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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审视中国近代海权意识曲折的转变之路。
随着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 山东舰的下水与列装，人民海军正一步步从黄水走向蓝水，从近海走向远海，逐渐形成一支以世界一流军队为目标的强大海军。自 1840年以来，经历了三个甲子的轮回，在烈火与硝烟中经历无数次磨炼，又有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中国人的海权意识逐渐觉醒、不断强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那个波涛奔涌的时代，回顾和审视中国近代海权意识曲折的转变之路。
防御性水师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海陆复合型国家，由于受封建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海禁政策和陆权思维的制约，长期以来对海洋的认识都不够深入，防御重心始终置于陆地之上，直至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自海上而来，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对手不再是普通的海寇盗匪，而是一支真正拥有先进武装的近代海军；自己遭遇的外患不再来自塞外漠北，而是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
林则徐
林则徐看到英国人的艨艟巨舰在海洋中任意驰骋，横冲直撞，见识到西人坚船利炮的厉害，方知自己艇小力弱，无法与之抗衡，但仍然心存侥幸，甚至还有几分盲目的自信。他曾天真地想把敌人引至狭窄的内河，使其优势荡然无存，如“游鱼釜底，立可就擒”。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只是清军的一厢情愿而已。英军凭借舰船的优越机动性，采用迂回包抄与分割包围的战术，绕过看似坚固的炮台，或从侧翼、或从背后发起进攻，清军的防御在敌人的猛烈炮火的进攻下被轻松撕碎。不等清军的援军到来，英军就会扬长而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以便故技重演。
魏源也主张以守内河为主，放弃对外洋和海口的控制，按照“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发展武备以完善防御能力。这套陈旧的体系，本质上还是在林则徐防御的基础上，陆基防御思路的延伸。在迅速变革的西方海军面前，无论是林则徐，还是魏源，显然都已经落伍了。
《海国图志》书影
《防海新论》书影
1873年，傅兰雅和华蘅芳共同翻译了德国人希理哈的《防海新论》。书中认为，夺取制海权的方法不外乎两策：一是封锁敌人的海口，二是防守自己的要地。前者是积极进攻，后者是消极防御。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军就曾对南方各个港口实行封锁，以达到削弱其战争潜力的目的。李鸿章读此书后深受启发：清军水师实力羸弱，若想以攻为守，先发制人，通过封锁敌人海口的策略赢得制海权，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处处设防则处处不防，特别在面对拥有优越机动性的对手时，这种防御思路，也不可行。于是，李鸿章选择最具战略价值之地，如大沽、北塘、山海关等，进行重点设防，以保卫京畿重地。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也认为不能散漫布防，应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彼此呼应，连成一气，才能应对列强的海上入侵。在19世纪70年代的海防大讨论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将海防的重要性上升到“腹心之大患”的地位，甚至提出要弃新疆而保海疆，这一战略思维从今日的眼光来看未免失之于片面，但这也证明海防的重要性在当时已为很多人所接受。
北洋水师主力战舰致远号
来远号装甲巡洋舰
光绪十一年 (1885)，清政府正式成立海军衙门，后增设“海防捐”，计划每年筹集400万两充作海军经费，海军建设步入正轨，先后建立起四支近代化海军。但从本质上来说，由于清政府内部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的落后性，特别是统治集团的腐朽，清军很少会考虑角逐于大洋之外，防御重心仍然以陆地为主。在自身实力又不足的客观条件下，清军不得不选择以守代攻、被动防御的战略，失去制海权也就成为必然了。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关防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失去制海权，屡屡遭受列强的海上入侵，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而本就不够完善的岸防体系在机动灵活的西洋舰队面前破绽百出。虽然洋务派清楚地明白只有建立强大的海军才能保卫国家，所以既造兵舰，又制火器，或聘西人技师，或习西洋工艺，试图以学习西方先进器物的方式，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海军的步伐，以达到富国强军的目的。可惜在种种原因的限制下，中国的近代工业体系迟迟无法建立和完善，无论购置多么强大的军舰，也只能充当岸防体系的补充，既不可争雄于外洋，又不能固守于近海，最终在黄海一役为日本海军所击败。
《海权论》的传入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不过30年，却以蕞尔小国迅速积累起一支实力不俗的海军，乃至打败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对于大清的知识分子们来说，这有如当头棒喝。这一结果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并不意外，在日本人高呼“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时，中国人还在为日益恶化的边疆危机一筹莫展，对海军的重视与建设已大大落后于这个东方近邻。而更要命的则是观念上的差距，甲午战争中，日本一开始就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以主动出击为主，最终一役而胜，确立战场主导权，而北洋水师在黄海之败后困守于港口，最终几乎全军覆没。事实证明，清军水师已为世界潮流甩开太久了。
甲午战败给沉睡的国人以痛击，海权的重要性为更多人所认识，许多人开始反思中国海军的建设思路与未来发展之路，但大家的思路却并不一致，有人觉得海权即海军，战舰之多寡，吨位之大小为制胜之本；有人觉得海权就是控制领海，能控制多大海域、多少海岛是海权的体现；有人觉得海权就是经营海洋，谁能拥有更多商船和渔船，获得更多的资源，谁就是海权真正的控制者。这些观点不能称其为错，可惜失之于片面，海上权力的要素远没有这么简单。
对中国海权思路影响最深的学说，非美国人马汉《海权论》莫属。1900年日本人主办的刊物将《海权论》翻译为《海上权力要素论》引入中国，大大冲击了人们的传统思路。马汉十分明确地指出海权乃强国之基、立国之本，国家之强弱兴衰皆与是否掌握海权息息相关。“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而夺取制海权是掌握海权的必要条件，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海权的重要性提高到如此地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海军建设正是以此为依据，甲午之败后，中国也掀起向日本学习的浪潮，故此书在国内引起各界瞩目。
在书中，马汉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理论：所谓“海权”，有“海上权力”和“海上权益”双重含义，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海上权力”是维护“海上权益”的手段，而“海上权益”又是保持“海上权力”的基础。近代以来，掌握海权的诸多强国无不拥有强大的海军，它们不仅能在武力上压制弱国，也可以借此实现控制航道、保护贸易线、打开海外市场、庇护侨民等目的，为国内资本积累提供条件，使国家有能力供养更为庞大的舰队，形成良性循环。这样一来海军既是海权的捍卫者，也是海洋权益延伸的受益者，它不仅不会变成无止境的吞金巨兽，还可以成为源源不绝产生经济利益的发动机。
马汉
马汉的理论，虽然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但并未触及灵魂。当权者对海权与海军的认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仍然着眼于近海岸及长江口等地巡防，海军的定位仍以近海防御为主。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马汉的理论更加适应于资本主义国家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的需求，而中国距离这一阶段还很遥远，根本上缺乏维护海外利益的内在动力。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奉行马汉理论的日本政府形成鲜明对比，这或许也是两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一大原因所在。但马汉的理论也确实为中国海权思维的发展注入了新元素，中国人开始重视对海洋权益的维护，清末以来多次对海洋权益的成功维护就是其例证。
维护海权的尝试
由于海洋具有公共属性，人们逐渐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形成一定的共识，进而形成近代以来的海洋公约。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国际法学家亨利 · 惠顿的《国际法基本原理》翻译为《万国公法》引入中国，但清政府却以不合中国制度的理由大加抵制。对国际法的漠视，常常使中国在海洋权益的谈判上处于不利地位，清政府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也屡遭失败。之后，清政府才不得不重视国际法在实际谈判中的应用，并利用国际法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比如，1902年，日本侵入东沙群岛，两广总督张人骏命人搜集相关历史文献和图籍。其中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和陈寿彭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等中外文献，记录“中国至此围渔，已有年所”，迫使日本归还东沙岛。1910年，清政府又设立“管理东沙岛委员会”，两年后在西沙岛树碑宣示主权，取得了一次保卫海疆的重要胜利。沿海各省专门派人绘制海图，划定海域，标明主权，维护沿海渔民的捕鱼权利与通商权利，并且充分运用国际公法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进行大量实地勘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孙中山《战后太平洋问题》内页
此时的大清帝国，虽然垂垂老矣，却开始注重运用国际法以维护自身权利和保卫海疆，为后来保卫南海的斗争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西方人制定的海洋规则，让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受到巨大的挑战。在这种痛苦的嬗变中，中国人不得不尝试转变观念，进行了迈向海洋的一次次尝试，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合法权益。
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得以真正觉醒。孙中山在1919年的《战后太平洋问题》序中写道：“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而移于太平洋矣……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 正因如此，才要“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
基于这样的认识，孙中山先生着力强调海洋对发展商业利益的意义，希望建立更多港口，组织大批商船和渔船远赴外洋获取商业利益，发展海上航运，开发海洋资源。虽然，他的愿景并未实现，但这次观念的迭代，无疑大大超越了以往的诸多认知，并成为他的追随者努力的目标。正是因为他们的践行，将海权的定义进一步延伸，使其与主权相联系，唤起国人对海洋权益的重视与保护，希冀早日收回被割让的港口与领海……在整个民国时期收回利权运动中，爱国者们通过对海港权、领航权、航路权等海权的争取斗争，不断激发出中国人民对探索浩瀚海洋的兴趣，逐渐让海权意识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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