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的这句话，有可能是骗你的

最近去了很出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咖啡店“朝花夕拾”。

说是咖啡店，其实非常逼仄，甚至没办法坐下来。但店里面宝贝是不少的，比如林妹妹语录书签：

已经重复购买好几次送人兼自用的“呐喊”斜挎包。

还有深得我心的slogan。

既然是咖啡店，当然不能忘了买一杯咖啡。先来看看menu。

我直奔主题要买“文豪盲盒”，一杯周树人，一杯卡夫卡。看到出品，忍不住大笑——

因为我想起了鲁迅语录里一句很著名的话：“世界上哪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我小时候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里，当作少女时代的鸡汤，长大了之后才发现，迅哥儿这句话也是随便讲讲的，他本人用于喝咖啡的时间可不少。

1913年，33岁的周树人君来北京一年了。

这位体制内北漂至今还没有自己的住所，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但我还是很有兴趣来看一看这位民国公务员大概是个什么生活水平。

周树人的职务是“教育部佥事”，任命人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各部的层级依次为：总长、次长、参事、司长、佥事、科长、主事、科员。按照我们现在的级别观念，佥事感觉是个处级干部。

周处长一个月拿多少薪水呢？我们来看看《鲁迅日记》里的记载。

第一次收到的薪水是半个月的，125元。

下午收本月俸百二十五元，半俸也。

之后每月月薪240元，到1914年8月，升到每月280元；到1916年3月，又升到300元，这个工资已经比拿“教授最高级之薪俸”胡适的月工资高了20元。

怪不得大家都争着要上岸，民国公务员工资也不错。

当然，三年之后，周树人君会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拖欠薪水、强制公务员买公债等行为，但实事求是地说，至少在1913年，袁大总统统领下的北京公务员们，日子还是很好过的。

当时的一块大洋，差不多等于人民币120+，1913年的鲁迅，每个月月薪接近3w，这还不算他在大学教书的兼职。更何况，周处长当时的房租费用还是零（绍兴会馆虽然人声嘈杂，却并不收钱），又省去了一大笔开销。

周处长常在发工资后小资生活一下，逛逛街喝喝咖啡吃吃下午茶。比如1913年5月28日，前一天刚刚拿了240块钱的工资，第二天上午先去给家里寄50块钱，而后就去吃个下午茶。

二十八日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三）并本月家用五十元。下午同许季上往观音寺街晋和祥饮加非，食少许饼饵。

观音寺街在前门大栅栏的西侧，二十年前，曾经有朋友领着我去没拆之前的大栅栏闲逛，我们特意从绍兴会馆溜达过去，发现路不算近，得走半个多小时。

周处长资金宽裕，也经常资助朋友。1913年9月2日，在给老同学送了十块钱路费之后，他又去喝了咖啡：

二日上午得二弟信,八月二十二日发。旧同学单新斋来谋生活无著，劝之归，送川资十元，托燮和、仲文持去。午同齐寿山出市，食欧洲饼饵及加非，又饮酒少许。

齐寿山是鲁迅教育部的同事，戏剧家齐如山的哥哥。1925年迅哥儿被免职的时候，是他和许寿裳一起辞职表示抗议，齐寿山还和鲁迅合作翻译了《小约翰》。

《觉醒年代》剧照

齐处长是常和周处长喝咖啡的：

午与齐寿山、徐吉轩、戴芦苓往益昌食面包、加非。

——1914年1月10日

这里的益昌指的是益昌番菜馆，在宣内大街，离教育部很近，所以鲁迅经常去吃，甚至一度在那里包了午饭，价格不贵，一个星期的午饭钱为一块五毛。

周处长甚至还喝冰咖啡，感觉比最近才爱上冷萃和冰滴的我洋气多了。

午后往同仁医院视沛，二弟亦至，因同至p店饮冰加非，又至大学。

——1920年6月26日

午后李茂如、崔月川来，即同往菠萝仓一带看屋，比毕回至西四牌楼饮冷加非而归。

——1923年8月16日

日记里记载的两杯冷咖啡，相隔三年，一次和二弟周作人一起，后一次则刚从家中搬出来，原因是周作人那封著名的信。前一杯兄友弟恭，后一杯兄弟决裂，两杯冷咖啡的心情，恐怕大相径庭。

1930年，这是鲁迅搬到上海的第三年。

和二十多年前的北漂生活相比，现在的鲁迅有爱人有孩子，他不再孤独。

2022年的上海是咖啡之城，1930年的上海亦如是。

滑动查看上海的咖啡广告

而这一年，鲁迅常去的咖啡馆是公啡。这家咖啡馆据说是犹太人开的，看1924年《新闻报》的广告，可以发现当时公啡还叫“公啡食物号”，主要售卖西点饼干罐头等小食，但可以确定此公啡就是后来鲁迅常去的公啡，因为地址没有变：北四川路宝莱安路，这里的宝莱安路就是今天的多伦路。

1930年2月16日，天气晴朗，鲁迅在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头饮加非”。

他们前往的地点就是公啡咖啡馆，实际上这是左联的最后一次筹备会。

在这之后，文学青年们想要见鲁迅，多半都去公啡。

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

——1930年6月5日

萧红和萧军第一次见鲁迅是在公啡，这是萧红的记忆：“鲁迅先生很熟悉地推门进去，上了二楼。我们也随后跟进。店里一个外国人很熟识地跟鲁迅打招呼，鲁迅回礼以后便在靠近楼梯的一个厢位中坐了下来，我们也坐进去。”而许广平的《忆萧红》也印证了他们初见在咖啡店。

既然鲁迅是常去咖啡馆的，为什么我们的记忆里，他不爱喝咖啡呢？

这大概源自他写的那篇《革命咖啡店》：

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

这篇文章写得气势汹汹，有点急吼吼的辩解，迅哥儿为什么如此捉急？

这还得从1928年8月6日开始说起。那一天的《申报》，忽然开设了一个叫“咖啡座”的专栏，编者说，开设这个专栏是希望“大家来谈谈文艺之类”。

但这其实是为一家叫“上海珈琲”的店做的软文铺垫，因为接下来便有一篇文章谈自己在这家咖啡馆里看见鲁迅、郁达夫等人：“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这一家珈琲店名为'上海珈琲'，在所谓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并且就在 '新雅茶室'的隔壁。”

从广告上可以看出，上海咖啡的特色是“女招待”。

接下来几天，还专门有一篇文章叫“从郁达夫说到咖啡店一女侍”，这个营销手段确实也是有点绝——

据说，“上海咖啡”背后的东家是创造社，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等人，那篇软文里提及的名人，只有wuli迅哥儿一个人不是创造社成员，不仅不是，他当时还正在和创造社打笔仗，所以才有了这篇言辞激烈不惜说自己不喝咖啡也要撇清的《革命咖啡店》。8月15日，迅哥儿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了这件事，直指创造社：

创造社开了咖啡店，宣传“在那里面，可以遇见鲁迅郁达夫”，不远在《语丝》上，我们就要订正。田汉也开咖啡店，广告云，有“了解文学趣味之女侍”，一伙女侍，在店里和饮客大谈文学，思想起来，好不肉麻煞人也。

——19280815致章廷谦

不过，同样发声明的还有郁达夫，由此可见，创造社内部的矛盾还是挺大的，开咖啡馆这件事，大约和郁达夫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