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4月，我们推送过一篇文章《强制报告，为了我们的孩子》，介绍了一条刚刚被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度——强制报告制度。
这是一条很好的制度，它的推出，和很多人的勇气、智慧和努力有关。今天，我们分享这篇报道的幕后故事，也是希望提出一个重要的事实——知道它的人还是不够多。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强制报告制度值得一再重申。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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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段时间，只要你看新闻，就很难不为儿童的处境忧心。
6月28日，四川筠连县公安局接到报警，一位家长称，自己的女儿被一位44岁的成年人性侵。警方审理后才发现，此人并非初犯——他已经以欺骗的手段，猥亵和性侵了5名未成年人，但直到这一天才被发现。
7月5日，一位网友举报，在山东临沂，有人强迫未成年少女有偿陪侍。事发后，郯城公安已经刑事拘留5名嫌疑人。
这样的事情令人焦虑、忧心，是因为，每一天，世界上都在发生对未成年人的侵害，尤其是性侵害。又因为太过隐蔽，且施害者和受害者的位置如此不对等，很难被发现。
在今年4月，我们推送过一篇文章《强制报告，为了我们的孩子》，介绍了一条刚刚被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度——强制报告制度。它诞生于检察系统，制定这条制度的初衷，是保护更多的孩子免受侵害，发现更多案件，它规定：学校、医院、儿童福利机构、宾馆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必须向公安机关报案，不报告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受到处罚。
这项制度从2020年5月在全国推行，到2022年4月，实施近两年时间，全国一共收到了超过1600次报告。
去年秋天，我们注意到这个制度，随后的半年，我们到了最高决策机构最高人民检察院采访，也到了山东和浙江，想看看这个制度在基层起到了怎样的效果。但不管到哪里，都听到一个类似的结论——检察官们发现，强制报告制度保护的，往往不是那些生活在健全家庭里、被好好爱着的孩子，而是那些缺少关爱、照护和陪伴的孩子。这就像是一种拔河，一些人想着用什么办法把孩子们拉回来，但还有一群人，瞄准同一群孩子们，想把她们带入深渊。
现在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知道它的人还是不够多。在今年的一次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第九检察厅，是专司未成年人检察的部门）提到了一组数字：在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诉60553人。而平均每年，强制报告能上报的案件不过1000件。也就是说，强制报告能发现的，可能只是严酷现实中的冰山一角。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强制报告制度是如此重要，值得一再重申。
采访中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事：针对未成年人的侵害中，性侵害的比例太高。去年冬天，和我们见面时，某省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从包里抽出了一沓资料，那是她所在的省强制报告上报的所有案件，一共100多件。她一条条念出来：小学教师对学生的猥亵、继父对女儿的性侵、医院保安对未成年病人的猥亵、国际学校教师的性侵……除了零星的遗弃、拐卖、打架斗殴之外，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性侵害案件。
这个省份的状况，也是未成年人侵害的一个典型图景。同样是在那场发布会上，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还披露了一个数字：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诉，一共是60553人，其中对性侵犯罪提起公诉27851人。也就是说，几乎每两起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里，就有一起是性侵。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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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从强制报告这篇报道说开去，讨论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一些探索。
我最开始注意到强制报告制度，是在2021年9月，当时是读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则短消息，这篇报道提到，山西省晋中市某所小学的副校长和安保主任受到了处分，原因是当他们发现一名学生被家暴时，保持沉默，导致学生最后被父亲和祖母家暴致死。说出来，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义务——当时强制报告制度已经出台，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
读完这篇文章，我马上把它发给了编辑。它让我想起好几年前，我曾经很想做的一个选题。
那是2016年，浙江慈溪出现过一个革命性的制度——由慈溪市检察院牵头，当地公检法联合出台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这份《办法》规定，曾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在刑满释放或假释、缓刑期间，慈溪将在公检法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公示他们的信息，方便公众查询，防止更多未成年人受害。
不久后，慈溪真的公布了一位性侵者的信息。这位罪犯叫毛万根，生于1958年。他有多条性侵犯罪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年，他因犯流氓罪被判刑；1992年，又因奸淫妇女罪被判刑12年；2009年，他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刑6年；到了2016年，再次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刑两年。
这样一个一生都在性侵犯罪的人，社会危害太高，有再犯的可能。慈溪检察院和法院的官网公布了他的照片、户籍地址以及罪名和刑期。
慈溪的检察官说，他们制定这个政策时，参考过美国的「梅根法案」——1994年，美国新泽西州的7岁女孩梅根·康卡被邻居强奸并杀害，但案发前，社区里没人知道此人曾两次因性侵儿童被判刑。这个案件太惨痛，让新泽西州在89天后就订立了「梅根法案」，规定性侵犯假释或刑满出狱后，要向警方登记住所，同时告知社区居民。
但当时我好奇的是，慈溪这个政策是如何出台的，它怎么考虑信息公开的程度，这样的政策是否适合中国的土壤，我们准备好了吗，这种公示是否能真正避免性侵再次发生，以及性侵者出狱后，这种公示又将怎么影响他的生活。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想政策已经发酵了一阵子，可能生长出了一些故事或问题，是时候去做报道了。但当我打算去慈溪采访时，发现这个制度已经暂停了，毛万根是唯一一例——根据当时的一些报道，性侵公示叫停的原因主要是「隐私权之争」，一些专家认为，公示也侵犯了性侵者的隐私。
有时候，一个制度的出台，也要等到一个社会真正做好准备。现在慈溪市的检察院、法院官网上，「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这一栏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内容已经是一片空白。
于是，这个选题只能是暂时搁置了，但之后几年，它依然还留在我的未完成选题单上，还是会常常想起这件事，我也一直在关注，司法系统又有什么样的政策和变化。
后来这几年，确实出现了很多新制度。其中一个更合宜的制度就是「入职查询制度」——所有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单位，尤其是学校，在招聘工作人员时，要向检察机关提出查询申请。如果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予录用。这个制度已经在全国推行了几年。
比起性侵公示制度，入职查询制度没那么石破天惊，但起到了兜底的作用，是一道实实在在的防线。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会意识到，检察系统还是一直在探索，探索什么样的方法更好，更妥帖有效。这当然是非常值得报道的，只是我需要一个切口，需要一个故事，更好地切入这个大的图景。
这样一等就是三四年，直到2021年，看到「强制报告制度」的故事。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终于可以写了。
强制报告制度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制度，也就意味着从慈溪试水的性侵公示起，几年过去，检察系统的探索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故事也足够丰厚，关注这个制度，其实也是在关注一个国家如何探索保护自己的儿童；强制报告比起入职查询，更贴近所有公民，不只是关于某个行业，而是涉及所有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另外，那些没有遵守强制报告制度的人，的确受到了处罚，这也意味着这个制度不是空谈，已经有了生命力。
这些内容有意义，也很充分，可以构成一篇报道。于是我在去年10月联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12月，采访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厅的副厅长李峰。随后两个月，完成了在浙江和山东的采访。在今年3月，完成了稿件。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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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月的采访里，我见到了很多检察官，很多细节无法一一呈现。但其中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在检察系统，或者说所有类似的系统里，是有很多能人存在的，他们有能力，也愿意做事，但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实现制度上的革新，或许更需要的是系统的「向前一步」。
比如在杭州萧山，我见到了起草强制报告制度第一份草案的检察官张功。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讲起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成就感——这种案件，双方力量悬殊，嫌疑人基本都不会承认；其次，案发地点隐蔽；另外，也很难第一时间固定DNA等证据。几乎每年，他都会遇到两三起案件，公安部门确实立案了，但因为证据较弱，介于捕和不捕之间、起诉和不起诉之间。这种案件他都不会放过，「只要我内心确认这件事是他做的，我要穷尽一切手段，让公安部门给我补这个证据，那个证据，每年都有两三起，经过我们的努力，让嫌疑人得到重判。」
他向我们仔细介绍了两起案件，一起是家族中的男性长辈猥亵小女孩；一起是继父给继女奶茶中下药，并偷拍她洗澡。他穷尽办法去获得证据，找小区监控，查药店购买记录，说这些时，他的逻辑缜密，语速极快。
但他同样也提到，最近几年的一些知名案件，当时不管是社会公众还是检察系统，都觉得判得太轻。这类案件有这样的结果，更多是系统性的原因。
再比如，就拿强制报告制度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医生和教师群体是否真正被动员。在部门合作层面也是一样，检察院想做这件事，还要靠卫健委、医管局和教育局的配合。配合是否默契，也会影响最后的结果。
说回当年的性侵公示，在浙江慈溪试水之后，江苏淮阴也曾短暂地尝试过一段时间。
淮阴区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曾经接受过《南方周末》的采访，当时他谈到，淮阴区想做性侵公示，是因为当地的严峻现实——2014年和2015年，淮阴区检察院曾向上级提交报告，反映农村留守儿童性侵犯罪呈现增长趋势，农村空巢老人性侵害未成年人情况比较严重。很快，2017年，淮阴区发生了9起性侵女童案件，犯罪人员都是六十多岁，有几起是重复犯罪。其中有一起是邻居强奸女孩，担心被揭发，最后将其杀害，手段极其残忍。还有一起是学校的保安反复强奸女孩，致其怀孕生子。
当时淮阴区想要公布四个犯罪人员的信息，他们都是累犯，有人是第三次性侵未成年人，有人是利用送外卖之机，多次猥亵未成年人。淮阴区的那位检察官说，「如果向社会公开这个人的信息，大家都对他有所防范，后面的案件也就不会再发生了。」信息公开，对犯罪人员是一种震慑，对犯罪也是一种预防。
但后来，江苏省检察院看到关于隐私权的争议，也觉得公开工作应该更谨慎。淮阴区准备公开的四人信息暂缓了，当然，最后就没有公开。
这些例子都可以证明，在国内，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些探索，往往是缓慢而审慎的。但可以讨论的是，公众利益特别是儿童的利益，与罪犯隐私权之间的平衡。这个问题，并非只有我们需要面对，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上不同国家在这个天平面前，做出的选择不同。他山之石，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从整体上来说，性罪犯登记制度，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韩国等国家都已建立。
具体来看，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例子，韩国《素媛》案的原型，性侵者赵斗顺在2020年12月出狱。韩国法院裁定，他在7年内被禁止夜间（晚上9点到次日6点）外出，禁止出入幼儿园、小学、初中和游乐场等场所，禁止在200米之内接近受害者。在他出狱前，韩国警方就在他住所半径的1公里内，设置了监控和防范哨所。韩国法务部还有专门的职员，每天会访问赵斗顺的住所3次以上。平均每月，韩国政府要对他进行120次监督，包括20次面对面指导和100次行动观察。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12日，韩国首尔，电影《素媛》原型凶手赵斗顺出狱。图源人民视觉
在美国，各个州的执法尺度也不同。在佛罗里达州，性侵未满12岁儿童的罪犯，必须处以最低25年的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也需要终身佩戴电子脚镣，且不得接近任何儿童活动场所。而一些人权组织，会更推崇明尼苏达州的做法——他们将性侵者分类，罪行比较轻微的，只有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掌握他的信息；如果罪行比较严重的，则会告知他居住地的社区、学校、托育机构和医疗机构。
在对隐私权更在意的英国，采取的是保守一些的披露方式——性犯罪者要定期向政府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工作地点、家庭住址等等。但英国的性侵者名册不公开，公众只可以看到区域性侵者的人数。在某些地区，家长可以对那些可能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接近儿童的人，进行背景确认。这和我们的入职查询制度逻辑相似。
而看似更激进的化学阉割，其实也已经在多个国家入法。就在这个月上旬，泰国上议院批准了《防止性犯罪和暴力犯罪法》，允许性犯罪者自愿选择化学阉割来换取减刑。在欧美，化学阉割已经有十多年历史，它作为强制判决，或是减少刑期的方式，已经逐渐被社会接受。
是否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对待性侵害罪犯，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需要反复讨论，或许有几个原因——性侵犯罪，侵害最没有防范能力的未成年人，是最不能容忍的一种犯罪；而且性犯罪成瘾性极高，美国司法部的统计表明，性侵者出狱3年后再犯案的几率，是其他类型犯罪的4倍，司法体系必须要有严厉的措施，要有所作为。
海南大学的法学教授王琳，在慈溪试水「性侵公示」制度之后，在《检察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写道，他曾在大学课堂上组织同学们讨论过梅根法案。「当时我对全班37位同学进行了一个小调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开有性侵前科者的个人信息，你是赞同、反对还是无所谓？调查结果有接近九成的同学不赞同公开，认为这样将不利于犯罪人员回归社会。当我问到第二个问题，你是否能接受一位有性侵前科者搬到你家隔壁而不报告，当地有关部门也不主动公开？结果所有的女生都表示不能接受，男生中也只有两位表示无所谓。」
如何在这种艰难的平衡之间，找到一些解决方法，让我们的孩子得到更好的保护，这种努力永无止息。
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对公共政策的关注始终是重要的。通过一篇篇这样的报道，微观上我们会知道某个政策是怎样诞生的；再深一些，会看到政府的决策过程，是什么促使它做了这个决策，关键人物能在决策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实施过程中又会遇到什么阻碍，有哪些意外，一个政策的消亡又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理解了这个过程，实际上就理解了当下在发生的无数事情，它们是以相同的逻辑运转的。透过这个过程，我们也会越来越清晰，我们所期盼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图源电影《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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