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2年7月18日
这是馒头说第 486 篇文章
在清末民初的诸多名人中
张元济,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
但在行业内
他是一个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而哪怕你没听过他的名字

也应该知道有一家出版社……

1
1898年9月末的一天,张元济静静地坐在办公署里,等着被捕。

这一年,张元济31岁。
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正面临人生第一场生死危机。

张元济,1867年生于广州,籍贯浙江海盐,14岁随家人返乡,由此开启“学霸”的高亮人生之路: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6岁殿试获二甲第二十四名,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8岁任刑部主事(六品官,大致相当于现在处级干部),29岁又考取了总理衙门章京。
时甲午惨败,举国哗然,光绪帝痛定思痛,决意变法,于是让人开出西方新学的书单,交由总理衙门置办。不料偌大的机构,居然无通晓西学之人能办妥此事。
但最终光绪皇帝还是得到了全套书籍,只是其中不少书翻开,都赫然印着“张元济”三字的印章。光绪帝一问才知,原来他的书单就是这个叫“张元济”的人帮忙搜罗全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此人的私人藏书。
作为中国科举考场里屈指可数的顶尖高手,张元济学业顺利,仕途通畅,但他却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深感中国要强大,就必须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在翰林院的时候,自学了英文,买了很多西方的书籍,还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通艺学堂”,讲授英语、数学等西方新知识。
张元济入职翰林所写的《钦命论疏诗题》
也正是因此,再加上有人保荐,张元济进入了光绪皇帝的视线,开始为光绪皇帝搜集和整理西学书籍,自然也被拉入了那场“戊戌变法”——当然,张元济本人是热切支持改革的。

1898年6月16日,就在光绪皇帝宣布开始“变法”后的第五天,只有六品官衔的张元济接受了光绪皇帝的破格单独召见(清朝规定四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面见皇帝),而那天和他先后被召见的,还有康有为和荣禄。
之后的历史进程如大家所知:这场维新变法上未能接到真正“天线”,下未能踏到结实“地气”,中间层的想法还各不一样,所以到了9月初的时候,败象已露。

而就在不少人对变法从殷勤转为袖手的时候,张元济却逆流而上,写了篇7000字的奏折呈上,希望进一步深化变法。他甚至去找了李鸿章,希望他能挺身而出,维护大局。

所以可想而知,当变法事败,“戊戌六君子”被捕入狱,众维新派人士或逃或走的时候,张元济对自己的命运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但他却依旧照常每日上班,原因只有一个:他怕别人去他家里逮捕他的话,会惊吓到高龄的母亲。

然而,结果却证明是虚惊一场:张元济只是被革职,并被判了个“永不叙用”。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
消息传来,张元济的母亲对他说了一句话:
“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张元济捧着母亲的手,失声痛哭。

这场痛哭,也意味着张元济和原来的旧道路彻底决绝。
2
张元济辞别官场的下一站,是学校。
1898年10月,张元济举家迁往上海。在远离了权力中心的北京之后,张元济决定告别庙堂,去民间实现自己的理想——让更多的中国人醒过来。

他在上海担任的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译书院的主事——给他这张聘书的是南洋公学创办人盛宣怀,而关照盛宣怀启用张元济的,是李鸿章。
三年后,张元济接任南阳公学总理。

在张元济的任内,他创办了一个特殊的班级,叫“特班”,类似于现在的“天才班”或“火箭班”。关于这个“特班”的总教习人选,张元济颇费了一些心思,最终他决定聘请一个和他同一年中举人,同一年中进士,同一年进翰林,又同一年因变法失败而告别官场的好友。

这个人,叫蔡元培。

按盛宣怀的说法,这个“特班”是为了为未来中国培养“大才”的,虽然特班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只办了一届,但里面出来的不少学生确实都青史留名: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谢无量……

除了教学之外,在张元济主持下,南洋公学的译书院翻译了不少当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其中就包括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
等等。

此时的张元济和蔡元培一样,在振兴中国教育的道路上疾步前行,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张元济很可能和蔡元培一样,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时瑜亮”。

身着西服的张元济
但正当大家以为张元济要大展宏图之时,他却做了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决定:

辞去南洋公学总理的职位,加盟一家规模很小的排字印刷作坊。

这家印刷作坊的创始人是排字工人出身,名叫夏瑞芳,聪明好学,能力很强,但一直苦于受知识文化所限,无法将印刷作坊进一步扩大。他因为工作关系和张元济打过不少交道,所以千方百计请他来加盟主事,甚至为此开出了每月350大洋的高薪。
事实上,张元济看中的肯定不是这份薪水,他的真实想法,在他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就看得出来:

“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
而在张元济看来,像蔡元培那样教育英才固然是一件大好事,但他想做更基层,更普及的一件事——让最底层的中国老百姓都明白一些文化,学到一些知识。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那就是做出版,出版大量可以带给中国大众知识和文化的书籍。

这在他给蔡元培写的信中也可看出:

“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英才为要。”
换句话说,如果说蔡元培是一名培养诸多一流将帅的军校校长的话,那么他张元济愿意去开兵工厂,给广大普通士兵提供充足的优质枪支弹药。

这一年,张元济选择独闯一条旁人未曾想过的救国之路。

他寄托自己所有理想的那个排字作坊,叫商务印书馆。
3
主事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上来就先做了一件大事:组织编写小学课本。

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在中国穷途末路,行将就木,全国各地各种新式学堂夹杂着老式私塾并立,教材纷繁复杂,没有一个统一版本。张元济认为,教科书会影响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是教育大计,所以一定要重视。
为了编好这套教科书,张元济采取了“圆桌会议”的方式:

请来一大批中外专家,大家围桌而坐,一课一课过,各抒己见,碰到大家都觉得很好的观点,就详细讨论,有时候各人争得面红耳赤,但都对事不对人。
此外,针对小学生的特点,张元济创新性地在教材中大量引入插画:太阳,月亮,山川,耕牛……生动活泼,形象有趣。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全国轰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门口人头攒动,都是前来购买教材的人。在头炮打响之后,张元济趁热打铁,推出一系列如“修身”,“格致”,“中外地理”等系列教科书。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的学部第一次颁定小学教课暂用书,共102册,其中民营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占到了54册。像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再版30多次,总发行量接近1亿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系列,一度占到了全国教科书的4/5。
《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六册第二十二课
而通过编写教科书中,张元济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从孩子抓起,给中国老百姓普及常识。在他亲自编写前十册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中,全书不再提“忠君”,也不再出现“三纲五常”,强调“爱国家”,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提倡“立身岂必居官哉!”……
借着小学教科书的东风,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中学到大学的全套课本,这批书立刻成为了全国教科书的范本。在这个基础上,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和学术名作,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第一次让中国人了解到西方的小说的魅力,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了当时整整一代人,以至于一个胡姓年轻人读完商务印书馆印刷的《天演论》后难掩心中激动,索性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适者生存”中的“适”字。
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多方位经营,俨然已经成了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出版公司。
但是,张元济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个使命。
4
张元济在主持编印大量西方书籍的同时,一直在花大力气做一件事:整理和出版中国的古籍。
其中花费他最多心血的,就是《四部丛刊》和《百纳本二十四史》。

在那个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年代,中国古籍珍本散失和损毁严重,很多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真正能站出来挑重担的,就是张元济。
1915年,张元济亲自牵头,开始酝酿整理和出版囊括近500本古书、汇集宋、元、明各类善本和精抄本的《四部丛刊》。为了编好这套丛书,从选书到校勘,张元济全身心投入,几乎遍访当时中国所有的藏书名家,甚至还专门去了日本,花了一个半月跑遍东京和京都等地的图书馆,带回46种罕见的古籍摄影底片。

历时七年后,费尽张元济心血的《四部丛刊》初编出版,海内震动,被列为“四大编纂”之一(另三为《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时至今日,若有人想读到全面的宋、元、明善本,只能去找《四部丛刊》。
而另一个让张元济花费大量精力的,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印。

煌煌中国二十四史,一代代传下来,存在各种版本,各有优劣,各有残缺,所以张元济取“百衲”之意——僧人所穿的各种破旧衣服拼补的僧衣,选出最好的底本,然后将不同的残本校对拼接成一个完整版本。

在这个过程中,张元济不仅全程牵头校勘,更是亲自参与“描润”——将古籍中残缺、模糊、侵蚀的字迹经过仔细考证和对照各版本后后描绘清楚。当时张元济已经已经年过六十,双目经常流泪,就靠点眼药水支撑,每天亲自校勘100页古书。
《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元史》第八册
此外,张元济还牵头组织,前后历时23年,出版了400万字的《辞源》。这本辞典被称为“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一经出版,就销售了数十万册,成为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案头必备辞书。
在当时的环境下,谁都知道出版和翻译西洋书籍是“显学”,是名利双收的事情,而花费如此多的心血去整理古籍,为中国传统文化“续命”,很有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于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民营出版公司来说,内部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甚至有人认为张元济是用公司的钱在满足他的“个人兴趣爱好”。
但张元济凭借他非凡的才能,硬是做到了两者兼得:《四部丛刊》初编出版后,不仅好评如潮,还盈利100多万元,让人大呼神奇。
事实上,经张元济操盘,商务印书馆在1910年已经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到了1926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了远东第一大出版公司,员工数千人,在香港都设立了分公司。
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量,已经占到了全国出版图书总量的一半。

商务印书馆当时财力雄厚,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馆,此为汉口分馆
5
一介书生,文商兼备,张元济当然是有他特别能力的。

首先,他能做到大公无私。

商务印书馆最初是由夏瑞芳等几个私人股东凑钱创办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人得道,总要帮衬乡亲,几个领导层经常往公司里塞自己的亲戚,导致公司的老员工形成了一个个“裙带关系”集团。

张元济非常反感这种做法,亲自做工作,拒绝了公司总经理鲍咸昌和首席会计王莲溪各自把儿子调进公司担任领导的要求,并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儿子张树年留美学成归来后,明确告诉他“不能进商务印书馆”。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初步建立了完善的公司制度,杜绝了“任人唯亲”的现象,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夏瑞芳。年纪比张元济还要小4岁,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他是商务印书馆发展历史上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1914年1月10日被陈其美派人暗杀于上海,终年43岁。
其次,他能做到从善如流。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原先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商务印书馆倒显得有些落后了,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各种新锐的杂志和报纸接连出现,商务印书馆的业绩出现了大幅度的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达到了60万册。
彼时的张元济已过知天命之年,无论他个人还是商务印书馆,都在行业内处于泰斗地位,他自己靠吃老本,颐养天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他却毅然决然地推出了“大换血”计划:引进茅盾主持王牌杂志《小说月报》的改革,一改过去男情女爱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并由此推动老舍、巴金、丁玲等一批后来的名家走上文坛。
此外,他积极引进人才,在两年时间里就引进了郑振铎、周予同、陈布雷、竺可桢、陶孟和、顾颉刚、竺可桢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进入商务印书馆,让整个公司焕然一新,尤其是引进了当时才33岁的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为商务印书馆后来继续辉煌奠定了基础。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焕发了“第二春”,一时之间,成为了当时堪与蔡元培执掌的北大比肩的知识分子汇聚中心。

1903年,张元济出版严复翻译的《原富》时签订的版税合同。当时张元济答应支付严复20%的版税,是有证可考的中国出版行业支付版税的先河。在严复晚年的开支中,商务印书馆支付的版税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第三,张元济能做到德行兼备。
张元济为人随和,待人坦诚,且勤俭节约,绝不贪财。

1927年,张元济被人绑架,曾轰动一时。当时绑匪以为绑到了财阀大亨,开口索价三十万大洋,张元济笑称“你们看我像是有三十万的人吗?”绑匪一开始不信,后来看到他脱下衣服时,毛衣上还有窟窿,才慢慢相信这人真没什么钱。

在被“绑票”的数日里,随和的张元济和绑匪相处融洽,不仅体会他们的苦衷,还给其中一个绑匪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医治咳嗽,而绑匪的开价也一路“跳水”,最后跌到一万大洋——张元济嘱家人变卖了些首饰,凑齐金额,最终平安回家。
在商务印书馆,哪怕是张元济本人嘱人寄出的信封,也是反复利用的,收信人的名字会被涂去,写上新的名字。但碰到对公司有利的业务,他“挥金如土”: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翻译西学,他要找最好的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
但有些时候,张元济却并不好说话,甚至可以说是一块“硬骨头”。

6
张元济对日本人的态度是很鲜明的。
在出版、翻译和寻找古籍等业务方面,张元济非常敬重日本专家的专业能力,当初的国语课本,他就是参照日本图文并茂的蒙学课本,和日本公司一起合资出版的。但在日本人露出侵略的爪牙之后,张元济立场鲜明,绝不合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张元济亲自操刀,编印了一本小册子发行,书名《中华民族的人格》。在这本书里,他选取了十几位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编写了八个故事,并亲自作序:
“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也正是因此,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印书馆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日军飞机忽然发动空袭,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起火,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张元济苦心建立起来的东方图书馆,焚毁五层大楼。
这场轰炸造成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1630万元以上,占公司总资产的80%。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被焚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东方图书馆连同大量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消失。
事后证明,日本人的这次袭击完全是预谋有目标的。因为当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说过一句话:
“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这场灾难摧毁了张元济大半生的心血。当日刮大风,东方图书馆上空飘扬着大量纸灰,甚至飘到了张元济家的院子里,当时已经65岁的他痛哭流涕:
“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他仰天长叹,留下一句诗: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上图为建成后的“东方图书馆”。该馆以1909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设立的图书资料室涵芬楼为基础,于1926年正式对外开放,以广博的藏书闻名。多少当年的知识分子都在其中留下了借阅苦读的回忆。下图为焚毁后。
但顽强的张元济决意不让日本人看笑话,在第二年就开始了东方图书馆的重建工作,紧张的重建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又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中止。

事实上,因为抗战,商务印书馆的经营都遇到了很大困难,平时并不看重金钱的张元济家庭生活也陷入了拮据。

1942年,有两个日本人来求见张元济,想开展合作,张元济甩手在对方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张元济与汪精卫本来私交不错,但在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之后,他立刻就与他断绝来往。汪精卫曾托人带来他与老婆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张元济嗤之以鼻。
迫于生活压力,张元济开始卖字,但他卖字也看人。当时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专门找到张元济的一个亲戚,托他请张元济在一幅画卷上题字,并附上了11万元的支票。张元济断然退回支票,并写了一封信:
“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张元济手迹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已由王云五主事,总管理处先迁香港,后迁重庆,而张元济与董事会留守上海。他曾作诗一首:
“人与百虫争旦暮,天留一老试艰难。”
7
抗战胜利后,举国欢腾,但张元济在高兴之余,也对家人说了一句话:

“不要以为天亮就有好日子过,国民党的味道也不是好尝的。”
后来发生的事,不幸被张元济言中: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大员”肆意贪污,中饱私囊,物价飞涨,之后便是内战爆发。

1948年9月23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张元济受邀参加在南京举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原本希望突出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和“成功”,希望文化学术界的知名人士说点“场面话”和“客套话”,但轮到张元济发言时,他却石破天惊:

“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而是兄弟阋于墙!”
他的整篇发言都在指责内战,呼吁和平,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轰动,而张元济更是拒绝参加后两天会议,谢绝了蒋介石的宴请,令他非常难堪。

晚年张元济
1949年9月,国民党败局已定,新中国成立在即。在那个月的19日,82岁的张元济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邀请,同游天坛,陪同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
毛泽东当着张元济的面说,自己年轻时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纲》,受益匪浅,而在延安时期,《辞源》也总是放在他的案头。而张元济向毛泽东建议,要想国富,必须要发展好农业生产。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拟请张元济出任馆长,张元济因为偏瘫而谢绝。第二年,上海市长陈毅两度拜访张元济,称毛主席说过,“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张元济莫属”,张元济便不再推辞。

随着年事渐高,张元济早已万事看开,曾做挽联一副: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1959年8月14日晚8时,张元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享年93岁。在三天后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送来花圈,他的遗体火化后葬在联谊山庄的公墓。
“文革”期间,张元济墓地的墓碑被“造反派”砸碎,但未伤及骨灰盒。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让儿子赶到墓地挖出骨灰盒,带回了他的家乡海盐入葬。
文革结束后,当地政府征求张元济后人意见,是否需要迁葬,儿子张树年回答:

“入土为安,不要再迁葬了。”
政府尊重家人意见,于张元济墓地设保护区,立界桩。

一代出版巨子,就此安眠于地下。
(本文完)
馒头说
在张元济的身上,其实体现了不少矛盾之处:
他是前清的翰林,皇帝单独召见的人才,却目睹山河破碎,变法失败,乃至帝国倾塌;
他渴望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思想,致力于让民众融入现代社会,却也一直致力于收集和完善中国古籍,为中国传统文化续命;
他敬重和重用日本专家,甚至会去日本寻找中国经典典籍,但面对侵略者,他却原则分明,立场坚定,没有半点含糊;
他进士出身,一介书生,却又投身商海,且左右逢源,结交颇广……

但也正是因为张元济把这些所处时代给他造成的矛盾和尴尬解决得甚是圆满乃至统一,才凸显了他的伟大之处。

说他是“中国近代出版第一人”,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遥想清末民初,社会动荡,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苦苦思索救国之道:
有投笔从戎的,也有弃戎执笔的;有弃医从文的,也有弃文行医的;有辞官立志教育的,也有苦读献身科学的……诸多人中,可以有其他选择的张元济独辟蹊径,做了出版行业,而且还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惠泽后世,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而当我说出那些有识之士的“转变”的时候,相信各位的脑海中其实都能浮现出一系列的人名——这些人其实和张元济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并没有只是喊几句“爱国”的口号,享受一下热血澎湃的激情和自我感动,然后该干嘛还是去干吗了。他们想了,他们还去做了,不计个人得失,不畏前途艰险,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总是会有这样的一批人,在喧嚣中思考,在挫折后反思,然后选定方向,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奋斗终身——他们选择的道路各不相同,却是殊途同归的。

很多曾经高喊口号甚至忙于批评他人的人,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痕迹。
而像张元济这些人的名字,从现在到未来,一直会被我们铭记。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张元济:中国出版第一人》(《文汇报》,2009年3月20日)

2、《张元济:深入书林寄此生》(朱圆,《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第38期)
3、《论张元济对近代出版业的贡献及影响》(陈忠珊,《黄山学院学报》,2019年06期)

4、《张元济执掌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教科书的出版》(黄剑,《学术研究》,2020年07期)

5、《“天留一老试艰难”——抗战胜利后的张元济》(周武,《档案与史学》,1996年06期)
6、《出版大家张元济》(何岸,《源流》,2010年03期)
7、《张元济的出版理念——扶助教育与提高人格》(闫卫平,《传播与版权》,2020年07期)

8、《从老照片中回溯商务印书馆的120年,抗战中坚持日出一书》(杨宝宝,澎湃新闻,2017年2月13日)
9、《国难与商务印书馆》(周武,《档案与史学》,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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