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察院表示，帮信罪案件激增背后，折射出一些社会治理特别是网络治理问题。在校学生、科技公司从业人员、通信和金融等行业内部人员三类人员涉案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图/视觉中国
文｜《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鲁伟
2022年以来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称“帮信罪”）数量持续下降，但整体仍在高位运行；2022年上半年起诉帮信罪6.4万人，有力促进电信网络犯罪源头打击治理。这是7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察院”）披露的最新数据。
作为2015年新增罪名，短短几年来帮信罪案件迅速攀升。帮信罪在2021年后成为继危险驾驶和盗窃罪之后，刑事犯罪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第一大罪名。
最高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从起诉人员看，帮信罪涉及地区范围广，多数系初犯。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以帮信罪起诉的人员涉及全国各个省份，特别是在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重点地区，帮信罪起诉人数也相对较多。此外，低龄化现象突出，30岁以下的占64.8%，18岁至22岁的占23.7%。犯罪嫌疑人中，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占多数，初中以下学历占66.3%，无固定职业的占52.4%，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非法买卖“两卡”。同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支持。
帮信罪多以犯罪团伙形式实施，如“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分工相对明确，便于持续性、规模化为上游犯罪提供支持帮助。从办理案件看，帮信行为所帮助的上游电信网络犯罪主要集中在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领域，其行为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非法买卖“两卡”尤其是银行卡，为上游犯罪提供转移支付、套现、取现的工具，这占起诉总数的80%以上；二是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软件工具，如GOIP设备、批量注册软件等，提高犯罪效率、降低犯罪成本；三是开发专门用于犯罪的黑产软件工具，如秒拨IP等，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
最高检察院表示，针对办案中反映的趋势问题，检察机关坚持宽严相济，在依法全链条惩治帮信犯罪的同时，强化类案监督，推动诉源治理，深化以案释法，筑牢帮信犯罪社会防线。一是突出打击重点，注重政策把握，坚决遏制帮信犯罪滋生蔓延；二是完善法律规定，加强案例指导，提高帮信案件办理质效。
涉罪人数为何高位运行
数据显示，自2021年四季度以来，起诉帮信罪人数环比逐季下降。其中，2022年一季度环比2021年四季度下降33%；二季度环比一季度下降6%。目前，帮信罪仍是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

帮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是电信网络犯罪的重要“帮凶”。2019年11月，最高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院”）制定出台《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帮信罪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司法认定问题。
从2015年刑法增设帮信罪至2020年10月“断卡”（斩断电话卡、银行卡的买卖链条）行动前，检察机关共以帮信罪起诉6000余人。“断卡”行动以来，起诉人数直线增加，尤其是2021年逐月上升，共起诉近13万人，是2020年的9.5倍。
为什么帮信罪案件增长如此迅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溯此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2015年至2018年，帮信罪案件数量并不多，但从2019年开始呈井喷式增长，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全国加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开展专项行动、“断卡”行动等。从2019年起，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陆续发布与帮信罪有关的司法解释，逐渐细化和完善帮信罪的认定标准。比如，2019年10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年6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此外，2019年以来，检察机关全面推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尽量依法从简从快从宽办，帮信罪案件的量刑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审判效率大幅提高。
江溯还表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呈现犯罪手段专业化、犯罪主体团伙化、犯罪之间链条化、犯罪对象涉众化、犯罪范围跨境化等特点。在网络犯罪的链条上，存在上游、中游、下游，彼此之间往往不认识，是一种相互协作的关系。“但他们心照不宣，这些提供帮助行为的人，比如负责收购银行卡的人，他并不认识上游的人，可能也不是为了给特定的犯罪人去使用，最终服务的却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犯罪，他帮助的可能是成千上万的诈骗犯，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这些人逍遥法外，难以从根本上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因此，这也是刑法设立帮信罪的背景之一，旨在从源头治理网络犯罪空间里的各种帮助行为。
江溯表示，依法适用帮信罪对于净化网络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为了防止帮信罪认定出现宽泛倾向，应当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之下，对帮信罪的适用作适当限缩。他建议，对“明知”的判断标准、被帮助行为的理解、“情节严重”的认定等方面作出限缩。另外，还应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减少“寄生在网络空间里的帮助行为”。
高度关注三类人员涉案问题
最高检察院发布的消息称，帮信罪案件激增背后，折射出一些社会治理特别是网络治理问题，有的问题还较为突出，需要加强源头管控、协同治理。这其中，在校学生、科技公司从业人员、通信和金融等行业内部人员三类人员涉案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最高检察院称，科技公司从业人员抱着“赚快钱”“炫耀能力”的想法，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实则沦为犯罪的“技术助攻”。通信、金融等行业内部人员，违反“实名制”等规定大量办理“两卡”并非法出售、提供，成为电信网络犯罪主要的工具输送渠道。如某通信公司驻某大学校园网点代理商，利用申请手机卡的学生信息，私自办理校园宽带账号500余个，并以每个账号2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游买家，其中部分账号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今年3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下称“罗湖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的一类重点案件，帮信罪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和趋势。首先，涉案人员类型广泛。从办案实践来看，帮信罪的主要表现形式还是以“卖卡”为主，而实施此类形式犯罪的多为非本地户籍、无稳定住所、无固定职业等流动人员，涉案人员之间大多交流不多，导致公安机关侦查难度大，常常只能“个别捕捞”，难以“一网打尽”。
其次，帮信犯罪与上游犯罪的界限模糊。帮信罪与诈骗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洗钱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等罪名都存在交叉之处。“基于这种交叉竞合的现象，对帮信案件的主观方面认定需更为谨慎，是否与上游犯罪有共谋、帮助行为的介入时间点等均对定性有较大影响。”而涉案人员对行为危害性认识明显不足。帮信罪案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均未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认为只是卖了几张自己名下的卡、帮别人转了几笔账，非法获利不多，不太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思想根源上的轻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类犯罪难以杜绝。”上述罗湖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何年轻人更容易卷入帮信犯罪？上述罗湖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与犯罪分子精准定位群体有一定关系。随着公众法律知识逐渐普及，犯罪分子还利用法律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的特殊政策，通过胁迫、教唆、利诱未成年人加入犯罪团伙，以至于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易受其蛊惑，错以为未成年便是犯罪的“免死金牌”，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工具人”。年轻人相对缺乏社会经验也是他们容易卷入帮信罪的一大因素。新生一代正处于对新鲜事物好奇愿意尝试的阶段，对电信网络的辨别力不足，权利意识薄弱、消费自控能力差、心智尚不成熟等特点，又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易轻信以低撬高、赚取快钱的骗局。
另外，最高检察院表示，招聘、实习、兼职领域涉案问题较为突出。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发现，有的招聘市场特别是网络招聘平台对招聘企业资质、发布招工信息等缺乏严格审查和管理，导致不少人员因为虚假、违法招聘广告，陷入犯罪分子设计的陷阱，最终触犯帮信罪。 
最高检察院表示，设备工具的源头管理需进一步加强。一些犯罪人员通过非法出售、出租专业设备或工具，帮助上游犯罪实施。有的设备、工具有正常用途，但由于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缺乏必要的规制和监管，易被用于违法犯罪。
责编 | 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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