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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词派产生于晚唐五代时期的前蜀，是中国古代诗词学流派之一，其名得自于后蜀赵崇祚所编词集《花间集》。
大一统的唐宋帝国之间，插着十个短暂的割据政权，其中的后蜀对成都文脉的贡献，绝对不可以一笔带过或者大而化之。事实上，这个割据小王朝，对成都文脉的贡献，相比那些相对历史长一点的一统王朝来，也不遑多让。
  这个贡献主要来自于两个文雅风流的事物，一个是春联的诞生，一个是芙蓉的栽种，前者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沿用至今，后者给成都带来了一个叫起来和听起来都特别迤逦温柔的别名：蓉城。
  在春联和芙蓉之间，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作家派别：花间派，影响着后蜀的文化气韵和整体格局，更为一代宋词开风气之先。作为花间词派中最为重要的词人，生于成都的欧阳炯不仅在后蜀政权里身居要职，而且精于音律，通晓绘画，能文善诗，其《蜀八卦殿壁画奇异记》一文，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出挑的绘画才能，更看到了他超越同时代人的骈文功夫。也因此，我对欧阳炯的初体验，并非来自人所熟知的《花间集》，而是《蜀八卦殿壁画奇异记》一文。
被遮蔽了的绘画才能
  欧阳炯生于公元896年，去世于971年，享寿75岁，这在同时代人中，可称得上高寿，这大约和他一生皆被文艺滋养有很大的关系。钱锺书先生《管锥编》卷二《太平广记》之八十六条讲“绘画乱真”，引出了欧阳炯这篇非常有文献价值的文章，从中可看出后蜀时期孟昶在宫殿建筑与装饰上的风尚，尤其能看出欧阳炯的绘画之才，兹录其文中有关绘事的文字如下，以作论评考辩。
  尝于大殿西门创一小殿，藻井之上，轮排八卦，故以为号焉。其御座几案，图书之外，非异于常者，固不关干圣虑。其年秋七月，上命内供奉检校少府少监黄筌谓曰：尔小笔精妙，可图画四时花木虫鸟、锦鸡鹭鸶、牡丹踯躅之类，周于四壁，庶将观瞩焉。”筌自秋及冬，其工告毕。间者，淮南献鹤数只，寻令貌于殿之间。上曰：“女画逼真，其精彩则又过之。”筌以下臣末技，降阶曲谢而已。至十二月三日，上御斯殿，有五坊节级罗师进呈雄武军先进者白鹰。其鹰见壁上所画野雉，连连掣臂，不住再三，误认为生类焉。上嗟叹良久，曰：“昔闻其事，今见其人。”遽令所进呈者引退，无致搦损兹壁。
  这段文字的妙处，在于欧阳炯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绘画乱真”的故事。黄筌是五代时期成都非常有名的画家，孟昶请他在王宫正殿西门的小殿四壁画一些花鸟，以供观瞻，其中就画有雉鸡。有一天，孟昶上殿，竟然看到一只白鹰对墙上的雉鸡扑击不已，显然，黄筌的画太过生动，那鹰竟然将墙上的死物当活物了。
  但仅此尚不能判定欧阳炯精通绘事，下面一段论述，除了例行的颂圣之外，欧阳炯毫不保留地讲出了自己对绘事的真知灼见：
  伊昔大舜垂衣，作绘乃彰于象物。宗周铸鼎，观形可御于神奸。汉号灵台，唐称烟阁，图画之要，史策攸传。公私虽见于数家，今古皆言于六法。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二者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筌之所作，可谓兼之。
  欧阳炯认为，承古以来的“绘画六法”中，应该以形似、气韵两者为先。但有气韵而没有形似，便会因为过于质朴而缺少文采；而有形似而无气韵，便容易显得华而不实。黄筌的画作，刚好兼得了形似和气韵之妙。其中，“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一句，是此文之眼，也是后来论绘事者常常引为圭臬的名言，体现了欧阳炯非常独到的艺术眼光。
  在另一首题为《贯休应梦罗汉画歌》的长诗里，也展示了欧阳炯对人物画的鉴赏能力，其如“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皆是对贯休罗汉像画作的知赏之语，也是贯休《十六罗汉画像》得以载入《益州名画录》并传之后世的重要推手之一。
  欧阳炯关于绘画艺术评论的作品，还见于《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长诗。景焕和欧阳炯是至交，早年专事书画。一日，他和欧阳炯去郊区的应天寺游玩，景焕在寺院右壁上画了天王像，与孙位画于寺院左壁的天王及其部从鬼神像相对。欧阳炯技痒，当场写就《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善于草书的梦归和尚即兴将这首长歌题于壁上，画、诗、书三绝一日而成，“应天三绝”就此传开。《太平广记》卷二百十四记载此盛事：“故书画歌行，一日而就。倾城人看，阗咽寺中，成都之人。故号为‘应天三绝’。”
  在这首长诗中，欧阳炯不仅赞美了孙位“镇在宝坊称不朽”的左壁画，也高度肯定了景焕敢于挑战前贤、“下笔咸成千古事”的右壁和作的生动细腻：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击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乌觜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颔髑髅干孑裂。
  应天寺虽屡经兴废，今天尚存遗观。在双流区牧华路牧马山麓，占地约四十亩的应天寺新建了殿堂四座、茶毗塔院和普国塔等，更让人欣慰的是，大悲殿旁的诗屏上镌刻了欧阳炯这首长诗。驻足朗诵之时，发生在千多年前的三绝诞生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可惜欧阳炯没有画作传世，使我们失去了通过艺术评论融合欣赏其画作的机会。但通过一篇骈文和两首长诗，我们还是得以管窥欧阳炯纵横洋溢的绘事评论之才，并不得不对他这项才能做出公正的评价：如果他不是因为名列花间派而以擅小词而传之后世，那么，他大概率是可以凭着精到传神、公允至当的艺术评论而载入艺术史，事实上，宋以后的艺术评论，关注到欧阳炯在这方面的建树并每每引用其“形似气韵”之论言者，的确也代不乏人。
写入中国文学史的一篇短序
  要说到欧阳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必须谈及他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作为花间词派的成员，他受赵崇祚委托为《花间集》写序，或许便因于赵对他既是词人、又善品藻有很大关系。他当然没有让赵失望，也没有让中国文学史失望，他用最简短精要却极度优美凝练的文字，概括化地对词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标准提出了极有诚意和自信的论断。
  这篇仅仅400字出头的序，堆金抱玉，极尽绮丽富艳之能事，像极了浓妆艳抹的女子高张艳帜站在路边，问一个个过往行人：我美不美？奇怪的是，他这样浮华艳丽的文字读来却并不让人生厌，而是给人唇齿留香、余味绵长的感觉，又因为太短而让人频频回头三顾，恋恋不舍，仿佛自夸“我美不美”的女子言未尽而意无穷，猜想应该还会有“我衣服好不好看”、“我眼睛动不动人”、“我眉毛多不多情”“我声音好不好听”等无数个问题未能一一问出来，徒留遗憾。
  因为是文学史上第一篇词论，这篇序自诞生后即受到后人的高度关注和评价。清代文学家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十六评价说：“欧阳炯善文章，尤工诗词。欧阳炯著有《武信军衙记》、《花间集序》传世。又小词十七章，人亦时称道之。”清代学者张宗橚更直接呼欧阳炯为“首序《花间集》者”。近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罗根泽在编撰《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将欧阳炯和晚唐的韩偓编在一起，明确提出了“香艳说要以韩偓、欧阳炯为代表”的观点。
  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在海外也有很大影响，一部分当然缘于花间派词人在海外受到重视的因素，一部分也因为欧阳炯在这篇序里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词学态度。对于关注汉学动态发展的海外汉学界，他的观点和态度以及这些观点和态度对文学流派的影响自然显得非常重要。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鲁道夫·瓦格纳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事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欧阳炯的这篇序文。他说，欧阳氏撰写此序持一种辩护性态度，他一方面努力提高词的地位，一方面为充斥此集的爱情主题争得一席之地(参见《莲舟——词在唐代通俗文化中的起源》)。这样的论调，使瓦格纳当之无愧地成为欧阳炯的异代以及异域知音。
  在我看来，欧阳炯这篇序除了作为文学史上第一篇词论的特殊地位而拥有很大价值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它在极短的空间里勾勒出了一条极度清晰的词史线条：从西周穆王的《云谣辞》，到春秋战国时的《阳春白雪歌》，再到汉魏乐府歌辞如“涉江采芙蓉”和“送别临江渚”等作品、南朝宫体影响下的北里俚俗之曲，直到李白的《清平乐》和温庭筠的《金筌集》，他这样穷源究底，如数家珍，搜罗靡细，的确也是有准备而来。看起来，他从《云瑶辞》说到李白的《清平乐》，都不过是他用来给温庭筠这个花间派宗主做铺垫的工具，他极精巧匠心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些历史上的词作的褒贬和爱憎态度，并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温庭筠这个花间派词人的领袖人物以及花间词人共同的风格倾向和词体特点。末了，他还不忘肯定作为编辑的赵崇祚“拾翠洲边、织绡泉底”的功劳，并谦虚地表示我只是因为粗知词律并蒙赵崇祚青眼而作了这篇序，这种谦退的态度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这篇序系年为大蜀广政三年，即公元940年。这一年，欧阳炯四十四岁，经历过前蜀中书舍人的尊荣后，出任过短命后唐的秦州从事。进入后蜀，先后受到孟志祥和孟昶的礼遇，逐渐迎来人生的巅峰岁月。这篇序即写于欧阳炯官运亨通、文名鼎盛的壮年时期，因此，我们能从他富丽浮华的文字中，看到这个地道成都文人的优游自信和淋漓纵横的才气，以及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英迈之气。他料定他在序中提出的“清艳”、“诗词分体”等词学观点，以及“文质并重”、“崇雅黜俗”的词学理论，一定会引起后来人的共鸣。欧阳炯在成都、通过这篇序发出的词论，使五代十国这个极易被快闪而过的历史过渡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的倔强
  《花间集》收录欧阳炯词 17 首,大多具有地道花间词的味道,充满了女子闺阁的闲适和浮华的韵味。另有一首《江城子》大约写于欧阳炯年近而立之年。在一次游金陵城(今江苏南京市)时,欧阳炯发思古之幽,追忆六朝繁华,写下了充满苍茫意绪的《江城子》: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这首《江城子》和北宋成熟期的《江城子》多有不同。欧阳炯此词为单调,并将结尾两个三字句加一衬字,成为七言句,开宋词衬字之法。
  这首词气象阔大，寄托深远，一改欧阳炯擅长的花间词浮华艳丽之风，而有悲凉慷慨之调，超越个人意绪,大有家国之悲，也最为后人所称道。
  《宋史》对欧阳炯有“好为歌诗，虽多而不工，掌诰命亦非所长”的评价。以欧阳炯在“应天寺”三绝中的诗为代表，以《江城子》词为代表，批评他的歌诗“多而不工”，显然不甚公正。
  《宋史》又以欧阳炯在蜀中任职时的个人操守来作为好评的依据：“卿相以奢靡相尚，炯犹能守俭素，此其可称也。”拿俭素的品格来代替欧阳炯所有的道德行为，尤其是人臣作为，实在是一叶障目、太过狭隘了。欧阳炯在丹棱(今四川丹棱县)县令任上的作为和操守、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首以警孟昶的出发 点,以及晚年作为降臣坚持不祭南海的政治态度，都 是史家足资采信的。但《宋史》还是错过了这些史料， 以“守俭素”草草敷衍,令人遗憾。
  宋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宋太祖兵伐后蜀两个月后，后蜀主孟昶不得不采纳了宰相李昊的建议:具表纳降。宋乾德三年(965年)元月,孟昶带着后蜀皇室成员和重要臣僚,一起北上东京(今河南开封市)。
  欧阳炯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身份，也在北上东京的臣僚之中。这一年，欧阳炯已经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宋太祖知道他是后蜀重臣，又是有才之人,所以特别优待。宋乾德三年(965年)六月, 除欧阳炯为左散骑常侍,八月,除翰林学士。
  《宋史》在记录孟昶生平之后,也记录了后蜀几位重臣的生平。其中,在关于欧阳炯的记录中,有两件事颇能了解欧阳炯北上东京之后的际遇和心境。
  其一:
  炯性坦率,无检操,雅善长笛。太祖常召于偏殿，令奏数曲。御史中丞刘温叟闻之,叩殿门求见,谏曰: “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 “朕尝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司尚习此技,故为我所擒。所以召炯，欲验言者之不诬也。"温叟谢曰。臣愚不识陛下鉴戒之微旨。”自是不复召。
  宋太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召欧阳炯在偏殿吹长笛，表面上是一种欣赏，实则是一种嘲弄和羞辱。想象一下须发皆白的欧阳炯吹笛子的情景,便不难揣测出欧阳炯既无奈又伤心的复杂心态。
  其二:
  岭南平,议遣炯祭南海,炯闻之称病不出。太祖怒，罢其职，以本官分司西京。
  开宝三年(970年)三月,宋太祖拟派欧阳炯祭南海。欧阳炯称病不出，宋太祖一怒之下,罢免了他的职务,把他赶到洛阳闲居。
  这一年,欧阳炯已 74 岁,年迈体衰,称病或是实情。他坚持称病不出的主要原因,或许还在于他不愿以降臣身份,前往刚刚被北宋征服的岭南,再一次遭受羞辱。这表达了一个降臣最后的倔强。
  开宝四年(971年),欧阳炯死于洛阳。
  欧阳炯去世后4年,南唐灭。南唐后主李煜写下《虞美人》,感叹“春花秋月何时了”,暗伤“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欧阳炯“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和“如西子镜照江城”的风调和余绪。
  一个臣子，一个君王,他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亡国之痛,在大一统的宋朝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
  然而，今天,我们每览欧阳炯的《江城子》，都会感受到他那种发自肺腑的疼痛感，而每读《花间集序》,都会被后蜀代言了的富丽繁华和优游闲适所感染，那正是成都城市气质的淋漓体现:吹开浮荡在《花间集》表面上的艳丽泡沫,那正是升平富足、百姓安乐、喧然名都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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