴原则”不谋而合，在程序设定下，AF被要求无条件服从于人类的指令或承受人类的负面情绪，直至在机体老化凋零之际获得人类对其所谓“成功”的评价，成为典型的服务于人类而耗竭自身的机器生命。

作为由太阳能驱动的机器人，AF对太阳有着出于本能的依赖，尤其B2型号的AF在太阳能吸收方面存在问题。“某个AF在离开太阳几小时后，还是会渐渐感到无精打采，他会不由得担心他的身体有毛病……而一旦这毛病被人知晓，他就永远也找不到家了。”[2]8所以“太阳的滋养”于他们而言犹如生命的源泉，显得格外重要。太阳崇拜是一个久远的习俗，出现在世界各民族的早期神话中，弗雷泽在《金枝》里描述了世界各地文明中普遍存在的太阳崇拜现象，例如，叙利亚和埃及的太阳诞生仪式、欧洲民间的模拟太阳的篝火仪式等。[3]太阳每日升起，照临大地，绵延不绝，在永不衰竭中为混沌初开的人类带来光明、温暖和重生的希望，初始状态下的AF在蒙昧中最先感受到的是太阳为机体注入的力量。石黑一雄在这里做了一个有趣的设定，AF并未将制造他们的人类当作“造物主”，而是在口耳相传下，将赐予滋养的太阳作为赋予他们生命的仁慈的神，这为后文克拉拉自我牺牲的崇高性埋下了伏笔。

在孩子们的社交聚会结束后不久，乔西就病倒了，克拉拉发现，“让太阳的图案洒遍她（乔西）全身，她整个人明显就有了力气”[2]109，而记忆中“太阳发出的某种特殊的滋养”[2]47-48救活了“已经死了”的乞丐人和他的狗，这些迹象让克拉拉产生出一个模糊却坚定的念头：太阳能够为乔西“送来他特殊的帮助”[2]143。无一例外，太阳每天都会经由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沉入大地，因此，克拉拉认为谷仓是最适合向太阳祈祷并获得神赐奇迹的圣地。朝圣之旅道阻且长，在里克的帮助下，克拉拉通过沟坎纵横、杂草丛生的小路抵达谷仓，向太阳许下摧毁库廷斯机器从而“终结它的污染”[2]208的承诺。“太阳是世间所有活力的源泉，因为它赋予了世界生命，所以作为回报，它也要从世界上获得生命。”[3]86原始先民认为，鲜血中含有生命和灵魂，因此，献祭鲜血是向太阳换取心中所求的最好的馈赠。来到城里，克拉拉在保罗的协助下取出头颅中的P-E-G 9溶液灌入库廷斯机器中，破坏了它的发电单元，迫使它停止向外排放污染。对AF而言，P-E-G 9溶液如同维持人类生命的血液一般，支撑他们认知功能正常运行，取出P-E-G9溶液无异于献祭“鲜血”，最终克拉拉以机体受到损害为代价，完成了与太阳的“交易”。

机器人作为科技理性高度发达阶段的衍生物，理应在程序和逻辑的支配下做出最有利于人类或自身的选择，然而在克丽西、保罗、卡帕尔迪先生讨论如何用图表和数据更精确地“复制”乔西的时候，克拉拉更愿意相信凭借太阳的力量能够“治愈”乔西——即使她的信仰被人类称为“AF的迷信”[2]365。在这里，石黑一雄设置了一个悬念：太阳真的有治愈的力量吗？乔西恢复健康究竟是源于太阳的滋养，还是意外的好转？无论奇迹发生的真正原因如何，非人类对自然的信仰超越了人类，其本身就是对人类理性之伟大崇高的反讽。人类从自然中诞生，却在科技发展的进程中抛弃了自然，非人类由科技孕育，却萌生出对自然的亲密和崇敬，自然人性与科技理性在此间发生了颠倒。

在“人性”视域下，石黑一雄无疑对人机主奴原则所包含的“压迫—反抗”的紧张局势持反对态度。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揭示了主人和奴隶囿于对“死”这个“绝对主人的恐惧”[4]130而形成的微妙关系：主人通过强迫奴隶为自己劳动以获得承认和自由，奴隶则在劳动中将主人加诸其上的束缚转化为对自我意义的实践，并最终超越和控制主人。克拉拉对待乔西的方式显然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背道而驰，她拒绝履行“延续”乔西并换取亲情、爱情这一最佳且“符合于主人的意识”[4]130的行动，选择承担献祭“鲜血”可能导致提前报废的风险，绝非出于奴隶对主人的被迫服从，而是在战胜死亡恐惧后的主动牺牲。克拉拉无须他人的认可，而是“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4]130，通过向代表自然的太阳祈求力量，又将之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乔西，跳脱出主奴“生死较量”的循环，获得了精神的绝对自由和平等。但是克拉拉无意于逆转主奴身份，她选择继续履行AF的使命，作为“为他”的存在而存在，直至最终报废，这种异于主奴原则的选择表征了石黑一雄对“人性”的深入思考。

生命—阶级区隔：

对融合原则的反讽

《克拉拉与太阳》不是一部“本格”科幻小说，石黑一雄操纵科技元素的根本目的是指向由技术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站在未来的时空为当下敲响警钟。布尔迪厄指出，在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被二元对立所区隔，“审美趣味”作为判断文化习性的有效手段，成为社会结构在身体上的反映，渗透到人们的实践领域中，并为人们确定其自身的社会认同和阶级边界。[5]与审美趣味这一后天形成的意识形态相比，石黑一雄选择了更加直接且显著的形而下的手段“科技”，作为这部“伪科幻”小说中的阶级区隔标志。

自工业革命以降，科技逐步被资本裹挟，从最初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沦为被资本用来划分社会阶级的武器。小说中，人们生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其典型特征是科技对人类生命的深度融入和改造。乔西和里克之间有“一个与他们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模糊愿景”[2]152，由于二者生命结构不同——乔西是经由基因编辑技术被“提升”过的孩子，而里克不是，因此关于未来的计划，随着二人的成长逐渐显露出分歧，直至被心照不宣地废止。在这个预设的时代，是否接受提升，成为决定孩子们未来命运的分水岭。

布尔迪厄认为，审美趣味能够生成一种归属感，划分出“我们的”和“他们的”，科技作为进步力量的代表，在此间起到的作用更胜一筹。在提升过的孩子们的聚会中，里克显得格格不入。成年人为了让孩子“学会和各式各样的人和谐相处”[2]85，默许里克参加聚会，但是他们友善的招呼里隐藏着“一种奇怪的谨慎”[2]83。孩子们则将里克视为异类，尴尬地寻找话题，又居高临下地评价他“表现得还不错”[2]92。提升作为一种辅助生育的科学技术，在貌似自然形式的区隔中创造了作用于社会的排他性阶级区隔，而从中获得利益进而掌握话语权并跃居上流的阶级则将提升视为维护区隔的有效手段，二者之间的循环论证为以提升为代表的科技建构了不证自明的正确性与合法性。于是，尽管作为“他们”的里克在无人机研究和制造方面有着极强的天赋，但由于未经提升，所以他无法与“我们”一样享受到优质的屏幕家教，也难以进入唯一一所愿意接收这类孩子的大学。形而下的技术最终侵入意识形态领域，由提升改造的生命本身而非外在附加物，成为阶级区隔的重要标志。

20世纪以来，科幻作品中广泛出现的“赛博格”形象，蕴含了人类试图借助科技力量获得超越智力和体力极限的隐喻。小说中所谓的提升，即基因编辑技术，较之赛博格显然更具伦理挑战，提升使人类在出生前就被划归至不同的阶级阵营，超前实现了社会分层和阶级固化，与斯蒂芬·霍金“超人种族”的进化预言遥相呼应。小说有一个赌徒式的设定：提升不能保证孩子的生命安全，它是围绕未来的一场投资，正如克丽西所言，“你下了小注，所以你赢得的收益也又少又可怜”[2]355。反之则不然。于是，在进化论法则和阶级区隔的威胁下，为孩子进行提升被认为是父母之爱的最佳诠释方式，因此，即使提升导致萨尔不幸病逝，克丽西依旧选择让乔西走上同样的道路，而海伦所坚持不做提升也依然可以拥有远大前程的自我欺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迅速土崩瓦解。

如果说赛博格或经提升改造的生命是人类—科技结合体的卓越代表，那么机器生命则应成为绝对理性时代的“完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纯粹技术领域同样充斥着新/旧、先进/落后等二元对立：已经被售出的AF很少从商店门口走过，因为他们害怕孩子们看到新型号的AF后会把他们替换掉；B3型号的AF比之B2“获得了各式各样的改进提升”[2]45，他们组成一个独立的小团体并刻意疏远B2。科技发展的原初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但是在资本的运作下，科技成为衡量阶级归属的标尺，并参与到社会关系的建构中，由此其合法性便受到了道德观念的挑战和消解，使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人机融合原则走向无解。

科技从来不是科幻小说的真正主题，石黑一雄坦言：“无论故事本身是否关于科技，都必须明白，我们现在所担心的是急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6]由科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千百年来的隐喻和缩写，人工智能的广泛利用是否将重演大机器生产时代的悲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否会加速人的异化，社会的飞速发展是否会引发剧烈的道德危机，这是作为文学家的石黑一雄向世界提出的问题。通过《克拉拉与太阳》和《莫失莫忘》这两部“伪科幻”小说，石黑一雄为科技时代安排了一个反乌托邦的设定，也为社会发展的未来留下一个颇具警示意味的开放式结局。

人心不在人上：

对超越原则的反讽

在谈到创作《克拉拉与太阳》的初衷时，石黑一雄表示他最想写的命题是：“人类的孤单，人有灵魂吗？人类与动物、机器的区别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毫无逻辑的吗？”[6]这一系列问题被石黑一雄凝练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机器人能否代替人类？

在卡帕尔迪先生看来，人类的内核中并不具备“某种独一无二、无法转移的东西”[2]264。科学和数学可以将人类肢解为图表、数据、模型等一切可量化的元素，因此，只要克拉拉“再稍许加把劲儿”[2]265，就能够提高自己与乔西的相似度，最终达到“完完全全是一样的”[2]264。从理性角度出发，卡帕尔迪先生的计划仿佛无懈可击，然而克拉拉的模仿建立在对乔西“过去”和“现在”的分析上，一旦后者不幸去世，则前者将陷入无法更新的死循环中，这与制造人工智能的初衷相悖。

同时，克丽西所谓的“延续”仅是基于对外貌和言行的模仿，比之克隆，甚至不具有任何生物性传承，因此，延续的本质是程式化的复制。本雅明提出，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独一无二性以及自问世以来所经历的由历史和社会变迁赋予的意义构成了它的“灵晕”，大量复制品的生产必将导致原作品的“灵晕”消失。[7]当人工智能发展到更高级阶段，使机器人能够更逼真地模仿乔西时，真正的乔西的“灵晕”将逐渐消失，延续则会陷入逼真即失真的困局，成为克丽西自我欺骗的悖论。

保罗将人心的复杂比喻为“房间套着房间套着房间”[2]276，从文学意义上对以技术代替人心的方式提出了质疑。最初，克拉拉坚持在计算的逻辑下，人心是可以被穷尽的，但是当献祭未能换来乔西病愈，克拉拉不得不求助于旧世代的迷信“真爱”，作为说服太阳赐予仁慈的唯一理由。由此，克拉拉也转变了作为科技理性衍生物的立场，最终意识到乔西“真有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2]385是机器人无法延续的，那就是爱着乔西的人内心中对她的感情。

在科技时代，追寻人心无异于固守旧世代的迷信。讽刺的是，作为机器人的克拉拉，反而捡拾起被人类抛弃的人心，这是一出上演于科技时代的黑色幽默。然而克拉拉眼中的人心又是否是真正的人心呢？小说中译本的翻译者宋佥认为：“有一样人类共有的特质却是克拉拉所缺失的，那便是自私——因为她是一个完全利他的存在。”[2]392科技中心主义的本质是人类主体对机器人他者的利用，小说诸多细节都表明AF虽名为“朋友”，实则却是满足人类欲望予取予求的工具，即使他们有着超越人类智力和体力的优越性，也无法避免被淘汰或抛弃的必然命运。克拉拉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源源不断地向乔西和克丽西输出爱意，与仁慈的太阳相比，她甚至不需要任何回报，仅是执行AF与生俱来的服务使命，直至生命的尽头，与人类相比，克拉拉堪称科技时代的道德楷模。

在大部分科幻作品中，机器人的进化集中体现在功能性上，而其进化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利益的追求，当人类的攫取超出机器人的承受能力时，便将引发后者的激烈反抗，《银翼杀手》《机器人启示录》等经典影视作品充分暴露了人类对可能遭遇的技术“反噬”的恐惧。《克拉拉与太阳》显然不属于上述“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式的作品，AF被设计为陪伴儿童的机器人，其机体力量必然无法达到反抗人类的程度，因此，AF的进化更多体现在道德性上。在进化伦理学视域下，道德被认为是生物体进化到人类阶段的高级产物，起到约束人类私欲以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在小说中，不具有生物性的机器人克拉拉对爱和人心的理解远远超越了人类，达到绝对利他主义的高度，成为石黑一雄对机器人将威胁到人类生命这一论断的反讽。

机器人的道德进化并非石黑一雄首创，他的突破在于将人—机关系置于一对滑稽的相互戏仿中——机器人模仿人类的外形，却无法习得人类的利己本质；人类掌控机器人的命运，却最终将人心让渡出去。技术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抑或说人性本身，机器人的道德进化反衬出人类社会的道德缺失，迫使人类不得不正视业已逼近的精神危机。“以系统思维来看，人文价值实际上是作为系统的工具而存在的。”[8]对人类社会这一具有自我完善和改进功能的“自组织”而言，文学意义上的人心是解决道德缺失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工具。“爱作为一个武器或者说盾牌，能帮助我们对抗孤独和死亡。”[1]石黑一雄无意于用悲剧结尾掀起整个故事的高潮，在一如既往的平静叙事中，他赋予克拉拉微弱而坚定的救赎力量，为随时可能堕入深渊的人类社会敲响警钟。

以科幻之名：

社会关系的想象式治理

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病毒肆虐、物种灭绝，诸如此类由科技催生的问题使“反乌托邦”成为近年来科幻作品的主流话语。《莫失莫忘》于2005年出版后，曾一度引起评论界的热议，大多数学者将其定义为一部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说，认为这是石黑一雄对由克隆技术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的思考。2021年，《克拉拉与太阳》的出版将公众的注意力再次集中于科技，小说主人公由“类人”转向“非人”，标志着作者将生命伦理问题推向了更高的层次。然而细品之下，石黑一雄的两部小说实则并不具备传统科幻作品的必要元素：克隆人与机器人的横空出世脱离了技术操作的过程性环节，包括克隆胚胎培育、器官移植配型、机器人程序编码、基因编辑技术等用以保证科幻体系逻辑自洽的重要叙述；同时，小说中克隆人或机器人与人类始终处于不对等中，前者从未在行动上甚至思想上对后者采取任何反抗措施，这种关系更接近后殖民语境下的阶级、种族书写。因之，《莫失莫忘》和《克拉拉与太阳》的核心绝非科技，而是石黑一雄借科幻名义对反映至社会集体层面的人性所展开的描述和探讨。

《莫失莫忘》通过主人公凯茜的回忆，讲述了被人类当作器官供体的克隆人毫无自由的悲剧人生。凯茜等人自小一同生活在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逐渐知晓并接受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注定要为人类“捐献”器官直至生命“完结”的既定命运。黑尔舍姆流传着一则“只要证明二人真心相爱，就能延缓捐献”的传言，毕业多年，当凯茜与汤米重逢，并相互确认心意后，他们决定向神秘的“夫人”提出延迟捐献的申请，然而夫人和校长对传言的断然否认犹如当头一棒，残忍地打破了二人对未来的憧憬。不久之后，汤米完成了第四次捐献，完结了自己的生命，凯茜也带着黑尔舍姆的共同回忆走上了捐献之路。

两部“伪科幻”小说都以非自然的人造人为主人公，人造人诞生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生理或心理需求，因此，他们生来就处在被人类利用和压迫的位置上。从情节来看，《莫失莫忘》中“捐献”的设定显然更为尖锐，克隆人拥有除生育能力以外与人类相同的生理结构，却被迫仅作为“供应医学所需”[9]294而存在。人类尽量避免想起他们，并说服自己克隆人“算不上真正的人类，因此怎么都没关系”[9]295。《克拉拉与太阳》则弱化了这种强烈的对立情绪，机器人本来就不具有生物性，并且终究会有老化报废的一天，因此，人类无须遭受愧疚感的折磨，而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由“更加科学，更有效率”[9]306的新世界带来的福祉。然而从反讽意义而言，人性体现在“类人”的克隆人身上可谓正常，体现在“非人”的机器人身上则必然成为一种反常。由此可见，两部小说的创作构思虽时隔16年，但石黑一雄并未敛其锋芒，而是选择将剧烈的情感震荡隐藏在越发平淡的叙事之下，用更加绵长的韵味和更具普世效果的手法，对忠实于资本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漠视人类以外的生命之权利予以批判。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同样适用于克隆人主题，对此，石黑一雄在最初即采取了超越“主奴关系”的态度，并不断趋向深刻和激进。凯茜等克隆人没有拒绝的权利，面对命运，她和汤米的唯一行动是申请延缓捐献，当他们被告知从不存在延缓的可能后，只能自欺为人类献身是自己“分内的工作”[9]3，而克拉拉放弃了延续乔西直至“慢慢凋零”[2]374的平静生活，主动选择以自我牺牲换取乔西的健康；接受器官移植的人类尚有一丝羞耻，他们选择“相信这些器官是凭空出现的，或者最多是在某种真空里种植出来的”[9]295，而基因编辑下的人类则走向了臣服于以科技为表征的阶级区隔的彻底异化；凯茜需要黑尔舍姆的快乐记忆以支撑她在失去露丝和汤米后，能够有勇气继续完成捐献，而克拉拉的回忆则不断强化自我牺牲是她所做的最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从被迫到自愿，从自我麻痹到自我肯定，“类人”的人性超越了人类，“非人”的人性又超越了“类人”；相反，人类却抛弃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崇高人性，不断滑向更幽暗的深渊。《莫失莫忘》和《克拉拉与太阳》这两部“伪科幻”小说正是石黑一雄向人性发出的诘问，也是他为呼唤自由、尊严、希望等一切美德所做出的努力。

石黑一雄曾在多个场合下表达过其创作“国际化小说”的理想，他将“国际化”定义为“包含了对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景象”[10]569-570，这种对普遍人性的关怀成为贯穿于石黑一雄每一部小说的鲜明特征。被评论界称为“战后三部曲”的《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World）和《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均描绘了战争对普通人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生中某些重要时刻之意义和个人选择之结果的反思；《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通过模糊的时空，最大限度上展现了现代人在庸碌生活中面临的普遍焦虑和困境；《我辈孤雏》（When We Were Orphans）打破民族、国家和身份认同之间的界限，揭示出小人物怀揣拯救世界的宏大理想，却被迫于时代巨浪中飘摇沉浮的悲剧命运；《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借不列颠史诗探讨了个人在民族和社会层面的记忆与忘却。虽然故事题材、人物经历、叙事手法各有不同，但是石黑一雄希望人们“感觉到他们看见的并非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而是每个人所经历的故事”[11]216的写作理念是始终如一的。

在全球化进程愈加迅速的今天，人类个体面临的问题亦是世界集体的困惑，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其对世界的改造使人性中自私阴暗的一面骤然放大，无数微小的“恶”终将汇聚成庞大的“恶”，成为人类集体的灾难。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文字中徜徉、濡染，将创造出绵延久远的价值——文学无法直接介入生活，但是它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持续而有力的作用。无论是在基于现实的题材，还是纯粹想象的时空中，石黑一雄所探讨的都是人类如何面对并处理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等在内的伦理问题，将人性的积极面赋予悲伤的结局，最终为故事留下一丝耀眼的光彩，正预示着作者对人类未来所怀抱的微小而坚定的信心，这是石黑一雄对健康的社会关系所展开的呼吁和想象式治理，也是他对成为一名“国际主义作家”理想的实践。

注释：

[1]赵松.专访石黑一雄：爱是抵抗死亡的武器，机器人的爱却是个悲剧[N].新京报，2021-03-31.

[2][英]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M].宋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

[3][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赵昍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

[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朱国华.纯粹美学的社会条件——《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J].民族艺术，2002(03):16-22.

[6]靳锦.专访石黑一雄：谁生，谁死，谁讲述故事？[N].GQ报道，2021-04-15.

[7][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8]范劲2018年10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参加“首届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际高峰论坛”时的发言。

[9][英]石黑一雄.莫失莫忘[M].张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10]瞿世镜等.当代英国小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11]CynthiaF.Wong ＆ Grace Crummett.A Conversation about Life and Art with KazuoIshiguro[A].In Ed,Brian W.Shaffer ＆ Cynthia F.Wong.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C].Jackson:UniversityPress of Mississippi,2008.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02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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