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电影《隐入尘烟》上映。海清在影片中饰演农妇曹贵英，她几乎隐入了这个角色，从外形上，你很难认出她本人，也更难在她身上看到之前角色的影子。
贵英演起来不容易。为了使眼神接近当地村民，海清像晒头巾一样晒自己的眼睛，晒到视力下降，长出黄斑；度过了初期的崩溃阶段，她将素人演员看作老师，在表演上尽力向他们靠拢。夏去秋至，金黄的麦子悄然长出高高的一茬，海清也逐渐融入这片土地之中。
海清最早以“国民媳妇”的形象被大众熟知，在多部戏中承担买房的焦虑。但现实中的她，渴望浪迹天涯，所到之处皆是家。她说人生理想是结婚、生子、演戏——前两项是明确有完成时的动词，而演戏没有完成时，会陪伴漫长的一生。
海清不玩社交网络，也并未开通朋友圈。关于最近让她出圈的“我的神”的梗，也没有对她造成困扰。她保有自己的世界和归属感，希望将能量最大限度地转化成作品。
本期播客的主题是“隐入”，同时也是“浮现”。我们从《隐入尘烟》聊起，借着隐入她20年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个角色，来看由此浮现出的种种女性议题。
以下是海清的讲述——
嘉宾：
海清，演员

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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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锦、康堤，GQ报道编辑

素人vs.演员
接到《隐入尘烟》这个角色是19年年底，剧本非常打动我。导演睿珺说他要拍十个月甚至一年，因为农作物从种下到结麦穗，再到收麦子确实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期间需要体验生活，可能接不了别的戏。我说没问题，当时什么也没考虑，甚至第二年才签的合同。
我和睿珺之前就熟悉。他说如果我不接，他就全部用素人演员了。因为他想如果这么好的关系都不行，再去找其他演员难度更大。
他原本说会给我配一个职业演员，两个人同频创作会好一些。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等原因，始终没有配到合适的演员。
1月底我就到了甘肃张掖的花墙子村，当时就住在睿珺姨夫家，和他们夫妻俩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临到开机了，导演说男主定了姨夫。
表面上我说太好了，太棒了，姨夫很合适；但我内心瓦凉瓦凉的，我想是我完了（笑）。素人跟你一起演，你就知道没有退路了。因为职业演员互相是有参照的，在同一个频道上面，有真实的东西，也要创作的技巧。但一个完全的素人意味着，他可能几十条都没有过，可能会看镜头、忘台词、记错走位，甚至演了一半演不下去。但只要有一条是准确的，那他就是真的。
因为他就是这个人。他脸上的皱纹不用化，他的言语、身体，还有肢体记忆，都是真的。而我们演员是假的，要去演那个真的人。当直接把“本尊”放进去，你怎么跟他拼？所以对我来说，一方面很崩溃，但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个大冒险，能激发我创作的动力。
没有了退路，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得放下所有的武器，你的技巧、经验、判断、认知，你得忘掉演员身份，但也不能忘得一干二净，你得走位准、配合好，有的时候要救场，用专业素养来保证一场戏。
我知道变成贵英肯定很难，但没想到有这么难。
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是开机第三天拍结婚照那场戏。那场戏的镜头是从我们的脸上拉过去，姨夫的状态很好，他就是一个从没照过相的人的状态，好像结婚和他没啥关系，他的眼睛不管看哪里都是对的，而我看哪儿都不对，因为拍照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我的眼神无处安放。我看着自己都觉得很假，觉得各种矫揉造作，我当时着急死了。

《隐入尘烟》剧照
那是我在这部戏里拍得最多的一条，睿珺都喊过了，但我说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演员和一个素人。那场戏回来我一个人哭了蛮久，我很痛苦，觉得前面两个月的努力白做了，眼睛以及表演各方面都不对，这对我其实是非常大的否定，我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到了。
但后来我跟自己讲，哪怕所有的人放弃我，我也不能放弃我自己。只有我能救自己。我在心里和自己说，在这个戏里，我有一个表演老师，他每天跟我在一起，这个老师就是姨夫，他是我的镜子，我所有的表演一定要努力向他靠拢，向群众演员靠拢，甚至向那头驴靠拢。如果我达不到，我就像“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后来我发现我和姨夫的担心是一样的，姨夫说“哎呀我好怕拖后腿”，我说我也怕。
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但是我很喜欢自己做了这一次冒险，我非常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后来慢慢地，我能看到一点点的变化。到了开机第五天，我助理没认出来我。再之后，我能用当地方言即兴出台词了，我都吓一跳。过了那个槛以后，甚至休息的时候状态都是对的。
我和贵英完全不一样，我成长的环境很好，一路走来也不缺爱。我在演贵英的时候很心疼她，也夹杂了一些我的“私货”。因为我觉得贵英不是一个人，她是很多个贵英；她不仅仅是农村的贵英，她也是城里的贵英；她不仅仅是这个阶层的贵英，她也是别的阶层的贵英。贵英在我的眼里不是一个人，她是一种人。创造角色的时候，我在想，某些时刻、某些场合，或者某些境遇，我们都可能会跟她有一些重叠。
我觉得两个主角像在黑夜里边，彼此擦亮了一根火柴，看见火光燃起。感到明亮和温暖，然后再看这根火柴熄灭，光消失，又重新进入了漫漫长夜。他们照亮了彼此的生命。
《隐入尘烟》剧照

头巾vs.眼睛
我在村子里四处淘衣服，把人家几十年前的衣服都淘出来。戏里的被子和枕巾是20年前的，我穿的鞋是睿珺妈妈结婚时穿的鞋，我夏天穿的蓝衣服是从奶奶身上扒下来的，然后我一点点做旧。我很喜欢那个蓝色，对于贵英来说那样的蓝色是希望的感觉。
后来摄影老师想要一条蓝色头巾，我们找了很多都没有满意的，只能买了一条全新的。我每天早上在村里跑步的时候就戴在头上，有时也围在脖子上，用太阳和汗水一点点作用它。晚上我会在头巾上洒一点84消毒液，然后挂在院子门口的树上，旁边贴个字条，写着“道具，勿动”。就是这样，头巾一点点变成了电影里那个自然的样子。
《隐入尘烟》剧照
一开始我穿上衣服，下地干活，拍出来一看，睿珺已经挺满意了，他不好意思折腾我。但我是不满意的，我说我看到了一个兴奋地去体验生活的女演员的眼神（笑）。眼睛是骗不了人的。
最早的时候，导演尝试把我做成疤瘌眼（眼睛有残疾）。他觉得眼睛是我的标志，很明亮很有神，希望能利用化妆技术。但妆效一直不理想。后来我说放弃吧，我尽量用表演去找到那个黯淡的东西。
当时我在村子里看到很多老人都戴着咖色墨镜。因为长期在地里干活，眼睛被太阳暴晒后，年老就会得青光眼。奶奶和姨夫的眼睛，包括村里很多妇女的眼睛没有那么黑、那么亮，都是有点黄。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有“人老珠黄”这个词。
我也挺虎的，当时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地里头看太阳，我每天就这么盯着，没事就晒一晒太阳，结果真看出个斑来了。回来以后医生说，这个斑长在皮肤上是晒斑，长在眼睛里面就是黄斑，而且左眼视力也下降了。
村子里呆久了，自己也会慢慢地变得呆板，变得迟钝。有一天我坐着，苍蝇飞过来叮我的睫毛，我都没动。处理眼神就像处理衣服和头巾，是要一个过程，需要让自然一点点去作用它，变成环境的一部分。

国民媳妇vs.职业女性
我大学的时候是很听话的学生，表面听话，内心也听话。我爸爸是老师，比较传统，他一直说，跟师父学手艺（我们称黄磊老师为师父），先别想着反驳他，要把东西都学到手了，再慢慢消化。
我记得有一次师父开书单，让我们读《穆斯林的葬礼》和《静静的顿河》，两本很厚的书。我当时看得很崩溃，结果发现班里没有人看，只有我看了。后来毕业了，特别想去实践，就像在电影学院学了很多本领和武功，想下山去比划。
我2001年一毕业，就被丁黑导演选中拍《玉观音》，上来就没什么难度，当时觉得演戏很简单。但后来也有过被导演说不会演戏的阶段，包括当年考人艺失败，也对我打击蛮大。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不会演戏，可能一下子没开窍。黄磊老师跟我说，不要着急，你不是不会演，只是对那个角色掌握不好。后来再碰到演不好的角色，我就会跟自己讲，每个角色像一个台阶，它不是你的最终目标，也不是你的目的地，你要努力走过这节台阶，它会帮你到达最后的顶点。
当年有一阵古装戏特别多，所有人都去拍古装，可是我隐隐觉得古装不是很适合我，我也不能接受别人给我配音。当时也挺拧的，一根筋，连生活费都没有，后来等来了《双面胶》。我一看剧本，就觉得非常好。华涛导演当时就想找一个台词好、特能干架的女孩。他看过我的《玉观音》，觉得我吵架速度快，节奏不拖拉。
《双面胶》的胡丽娟是我非常喜欢的角色，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给黄磊老师发信息，我说师父，我第一次体会到角色的种子在心底里生根发芽，开出花，结出果。我说这个角色像长在我身体里。
《双面胶》剧照
我几乎不是在演胡丽娟，而是在释放自己的天性。拍戏的时候，只要剧本台词一说完，华涛导演就立马喊卡，因为他不喊卡，我能一直说下去。在没有台词的情况下，我还能够站在角色立场去阐释新的台词，说明我这个人是对的，角色状态是准的。摄影师曹盾给演员的空间也非常大，拍完我才想起来，一整部戏都没有见到反光板，没有任何障碍。那时候年轻，也不管什么光，先把戏演过瘾了再说。
那之后我签了一个经纪公司，在墙上看见“国民媳妇”，我问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这个词在韩国很火，国内还没有人叫，但已经有网友叫你“国民媳妇”了，那时候我很激动，觉得好时髦啊。
其实我演的“国民媳妇”，每一个身份都不同，有医生，有护士，有编辑。以前的家庭伦理剧讲究温良恭俭让，到我们那一代就是“独立的个体”了，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职业，不再只是家庭妇女。
2009年《媳妇的美好时代》之后，我拍的都是行业戏，《后厨》《心术》《请你原谅我》《二炮手》等。除了2015年黄磊老师喊我拍《小别离》，2018年拍《小欢喜》，家庭伦理戏我几乎没再拍了。
演员最难的处境是“被动”，相对来说是被选择的。碰到好剧本的概率很少，我觉得好演员远多于好剧本。FIRST青年电影展的那次发言像一个石头扔到了湖里，你看不见石头，但是它会有一圈一圈的涟漪。那之后有很多题材向女性倾斜了，这是行业内外有目共睹的。市场似乎看到了商机，认为这能争取更多年轻的女性观众，投了很多钱，做了很多事情，但它是“量”上面的倾斜，“质”还没有太大改变，大量女性形象依然十分扁平，空有外壳，没有内心。
海清在FIRST青年电影展发言讲到，“亲爱的年轻导演、著名导演、制片人，我们是一群非常努力和热衷表演的女演员。而且我们和你们一样，非常热爱电影。但说一句实话，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被动的，市场、题材常常让我们远离，甚至从一开始就被隔离在外。岁月赋予我们经验，皱纹，阅历，我们足够专业。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机会！”
其实有不少戏找我来拍，主题是“女性崛起”、“女性觉醒”之类，但功利心是很明显的，没有真正扎实地去探讨女性的命运和处境。当然也有一些好作品，但相对于整个市场来说还是少。
我很喜欢《朱尔与吉姆》（《祖与占》），我觉得很自由。《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和《罗马》我也挺喜欢的。真实的力量是最伟大的，是有所思考的。它具有典型性，也具有普遍性。

安全感
我一直在戏里买房，媳妇也总是在承担这个家庭买房的焦虑。但我有一个自由的灵魂，我是希望能够浪迹天涯的那种人。我每到一个剧组酒店或者住处，就会把那里装扮成我的家一样，挂我喜欢的画，布置成我喜欢的样子。离开的时候我也会跟房子打招呼，谢谢它们的陪伴。《隐入尘烟》住在姨夫家，铝合金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我也收拾得非常好，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家。我是一个安全感非常充足的人。
拍完《双面胶》我没买房，拍完《蜗居》没买，拍完《媳妇的美好时代》也没买。我在戏里面说得头头是道的，“你的工资永远赶不上房价”，“一定要买房”，“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说的时候好像很明白，拍完还是一样。后来是我妈说，你孩子都生了，是不是买个房带回自己身边带，我这才买的房。现在我和儿子住的房子是租的，我不想住那么大，我想和我的孩子更亲近。
《蜗居》剧照
我很小就喜欢孩子，我的孩子对我很重要。所以当有了丹尼尔以后，他十岁之前的寒暑假我都不拍戏，除了《心居》必须是夏天拍。江老板也找过我演《捉妖记》，因为是暑期拍，特别抱歉也给推掉了。
好像很少有男性会觉得，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但是一问到女性就是这样。包括我父母都会说，“你要花时间管管你儿子，你不能老是在外面，孩子没有妈管是不行的。”对我来说，身份上的转换也是很难的，我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
我的人生理想是“结婚、生子、演戏”。可能在我的字典里，前两个事情比较容易拥有，演戏这件事情未必能拥有，我也不确定能否真的做好它，所以它可能是陪伴我一生最漫长的一个事情。不是放到最后不重要，而是说“结婚”“生子”是很明确有完成时的动词，而“演戏”始终是动词，没有完成时。

什么是“我的神”
最近很火的那个梗，没有对我产生困扰。我儿子也会跟我说，妈妈你出圈了，你知道你在抖音特火吗？我说是“神”的事吗？他就咯咯乐。他还问我们家阿姨，你知道我妈妈的神是谁吗？我已经被儿子开烂玩笑了。
连我的助理都来取笑我。那时候我刚刚知道这个事情，我问他们在哪里看到的，我助理说，你没有抖音，不看微博，朋友圈又关了，你能知道什么？你知道的事情都来源于我们。我在他们面前也是很没有面子的。
我不是很排斥，我就觉得能让这么多人开心，也不是一件坏事。我觉得我努力做的是一个好演员，你给我一个规定情景，让我去扮演，我就会觉得这是我的工作，我不会考虑太多。

我原先形容我像一只小狗，需要有一个护栏给我。有的时候角色是护栏，有的时候导演是护栏，有的时候工作人员是护栏。但是我一定是一条好狗，这个好狗不是贬义，是褒义。就是你给我一个规定情境，我就会马上相信我在这个情境里活着。演员第一个天性就是要相信，相信你的台词，相信你的角色。
其实过多的像今天这样的采访，对演员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就像魔术师一样，你不需要知道魔术师给你变牌的过程。我觉得跟观众之间的交流，最好是通过角色，而不是演员本身。本尊一旦出现，所有的角色就是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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