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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使来华可谓中西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古老的东方大国与转折中的欧洲发生了第一次官方的接触。中国对西方人的到来毫无心理准备，葡萄牙一方则是早有图谋。
殖民扩张
15世纪初，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帷幕。葡萄牙，这个偏居欧洲一隅的国家，却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难以替代的角色。从攻陷北非的休达要塞开始，葡萄牙人凭借勇敢的冒险精神和顽强的毅力，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向南推进。欧洲人未曾涉足的地带一个个被发现，地图上的一处处空白得到填补，葡萄牙控制的海岸线延长了万余公里。绕过好望角后，整个东方世界在葡萄牙人的眼前豁然开朗。1498年， 达 · 伽马船队抵达印度，开辟了前往东方的新航路。
然而，葡萄牙人的军事征服与地理探索如影随形，给亚非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在非洲贩卖奴隶，赚取了血淋淋的金银；他们在印度洋大开杀戒，用武力推行殖民征服。1502年， 达 · 伽马炮轰了印度的卡利卡特；1507年，阿方索 · 德 · 阿尔布克尔克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1509年，葡军在第乌海战中击败了多国联合舰队；1510年，已经当上印度总督的阿尔布克尔克残酷地夺取了果阿。从此，果阿成为葡萄牙人在东方殖民的大本营。
殖民者的贪婪是没有限度的。取得印度洋霸权后，葡萄牙继续向东推进，东南亚诸国在劫难逃。首当其冲的就是满剌加(马六甲)。这座港口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的咽喉地带，海商云集，贸易繁荣，战略位置和经济地位均极为重要。1511年，“佛郎机破满剌加，入据其国，而故王之社遂墟。臣隶侥首，无从报仇。”(明 · 张燮《东西洋考》)
觊觎中国
满剌加的沦陷，向中国敲响了警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方便了葡萄牙人摸到中国沿海的门槛，中国的海疆开始面临来自欧洲殖民者的威胁。
葡萄牙人很早就对神秘而富饶的中国产生了兴趣，很多去过印度回国的葡萄牙人，向国内传达了关于中国的模糊情报。当时，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号称“幸运者”， 他在位二十多年(1495—1521)，正是葡萄牙海外扩张狂飙突进、殖民帝国基本成型的时期。野心勃勃的他对中国也不乏觊觎之心。1508年，曼努埃尔一世派遣塞凯拉征服满剌加时，就在诏谕中列出了一连串关于中国的疑问， 涉及地理、经济、军事、宗教等多个方面，要求塞凯拉据此探听消息。塞凯拉进入满剌加港口后，发现了几艘来自中国的帆船。他主动与中国商人进行接触，共进晚餐。中国人给葡萄牙人留下了皮肤白皙、彬彬有礼的印象。后来战争期间，滞留在满剌加的中国商人粮食短缺，还得到过阿尔布克尔克的接济。当然，这些中国人并非朝廷命官，只是一群民间海商，因此他们与葡萄牙人的交往并未载于明代史籍。至于葡萄牙人此时的热情态度，显然是另有所图，他们无非是想探听更多情报，乃至拉拢中国人作向导。
1513年(明正德八年)，阿尔瓦雷斯受阿尔布克尔克派遣，到达珠江口外的屯门，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他的船队不仅运回了珍贵的货物，还带回了一手情报。阿尔瓦雷斯还按照葡萄牙人的一贯做法，偷偷在屯门竖起了一块刻有葡萄牙纹章的石碑。
曼努埃尔一世
遣使来华
1515年，曼努埃尔一世派遣费尔南率舰队前往东方。新任印度总督阿尔贝加利亚选择皮雷斯为使臣，搭乘费尔南舰队的船只出使中国。皮雷斯曾为葡萄牙先王若昂二世的王子担任药剂师。王子坠马身亡后，皮雷斯离开宫廷，前往印度工作。他勤奋好学，稍有余暇便收集东方各国的资料，著书立说。不过，他掌握的信息并不准确。比如，他狂妄地写道：“中国人的体质十分孱弱，不堪一击……带上10艘战舰就可以征服整个中国沿海。”可能是因为出身寒门，皮雷斯一直郁郁不得志。阿尔贝加利亚将出使中国的重任交给他，使他产生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再加上研究东方已有多年，皮雷斯也颇想亲自去中国瞧一瞧。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筹海图编》中绘制的佛狼(郎)机炮
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 6月，费尔南舰队自满剌加出发，护送皮雷斯使团二十余人前往中国。8月，泊于屯门。中方官员不敢轻信他们的使臣身份，便劝其留在屯门，等待上级部门决定。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得到回音。南头备倭都指挥不愿生隙，无奈之下，便为费尔南放行。葡舰溯珠江而上，“番舶三只至省城(广州)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明 · 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对此，费尔南的解释是鸣放礼炮以示友好。即便如此，这种表达方式也显然是欠考虑的。
按察司佥事顾应祥得知番人来华，便前往怀远驿审视。通事(译员)禀称是佛郎机国遣使进贡。顾应祥当即差人前往梧州的两广总督府禀报。赶来的中方大员与使团初次会面时，就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因葡人“俱不拜跪”，总督都御史陈金将通事责罚二十棍，又吩咐说：“着他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见。”这种东西方礼仪的差异，在之后的对外交往中也时常造成困扰。三日后，葡使在跪拜问题上妥协了。但总督衙门查阅《大明会典》，找不到佛郎机这个国家的记录，便不敢擅作主张，令使团在驿中安歇，待奏准方可起送。
明代的史料中没有出现皮雷斯的名字，而是称使团首领为“加必丹”或“加必丹末”，即葡语舰长的音译，这可能是中方记录者混淆了团长皮雷斯和舰长费尔南，也混淆了职位与人名。其实，费尔南并未参与后续的外交活动，将使团送上岸后，他就返回了屯门；1518年秋，又自屯门返回满剌加。总体上看，费尔南是个稳重的人，一方面嘱咐葡萄牙来华商人注意搜集情报，另一方面也提醒他们遵纪守法。在这一时期，中葡之间没有出现大的冲突。
在千里之遥的京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毛纪参与了对佛郎机人来华一事的意见拟定。他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分析了允许其入贡的弊端。第一，佛郎机并非明朝传上的朝贡国，又无文书凭证，倘若诈冒不实，引来奸人仿效，恐怕会引起祸端；第二，佛郎机“自恃强盛，经过满剌加国及苏门答剌国，皆行剽劫”，若朝廷给予贸易凭证，就会助长其嚣张气焰，也会让海外诸国感到寒心，影响明朝的朝贡秩序。1518年初，朝廷下旨令使团回国，并归还其所贡方物。
葡萄牙使团被泼了一头冷水。但他们千辛万苦来到中国，自然不愿意空手而返。既然正规的途径已经无望，他们只得暗寻门路。接下来两年，葡人想必是通过行贿等手段，攀附了镇守太监，几经辗转，才得到了入京的机会。其中的具体过程，史书语焉不详。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他们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勾搭上了明武 宗的宠臣江彬。
两京之旅
此时在位的明朝皇帝是武宗朱厚照。他放浪形骸、玩世不恭，常干出惊世骇俗的荒唐事。1519年 (明正德十四年)，因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反叛，武宗大张旗鼓地开始南征。虽然在半 途得知叛乱已被王阳明平定，但贪玩的皇帝一心想借机巡游江南温柔乡。1520年1月，武宗抵达留都南京。
明武宗朱厚照
就在这个月，皮雷斯使团也离开广州，动身北上，途中得知武宗驻跸南都，便改变行程。经过4个月的跋涉，于5月到达南京。佞臣江彬受葡萄牙人贿赂，将使团通事火者亚三引荐给皇帝。火者亚三是华人，口齿伶俐。武宗对他很感兴趣，将其留在身边，还跟着他学葡语。但中国的史料中没有皇帝召见皮雷斯的记载。有趣的是，葡方的史料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说法。使团成员之一维埃拉写道，皇帝不拘礼俗，待使团如上宾，还与皮雷斯一起玩西洋跳棋，三次邀请使臣出席高级宴会，甚至来到使团的船上，从葡萄牙人的箱子中挑选喜欢的衣服。这些鲜活的细节倒是非常符合明武宗游戏人生的性格，但他们似乎未曾讨论更加严肃的外交话题。此时，满剌加流亡政府的使臣也来到南京，声泪俱下地控诉葡萄牙人的野蛮侵略，希望天朝上国能够施以援手。武宗可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传旨将双方使臣送往北京，再作处理。
《南都繁会图》展示了明中叶南京的景象 (明)仇英 / 绘
皮雷斯一行人住进会同馆，焦急地等待消息。其间，火者亚三因曾受天子恩宠，便不知深浅。《明史》记载，他遇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行礼，梁焯怒而挞之，却遭到江彬大骂：“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火者亚三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得意忘形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521年1月，武宗班师回朝。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皇帝很快就一病不起，卧床三月后驾崩。使团面临的形势随即急转直下。
此时，在广东沿海，葡萄牙殖民者的嚣张行径，也给使团的处境火上浇油。前文说过，费尔南已经离开中国。1519年，他的弟弟西芒来接替他。西芒是个赤裸裸的殖民者。他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大发横财，他擅自在广东沿海修筑要塞、炮台、哨所。明代史料中记载的“退舶东莞南头，盖屋树栅，恃火铳以自固”便是西芒所为。更有甚者，葡人还“剽劫行旅”“掠买良民”，完全是把他们奴役非洲人的那一套搬到了中国。史料中还留下了更加骇人的记载—— 《明史》：“掠小儿为食”；《殊域周咨录》：“潜出买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予金钱百……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葡萄牙人自然不是食人生番，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些传言的原型，应当源自殖民者掳人为奴的惯常行径。葡萄牙人的不法行为和明人对他们的负面印象，必然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直接影响了皮雷斯使团的命运。
1520年(明正德十五年)，曾在广州为官的御史丘道隆上奏：满剌加是大明的敕封之国，佛郎机胆敢吞并之，并索要封赏，出于道义决不可允；而佛郎机人“稍泊屯门，收藏拐诱子女，招纳亡命盗贼”，“志固不在小也”。他的解决方案是：“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鳌也上奏说：“佛郎机最凶狡……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留驿者”和“入都者”想必就是指西芒和火者亚三之流。他主张“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礼部阅览奏疏后，表示：“宜俟满剌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武宗大事不糊涂，批准了礼部的意见。这是 1521年2月，即皇帝回京不久后的事情。
武宗驾崩至世宗(嘉靖帝)抵京登基之间的一个月，内阁首辅杨廷和总揽朝政，由他处理佛郎机通使的问题。满剌加的控诉、西芒的罪行、火者亚三的轻狂，均证据确凿，无可争辩。中方官员大为不满，乃至认为应将皮雷斯等使臣以间谍罪问斩。但嘉靖帝认为，只要他们以使团名义来华，就不应加害个人。5月，明廷决定遣返使团，归还方物。但使团中有一个人的生命先行画上了句号，这就是火者亚三。杨廷和扶危定乱，将佞臣江彬明正典刑，火者亚三因与其过从甚密，受到牵连而被处死。
皮雷斯使团的不幸没有到此结束。在他们返粤途中，中葡两国不巧爆发了一场海上冲突(屯门之战)。9月，受到牵累的使团在广州被捕下狱，作为逼迫佛郎机归还满剌加领土的人质。1524年(一说1540年)，皮雷斯在中国去世。
海上交锋
西芒可能只在中国待了一年，但以他为“榜样”的葡萄牙武装船队接踵而至。1521 年5月，卡尔沃船队进入中国沿海。他们不守规定，扰乱秩序，还以接济使臣为借口，退守屯门。礼部建议地方官对来者加以驱逐。但卡尔沃一行人反而设立营寨，仗着船坚炮利耀武扬威。“佛郎机番船……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广东按察司副使汪鋐率部执行驱逐葡人的任务。
一开始，葡军“据险逆战，以铳击败我军”。此番失利后，汪鋐感受到了葡军火器的威力，决定采取更加灵活的战术。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汪鋐采取的是梁山泊击败高俅水军的战术。“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舟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也就是说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葡萄牙人。《东莞县志》则与此相反，记载汪鋐采用的是类似赤壁之战的火攻法，借助风势，火烧敌船，借机打败敌军。《殊域周咨录》则在“凿沉说”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汪鋐仿制佛郎机铳而取胜的精彩过程。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曾前往佛郎机船公干，见到那里有两名中国工匠杨三、戴明为佛郎机人服务，懂得造船、铸铳和制火药之法。汪鋐令何儒派说客与两人接触。说客以卖酒米为由，与杨三、戴明搭上了话，奉劝他们浪子回头、为国效力。两人爽快地答应了。在约定的日子里，何儒驾驶小船将两人接引到岸。之后，汪鋐按照他们的方法仿制佛郎机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屯门之战中方获胜、葡人败逃的原因应该是突然海上起了风暴，狂风暴雨使得入侵者乘机逃回了马六甲。屯门之战算不上激烈，规模也不是很大，但是，这是中国面对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战，战胜的意义重大，对明朝也起到了警示作用。战事指挥者汪鋐在思想认识上颇有前瞻性。嘉靖初年，汪鋐上奏称：“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可以说汪鋐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先驱。
屯门海战场景复原(深圳博物馆)
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曼努埃尔一世正在酝酿葡萄牙人立足中国的计划。1521年，他煞有介事地任命米儿丁·甫思·多·灭儿为“中国城堡司令”，赐予他高度的自主权，打算让他在中国建立果阿那样的殖民基地。1522年8月，米儿丁到达屯门。他虽然已经知道卡尔沃战败的消息，但不肯打退堂鼓。屯门之战的一些葡军幸存者也不肯善罢甘休，便怂恿米儿丁一雪前耻。于是，中葡双方在新会县西草湾爆发了第二次武装冲突。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抵御，斩首35级，俘获敌船2艘，一位船长别都卢和其他41人被生擒，王应恩战死。这次战斗持续的时间比屯门之战短得多，但葡军的损失更为惨重。葡萄牙殖民者真正体会到中国的实力不可小觑。
历史回响
葡使来华可谓中西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古老的东方大国与转折中的欧洲发生了第一次官方的接触。中国对西方人的到来毫无心理准备，葡萄牙一方则是早有图谋。中葡两国的文化传统、外交理念全然不同，彼此的了解也不深刻，发生误会在所难免。一些误会在今人看来甚至忍俊不禁，例如：和葡人打过交道的顾应祥竟记载称“头目常看书，取而视之，乃佛经也”，显然不知道信奉天主教的葡人常带在身边的是《圣经》；《明世宗实录》《明史》均误以为别都卢的船名“踈世利”是人名；而葡萄牙人也花了很长时间，才确信自己和当年马可 · 波罗到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明朝没有固守“闭关锁国”政策，而是破例为使者提供了前往两京面圣的机会。这场外交最终失败，责任全在葡方。葡萄牙的海外扩张政策、殖民者的专横暴戾，危害了明朝的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引起了明朝官民的极大不安，从根本上注定了两国和平交往的道路行不通。
这场外交的失败也造成了更长远的负面影响。两国在随后数十年内关系断绝，葡人无法进行合法的贸易，就勾结倭寇和中国海盗，前往闽、浙沿海为患。明朝出于对“外夷”的不信任感，一度强化了海禁，甚至因噎废食地规定“各国海商亦不许通市”，最终导致“两广公私匮乏”。
对葡萄牙人而言，中国很可能是他们第一次遭受重挫的地方。之前，他们在非洲、印度烧杀抢掠，所经之处几乎畅行无阻。但是，不同于落后的非洲和分裂的印度，中国不仅不能容忍这种侵略行为，也有实力保卫自己的国家。正德、嘉靖时期的明朝比起“郑和下西洋”时代虽然有所衰落，但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其体量远非少数殖民者可以撼动。同时，汪鋐等抵御外辱的英雄人物也值得称赞。正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胜利，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悲剧才没有在中国上演，西方侵略者任意宰割中国的历史被推迟了三百多年。
今天，我们可以从全球的视野，对明葡双方进行对比：葡萄牙人能够主动绕过半个地球闯入中国海疆，而明朝只是被迫在家门口防御；葡萄牙人在东南亚攻城略地，而明朝身为宗主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国际救援行动。但是，这种对比对古人可能并不公平。虽然明朝中期的进取精神不及永乐时代，但佛郎机毕竟是一个新敌人。认识外界，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正德时代，明人不知道它是个势力遍及四洲三洋的殖民帝国，更无从预知大航海时代的深远影响，同样，当时的葡萄牙人对中国也不是十分了解，不知道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朝贡制度，不清楚西洋各国和明朝之间是朝贡关系；在时人看来，大明内外，百弊丛生，需要解决的难题太多了，而一小撮佛郎机人的危害尚不如倭寇，没有那么强烈的紧迫性。但明朝政府面对殖民者敢于亮剑，维护了广东沿岸的安宁，并“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已经是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能够取得的最好成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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