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姜婉茹 孙晓妍
编辑 |毛翊君
「我这一生只有我一个人」
刘婵，35岁，坐标普陀区
之前我在贵阳打工，女按摩师不吃香。经常听见男客人跟男按摩师聊天说，不要女的按，觉得没力气，或者“被女的摸头会倒霉”。女客人也偏好男按摩师，说是讲究阴阳调和好得快。
那时赚不了什么钱，每月给女儿打1000块，我自己剩500，不够生活的。2012年小孩五六岁时，我才放心到上海打工。这边就不太区别对待了。刚开始一个钟只挣20多块，慢慢涨到32、34元。也会遇到客人做完跑单，只能想人家是忘了，不是故意的。有的同事是低视力，愿意出去玩一玩，我全盲，出去会给带我的人添麻烦，就干脆省钱——已经穷怕了。
三年前我觉得在上海待的时间长了，自己弄个小店稍稳定点，就拿出攒的十多万积蓄，又找人借了些钱开这个店，边干活边还钱。没想到疫情来了，说关门就关门。
这些年我还要养小孩、寄钱给老家的父母。说一句不孝的话，有时候真是不想给父母钱。我家在贵州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比较重男轻女，生的孩子多，亲情淡薄。我一出生就被抱到亲戚家养，一岁多细菌感染眼球，听说闭着眼睛难受了半个月，亲戚嫌弃带残疾的孩子，把我还了回去。
可我在亲生父母家也不受待见。从小到大的记忆里，我只在五六岁时去看过一次眼睛，县城医院的医生说太晚了，眼球已经发炎变形，治不好了。后来计划生育的人来抓超生，爸妈就会把我推到前面去——你看她都失明了，不要罚款了吧。
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很早离家了，我一直和爸妈、小两岁的妹妹一起生活。家里的钱都是先紧着哥哥花，女孩排在后面的，我又排在最后。爸妈就说妹妹要上学读书，穿好看一点，你不出门穿黑色的就行，还耐脏。从小我穿的都是堂姐送的旧衣服，或者妹妹不想穿的。
9岁开始，我就学着给家人做饭吃。小时候营养不好，个子和力气都小，第一次拿蒸饭用的木头甑子，在脖子上烫了一个大泡，好几个月才消掉。要是爸妈干完农活回家，看到饭没做好，会说“真没出息，这么大的姑娘这点事都做不好”，什么话难听说什么。每天都是干不完的活儿，爸妈还觉得家里没有多少事。我总想做好，不然就是个没用的人，更让人讨厌。
●贵州用来蒸制食物的一种木甑子。图源视觉中国
家里住的是稻草房子，上面有阁楼存放土豆和玉米。有时候爸妈拿梯子上去放东西后忘了移走，我走快了就会撞上去，他们只会说“噢，忘了”。家里改了布局、添了新东西，也不会有人提醒我，都要自己受一次伤，下次才记得。洗手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手上莫名多出来一些口子。
我家在山顶的位置，最近的邻居家也相隔一两里路，小时候没有朋友。同龄人把我当成玩具，经常扔个小石子，试一下我到底能不能看见。其他健全人跟我说话，都是同情的语气：“失明了，真是可怜呐”。
15岁时我想读盲校，爸妈舍不得学费钱。当时能选的有算命或者按摩。我性格内向寡言，感觉没办法靠说话挣到钱。学按摩也要1500学费，我自己去找师父说，等学会了给他打三年白工。师父同意了，后来的三年包吃包住，每月给100块买点生活必需品。
19岁约定期满离开师傅的店，我考了一个按摩师的证书。当时爸妈一直催婚，被说得烦了，20岁就找了个有手艺的同行嫁了。很快生了小孩，带到两岁交给婆婆，自己出去干活。有的盲人怕被骗被拐，不敢出远门，我一心想着把按摩做到出色，到省城去，靠手艺过上想要的生活。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我跟丈夫没有感情，想法也不一样，老是吵架，然后就一直分居。他也是盲人，在老家打工。我早就想离婚了，他不答应，我怕强行离会伤害孩子的心，就想着先把孩子养大吧。
手头稍微宽松点的时候，可以给女儿打2000块，自己还能存两三千，攒了几年在老家贵州的县城买了个房子，50多平，是专门卖给残疾人的福利房，花了5万，装修6万。做按摩这么多年，唯一看到的就只有一套房。
女儿现在也15岁了，在老家上初中。她小时候还劝我，不开心还不如重新找一个（丈夫），还说自己长大找的男朋友必须对我好，才跟他结婚。她现在到叛逆期了，着迷玩手机、看电视，我不太爱说话，但也强迫自己多跟她交流，她懒得听长语音，我就多发些文字过去。
平时一年回老家看她一次，待不到半个月就要走，亏损这种事不会告诉她。前两天跟她说，疫情太严重，暑假没法回去陪她，让小姨带她去报暑假班。她就回了两个字：可以。我不指望小孩对我多好，我这一生只有我一个人，有期待容易失望。现在就觉得挣钱很重要，除了供孩子上大学，也要对自己好一点，攒点钱养老。
按摩这种服务业，要让客人身心都舒坦才行，健谈的人挣得多。我从小连人都不怎么能见到，不太知道人际关系，很难做到开朗外向。也是出于这方面考虑，想着开个店当老板，觉得在前台就不需要跟客人多聊天。但女老板招工不太容易，有的员工觉得你一个女的凭什么管我。
店开在写字楼里，商水商电，什么都贵。我有点后悔开店了，疫情期间大约3个月没怎么营业。最近虽然开门了，每天就三五个客人，但是每月开销就要一两万。之前店里有7个员工，现在只剩下4人。
现在钱还没还完，也没钱付房租，房东隔几天就打个电话问问。我想着有多少先付多少，要是到了期限真交不起，只能关店回老家随便打打工了。之前在老家最常听到的就是“应该再生个儿子”，好不容易才出来自己闯，不甘心回去。我想至少坚持三个月试试，看看有没有奇迹吧。
「我本来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乞丐」
高峰，48岁，坐标闵行区
前段时间兰溪路一家KTV出现疫情，附近也有小区的楼栋被封，按摩店作为休闲娱乐场所，经营再次面临限制。我的店被贴上了封条，但没封死，还接待一些电话预约的老客人。
现在就是干一天算一天，关掉真是舍不得。我1974年出生在安徽宣城，家里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小时候吃饭都成问题，4岁左右得了疳疾（注：指小孩脾胃虚弱的疾病），就是营养不良，当时眼睛就开始模糊，但是还能分清白天黑夜，20岁左右基本完全看不见了。
在爸妈眼里我就两条出路——当乞丐和学算命。我不想听家人安排，夜里偷偷跑掉了，花三块钱坐车到了市里，还给自己办了残疾证。
我们家离上海很近，很多同乡务工都会首选上海，我怕这么落魄还遇到熟人，就爬上了去厦门的绿皮火车，因为听说那里环境好，也温暖。过去后我认识了一些盲人朋友，知道可以学按摩为生，但要上千块学费，而我是有人给一顿才能吃一顿的状态。
后来辗转了福州、广州、深圳、珠海，摔进过下水道；被路边的小偷欺负过，被砍伤头部失血过多，昏迷了三天三夜；也掉进过一个两米多高的老火车站台，当时火车头声音大，人又多就分不清方向，一脚踩空了，膝关节撞上铁轨，痛得起不来，破行李袋的东西散了一地，好不容易捡起它们爬上来，火车就呜呜呜开过来，就真差一点。
能学按摩是多亏遇上好心人资助，学了三个月后，终于在1998年有了工作，还有些可观的小费。过年回去就给妈妈买了衣服，还给家里装了固定电话，花了一千块，哪怕在我们村是第三台，还是很风光的。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三年后我被介绍到上海，和刚出来时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二哥干泥瓦工收入都不如我，我就叫二哥二嫂学按摩，还带出来了一些人。干到2004年，我们开了现在这家店，每月五千租金。十多年来积累了上千名会员，储值金额也有几十万。
这几年也尝试过扩张，但因为经营问题都没维持下来，还亏了几十万，也错过买房的好时机。后来反省自己，我本来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乞丐，现在有个店经营得还可以，该满足了。
武汉疫情时，店铺封过一个多月，还跟房东商量能不能减免房租，人家意思是不做就走人。我们一家五口从三室一厅换租到五六十平的房子里。因为担心经营不稳定，我调整了办卡的额度，只卖一千块10次的卡，之前办四五千的卡比较多。
在那之后，基本每天最多是三十多个钟，在盲人按摩店里还算中等水平。我又到外面学了扎针、正骨，普通师傅收费是一次120左右。我按摩一次是200，正骨分388和500两个价位。加上妻子做小儿推拿，我俩几乎能赚到五六个师傅加起来一样多。
我是通过老乡介绍遇到我老婆的。她因为1型糖尿病导致的慢性并发症，慢慢看不见了。记得我们处的时候，有次她把打胰岛素的针给我摸，说“我这辈子就靠打这个东西过日子了。一天要打四针，搞不定哪一天我人就不在了，你能接受得了吗？”我说能。其实我身边一些盲人朋友都会找能看得见的老婆，生活会方便很多。但我们相处三年多，觉得彼此就是那个人了。
最初我们不打算要孩子，怕她和孩子身体有风险，但婚后第二年意外有了，她还哭了一场，最后我们决定还是要了。因为早产，儿子在保温箱待了19天，她也进了重症一周。但很庆幸，孩子是正常的。
儿子现在8岁了。之前我没想着留上海，但我和妻子放不下开了这么久的店，也不想把儿子放在老家，他是需要父母陪伴的。
孩子之前上私立幼儿园每月就要三四千块，前两年要上小学，我们没有户口只能选择私立。现在马上升三年级，一年加上校车和餐食费也要七万块。
对孩子的投入是很大一笔支出，之前因为有办卡的储值，觉得能负担，但疫情后新卡进账很有限，眼看九月前又要交学费，有些难维持了。我们也不求孩子出人头地，就是不想他因为父母看不见而觉得自卑或缺少什么。
他对钢琴和画画感兴趣，从三岁开始也一直在让他学。他也很懂事，幼儿园时就能帮着结账了，有时候也会说“爸爸妈妈，我希望你们能看到”。现在店的情况他是知道一点的，他也不想离开。他是个外向的孩子，这里有他很多小伙伴，会舍不得。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这次疫情，店铺的房东给减了一个月房租，我住处的房东说减不了，他家老爷子尿毒症需要钱治疗。员工宿舍每个月也要五千，现在到期暂时退了，我有时也和员工一起住在店里。
六月初解封后很矛盾，继续开店生意大概率不会好；不开的话，员工回家的隔离费、这么多会员卡也都是问题。不少师傅回家了，现在只剩4位。有的店铺在降价，但我想着不能亏待还跟我干的技师，就提高了他们提成，另外也考虑要填补亏损，我就统一涨了价，卡也不卖了。
我现在在前台结账，人手不够都自己上。有时一天甚至不到十个，积累的不少老卡变成负担了。听到客人刷卡的时候机器说“卡内余额0元”，我心里会松一口气，客人要再充值，我忙说别了，“万一哪天就干不成了”。
「它应该像我治眼睛一样有个过程，
不是轰然倒塌」
张学良，38岁，坐标静安区
盲校毕业后我先去了广州打工，后来听说上海更容易赚钱，08年就来了。有过对工作充满激情的时候，有的客人得使大劲儿按，我年轻好胜，都尽全力，后来大拇指有点落下职业病。当时有不少客人挺满意，在网上给我写好评，当时能挣三四千块，算是高薪了。
现在我在上海开了三家盲人按摩店，两家独资一家合伙，每月固定成本有房租3万、伙食六七千、水电三四千，还有员工工资。两个多月没营业了，解封后生意一直波动，最好的时候刚到疫情前的四五成。
我一直都有借贷，欠了二十多万，另外妈妈和哥哥也借了我十多万。平时靠金融平台和两张信用卡的贷款拆东补西。金融平台之前有38万信用额度，最近降到了13万，这办法循环不起来了。下一个付钱的日子是8月10日，成本加起来要准备8万块，我手上只有一两万。
2020年疫情关店一个月，也是差点没“趴下”，靠信用卡和妈妈打的几万块挺过来。去年生意不错，我挺乐观的，就接手了朋友转让的店。新店大多要先亏损半年，我想着两个老店养一个新店没问题，料不到这次这么严重。
不过要比上次淡定，这种有了点希望然后落空、反反复复的体验，我小时候治眼睛已经感受过了。我老家在江西一个古村落，小时候就高度近视，看不清黑板，但成绩还不错，中考全县第八名，一直想上清华大学，直到高一时视网膜脱落。
那会儿很害怕，感觉这辈子完蛋了。家里的墙上贴满了我的奖状，我爸一看到就伤心，把它们都拿下来了。我妈天天哭，到处借钱给我治眼睛。那是1999年，家里做的是早点生意，没什么钱，她这家借500，那家借1000，吃了无数闭门羹才凑起来几万块。
还有微弱视力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跑跳，也不敢用力。等到彻底看不见了，恐惧之余反而有点如释重负，预想早晚有这么一天。并不是直接陷入黑暗，只要清醒着，眼前就会有千百个光点不停在闪，做事经常没法集中精力。有时候我会盯着一个最亮的光点，感觉一直盯着，视线就可能会穿透那个光，看见什么东西。
治疗失败后在家呆了一阵，虽然备受家人爱护，但自己会觉得很没用，无所事事。当时觉得理科肯定学不了了，就想能不能学个法律，或者当个外语翻译？但是出门出庭都成问题，不如推拿来得实际，2002年就去上了盲校中专。有人问我想不想考盲人能上的最好大学，我那时都没有兴趣，因为上清华的梦已经碎了。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2016年有个老板喊我合伙开店，就开始创业了。我好像还没从年少时读书的光环里走出来，创业也许是找到的第二个心愿，想做出点成绩，开上十几二十家按摩店。
疫情下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更曲折了。封控时我和二店员工都住在店里，租不起宿舍。店面一百平左右，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大厅，走个几步就碰见同事了，也习惯了集体生活。有次洗手间管子漏水，最后没法洗澡了，当时以为肯定买不到水阀，没想到在外卖平台上找到了。
物质上忍得过，但营业上是真的没办法。我也尝试上短视频平台的团购，一个客人都没有。感觉能做的就是“躺着”，减少消耗，维持生命。有员工挣不到钱选择离开，我不敢雇新按摩师，需要时自己顶上，算是节流。
有压力的时候，朋友找我聊天，我就不怎么耐烦。但是读书有用，读到《道德经》里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疫情总归要过去的吧？
有两个熟悉的朋友已经把店关了，一个是得了椎间盘突出，觉得熬不住；一个是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走了。关店止损很需要勇气，光是退会员卡就得一下掏几万块。
店长知道我借钱发薪水，疫情期间把发的钱都退了回来。2020年就退过一次，年底我补给他了，去年给他发了10%的分红，本来想今年加到15%，现在看来是空话了。
比起赚钱，创业更是我能力的体现，我有点虚荣心。哪怕情况坏到要关两家店，最后一家我也一定要守住，撑下来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大不了亏几十万，人生总要一搏。想到最后可能一无所有也害怕，但它应该像我治眼睛一样有个过程，不是轰然倒塌，大概也没什么不能接受。有机会我就治，管不了那么多，总归要治的。
（文中刘婵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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