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今天,1972年7月9日,太外公逝世于南昌,享年93岁。
太外公去世后,外公从武汉到南昌奔丧。之后到清江县三桥公社(现樟树市刘公庙乡),当时我父母带我和弟弟下放的地方。
       太外公留下了三个家传:教书、北大、诚信。
       太外公的后代至少13人做过老师(其中大部分以教书为职业),约9位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六位本科生、两位研究生、一位教授)。家庭成员同时任大学老师的高峰人数:10。
从北大保留的太外公的记录,知道了其曾祖、祖父和父亲的姓名(周春荣-周心传-周鸿元)。
周鸿元于光绪己丑(1889年)“恩科”中举。教书的传统如果由他起始,迄今133年。他的两个儿子周蔚生、周蔚绶上了京师大学堂、北大。

周蔚生(字君迈、性初,1879-1972)。1897年中举,1904年至1909年他在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京师大学堂招过两届师范生,他是1904年入学。与他同年入京师大学堂的有后来成为生物学家的秉志(1886-1965),后者于1903年中举、1904年入京师大学堂预科,他们都出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京师大学堂同仁酬唱初稿第二辑》中。按周蔚生入学不久前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作为第三类师范生,他修的课挺现代化:主修数理化,他自选加习英文。预计是1908年毕业,但他们那届师范生皆1909年(宣统元年)毕业。设立大学堂的目的之一是打破科举,预备毕业给予进士,但1906年废除了科举、也无所谓兑现进士。他们那届共203名师范科毕业生,平均成绩前23位为最优等毕业生,接下来的77位为优等毕业生,后103位为中等毕业生。全班第一名是平均分为八十六分五厘二毫的一位广东学生,太外公以七十三分五厘五毫列为优等(是203人的第84)。北大记录了周蔚生那年的毕业典礼,与现在不同的是毕业生对教育部官员、校领导、老师分别行不同的礼(从跪、叩头到作揖,类型和次数不同),维持到今天的是教员、学生致词。
家里有三个有关周蔚生中举人的传说。一个传说是他与父亲同年中举,现在看来是误传,他父亲中举的时候他只有10岁。第二个传说传他是18岁中举,家里很多人曾表示怀疑,认为太年轻。有位江西的作者撰文说他是18岁成为秀才、21岁中举,家里很多人认为这样比较合理,我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稿也是接受这一说法。但京师大学堂明确记载不仅他确实是举人、因为举人而入学,而且是“丁酉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18岁时中举。我母亲听长辈说“清朝中举后,要举行第二次婚礼,妻子要凤冠霞帔”。京师大学堂记录周蔚生中举后被任命为广西知县,家里第三个传说是他中举后有三个选择(留日、去广西任知县、到京师大学堂上学),其父认为年轻轻应该到京师大学堂。在京师大学堂期间,享受江西的官费,衣食无忧。不过,这种传说与他1897年中举、1904年入学京师大学堂有一定的矛盾,但如果是1901年中举,也不能接上1904年。而1904入学有北大档案馆的记录。1909年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回江西。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赣州任中学校长,颇为当地传颂,特别对于他的公正、清廉在他去世三十年后还有人撰文。他任校长的中学迄今还有一幢楼以他的字命名。
太外公对校长、老师、学生的期待:
太外公于1946年为中学毕业生的题词,最近回家。
他被后世所尊重:
他去世前几年我还小的时候可能见过两次,还记得第二次见面地点、当时他声音很小的情形。
周蔚綬(字晓凡)于1910年(哥哥周蔚生毕业一年后)入京师大学堂预科,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1913年他预科毕业后入北大本科,读法科(1913-1917),此后成为北大第一批研究生(法科研究所,比较法专业)。1918年他应该在北大念研究生,但毕业年代不清楚。如果他读一年研究生,那么连续在北大待了八年(1910-1918),如果他读研究生两年,那么他就待了九年(19101919)。周蔚绶的本科成绩单很有趣,他学了国际法、国际私法、英商法、英刑诉。推测那时北大老师或许是留学归来,缺乏中国法学教材或法律实践基础,也许还有希望推动引进,比较多地用国外法作为教学材料。他还学了破产法,而民国的破产法在1935年才有,新中国的破产法到2007年才有。所以他学的很多科目超前太多,在当时“无法无天”的中国无用,在江西就更无用,除非讲笑话可以作为用处。周蔚绶还是北大第一批研究生,去年正好一百周年纪念。北大第一批研究生可能是中国国立大学第一批研究生,此前有几个教会大学有过研究生。周蔚绶那时是没有学位的研究生(当时称为大学院生),按教育部1917927日的修正大学令规定了预科三年、本科四年但大学院生除了要求是本科毕业之外无年限规定、也无学位,中国发学位的研究生从1935年算起。
传说太外公或他弟弟曾被张勋聘为其家庭教师。拥戴溥仪复辟的张勋是江西奉新人。但是这一传说有可能有误,因为还有一个传说是张勋资助每一位奉新到北京的大学生。
  太外公生了比较多的女儿,而只有两个儿子。外公周绪暄毕业于上海的同济大学。上学可能得到了家庭富裕的外祖母的帮助。外公外婆是当时典型的结合模式之一。外婆的嫁妆供养了一大家很多年。外公不仅从其父亲遗传读书很好,而且从其母亲遗传长相。推测两个舅舅的心血管疾病是从太外祖母那里遗传下来的。
外公较长时间任教于武汉的华中工学院。外公外婆有8个子女,其中一个女儿几岁的时候不幸摔下楼梯后身亡,其余7位在不同时期、不同长短做过老师。三个女儿的丈夫都是老师。10人分别教过物理、化学、工程、药学、农学、医学等。
1940年代末外公外婆及子女
大舅周卓轮于1950年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医学院成为北京医学院,1954年大舅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于2000年再度合并入北大,故大舅的记录现存于北大医学部。大舅长期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工作。
 二舅与大舅不同,强于理工科,1951年考上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理论上考上了清华大学,但被同学揭发,那时不允许转学,所以仍然毕业于北方交大。留校几年后,对社会没有兴趣的二舅被发动后不知道说什么好,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是很好区别”为第一罪状获得了朱镕基总理当年也共享的称号,但没有朱总理那样的上级保护,下放铁道、农场、外地铁路局几十年。喜欢文科、相对有很多观点的大舅无事,而小学听父亲闲谈就对相对论感兴趣、对社会一辈子没有兴趣、沉默寡言的二舅获得称号和待遇,令很多人长期不解。但二舅又基本从来不说北方交大的情况,所以难以揣测,至少我十几岁问他的时候问不出来。1970年代中期以后,二舅在华东交通大学工作。
(二舅与外公下围棋)
三舅周卓轫是我家的智力高峰。他小我母亲两岁,但5岁就随姐姐同班上学。三舅是我家的智力高峰。1953年以江西高考第一入北京大学,在物理系无线电专业学习。
三舅的成绩单创全家自豪的记录:在北大五年的正规学业课程考试全部为“优”。1958年毕业,不巧碰到北大物理系创造打学生“右派”比例全国最高的记录。三舅虽不是“右派”,但被殃及池鱼,影响毕业分配。
太外公的外孙宁大文于1959年入学北大,入学时为“原子能系”、1961年改称“技术物理系”,1965年毕业。
也就是说,太外公80岁时,他看到三位孙辈到他的母校求学,其中两位的专业是他也曾感兴趣的物理。
从太外公的父亲开始到我这一代至少连续五代从事过教师职业,有大学教育到我下一代也有五代。母亲七兄妹全部有大学教育,从1950级北京大学药学系,到1977级武汉大学化学系。三舅当时的情形可以注解“书香门第”:爷爷京师大学堂、父亲大学教授、兄弟姐妹大学生,自己是北大重要学科的高材生。
以前以为我父亲是家族第一个研究生,看来也是我母亲家早就有了,研究生到我的女儿是4代。留学是我父亲创的记录,而我获博士学位是中国开始很多博士的时代,不过在家庭传承走了半步,这半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上母亲任教学校的附属幼儿班开始,我自己一辈子不曾出校门,进入老年后的现在还待在校园,有足够的借口。
如果从太外公入京师大学堂的1904年算起,我家滞留大学校园118年。
继续算下去(keep counting)......
(本文于2018年为北京大学120周年纪念文集而作,2019年有补充,2021、2022有修改。特别致谢北大档案馆马建钧老师)
1:京师大学堂是北大前身,但其师范科也被认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现在北大和北师大都留有京师大学堂师范部分的记录。
2: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113日)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第三类学科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有十二门必修课(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算学、物理学、化学、英语、图画、手工、体操),选修两门(德语、生物学)。太外公的同学秉志后来留学国外,回国后成为生物学奠基人。
释  诚
周蔚生(性初)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狂涛月刊(第三、四期合刊)》 第1-2页
印刷:南昌印记印刷厂
     本校校训自民国十六年改组时,经校务会议,决定诚字,编入校歌,而以择善固执为致诚工夫,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目,为学者进修之途径,此其为说,本于中庸,南宋时朱子讲学鹿洞尝取为教规,今虽时代迁移,而诚之一字,以及择善固执之工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条目,固不因时代而稍失其效用也。 
      今为解释诚字之意义,节引中庸所言如下: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勿学,学之勿能勿措也,有勿问,问之勿知勿措也,有勿思,思之勿得勿措也,有勿辨,辨之勿明勿措也,有勿行,行之勿笃勿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何谓天道?自然是也。何谓人道?勉强是也。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为其自然也,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动合自然,故惟圣人可以配天,自圣人以下,其知未能不思而得,其行未能不勉而中,因之而必须择善,因之而必须固执,择善云者,知之真,而不为疑似所惑之谓,固执云者,守之固,而不为物感所移之谓,如是然后可明善,然后可诚身,此乃尽力修为,由勉强以进自然,尽人道以合天道者。
    何以能择善固执?则其间须有一段切实功夫,而其条目有五: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天下之事理无穷,非学不知,而学必博,然后闻见无遗,故择善之要目,第一在能博学之。
学之中有未知者,非问不详,而问必审,然后是非不惑,故择善之要目,第二在能审问之。
    即所问之已明者,非思索不能亲切,而思必慎,然后切实不浮,故择善之要目,第三在能慎思之。
    即思之已得者,非辨别不能穷微,而辨必明,然后精粗无间,故择善之要目,第四在能明辨之。
    择善至此,既极其精矣,由是体诸日用之间,由内达外,举凡学问思辨之所得,一一皆求践其实,而不徒为虚见,故择善之最终要目,则在笃行之,亦即所言固执之意。
    学、问、思、辨、行,五条目之疏解,大略如此,中庸更进而示学者以致力之方法,谓学者苟依次条目,实用其功,首先须自己打定主意,遇事勿学则已,学则一理未能体备不止,勿问则已,问则一事未能理会不止,勿思则已,思则一节未能贯通不止,勿辨则已,辨则一端未能剖晰不止,及其验诸当身,勿行则已,行则一事未能践履笃实,底于有成不止,他人以一而能,自己宁加百倍之功,他人以十而能,自己宁加千倍之功,果能如此不息不懈,愚昧者自将贯通而日进于明,柔弱者自将刚毅而日进于强,故为学须先立志。
    中庸此节所言,原极明显,无俟烦言可解,惟书中言诚字之本义,但以天道二字状之,似觉近于笼统,每使读者忽略过去,不知究作如何解释,其实吾人平常释诚字为诚一,或诚实,或诚恳等等,均粗疏而不无缺漏,远不如以天道二字状之,既具体而复周遍,今为比照如下:
天道健行不息,不息之谓诚。
天道终始不贰,不贰之谓诚。
天道覆遍无私,无私之谓诚。
天道真实无妄,无妄之谓诚。
天道之内涵,自然不止此数义。即诚之内涵,亦不止此数义,但即此数义,固已能见天道之精微,能识诚字之奥蕴,吾人苟不息不贰,以之治学,何学不成;以之治事,何事不举;苟无私无妄,以之处人,何人不服,以之处天下国家,何人不被其化;中庸有一节言诚字之效验最好,录之以作本文结论:
    “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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