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豆豆胡疆锋 | 文化研究：等风来%2fr\n——2021年度中国内地文化研究类图书盘点

专栏

书界观察

作者：时豆豆胡疆锋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

【导读】2021年，一波又一波始料未及的社会和文化事件接踵而至，敏锐而丰富的文化研究成果奏响了现实关切的低音，以批判的棱角直指生活中那些隐而不现的真相，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和议题。

【关键词】文化研究经典理论热点话题

在一定意义上，文化研究学者都在经历和体验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描述的“跨界人生”，都需要超越与“椰壳碗”一样阴暗、狭隘的世界和视野。[1]2021年度，中国文化研究学界继续沿着跨界和介入现实的路径前行，在不确定的时刻等候和迎接时代飓风的到来。

2021年度的文化研究类图书既有令人期待已久的经典理论译介，更有大量分析现实问题的批判研究。下面分别从经典理论、亚文化、网络文艺、空间与城市文化、性别、记忆和视觉、媒体和技术等专题进行回顾。

经典理论：译著与对话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和奠基人，斯图亚特·霍尔所起到的引领作用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与威廉斯、霍加特不同的是，霍尔虽然影响巨大，但他的成果罕有独著，多是合著和编著，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尔独著的《文化研究1983：一部理论史》（周敏、程孟利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的出版是2021年度最让人期待的大事之一。1983年，霍尔参加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为时一个多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的解释：限度、前沿、边界”教学研讨会，这本书就是当时8场讲座的讲稿，保留了清晰生动且具有现场感的口语化表述。研讨会的参加者、后来的书稿整理者之一是后来与中国学界渊源颇深的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在书中，霍尔重新思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并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和拉克劳的接合理论，与威廉斯、汤普森的文化主义和列维-施特劳斯、涂尔干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进行对话，深刻而中肯地总结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就，堪称《文化研究：两种范式》（1980）的扩充版和文化研究入门的必读书。接合理论在方法上的策略性和可操作性凸显了霍尔用理论介入现实的明确目的。该书是文化研究生命来路和生存肌理的立体书写，为霍尔和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学界及之后世界范围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文化研究和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用霍尔的话说就是，他信仰的是“不做保证”（WithoutGuarantee）的马克思主义[2]，强调理论的开放性。《文化研究、政治性解读和社会本体论：新左派与马克思〈大纲〉研究》（孔智键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探索的正是霍尔的这一思想脉络。该书通过霍尔的《马克思论方法：读1857年〈导言〉》一文揭示其对阿尔都塞理论的批判性学习和后来转向葛兰西的内驱力，将霍尔和不同国家的新左派知识分子进行比较，超越了我们以往对英国新左派的狭义认知，在不同视角的马克思解读方式下更突出了霍尔立足于英国现实语境对理论的灵活运用。

在霍尔之外，关于伯明翰学派的研究，2021年度也有新的成果。在《文化研究》第43辑（周宪、陶东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中，《理查德·霍加特与文化研究的进路——以〈识字的用途〉为中心》（庞弘）一文重点阐释了霍加特对日常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的语境化研究方法。《伯明翰学派女性文化研究的历史与逻辑》（戴雪红、周丹丹）则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是如何、在哪里“打断并闯入”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其遇到的理论困境对当代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出版了一部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伊险峰、杨樱著，文汇出版社2021年11月），可以与《识字的用途》和《学做工》进行对照阅读。该书借用霍加特和威利斯的理论与方法，刻画出了中国版的“奖学金男孩”肖像，书中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国企下岗、阶级跃升、“东北伤痕文学”等内容让人既熟悉又陌生，呈现出一种“既悲壮又无力，既切肤又旁观的历史感”（罗新语）。

福柯仍然是中国学界2021年度的译介重点，相关著作涵盖其早期知识考古学、中期权力谱系学和晚期的主体伦理学研究。《肉欲的忏悔》（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是《性经验史》的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该书通过早期基督教对肉体与性的观念阐述中世纪性经验及主体伦理的形成。纵观福柯的整个性史脉络可以看出，《肉欲的忏悔》在欲望主体谱系学上成为古希腊罗马到现代的过渡，与前三卷共同构造了西方现代性经验话语体系与自我的主体化方式，也昭示出福柯晚期主体伦理思想的独特价值。作为新译本，《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9月）的特色是术语统一，注释细致，和法文原文匹配度较高。

伴随着“主体”问题的研究，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地的演讲和法兰西课程中重点考察了“说真话”这一概念和实践，他的《自我坦白：福柯1982年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的演讲》（潘培庆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继续深化了《主体解释学》对“说真话”的探讨。无论是理解福柯的晚期思想还是西方的自我反思传统，该书都具有重要意义。法兰西课程系列讲座的陆续出版使理论界对福柯晚期思想的探讨逐渐深入，杜玉生的《福柯晚期主体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梳理了福柯晚期关于主体伦理问题的一系列主张。该书没有把福柯在各个阶段的转向看作是一种断裂，而是通过深入的文本解读让我们看到，福柯晚期所谓的“主体转向”在其思想中一直存在着草蛇灰线的伏笔。此外，《知识意志讲稿》（张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作为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之始，也暗示了福柯20世纪60年代话语的考古学逐渐让位于70年代权力的谱系学。

福柯对微观权力和生命政治的研究着眼于话语、疯癫、精神病院、监狱和“不正常的人”，《规训与惩罚》中的“全景敞视监狱”已经足够让人触目惊心，《监狱的“替代方案”》（柏颖婷、吴樾译，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0月）则通过监狱的废除与替代形式揭示了“监视”在个人生活中的扩散，如同《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纪录片中现代社会大数据操纵下的数字生活一样令人窒息，发人深省。里维耶案件是福柯研究权力的一个典型案例，他参编的《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19世纪的一桩弑亲案》（王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可谓《疯癫与文明》的案例分析版。权力的实施离不开空间、时间、历史等网络，《空间、知识与权力：福柯与地理学》（[英]杰里米·克莱普顿、斯图亚特·埃尔顿编著，莫伟民、周轩宇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是围绕福柯与空间的相遇编选的论文集，不同背景的地理学家对福柯思想的独特运用和发展提供了理解福柯权力问题的新思路。

特里·伊格尔顿是一位思想复杂的高产理论家，《批评与意识形态》（段吉方、穆宝清译，北京出版社2021年9月）是其青年时期的代表性理论著作，该书将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融入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范本。伊格尔顿的神学思想背景在其晚期写作中越发突出，《论牺牲》（林云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就是一个佐证。该书主要阐发了牺牲精神的文化特质流变，是伊格尔顿关于“牺牲”论题的大型文献综述。书中对“替罪羊”的理论挖掘尤其精彩，其集罪恶与无辜、诅咒与神圣、受难与殉道、卑微者与主权者于一体的辩证法充满抽丝剥茧的反转趣味，将牺牲视为从死亡到新主体诞生的必要条件，也使“牺牲”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全新意义。

亚文化：理论反思与新媒介赋权

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王佳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是研究底层抗争形式的著作，该书延续了作者的代表作《弱者的武器》的思路，将农民利用拖税欠税、消极怠工或亚文化形式等作为其日常抗争手段，而且更激进地指出，这种手段是服务于以后公开抵抗的某种前提条件。该书的内在逻辑是戈夫曼的拟剧论和福柯微观权力理论，与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有一定的共通性，同时也能联想到约翰·费斯克的“消费游击”论，为我们观察互联网时代亚文化的“潜隐剧本”及支配与抵抗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资源。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更新了青年亚文化的传播方式和承载形式，其赋权功能也让我们发现商业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亚文化形态的生产者和塑造者，这使得抵抗和收编的二元对立结构不再是亚文化命运的固定描述。《文化研究》第43辑的“新媒介技术与亚文化表征”专题着重讨论了中国网络社会的亚文化现象，其中既有理论的反思，如王敏芝的《走出亚文化理论的迷思——基于数字时代网络亚文化的探讨》对亚文化理论如何与中国现实经验适配的思考；也有《中国有嘻哈》《乐队的夏天》等亚文化网综的个案精彩分析。张建敏的《“阿中哥哥”：一种新政治隐喻的粉丝情感逻辑与文化表征》则考察了主流媒体对粉丝社群“阿中哥哥”政治隐喻的接纳过程，探索了粉丝文化的正面意义；何嘉欣的《选秀里的歌词：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新文本》摆脱了以亚文化风格来彰显身份意义的逻辑，认为亚文化在女性群体中的建构依靠的不是外在符号，而是其“文化内容及其蕴含的价值取向”。以上文章都试图跳脱出伯明翰亚文化理论的“抵抗/收编”模式，体现了媒介时代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多元协商的新型关系结构。

青少年的形象最为复杂多变，在保持着最原始的天真和热血的同时，青少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秩序的约束和改造，而他们使用的文化符号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不同认知。《隐秘的世界：青少年自创文化符号的道德引导》（马川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以青少年的成长发展为锚点，探究了亚文化符号的来源、内容与功能。虽然其目的指向德育教育，但对我国的“腐女”“政治萌化”等现象从符号学、教育学、道德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做了细腻阐述，清晰勾勒出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动荡而丰富的精神面貌。

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对中国的亚文化影响深远。徐靖的《青春燃烧：日本动漫与战后左翼运动》（漓江出版社2021年11月）从政治史的角度解读动漫，这让人眼前一亮。“日本动漫”与“战后左翼运动”在书中并非平行结构，作者更多遵循的是从左翼运动到动漫文化的论述线索，努力建立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让读者看到裹挟于左翼社会运动浪潮中的动漫大师如何在作品中继续保持激情与思考，进而以另一种方式重塑了日本战后社会，该书可谓是动漫领域的《“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小熊英二的名著）。《赛博格人类学：全球研究检视与当代范式转换》（阮云星、梁永佳、高英策等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讨论了日本御宅亚文化中的赛博格，借此追寻御宅族被主流社会污名化的原因，并从“萌”引发的数据库消费行为、对待身体与性的消费观念、社会空间景观的符号化三个方面为御宅族去除污名化，揭示了赛博格对战后日本亚文化的意义，让读者透过日本亚文化的内部差异看到赛博格化的日本社会。

鲜活生长的网络文艺

网络原住民对于时间与空间、真实与虚拟的感知方式形塑了网络文学的新世界。王玉玊的《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3月）和黎杨全的《中国网络文学与虚拟生存体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6月），都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作为明确的对话对象，立足于随网文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经验变迁，让我们看清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新质，即电子游戏逻辑的运用使二者在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架构等方面形成重大区别。具体而言，前者参考东浩纪的“游戏性写实主义”概念，使用“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这一表述突出电子游戏对网络文学创作与接受的深刻影响。在这种数据库创作中，作者还提出“二次元存在主义”这个极具价值的概念来命名“选择服从”与“选择相信”的生存状态，于文本分析中展现出生命体验和理论整合能力的连接。后者的特色是深刻阐释了虚拟生存经验在网络文学中的体现。虚拟生存体验是“数字媒介影响、渗透与改造日常生活后人类生成与内化了的相应心理结构、情绪体验、感知与想象方式”[3]。作者认为，在迎合市场的俗套情节背后，隐藏着网生一代的虚拟经验，由此出发聚焦于“数字媒介—日常生活—网络文学”的三元关系，以“架空”“随身流”“重生”“穿越”“升级模式”这些网络文学实例凸显虚拟生存体验在网络文学中的生成与投射。该书为网络文学在游戏化叙事和快感生产模式下的“新现实”做出了注解，促使研究者超越传统文学的规约去完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

不熟悉网络文学的人习惯于给网文贴上“爽文”或者“小白文”等标签，邵燕君的《网络文学的“新语法”》（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借助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为“爽”和“YY”这两个网络小说的核心快感机制正名，肯定了“爽文学观”的合法性和积极面向。该书还收录了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问题、海外传播现象等网络文学领域前沿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把握网络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野。

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文学性”一直是个热点话题，许苗苗的《网络文学的媒介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3月）把目光投向媒介转型对网络文学的影响上，所谓的“媒介转型”就是从“文学上网”到在线阅读收费，再到以IP为纽带的纸媒、网络、影视等的相互转化和融合。作者的媒介史观值得称道，其对文学“媒介适应性”问题的关注可以联想到亨利·詹金斯关于媒介融合视域下文化生产与流动的分析，该书为网络文学类型化和IP改编的出路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此外，2021年度的网络文学资料库建设也有新的成果，马季的《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网络文学卷》（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1年4月）在百年通俗文学的背景下描绘了网络文学20余年来的发生机制和发展历程。网络文学与商业捆绑在一起的同时，又因其自由抒发的天性与资本产生张力。同系列中石娟的《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市场运作与阅读调查卷》（2020年12月）从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切入来考察网络文学的非文学因素，关注市场运作在通俗文学推广中的作用，针对香港学生开展的网络小说阅读调查问卷也扩展了网络文学研究的地域范围。

短视频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网络文艺研究的热点，《快手人类学》（真实故事计划编，台海出版社2021年9月）将学术概念和平台结合起来，借用人类学家和视频创作者的双重视角，以真实人生故事为理念来映现快手万象，不失为一部开拓之作。不过令人疑惑的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普通人神话”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视频时代的民族志书写”呢？

《文化研究》第44辑（陶东风、周宪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的“新媒介与当代文化”专题透过流量主导的视频内容诊断其背后的社会症候。秦兰珺的《三农Vlog：网络时代农村书写的契机和危机》探讨的是短视频在什么意义上延续和发展了农村书写问题，又是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能为农民赋权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农具；苏展的《观察类真人秀：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看与表演》研究了真人秀节目对日常生活的表演逻辑；马春靓的《抖音手势舞与现代社会的动作退化症》则指出变化多端的手势运动体现了现代人身体运动模式和精神层面的退化。三篇文章对网络视频的媒介赋权问题、真实问题和身体问题，进行了切中肯綮的分析，显露出文化研究锐利的批判锋芒。

空间与城市：日常生活的另一种书写

列斐伏尔的经典著作《空间的生产》首版于1974年，该书是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空间转向”的奠基性文献。《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是该书的前奏，收录了列斐伏尔1970年至1973年的演讲，以空间的“政治性”为统一主题。在列斐伏尔诞辰120周年之际，《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中译本终于出版，这对中国的城市研究和空间文化研究来说实在是一大幸事。列斐伏尔把空间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活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深刻阐述了“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这些极富原创性和争议性的三元空间辩证论思想，并以“具体的抽象”一词隐喻空间的特征，认为空间“在实际上，相当于一整套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4]。

《空间的生产》将空间纳入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一套解码空间隐喻的理论工具，但因其理论的复杂性而不免艰涩难懂，鲁宝的《空间生产的知识：列斐伏尔晚期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是理解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绝佳辅助读本。大卫·哈维的学生尼尔·史密斯在《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刘怀玉、付清松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中延续了列斐伏尔的思考，把“自然”提升到“空间”的层次，认为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生产的具体过程，形成一个有效理解城市空间、资本积累与自然生产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

“空间”为文化研究开启了多种可能性，《文化研究》第43辑的专题“空间理论与文化表征”紧扣“空间转向”，从不同侧面映射“空间”与“文化”交互共生的复杂表征。具体表现为身体、媒介、文化场对当代“文化空间”的重构作用；空间语境中的性别政治；比较视域下的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这些研究不仅是对空间理论的反思，对把握空间转向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也颇多助益。

狄更斯的伦敦、乔伊斯的都柏林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按图索骥，托尔金的中土大陆、乔治·马丁的七大王国召唤着读者进入幻想世界畅快遨游，空间在文学中的铺展使故事定格在地图之上，由此通向无限的叙事可能。詹姆逊的学生罗伯特·塔利的《空间性》（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进一步发挥“认知绘图”的理论，用“文学绘图”表示空间对文学的影响，展现了文学研究中写作空间、阅读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该书的论述简明清晰，对幻想文学中“他性空间”叙事模式的分析也极具批判性和实用性。

“走廊”这个兼具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空间也让人兴趣盎然，罗杰·卢克赫斯特的《走廊简史：从古埃及圣殿到〈闪灵〉》（韩阳译，东方出版社2021年1月）没有局限于狭义的走廊，而是从小说、绘画、游戏及各类影视的视角切入，描述走廊如何从最早的知识交流乌托邦演变成文艺作品中焦虑恐惧等不安情绪的象征，并把这种变化看作现代发展轨迹的独特记录。该书对走廊的分析深入又有趣，使走廊的故事超脱出建筑表象，具有丰富的文化政治学意义。

朱军的《上海文学空间论：忧郁、理想与存在》和《媒介都市论：新媒介文化与空间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针对上海文学和新媒介中的空间展开研究，都把空间理论与文化现象相结合，呈现了都市现代性的不同面孔。前者是空间文学史和情感文学史的结合，延续了波德莱尔忧郁与理想的城市诗学结构，让我们看到在同一个都市空间共存的左翼风骨、新感觉派、现代派的颓废美学如何在上海孕育出抒情传统与革命气节，后者则结合网络文化、消费文化、影像文化以及以迪士尼为代表的后现代都市文化探讨新媒介时代资本筹划下拟态空间的生产。

城市文化是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生长的，研究城市文化就是研究人与城市的关系。谈佳洁的《城市文化视角下消费空间场景化研究——以中国购物中心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把购物中心从单纯的商业发展问题提升到城市文化空间的发展问题，展现了城市文化对居民物质精神需求的满足和市民对城市文化的滋养。两者交相辉映，使该书充满浓厚的人文关怀味道。

“智慧城市”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一种全新理念和模式，其研究一般都集中于技术层面，而《数字世界的智慧城市》（[加]文森特·莫斯可著，徐偲骕译，格致出版社2021年7月）则以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对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技治主义”和“技术崇拜”进行反思，强调在国家政府和科技公司主导的治理之外，是人民促成了城市的真正“智慧”，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关于“智慧城市”的政治经济学。陆兴华的《人类世与平台城市：城市哲学1》（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同样在技术的背景下关注城市发展中人的存在和处境，将城市全球化叠加云计算平台称为“人类世”城市，从城市哲学领域引入一种立体化审视城市未来的方法。

持续发力的性别研究

女性主义依旧是2021年度文化研究的热点。《女性主义有什么用？》（[英]塔比·杰克逊·吉、弗雷亚·罗斯著，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9月）和《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日]上野千鹤子、田房永子著，吕灵芝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9月）是两本女性主义理论的科普著作。前者尝试着把西方各种女性主义经典理论放在一起回应现实问题，尽管这些理论不乏冲突和矛盾，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思考维度；后者是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一书的通俗版，更具体地回忆了日本的妇女解放进程，通过幽默的对谈和传神的漫画，讨论了日本社会的母女关系、育儿等话题。两本书都涵盖了日常生活中众多女性议题的真实困境，在广度、深度和易读性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第二版）》（[美]辛西娅·恩洛著，杨美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剖析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盟过程，这一结盟使得各个领域司空见惯的性别歧视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该书认为：“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资本和武器，而且依赖于控制那些作为象征、消费者、工人和情感安慰者的妇女。”[5]这启发读者可以从性别视角来看待政治和社会现象，时刻记得问一声“女性何在”。

女性主义作家安吉拉·卡特的文化批评著作《萨德式女人：文化史的操练》（曹雷雨、姜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自出版起就引起了广泛热议。该书一反以往女性主义对萨德色情文学的斥责，以敏锐的视角觉察到萨德对现实世界性关系真相的无意识揭示，并使其为女性解放事业服务，该书的探讨尺度相当大。书中令人震惊的观点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性别关系的角度，不能仅看作是反女权的诡辩。

“身体”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美妆的凝视：如何改造身体与构建美丽》（[奥地利]伯娜德·维根斯坦著，张小平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揭露了大众文化对女性身体与外貌的物化过程。该书的出彩之处在于把“美妆的凝视”当作是和“男性的凝视”并驾的暴力来源，认为美妆的循环性与可操作性终将导致身体趋于同质化或标准化，以至于形成对文化、伦理和种族他者性的消除。熊欢的《凡身之造：中国女性健身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以女性健身为契机，分析了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的女性健身过程中的意义生成，口述者的在场性和研究者的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也具有借鉴价值。不过，该书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在男权话语和消费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建构与支配下，女性健身诉求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规训和被消费的呢？

在关于女性身体的论述中，与近现代中国创伤记忆有关的“缠足”一直是个焦点。高彦颐的《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是当前关于缠足文化比较全面的论述，但是该书把缠足当作一种“特权”，这一观点忽视了农村妇女的无声困境，似乎是一种对缠足的浪漫化想象。《年轻的手与被缚的足：追溯中国乡村缠足现象的消逝》（[加]劳拉·宝森、[美]葛希芝著，彭雅琦、张影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3月）聚焦于中国农村缠足女孩，以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打破了性别实践的单一视角，引入了经济因素阐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手足”之间的联系，还关注到废除缠足后女性出门工作的艰难。张小虹的《时尚现代性：民国的时尚风潮和民族想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同样对缠足废除后女性的生存问题投以关切的目光，从“时尚”的角度看待晚清到民国“现代性”与“小脚”的矛盾，这一视角另辟蹊径，跳出了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窠臼。

《闺门的退隐：近代中国性别观念的变迁（1860—1925）》（杨剑利著，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避免了预设的女性立场和线性进步史观，在详尽的史料中抽离出性别和民族话语的矛盾和张力，一段精彩的性别观念研究跃然纸上。《拯救与困惑：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悲剧1905—1949》（周夏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21年6月）则将女性在中国早期电影中的悲剧命运与社会转型期的阵痛联系起来，以银幕上下的女性角色和摄影机前后的职业女性共同作为研究对象，使得这部女性电影的断代史熠熠生辉。

关于男性“阳刚之气”的讨论近年来是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讨论的热潮过去之后，所谓的“男性气质”到底指代什么则让人深思。人类学者大卫·D.吉尔默在《发明男性气概》（孙伟、张苗凤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对全球各个地区有关男性气质的民俗与观念进行了广泛考察，证明“真正的男性气概”来源于社会环境的调适和建构，是为了确保男性为集体利益做贡献的行为准则，这与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的观点殊途同归，极具启发性。然而该书执着于不同文化对男性气概的界定而回避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多流于现象的描述，缺乏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张伯存的《大众文化中的男性气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5月）透过不同时期大众文化中的主导男性气质，分析其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力量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来，同样把男性气质看作历史范畴中的文化产物。这再次提醒我们：性别气质并不是统一连贯和相对不变的身份，而是社会对性别成规的刻板印象。

记忆研究：拯救被淹没的历史

记忆研究本身具有多中心、跨学科的性质，《文化记忆研究指南》（[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在历史学和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媒介研究和文化史等多个学科之间穿针引线，试图推进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记忆研究模式。该书覆盖领域广泛，可以当作快速了解记忆研究具体话题的入门著作，文末的参考书目也为想要深入了解某个专题的读者提供了指引。

记忆研究是《文化研究》集刊常设的专题，《文化研究》第42辑（陶东风、周宪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中，《道歉的机制和力量》（赵静蓉）一文将道歉放到记忆的运行机制中考察其内涵与价值，旨在阐明道歉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道歉者通过记忆的修辞术使道歉产生效果，其对话语的建构暗含了对过去的选择性利用。《记忆的幽灵及其挖掘》（刘亚秋）则用“记忆的幽灵”这一概念指代被压抑在心中的伤痛，并对发掘这类记忆做出有价值的理论探索。

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构成今天记忆研究的基础，但因这个概念模糊不清甚至前后不一致，自提出起就不断遭受质疑，故对其进行反思是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推进。阿莱达·阿斯曼的《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陶东风编译，《文化研究》第42辑）一文对记忆的不同概念做了更加细致明确的辨析，还在此补充论述了记忆的三个维度，可以说是阿斯曼夫妇文化记忆理论的浓缩版。记忆与历史都试图以某种方式将当下的意识与过去的现实连接起来，《历史与记忆》（[英]杰弗里·丘比特著，王晨凤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2月）同样对记忆的各个概念做出释义区分，并关注“历史”和“记忆”的辩证交错涉及的活动和知识形式。记忆理论不同研究路径的内在脉络和互文关系本质上涉及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如何生成，个体记忆在群体中如何面对身份认同的迷思。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过度强调集体层面而存在对个体记忆的忽视，刘亚秋的《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21年3月）则是将集体记忆研究范式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作者基于自身的知青调查和生活经验，以“记忆的微光”和“延迟的弥补”描摹出个体记忆受到压抑并挣扎反抗的状态，同时也没忽视集体对个体精神的提升作用。该书填补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巨大鸿沟的尝试，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二者的关系，思考社会该如何正确处理过去和历史、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进而构建一个道德共同体。

创伤研究作为记忆研究的一种类型，关系着人们如何处理自己的历史经验。凯茜·卡鲁斯作为创伤研究的代表学者，其《创伤：记忆的探索》（陶东风编译，《文化研究》第42辑）是创伤理论的基础文献，主要针对创伤和心理分析及历史分析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赵雪梅的《文学创伤理论：研究对象、范式与方法》（《文化研究》第44辑）则反思了卡鲁斯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范式的经典创伤理论，对文学创伤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也进行了阐述和界定，有助于为国内文学创伤研究提供参考。

在创伤研究个案分析中，《文化研究》第44辑的《罪与耻：日本原爆幸存者的离弃创伤》（陈宜芳），结合日本的“耻”文化，对日本原爆事件引发的幸存者创伤展开论述，极富原创性地指出幸存者的“罪意识”也会带来创伤，探寻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创伤类型和治疗方法，这是对以往从受害者的立场界定创伤者角色的研究模式的突破，丰富和拓展了本土化记忆创伤研究。《〈安妮日记〉在美国的改编研究——以20世纪50年代舞台剧和电影为例》（徐聪）探讨了创伤的社会建构性问题，认为《安妮日记》不同版本的差异呈现了美国隐藏、遗忘和重构犹太大屠杀的国家记忆的过程，提醒当下的人们承担起灾难创伤记忆的责任。《集中营、大屠杀与空间伦理》（吴红涛）则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位置选择与内部构造反思法西斯主义、现代性与生命政治。这些角度新颖的研究无疑为中国本土的记忆和创伤研究做出了重要示范。

纷繁复杂的视觉、媒体与技术

视觉文化通过各种奇观主宰了人们的时间。肖伟胜的《“文化转向”与视觉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6月）把文化转向思潮的诞生追溯到语言学转向，廓清了视觉文化衍生的思想源头，为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支持。

“广告”是视觉文化和媒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何利用图像和语言实现了对我们日常生活和思想的渗透？如若了解这一点，就会对消费社会的陷阱多一些警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朱迪斯·威廉森的《解码广告：广告的意识形态与含义》（马非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是广告研究的经典著作，该书把结构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相结合，引用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深入肌理地剖析了广告体系的整个运作方式及意识形态功能。作者构建的广告理论兼具批判性和可操作性，应用到其他视觉文化的意识形态结构分析中也未尝不可。“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系列的《广告的形象构建：商业中的语言与视觉符码》（[美]费恩·L.约翰逊著，庞惠莲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延续了广告的符号学研究，可以说是对前书的致敬。两书都通过鲜活的案例探究广告对人产生吸引力的原因，前者注重广告背后的话语构建技巧，关注“广告的意识形态与含义”；后者关注的问题更具体，比如“香烟广告传播的种族主义形象”等，对网络时代广告的技术和形式风格也有所涉及，二者共同撕破了消费主义的遮羞布。

屏幕拓展了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也造就了这个对注意力强取豪夺、竭泽而渔的时代。巴西媒介理论家威廉·弗卢塞尔创作于1985年的《技术图像的宇宙》（李一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对现代图像社会有着超前的预见性，该书承接前作《摄影哲学的思考》，采用媒介考古学的方法对当代技术图像与传统图像之间的根本差异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并指出“人与技术图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是未来文化批评的核心”[6]。这对文化研究来说，既是一种预言，又是一种警示。

诺姆·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必要的幻觉：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王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由他在1988年的系列讲座结集而成。该书以美国大型媒体为例，剖析了美国所信奉的民主的虚伪性。作者犀利地揭露出美国政府和媒体借助宣传手段欺骗大众的真相，其中知识分子在制造幻觉中扮演的角色尤其值得担忧和警惕。三十多年前的讨论迁移到当今美国语境下仍然有效。

“身体”在威廉·吉布森、唐娜·哈拉维、凯瑟琳·海尔斯等学者的著作中已经被语境化。从各类人体改造技术到文学和电影中人机融合的赛博格想象，《金属与肉体：技术如何接管人类进化》（[加]奥利维耶·迪安斯著，朱光玮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一书用诗意的语言和炽热的情感探索了生物体与技术、文化碰撞产生的新世界，认为身体的轮廓和界限将变得含混模糊而成为“文化表征”，这种指向身体开放性的观点体现了现代人面临的根本性焦虑。《赛博格人类学》以跨学科和跨语言的方法呈现了全球不同区域对“赛博格”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总结出“技术取向”与“本体论取向”两种赛博格研究路径，为我们用赛博格理论处理文化现象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技术是天使还是恶魔？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吗？技术的飞速发展滋生出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各种概念，人文主义价值观因科技进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刘永谋在《技术的反叛》（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中以鲜活犀利的笔触描摹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相爱相杀的关系，思考如何避免技术的反叛。《情感经济：人工智能、颠覆性变革与人类未来》（[美]罗兰·T.拉斯特、黄明蕙著，彭相珍译，中译出版社2022年1月）则提出“情感经济”这个富有创见性的概念预测——在未来，人工智能将主要承担思维工作，人类则负责情感工作。然而这不禁让人深思：当人工智能同样具备情感的“奇点”到来时，人类将如何自处呢？

安德森曾经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tjaji angin’，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7]这段话揭示了文化研究所需要的介入现实的勇气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对中国学者来说，只有走出舒适圈，时刻“等风”来，勇敢地“追风”，才能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思考文化研究的路径与使命，才能使文化研究拥有面对未来世界的精神力量。

[本文是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网络小说的现实品格研究”（20WXA003）的阶段成果。]

注释：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M].徐德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20.

[2]Stuart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M].London andNew York:Routledge,1996:pp.25-47.

[3]黎杨全.中国网络文学与虚拟生存体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29.

[4][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514.

[5][美]辛西娅·恩洛.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第二版）[M].杨美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

[6][巴西]威廉·弗卢塞尔.技术图像的宇宙[M].李一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34.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M].徐德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04-205.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03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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