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翟永明创办于1998年的白夜酒吧,是成都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今年7月,受到疫情影响,白夜宽窄巷子店关闭,全部活动转至芳华街的新白夜。
白夜承载了一代人的生活和精神寄托,也让诗人翟永明拥有了一个现实身份——酒吧老板。如今,翟永明选择远离纷扰,很少介入酒吧的经营,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白夜宽窄巷子闭店,对她来说是个解脱。更年轻的人主理着白夜,并试图与年轻一代对话。但在网红经济和流量大潮下,那个属于诗歌的时代已经远去了。

成都的“左岸”
2022年7月,成都市高新区芳华街28号,一个崭新的、白盒子一般的二层建筑端坐落在两幢住宅楼之间,这是白夜的一家分店,于2021年开业。
白天这里是咖啡馆,透过正面的玻璃墙,能看到里面纯白的墙壁和空旷的走廊。晚上,打开桌上和吧台的底灯,这里是一间酒吧,人的讲话声和音乐声在空间里流淌。等门口那块散着白光、写着“白夜”的招牌灭了,它便全然融进黑夜里了。
作为成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创立自1998年的白夜凝聚起了一批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的艺术家、诗人,见证并推动了诗歌在中国的传播。艺术家在白夜聚会,诗人在这里留下诗篇,白夜早已成为一张浪漫的文化名片,理想的精神寄托。人们称这里为成都的“左岸”。
今年年初,受到疫情影响,加之房租上涨,白夜最终决定关闭位于宽窄巷子的老店,由芳华街的新白夜接续老店的活动。
新白夜周边都是居民楼,从商区搬到社区,白夜面临全新的考验。投诉纷至沓来,两侧楼里的老年人抱怨,泛白光的招牌侵扰了他们晚上九点上床睡觉的安宁。为了融入社区,新白夜取消了音乐演奏、独立电影的放映,改放《奇迹.笨小孩》《钢的琴》等影片。
芳华街的新白夜
7月的晚上,98年的调酒师站在新白夜的环形吧台里面,调制了一杯“里尔克”。橙红色的酒精上漂浮着一块干柠檬,“里尔克”浓度不高,入口一股浅浅的、清爽的酸味。
“里尔克有首诗叫《秋日》,这就是根据那个调的。”调酒师解释,里尔克是奥地利人,但一直用德语写作,他就用产自德国的金酒做基酒。
把对诗的感受转化成味觉,再借酒精表达出来。“你是在用酒写诗呐”,我说。
“我一直觉得调酒是一种创作。”他举一杯调制的新酒递给坐在吧台的熟客,叫他尝尝。
白夜玉林西路店,这里是白夜的起点 摄影:张洁琼
白夜的老板是翟永明,她是一个诗人,她还办过摄影展,为年轻的艺术家做策展,为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当编剧。她年轻时酒量好极了,什么酒都能喝。现在只喝低度数的鸡尾酒。她在《以白夜为坐标》一书中记录了2000年初老白夜的酒单。每一款酒都有一个故事。她的女性朋友们,遭遇情感问题时便喝“血腥玫瑰”,更糟糕的情感问题时就喝“B52轰炸机”,烈酒是发泄情绪的良药。
如今,酒客已经不再来白夜发泄情绪了。血腥玫瑰只有少许懂酒的内行人士才会选择,轰炸机成了“夜店酒”,从白夜的酒单上剔除。酒吧里最戏剧性的事情不过是一个人在洗手间吐得满地都是。酒吧总是最先被警惕的那个。去年以来,成都疫情反复,第一波暂停营业的便是酒吧。
不久前,翟永明来新白夜参加活动。她很少来白夜了,只有在店里举办讲座或重要活动时才会出现,而且通常是提前半小时或者十分钟到达。那天,她在吧台管调酒师点了杯“里尔克”,正等待着,她突然问:“听说你也喜欢文学,那你写诗吗?”
调酒师回:“几乎不。”
翟永明笑了笑,她习以为常。年轻员工们来了又走,总是做不长久。她一直希望员工能对白夜建立起认同感。接着,两人再次陷入沉默。
新白夜的主理人谭静,今年33岁,毕业后进入白夜,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年。最初她只是做一些出纳相关的杂事,在宽窄巷子,她组织活动,接待诗人,写公众号推文,最终负责一个新店。新白夜最初是一块坑地,看着这里从无到有,她找到了满足感。她用十年与翟永明达成了共识:审美很重要,但需要平衡;生意和内容一定要分开。

最后一夜
7月3日是白夜在成都宽窄巷子的最后一天,他们只是提前在网上发了条推送。推送里写:“七月已至,即将划下句点,但不与朋友说再见。”
大家都赶着在晚上来送别,一波又一波,前后差不多一百五十多人,院子里坐得很满,店里的藤椅、折叠椅、木椅都不够用了。送别就是喝酒、寒暄、不要伤感,“像周年庆一样”。有朋友叫翟永明上去跟大家讲两句。她回:“说啥啊,有啥可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白夜宽窄巷子,闭店后十天,这里正在清退。摄影:张洁琼
关店之后,有待清理的招牌和杂物。 摄影:张洁琼
2007年秋天,翟永明租下这间三百多平米的院落,左有一小小亭阁,右有一道老墙,院中还有两颗枇杷树。当时,政府改造老街区,宽窄巷子刚被规划为特色商业街。街道邀请了不少艺术家入驻。除翟永明以外,还有设计师、作家入驻。白夜从玉林西路搬到这儿,开始拥抱商业和市场。
2015年,香港国际诗歌节,北岛来到白夜,和来自中国台湾、以色列、日本、美国的四位诗人一起朗诵诗歌。台下的座位不够,人贴着墙站,门外也是想进来的人,隔着玻璃墙眼巴巴看着屋内。一个女孩爬上墙,试图翻进来。白夜的员工跟她说,你要能翻过来,就让你进来。她真的翻进来了。
这道玻璃墙安装于2008年,它将白夜与热闹嘈杂的商区隔开,屏蔽了街上的拉客声和川剧的敲锣打鼓声。2019年,店租上涨,店长胥明亮提议把墙拆了,不然外界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白夜”是什么。翟永明花了很久的时间下定决心拆掉墙,那意味着更直接地将白夜暴露,用宁静换取客流量。
2016年,宽窄巷子成为网红景点以后,客流量大涨。流量为白夜带来了营收上的增长,那是白夜酒吧赚得最好的几年。游客总是挤满整条巷子,举步不前。有一天翟永明来参加活动,死活挤不进去,她有幽闭恐惧症,身处人群中令她感到不安,她反应过来,怎么宽窄巷子变成了这样?在感受外部环境的变化上,她有时很迟钝。
那时候起,白夜便不会在“五一”、“国庆”假期安排文化活动了。老朋友们日常也几乎不来白夜喝酒了,人群阻扼了他们来此的欲望。谭静一直在店里办公。游客多了,不停有人进店询问打探,她白天根本做不了文字工作,只能做那些不用动脑的机械型工作。
白夜一直想做爵士乐演奏会,员工们买来音响、调音台,低价收了一个架子鼓,摆在小舞台上。可景区的游客,没有人听爵士乐,他们青睐的是《成都》。架子鼓放在舞台上,没人敲过它。
“我不太会做生意,我现在都懂了,但是让我做我还是不行,在最高点的时候,就得要离开。”翟永明说。
宽窄巷子店,宽窄巷子32号 摄影:张洁琼
白夜最后一晚,朋友们拉着翟永明合影。她努力配合,把自己当“人肉背景板”。她一直对镜头对准自己有所恐惧。摄影师周嘉宾在白夜拍了两年的照片,他一直想拍出白夜的艺术家们满面笑容的单人照。他用镜头观察他们:何多苓总笑,表情最自然;建筑师刘家琨,虽然严肃,有时候瞪眼,但也生动。而面对翟永明,想拍到满意的单人照太难了。当翟永明发现镜头对准她一个人时,她会相当地敏感警惕。
“翟老师以前那些照片,肯定都是她的朋友拍的,她在朋友中间不一样。”周嘉宾说。
翟永明没停下来过,来的大都是她的朋友,她来回走动,挨个跟朋友打招呼,向他们解释白夜闭店的原因。她讲,本来就想搬了,没下定决心,现在租金涨了一半,就干脆搬走了。有朋友宽慰翟永明:“早就该关了。”
白夜一直是收支相抵的状况。用酒水来供养整个店的支出,一场活动包括嘉宾的差旅费、灯光音响租赁费、给嘉宾的费用。疫情以来,宽窄巷子成空巷子,酒水卖不出去,活动也受到种种限制,宽窄巷子的不少酒吧都撤离了,而白夜花了两年才撤出这里。
翟永明有意弱化关店的意味,“现在的人你知道的,都是比较浮躁,你一说关了他以为你彻底关了,新白夜的人就跟我说,千万不要说关店。”
宽窄巷店开张第二个月时,碰上汶川大地震,成都也余震不断,翟永明每天守在店里,一个游客也没有,她依旧守着。一个吧员想要离开,走之前他跟她说,他每天站在街上看,巷子那头没人,这头也没人,店要做不下去了。翟永明要留下,“有朋友还是经常要来,还有活动想做,而且房租也没那么贵。”等了三个月,宽窄巷子才开始有本地游客光顾,又等了三年,才恢复生机。
白夜一贯的理念是往积极的方向去想。“其实白夜这么多年,肯定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最后总有解决办法......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很快就恢复。白夜如果当时就退出了宽窄,没有完全衔接好,那其实也不重要的,它总会有一个新的空间,白夜肯定会继续一直存在。”白夜宽窄巷子店的店长胥明亮说。他四十多岁,讲话真挚但谨慎,从2008年起就来到白夜工作,是宽窄巷子店的店长。

进取与反抗
翟永明从祖辈的故事那里得出一个朴素的启迪:钱,是留不住的。她的外公,事业兴旺时,在成都拥有一条街的铺面,病逝时,所有的财产被族长用一口镶珍珠的高级香檀木棺材给置换了,什么都没给家人留下。
她的父亲,是一个财务会计,但爱好文学。在特殊年代,床下藏了几本书,那几本书成为了她和哥哥姐姐们的文学启蒙,她成为了诗人,大姐成为了编剧。他一直坚持工作,等到退休以后,开始自由公开地写作。
翟永明从小受家人影响,她经常看姐姐写在笔记本上,模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习作。她的表哥职业是报纸编辑,也写诗。1976年,翟永明上大学,学习激光专业。她在大学里写诗,只是一种纯粹的消遣。直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成都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她才进入到有意识地写作阶段。
翟永明的写作需要外部现实的刺激。早期,她写的都是与亲情相关的抒情之作。1983年,工作的不如意以及与家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让她陷入低迷。在这期间,她写出《女人》组诗,当时诗刊的主流都是追忆童年的感伤之作。迫于环境,《女人》无法发表,翟永明用物理所的油墨,给自己印刷了20本《女人》,它们最初只在朋友之间流转。1986年,《女人》在《诗歌报》上刊发,并令翟永明在诗歌圈里名声大噪。
文学引领她找到了一个共同体。当时,成都从边缘到中心不过几公里,活动范围小,人口流动被限制,文学艺术的爱好者们总是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翟永明也乐于把她在物理所的单间宿舍提供给朋友聚会,等她下班时,宿舍里已经坐满了人。
随着诗人身份的确立,她与“单位”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她本就厌倦了枯燥的工作模式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她的穿着打扮、同社会闲散人员的交往也令单位感到不满。她决心辞职。她说:“八十年代的时候一切都比较容易,像我这个个性,我说走就走了。”
辞去体制内的工作以后,翟永明四处打零工,她不再能接受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了。她去美国呆了一年半,写不出东西,回到成都,她开始主动寻找一种生活方式。她给自己划定了一个界限,要保证自己能够写作。这要求她在现实中寻找出路,又要同现实保持距离,以免被琐碎的生活淹没。
书店太遁世,餐馆太琐碎,最终她选择了开一间酒吧。
1998年冬天,翟永明路过家附近的一个大门紧锁的服装店,在一个丁字路口,向前是玉林西路,通向宽阔的马路,右边是一条小街,两边居民楼林立。她只考虑了一分钟,就从卷帘门上揭下了招租广告。她决定盘下这家店。
翟永明和朋友们
1999年,翟永明在白夜
90年代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事业心强、有冒险精神的朋友都去北京、上海了,剩下的大都是些与进取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迷茫者。“白夜”是一个进取与反抗的时代产物。它一面契合了90年代下海创业的浪潮,另一面,在公共空间都是茶馆、餐厅的成都,酒吧是一个新鲜的词语,白夜的设计又颇有反叛和挑衅的色彩。
建筑设计师刘家琨用锡铁敲了块招牌,中间制造一种剥落的视觉感,露出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巴希利科夫的肖像——一个裸着上半身的男人,昂着脑袋,一脸陶醉。在白夜的经营上,则发挥了翟永明注重实用的性格。六十平方米的酒吧,她塞进了一个书店和一个卖首饰的柜台。

拥有一个现实身份
宽窄巷子店关门十天后,我在翟永明家附近的一个茶室见到了她,这是一家室内面积五百多平的茶室,位于新城区,几年前翟永明从市中心搬到了这里。她习惯住在成都边缘,80年代在研究所里住宿舍,旁边是田野,现在那里成了一环。1998年,她和何多苓住在玉林路,也是边缘,现在是二环。2009年,她搬去世纪城附近,又到了边缘,在绕城高速外。
坐在茶室的翟永明有种如释重负后的轻松。茶室的店员走过来提醒她,茶室要闭店了。她看看手机,时间是晚上10点刚过。她打趣说:“你们老板还说要在这里开个酒吧,开酒吧闭店时间这么早,先把时间延长到12点再说。”
在涉及钱的事情上,翟永明几乎没赚过。去年,老白夜位于玉林西路的店面空了出来,这里诞生了最早也最令人怀念的白夜,但在2013年因房租到期而闭店。翟永明立刻重新租下了这家店面,事后细想,房东一定看出了她很想要,她连租金也没商议一下。
这次重新开业,招牌上裸着上半身的男人换成了何多苓的画《第三代人》。《第三代人》由画家何多苓和艾轩在1984年共同绘制,画中人有翟永明、建筑家刘家琨、画家周春芽、张晓刚。
回归前,白夜的几个股东一起商量招牌,大家都认可将《第三代人》直接印在招牌上,有纪念意义。翟永明不赞成,她不想让自己的画像高挂在此,被街区走过的陌生人凝视。最后大家商量出一个办法,将《第三代人》里的人模糊化,打上马赛克,再挂起来。
玉林路的白夜像一个“第三代人”纪念馆。招牌是那幅画,沙发背后也挂着“第三代人”复制品。还有诗人们赠送给翟永明的手稿、剪报。曾经的老白夜因为局促而离开,现在,这里显得空荡。书柜没有了,书没有了,桌上放着七八本翟永明的书和诗集。靠墙有一张投影,有一个女孩对着麦克风弹唱,唱了半小时,她便背起吉他,匆忙离去。
1998年的白夜
2021年回归后的白夜。摄影:张洁琼
这些年,翟永明一直坚持稳定的创作量。她有固定的写作时间,鲜少在公共场合写作。写作是她最私密的生活。1998年开办白夜酒吧之前,她写出了《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等作品,诗风较之以前大变,语言硬朗,不仅接了地气,也调动和打开了自己。她尝试写散文和随笔,以白夜为题先后出版了《白夜谭》和《以白夜为坐标》。
翟永明的朋友、作家何小竹说:“白夜酒吧的经营,让作为诗人的翟永明有了一个现实的身份。这个身份促使(甚至逼迫)她不能置身事外。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局、文化局、卫生防疫站、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这些部门,作为诗人可以回避,但作为酒吧经营者,却绝对无法回避。”
最近几年,翟永明很少去白夜了,只在活动和朋友聚会上才会出现。她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新一本诗集《全沉浸末日脚本》聚焦于宇宙引发的哲思上,诗人韩东评价:“近年来翟永明的写作更加孤绝、我行我素,远离纷扰已深入到某种难测之境。”
她说,她预备退休了,慢慢放手,把白夜交给年轻人去经营,她想把时间都拿来写作,就像她父亲退休之后的生活。

“济州岛风”
这几天,新白夜下午几乎没什么人,有一对情侣在办公。女孩的笔记本电脑页面是“钟薛高丝绒可可口味”的海报。我在白夜的那几天,每天都能看到妆容精致、相伴而来的小红书博主,在门口拍照。
还有四个女人在开会,7月末,她们将在新白夜举办一个新装发布会,商议届时KOL和网红如何排座位,入口处的栅栏需要多宽,如何将一幅美国油画印在衣服吊牌上。她们说,想呈现美。
视觉文化已经渗入成都的生活。去年,新白夜开张没多久,一个小红书博主发了几张白夜的照片,那之后的两三个月,白夜成为了网红打卡点。一时间,白夜被刷到了大众点评热门榜的第一名,咖啡成了店里的主要收入。
新白夜,纯白的墙面,极简的风格,里面的家具摆设也都以黑白配色为主。吸引拍照爱好者来此。小红书上,网友们称之为“济州岛风”。
白夜的设计师,新白夜主理人阎星觉得,白夜的美学符合何多苓和翟永明一直以来的审美。“何多苓喜欢灰调和极简的风格。”
整面玻璃墙是一种主动的敞开和展示:老白夜临街的落地窗,宽窄巷子店的玻璃书房。玻璃是需要维护的,宽窄巷子店的玻璃,每年都要清洁,时间久了,玻璃之间的缝隙漏雨,暴雨时如室内瀑布一般。
新白夜。摄影:张洁琼
何多苓是白夜绕不开的人,他参与创办了白夜,新白夜的设计出自他的指导。他告诉建筑师团队,白夜作为环境的外来者,要主动放低姿态,放低自身的各种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与社区共生。
阎星小时候跟何多苓学过一段时间画画,深受何多苓的影响。她大学学的动画,毕业后去了成都一家杂志工作。翟永明鼓励她做海报,翟永明的方法是润物细无声的,她从不提要求,但会发国外好看的海报给阎星看。而何多苓看阎星的设计,会精确地指出海报上多出的一道线。
翟永明和何多苓跟阎星传达了一个理念,海报首要的是传递信息,其次是美。这是她未能从翟永明、何多苓身上继承的,她总是过分在意视觉,而忽略内容。何多苓推崇实用性带来的美。在《十三邀》里,何多苓说,兵器的美最大限度体现了自然的美,因为它绝对实用,不增加任何装饰。
这种实用性在翟永明身上体现为一种对世俗感的热爱。翟永明一直觉得新白夜太像美术馆,缺少生活气息,“这样留不住人。”她试图添置一些物件来丰富这里,于是她找了一位花商,在咖啡馆的一隅摆几簇花来售卖。谭静告诉我,生活中,翟永明喜欢看奈飞的剧,曾推荐《鱿鱼游戏》《虚构安娜》给她。翟永明害怕当众演讲,谭静就接过了活动主持的任务。
何多苓(左一)和翟永明(左二)
新白夜延续了翟永明创办白夜时的理念。嵌入进一个社群,同时保持雅致。附近居民家里养的小狗尾随着客人,光明正大走进来,往地板上一窝,等着店员给它喂水喝。店外延展出一条连廊,两三桌老头在下象棋,门口的空地前,孩子们在扔沙包。店内则是另一番风景,墙上挂着青年艺术家的布面画;二楼隔间的每一面墙摆放了两米高的书柜,陈列着小说、诗集、画册。
两个月前,翟永明在白夜做了场儿童诗歌工作坊,参与的都是附近的小学生。工作坊内容很简单,翟永明让他们看几副画,根据感受写一首诗,她再修改。孩子们站起来朗读自己写的诗,用成年人的语调,淡定沉稳,面无表情,几乎听不出稚气了,真是令人遗憾。但诗里留存了他们的天真。诗被翟永明贴在了白夜附近的诗歌墙上。
周五,白夜新空间的讲座,翟永明邀请了好友蓝庆伟讲“美术馆的秘密”。我见到了何多苓,接近晚上九点,雨越来越大。何多苓姗姗来迟,他跟几个朋友将桌子拼在一起,在不同的区域走来走去,一会儿到他的学生那里坐下,一会儿去他的老朋友身边喝酒。翟永明跟店员坐在桌前商量着买一些新的摆件。不时有朋友来访,她便走过去跟对方寒暄一会儿,寒暄完,她继续处理琐事。
连廊下下棋的老头。摄影:张洁琼
白夜·花神咖啡馆里的狗。摄影:张洁琼
谭静是那场讲座的主持,她长着一张棱角清晰的脸,身穿黑色包臀裙和平底鞋,站在空旷而干净的艺廊里,从容地做了开场白。谭静对新白夜的员工们几乎了如指掌,极力调动所有人的才华。这些新一代的文艺青年,有的可以画插画,有的可以设计吧台背部装饰。
在白夜,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热爱文学的调酒师。尽管在白夜工作,他觉得翟永明的生活离他很遥远,我聊起翟永明怎么教孩子写诗,勾起了他的兴趣,“你应该问问翟老师,为什么小孩子可以写很好的诗,还有她认为什么是好诗?”
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也可以是诗人,但他们身边缺少一个像翟永明这样捕捉诗意的人——她收藏中学时期朋友写给她的书信,她出钱买年轻艺术家为她画的画像,她鼓励作家朋友画画,画家朋友写诗。
第二天,成都出现了确诊病例,我狼狈地坐上飞机,逃出成都,以防被滞留在这里。关于什么是好诗的问题,不必亲口问出了。四十年前,翟永明在《女人》就回答了:
“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或者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涵义。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
题图:玉林西路的白夜
除标注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采访、撰文:张洁琼
编辑:李纯
运营编辑: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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