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的钱和人流向新加坡，弹丸之地极度繁荣，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香港不能成为这些钱和人的终点，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有一个朋友最近发朋友圈，他在香港去高中低档的餐厅吃饭，人都很少，然后就感叹，香港真的萧条了。
可能正正相反。几年前的动荡和最近的萧条，是一场真正的国民教育。歌舞升平的时候，人会想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有当混乱和萧条到来，人才学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危机教育实际上是在人心里积累了一个势能，就是要稳定，要发展，心愿迫切，这是能促使一个社会不折腾的真正的原动力，其他都是手段而已。
香港回归这25年可以类比为新中国成立的头30年，其实很难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其实都是要解决政治问题、主权问题、路线问题。
香港前几年的混乱，实际上，就是外部势力想动摇中国在香港的主权，这是必须要经过斗争的，就好像新中国必须要经历朝鲜战争、越南自卫反击战、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样的事情，才能够稳固一个国家的主权。
香港特区成立的头十年，董建华出台了很多的策略，但都被各种各样的力量破坏了，瓦解了。表面上看是路线问题，实际上也是政治问题，政治要解决的是要力出一孔，如果不能力出一孔，总有人捣乱，就难搞经济建设，无法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坚定的不畏困难的前行。
这归根结底也是人心的问题。人心如果没有经历共同苦难的磨练，就不可能统一共识。越是黯淡的日子，人心就越是沉稳而思变。
就好像十年运动迎来了改革开放，我相信过去几年的动乱和萧条，把香港推到了一个重新出发的位置，今天的香港就相当于大陆的1978年。
接下来，人心所需要的无非就是一个工具。而香港，毫无疑问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工具，那就是一国两制。香港作为中国的窗口，这个价值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香港的窗口价值其实就是制度红利。比如，大陆是有金融管制的，但香港是金融自由化的，比如一旦美国严管中国上市企业，那这些企业几乎只能选择香港。
再比如，大陆限制某些WEB3的性能，正是这些限制，把很多人和钱都推向了新加坡。但在WEB3上，香港和新加坡没有区别，比如token经济模型，只要策略得当，香港一定有与新加坡一争高下的能力，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地理上，香港离大陆更近。
如果说西方最后要与中国做制度脱钩，也就是实行不一样的制度就不在一起做生意，那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还可以跟西方交易。由于中国之大，西方企业不可能不借助香港这样一个窗口来谋求中国大市场的利益，并且与中国的制造能力合体。


这次七一庆祝，也明确了香港“普通法”的优势要继续发扬。大陆采取的是大陆法系，跟德国、日本类似，而采取普通法的香港与英美在社会底层构建上是相通的。
比如在香港，对于重型案件还是用的陪审团制度，而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是法官依据法规来审判的制度。
法官执行天条，实际上是默认有一个客观真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执行真理。而由平民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实际上是自下而上的，必须依赖于现实社会上的这些活生生的人，根据人情事理，社会风俗来做出决断。
所以这背后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一种是灭人欲，存天理，一种是人欲即天理。
有人认为普通法系更适合于发展像证券交易所这些新的制度，其实就是因为，天理是不变的，但人欲是一直在不停的膨胀，不停的演化，它拥抱变化。
一句话，不同文化和阵营之间的长城修得越高，那么隧道的价值越大，窗口的价值越大。
站在今天这个时点，回想起1949年，解放军本可以一举拿下香港，但止步于边界，两个老大商量，决定“留一个跟西方打交道的窗口”。
几十年后，老邓推行一国两制，也是“窗口”的自然延续。窗口连接内外，对内则掌握主权，对外则沿用西方法律和经济制度。
我想，这就是大智慧吧，历久弥新，几代人都要因此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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