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历史学家,1963年生。中国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人类学。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兼任多所大学讲师,后以历史学术普及和历史写作为重心。由中信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作品《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陆续出版。
Yi:YiMagazine
Y:杨照
01
Yi:我们似乎正处于更原子化、更碎片化的社会中,“互联网一代”就是内生于这样的环境中,在你看来,他们的迷惘和冲突跟你们那一代相同或者不同吗?
Y:其实我不认同这一套逻辑。我们现在太把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当作前提,“现实如此,我应该怎么办?”我刚好相反。我认为现实一是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第二它不是不能改变。我其实一直想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现实看得那么重,不要让现实把你绑得死死的,非要讨好现实。多读历史和文学你就知道,现实没有那么理所当然,那么你就会多增加一些勇气,尽可能地去改变现实。举个例子,两个星期前,我到中国台湾的清华大学讲课,一个屋子大概有两三百个学生,讲海明威。到了会场,开场我就讲了三件事情。我说,第一,我站在台下讲课,不上台去。第二,我不用PPT。第三,我说我其实一点都不想来演讲,我故意这样讲来挑衅他们。这么多年我基本不到高中和大学讲课,我讨厌当PPT原声代的感觉。当你有这样的习惯,你就不会听别人讲话。你只会看PPT,事实上你也没有多认真在看。一份PPT就等于老师先帮你做好笔记,然后展示给你,你还爱看不看。我说我们这一代当老师怎么当到这么窝囊,我干吗要拿PPT限制我自己到底要讲什么。做笔记是学生自己的事。后来,这些学生交来的课后心得显示,大部分学生其实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的开场白,他们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并不是一定要PPT不可,没有PPT的课也没有那么难讲。我这么多年来所做的都是这样的事,包括我写书,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迎合现实。我们先努力,努力不见得就能得到结果,但是不努力一定只能接受现实。我不接受现实,所以我会努力去找跟现实不一样的人类经验,然后想出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方法,能影响一个算一个,这是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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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你一直按照这种方式来反抗现实,在你的人生早期或者在反抗的过程中,当尝试并不那么奏效,你会感到挫败吗?
Y:应该说这是我基本的个性和做事方式。当然这也跟我的成长,以及当时的社会互动环境有关。我成长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那个时代中国台湾最大的特色就是原来的秩序被打倒了,民主运动、党外运动,再到后来的文化运动……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生命经验里最明确的一件事情是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检讨和反省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如果要相信要做什么,得先有个清楚的说法,要能说服自己。我不太接受别人认为的当下现实或者既有规范。我一直维持这样的习惯,慢慢地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或者叫乐观的悲观主义者。要有一个乐观的信念,相信一定可以改变;同时,也要有悲观的预期,不要认为可以改变就能改变得了。总之,尽力去做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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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你刚刚说到一路成长恰逢变动的年代,这跟内地的年轻人面临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环境,大城市里的高房价、学历的内卷等等,让在城市里立足变得困难,现实迫使他们收缩,选择更稳定、妥协的谋生方式,能够拥有反抗现实的能力的,肯定还是少数人,对于多数的平凡人,这种焦虑也是真切存在的,你怎么看它,怎么样去消除?
Y:从分类来说,当一个人面对现实的限制时,往往有两种做法。一是因为现实有很大限制,于是开始应付现实,讨好环境,寻求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方式。另外一个态度是更往后退一步,先思考一下,现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先把现实弄清楚了,再来作选择。有太多青年导师在教第一种方式,如何解决内卷焦虑,教怎么当一个打工人,这样的声音不缺我一个。我的选择是第二种。如果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讲,第二种叫牛虻,就是一直不断地刺你,让你在应对现实之前,先想清楚你真的认识现实了吗?你真的认识你自己了吗?你怎么讨论现实与你的关系?这个时候你才能打开自己的视野,通过事物内在的复杂性来训练自己,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会一直不断地催你改变。如果是第一种,可能很多是你现在觉得有用的,比如去学一套投资理财的方式,或者某种工具,你以为是最新潮的,但是3年之后这套功夫统统过时了,你怎么办?我可能更诉诸另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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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你认为自己是怀疑论者吗?如果把自己处于悬置的状态,是否会对行动产生影响?比如行动会滞后一些?
Y: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我理解你的意思,你认为每天在那里研究,就没办法行动了,确实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对我个人而言,情况是相反的。第一是有强烈的信念,要愿意去做。第二是基于信念,我非但不是一个不行动的人,反而行动非常自由和轻松。因为我没有要求一定要成功。这一点,我跟梁文道的想法是一致的,他的节目有句话: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所以就很容易去做,因为没有“非得要”的事情,也不像做一个什么样的投资,明天马上就有100万元的输赢。再具象一点,80%的功夫付出去了,就像丢进水里,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它能产生效果,你会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你不求成功,就容易有成就感。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追求目标,其实在行动上反而是迅捷的,这也跟怀疑论无关。这就需要你尽可能地用比较复杂的眼光了解社会,并不需要等到完全了解。我们很多人现在恰恰是想当然地去作决定,其实并不了解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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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如果不功利地追求唯一答案,这确实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那是否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的人生没有走错路的说法?
Y:我曾经被问过很多次,有没有让我后悔的事情。我的意思基本上是说没有什么让我后悔的。当然我还是会补充,“遗憾”跟“后悔”不太一样。后悔是说你以为你在做A,结果发现错了,原来在做的是B;或者说原来要达成的是A,却发现A是错误的选择。所以问题就在于,你对于自己在做什么,到底有没有想清楚。对我而言,在实践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不太多。当然也有事情不在预期内,没办法控制变数的情况下,产生了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但是如果它没有伤害到别人或者自己,或者你本来就没有那么高的期待,也就没什么好后悔的了。遗憾是有的。比如说我的书《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基本都是在讲考古,其实这就反映了我的一个遗憾,我当年是想当一个考古工作者的,但后来没走这条路。不过那也不是后悔,只不过是必然的。因为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选择有限,你总得要放弃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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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假如你回到25岁,最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一个决定是什么?
Y:基本上不会改变。如果我会回到25岁,就算我跟他讲任何事情,他也不会相信,听不进去,如此而已。我就只能继续做我25岁时一个阅历有限、人生经验有限的小脑袋做出的那些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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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有什么你早年深信后来怀疑的事情?你修正过自己曾经笃定的观点吗?
Y:观点是一直不断在修正的,可如果讲人生的话,我一直还蛮坚持的。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非常深的焦虑,当年读白先勇的小说《台北人》,当中有一篇精彩的小说叫《冬夜》,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小说的设定是讲有两个教授,其中一个在美国教书,即将要回到中国台湾。另一个教授,是他的同学,在台北教书,两人久别重逢。久别重逢最大的特色是对对方的想象。留在台大的教授住在下雨会漏水的宿舍里,他脑袋里面一直想着:我的同学里面,至少还有你一个保有着志向,能在美国继续整理和宣扬中华文化,继续追求当年的理想。但是倒过来,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他心里想的是:还有你们这些留在本土的我的老同学,能继续用这种方法深耕中华文化,我在美国跟什么都不懂的小年轻学生在做无聊的事情。所以这篇小说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人年纪大了就好像必然失去理想,然后只能够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在别人的身上。这里面就好像有个铁律,人在年轻的时候还能保持理想,坚持原则不做迎合现实的事情,但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就会被规范限制变成一个市侩的人。这篇小说只是一个例子,我当时一直有很深的焦虑,想象自己如果到40岁变成了一个很现实庸俗的人,还不如死掉算了。也许因为年少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也一直不断在反省,最根本的原则应该在于,一个人应该要尽可能自由地活着,要尊重别人多元的差异性。在大的人生观上,人不应该只为自己而活着。在这些部分上,我没有很戏剧性的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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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在原则的问题上没有变化,现实中呢?
Y:以前我做过一档电视节目,节目定在4月底停掉,我跟制作单位说好了,我们同进退,就做到4月底。后来有其他电视台来找我做一档政论节目,希望我去接手主持。最开始说可以等我到4月底,后来说不行,得3月中旬开始。其实原本的节目就要收了,3月说走不就可以了吗?但我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如果做这件事情,那就是没义气。说大家一起走到穷途末路,结果你换了跑道就走了,还把他们丢在那里。我想了想说我不能干这个事。你今天再让我做二十次选择,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很多,关键问题在于,是原则对你来说比较重要,还是利益?坚持自己的原则,别人笑自己,顺应笑一笑就是了,这样的人生对我来说比较自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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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你给大家讲了很多的中国历史,如果有机会跟古人对话,你最想选择谁?问他什么?
Y:还是最想遇到孔子。说对话不合适,我还是要去当孔子的学生。当孔子的学生真的很过瘾,这也是他最让我佩服的地方。一言以蔽之,他从来不上大班课,而是针对每个学生来教学。我自己当老师这么多年,我知道我做不到。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同样等级的人能让我如此佩服。
10
Yi: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现在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公正的意见在言论市场往往不占优势,反倒是极化的观点更容易获得受众。于是公允的声音会退出,言论市场就变得总是极端跟极端在对吵。年轻人想要获取有营养的观点好像变得越来越难,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Y:其实不光是中文世界,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变得越来越极端。这就回到我一开头讲的,正因为举世滔滔,所以必须要有一些人更坚持。这个现象是一个明确的事实。但是我知道我小时候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我从那样的时代走过。极端是一个新鲜的现象,所谓新鲜现象就表示它不是必然的。那我的看法就是,第一我们现在真的需要有一些人能坚持把话讲清楚,把握事情的完整性。当你评论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切开来是最容易讲的。因为切开来就可以有非常强烈的情绪,但那就不会是真的,不会是真正的现实。所以尽可能地,至少我自己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坚持。第二还是要回到我年少的时候记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价值观,那就是“只为自己而活着”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因为你还有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抗拒这样的诱惑,然后把话说清楚,把事情想清楚,把事物彼此之间的连接用比较复杂的方式呈现出来。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是现实,我也不可能否定这个现实的存在,但是少数的人还是可以借由主观的努力,发挥一些作用,让现实不要变得越来越坏,我觉得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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