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历史学家肯定会这样评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代，这是一个人人写诗的年代，这是一个交织着欢笑与眼泪、希望与绝望、血与火的年代……这是一个永不再现、无法复制的年代。
而我到校刊已是九十年代。这是一个人人做梦都在发财的年代，这是一个除了骗子什么都可能假冒的年代，这是一个身居高楼灵魂却无处栖息的年代……而我，怀抱着八十年代残缺的梦，如同唐·吉诃德，跟有形无形的风车作着徒劳的抗争。因此，那一时段的校刊是独一无二的。
那时的校刊，篇幅不大，八开四版；人手不多，编辑只有党亚平和我；设备不全，除了办公桌和书架一无所有；收入不丰，我们常常为下半月的饭费发愁。但我们却热情似火，忘我投入，只因这是一份永远青春的事业。
报是名副其实的小报，喊出的口号却异常响亮：“小报纸能干大事业！”于是，策划热点话题：逃课，考试作弊，教师流失……百家争鸣，放言无忌；举办征文：“法大第一印象”，使新人脱颖而出，顺便充实了我们的记者队伍。“蓦然回首”给毕业班以检讨和发泄的最后一次机会。“假如我当校长”以假校长促真校长，满腹经纶的纸上谈兵有人欢喜有人愁。而“世界人权日”、“反思毛/泽/东”两个专版则胎死腹中。
还有一句口号比较刺耳：“没有批评就没有报纸！”我们因办公楼三次被纵火批评过保卫处，因伙食粗劣批评过后勤办，因形式主义批评过教代会，因官僚主义批评过校领导，因教师节以口号代替奖金批评过教育制度……批评招致了种种指责，年轻气盛的我不懂妥协：“我们只向真理低头，而绝不对淫威屈服。”真该感谢主管校领导的开明，虽然他们枪毙过不少好稿，却放行了更多的好稿。我们得罪了不少人，却赢得了更多的人，当被批评的现象日趋稀少，当校刊成为学生争抢的对象和班车上老师议论的焦点，当毕业生向我们展示珍藏的每一期校刊，委屈化作了欣慰，辛苦变成了幸福。
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校刊还应成为思想的重镇，校园文化的旗帜。“人文札记”的深刻与厚重、“青春絮语”的真情与灵动、“军都茶座”的率性与犀利、“爱书者说”的博学与智慧、“诗田一亩”的唯美与超脱——这些栏目都出自党亚平之手——每每令我们拍案叫绝、如沐春风。而我们与 345诗社合办的“青春的抗争”诗会，竟使法大一时成为首都高校的诗歌圣地。毫不夸张地说，副刊的水准绝不让于国内任何一家名报，甚至有些妙文也只能在校刊上得见天日，譬如那篇评论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的文字（作者李曙光）。多年后，已名满天下、著作等身的祝守正教授拿出一本剪报，里面精心剪贴着他在“人文札记”中发表的16篇短文，我俩相视一笑，继而沉默良久。
我是编完200期告别校刊的。200期为八版特刊，那是一席何其丰盛的精神大餐！校内名家自不待言，唐师曾、江南（吴霖）、李青松、阿计（计伟民）、王俊秀、张文天……一个个校刊史上不能遗漏的名字，一篇篇饱蘸深情的追忆文字，将我们带回那永不重来的美好时光。只可惜再也读不到海子的只言片语……
夏至的那场雨突如其来，毫无防备的我索性走进雨中的校园淋个痛快，一种久违的感觉弥漫全身。校刊已500期了，时光也飞走了10年，华发早生的我用《律师文摘》继续着校刊的梦想，而党亚平已远渡重洋，想必她的心底也一直存有一份牵挂吧。是啊，结识校刊纯属偶然，却种下永久的夙缘。从此，纵是海角天涯，纵是地老天荒，那份情感是独一无二的，且永远。
本文首发于《法大人》校庆60年特刊（2012年5月）。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