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施    歌
编辑 | 孟佳丽
“当——”伴随着一声铁桩子的敲打声,姜思达的播客开始了。
熟悉他的听众都认识这个声音,这是他在某个醉酒的深夜带回家的“铁桩子”,之后频繁出现在播客里。大家管它叫“桩子老师”,评论区里总有人自发标记这个声音出现的时间点。寻找“桩子老师”成了听友互动时的乐趣之一。
这样莫名其妙的快乐连接着姜思达和他的听众。这档从2021年开始周更的音频节目,上线不到一年,已经在多个平台获得超过10万的订阅。但你最好不要期待能从中获得任何深度洞察,或是观点输出。比起以往他所参与的各类语言类节目,这档播客要散漫得多,甚至被视为行业里的异类——无准备、无主题、无配乐、无剪辑,就连标题都只是用数字代表当期期数。唯一经过设计的,或许就是它没有设计。
30分钟的节目,随机性很高,姜思达常常在打开语音备忘录时,都还不知道要说什么,而这种随机性也自然地屏蔽了一些不了解他的人。他曾在节目里模仿过午夜电台对话,杜撰过自己妈妈去埃菲尔铁塔上抓飞机的故事,甚至整期都在模仿Keep带领听众做运动……连他自己都开玩笑说,这是30分钟的“垃圾话”。
不过姜思达的听众并不这么认为,每周四的30分钟,是他们的快乐源泉。“可以享受不带任何思考,不需要信息增量,也不需要作价值判断的收听体验。”张静说,她从《奇葩说》第一季开始关注姜思达,对她来说,听姜思达播客的乐趣就像拆盲盒一样。她能理解“桩子老师”发声的含义,它是一期播客的开头,也可以是一个过场,用在姜思达找不到词的尴尬之后。她也提到了模仿Keep的那期,觉得很好笑,还补充了一句:“懂的人自然懂。”
图片 | 王晓东
大多数人都和张静一样,从《奇葩说》认识姜思达。自登上这个舞台开始,他几乎就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他并不是这个节目最先带火的人,直到第三季才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但他又是最放得下“奇葩说”标签的那一个,从短视频访谈节目《透明人》到《仅三天可见》,再到近几年先后举办艺术展、组织线下集市、开花店,他忙活着一些看起来跟“内容创作者”身份不搭边的事,一点一点拼装起“奇葩说”之外的个人舞台。
当我们聊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有点惊讶于最近几年标签的淡化,他并不回避《奇葩说》舞台给他带来的关注度,也不避讳别人提到自己的代表作时提到《奇葩说》的某几期。只不过仅仅这些是不够的,他“不满足于让一个节目就代表了自己”。

我知道你们要什么,可是我不想
按照姜思达工作室的习惯,一档节目从创意到落地,需要反复开会、讨论、推演直到成形。唯独播客例外。
在2020年10月的播客行业大会PodFest China现场,作为圆桌主持,姜思达在被问及自己的播客计划时,说没有做播客的打算,“人家已有的那些节目已经很有意思了,我不知道我能干吗,如果真要做可能就是闲扯淡,把自己的责任感放到最低。”
结果当年12月,他就上线了第一期播客。原因很简单,只是想找一个东西让自己坚持下去,至于有没有可能被喜欢,或者被什么样的人喜欢,有没有展示或是掩饰掉他自己的哪一部分,他并没有想太多。
姜思达说自己从小就不是个习惯取悦别人的人,在他的做事逻辑里,“情感”始终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在《奇葩说》的舞台上,他最先被关注到的是多变前卫的造型,但他不是为了配合节目效果,纯粹是为了讨好自己。也有人建议他何不掩饰自己,男女通吃,他知道大家想要什么,“可是我不想呢”,他不愿迎合。
大学思政课上,老师让同学们写下自己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姜思达写了个“美”。
但他理解的“美”经常挑战着大众审美。First影展的颁奖典礼上,他身着红黑拼接裙搭配哪吒丸子头的造型遭到了网友抨击,一夜之间评论上万,大多是冷嘲热讽,还冲上了热搜。面对强烈的质疑,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仅仅回应了一句:“骚扰到大家了,我也没有很抱歉。”
关于“穿衣自由”,他曾写过长文讨论,认为穿衣服是传递某种自我讯息,完成一次自我表达,既然别人看了,自然也有权利反馈,“我不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对任何别人都不能评头论足,而是希望我们的评头论足是有依据的,是眼界开阔的,是趋向包容的,是建设性的。”
他被请去《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面对佟大为和梁静不太出彩的喜剧表演,其他人努力找补,姜思达站在普通观众的角度说了真话:“我自己的体验就是笑不出来。”直白的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刺耳,但总好过掩耳盗铃,也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演员有必要跳出舒适区吗?
后来有媒体问他是否担心得罪人,他说:“如果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我的底层价值判断,遵从内心其实还是很重要。”
《奇葩说》第四季半决赛有一道辩题,讨论的是“愚人井里的水村里人都喝了,你喝不喝?”,对手陈铭说不喝的人就像海洋里的蓝鲸,就算发出1500赫兹的声音也根本没有人和它产生共鸣,这样的孤独没有意义。而姜思达觉得,不喝,能理解能回应你的起码还有你自己,但喝了,那世界上唯一有信念的人都没了,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对是非颠倒的妥协并不能换来朋友,而是一个完全混乱的世界。
这场辩论不仅让姜思达止步于半决赛,也让他独自陷入一场一对多的舆论漩涡,网上吵得沸沸扬扬,而在漩涡中心的姜思达没有解释什么,只留下一句:“多大点事儿,大方一点,浪漫一点。”
后来,姜思达便从《奇葩说》的舞台消失了。直到3年后,《奇葩说》第七季开始前,制片人想邀请他参赛,但他拒绝了,最终只参加了一场“老友赛”。在“20岁成名”这个辩题上,姜思达和肖骁站成了一队。只不过肖骁觉得一夜成名所带来的改变并不可怕,只有站在那个山巅,才能一览众山小。而姜思达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的改变,就是我原来没变。”
没有不费力的事
姜思达从第一季就参加了《奇葩说》,但被认可,是第三季的事。周围人都看到了他的变化,马东在某期节目的最后说,姜思达一直在成长。
他总有一种要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冲动。参加第三季比赛前,他做了很多功课,把往期节目每一集从头看到尾,“一个人站起来无论说了什么,只要带有关键词,我就会暂停,就想反驳,把它系统性地变成了任务。”由此养成的思维习惯导致他常常在私下跟人聊天时,也会不经意带着辩论腔和攻击性,“花了很长时间才改掉这个毛病。”
有媒体问姜思达,觉得自己跟于正有没有相似之处,他思考了几秒说“我跟他一样,都是极其努力型的”。
于正的那期《仅三天可见》后来被大家津津乐道,哪怕是没有看过完整节目的人,也一定在网络上看过一些片段。两个完全不合拍的人一起相处3天,于正不断地挑战姜思达的边界,带着攻击性。姜思达后来说,他也很久没有碰到过像于正这样爱用判断句的人,虽然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跟所有人交朋友”,但在于正面前,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通过这些访谈类节目,公众看到了昔日犀利的奇葩辩手,如何转型成为一个优秀的采访者。透过他的视角,能看到被访者令人意外的一面,看到人的复杂性。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采访天赋,完全靠练。私底下,他的采访功课做得很足。在他2017年制作的短视频访谈类节目《透明人》系列中,有一期要采访二环内的“贵族”,采访前,他用整晚看完了一本500页厚的《礼貌史》,琢磨着如何提问能够精准且礼貌。
努力并不一定有结果,但努力本身值得被认可。姜思达从来不避讳展现自己努力的一面,他说自己从小好学且好强,“我不会容忍自己每天把更多的思考放在吃喝玩乐和如何打压别人上。”
出生在齐齐哈尔,中国北部一座寒冷的城市,姜思达的童年并不像现在这样锋芒毕露,他是学生群里的乖孩子,学习上的事,很少让父母操心。
父母的离异提前结束了他的童年。缺乏安全感的人总是习惯提前预防未知的伤痛。最典型的表现是他不再敢依赖别人,哪怕是身边再熟的人、关系再好的朋友。
那剩下的,就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
在中国传媒大学辩论队的日子是辛苦的。每到周末,身边的同学都会出去玩,他却只能在上课、备赛、比赛中来回拉扯。很累,很吃力,也想过放弃,但妈妈在电话中鼓励他坚持下来,之后他成了辩论队的队长,有了后来《奇葩说》的光芒。
从米未离开后,姜思达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盘了盘自己可以公开兜售的能力,决定把写公众号当成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靠着日更的勤奋一笔一笔养活了最初的团队。“别人吃喝玩乐时,我在认真写作。别人瞎写的时候,我要写出更好的东西。
童年的那份不安全感始终还在,努力往前跑,是为了填补内心的不安和恐慌。
在袁弘面前,姜思达说觉得自己“配不上自己得到的”。他始终没有找到踏实的感觉,“我特别相信这件事,如果你是偶然获得了什么,有很大概率是要还回去的。”他从来不想长远的计划,如果必须有,那他的计划就是不做亏心事,这个亏心不光指道德,也要无愧于自己的能力。
姜思达在“泼瓦POWA”的活动现场。这是由姜思达团队于2021年建立的文化品牌,聚焦集市、户外、艺术等多种形态。(图片 | 姜思达工作室提供)
对世界还有一些幻想
书玉是2019年年底加入姜思达工作室的,在此之前,她没怎么看过《奇葩说》,完全是因为这份工作符合自己的职业路径。她选择这个团队的原因和其他人一样:氛围不错,老板不错。
除此之外,这里的同事们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书玉也是。她是艺术专业毕业的,未来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她去年协助姜思达举办了自己的个人艺术展,展览以“爱我”为主题,展现了其最私人、最隐秘的一部分。对姜思达来说那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而书玉看到了一个非艺术领域的人走向艺术的可能性和主动性。
2021年6月在X美术馆举办的姜思达个展“爱我”。(图片 | 姜思达工作室提供)
从内容创作到艺术展览、线下零售,姜思达横跨了几个领域,它们并非都是他擅长的,但他本来就不喜欢安于现状,“对未知的东西更感兴趣,不喜欢复制经验。”
在和客户合作内容的时候,他常常自己提要求。为了配合电影《狗十三》的宣传,对方想要他们做一条片子,要求也很简单,采访3对素人父子(女)。但姜思达不想要简单,他总希望要做就做出一些精彩的被行业认可的东西。于是,最终的片子里,姜思达给他的父亲打了电话,那是一段很艰难的对话,他问父亲再婚了为什么没有告诉自己,在对话里,他哭了。
为什么就不能轻轻松松地放过自己?姜思达也这样自问过,但他就是不想普通,不想成为和别人一样的人。
敏感让他能关注到这个时代被忽略的存在。《透明人》第一期就采访了沉迷TFBOYS的饭圈粉丝。直到几年后,饭圈的现象才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当时他还做了关于拐卖儿童的“宝贝回家”的采访,最近,因为徐州的事件,他又把节目翻了出来。在这之前,他很少翻看以前的作品。
最新的视频节目,话题依然是小众的,比如网络暴力和媚男指控。书玉说,团队在讨论新节目时,都对“网络暴力”这个话题感兴趣,哪怕小众,他们也觉得应该做。在书玉眼里,这就是她认为的“理想主义”。
“我们对世界还有一些幻想。”姜思达觉得这一点构成了工作室的内核。
他曾在公众号上发起了一次“和HIV携带者吃饭”的活动,最终来了7个人,他们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姜思达发现他们并不需要汹涌的关怀,“这是一顿很平静的饭,和其他任何一顿饭,真的并没什么两样。”姜思达在之后的文章里写道。
他还在一次节目中邀请了自己的黑粉来对话,面对面或者通过电话接受“批评”,当然他也有他的辩解。他并不期待这期节目或是这次对话能改变什么,他知道双方谁也改变不了谁,但起码,他们互相听到了真实的声音。
姜思达知道自己和团队做不出更加破圈的节目,但这份理想主义,还是支撑着他们去改变一些他们不满意的,哪怕这件事是小众的。
花店也是姜思达试图改变的一部分。他爱花,想要一间与众不同的花店。为了花店,他跑去伦敦学习花艺,课上他就不再模仿老师,而是把花和叶子捏成自己想要的形状。现在他也要求花艺师去挑选不一样的花,他想做那个“分子”,“不能做成一样的,淹没在那里。”
位于北京三里屯的新概念花店dresscode外观。(图片 | 姜思达工作室提供)
dresscode花店内部。图片 | 王晓东
在采访春夏的时候,姜思达问她:“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呢?安安稳稳不好吗?”春夏的回答打动了很多人:“我就要这世界有束光是为我打的,我就是要有个舞台是为我亮的,我就是要这个世界上有人是为我而来的,那非常非常重要。”坐在对面的姜思达无比认同。
做自己不是最重要的课题
去年一年,姜思达把自己置于一种放松的状态中,他去了很多次三亚,还幻想着有一天能过上每月花销不超过三千元、每天冲浪的生活。
原本就没什么压力的播客,录制起来也越来越放松了,头几期,他觉得自己的播客能被喜爱,也是因为这种放松感。
如果说有什么目的,那也可以算作是他的又一次尝试。“绝大多数的内容要追求某一种效果,无论是质量上的效果,还是更功利一些的数据上的效果,多多少少都需要花费一些力气,甚至花一些钱。但我觉得未尝不可以是别的样子,我和我听众之间有一种默契,大家能够感受到有一种内容是可以不费力的。”姜思达说。
这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内容创作,主要体现在“会放松某些我目前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比如,一个正式的录制场合。在最新的访谈节目《DV计划》里,姜思达拿着一部DV开始了自己的录制。节目如实记录下了他开车、找路的过程,采访现场也没什么布景,雪地里铺了两个厚毛毯,与嘉宾晚晚面对面的谈话就这么开始了。
姜思达越来越放松了,也渐渐学会了放过自己。
在一场电影人的饭局上,几位导演都没认出姜思达,他干脆说自己是做微商的,告诉别人自己如何赚钱。他还用过卖奶茶的、卖面膜的等身份,只因为在那个场合下,他真的是谁,并没有那么重要。
他最近的一次重大发现,是承认自己并不是全能的,这不是凡尔赛,“以前觉得自己干啥都行,因为学东西也快,后来发现有些事真的不擅长。”比如提条件,比如批评别人。
人际关系是姜思达很在意的点,他会因为人际关系出现问题而感到不安。他身边的团队非常固定,经纪人秦岭从大学时期就围绕在他周围,视频团队也都是在《透明人》结束后选择跟着他从米未离开的。大家喜欢跟着他,因为他总是能在其他人灵感枯竭的时候找到出路。团队的人都很爱他,也对他充满期待。
目前他的办公室里坐了两个团队的人,一边是工作室的导演、编辑们,一边则是花店的市场、设计师们。既然两摊事都要抢他时间,那不如让他们坐在一起办公,这是“管理者”姜思达想出的点子。
他不再纠结身份问题,以及是否要以个人IP绑定一切。曾经花店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姜思达希望它能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品牌,而不是依附在自己的IP之下,“抗拒,或者说有点羞耻,有莫名其妙的保守和抵触。”但后来他想明白了,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认真地管理花店,同时也让大家知道这是你的店,两件事并不矛盾。”
如今外界提到姜思达,还在从他身上寻找如何做自己的答案,但他觉得这个问题还有更深层的探讨空间。“如果还停留在大谈特谈做自己,彰显个性,我觉得我的用武之地已经消失了,大家真的不用从我身上再学这件事了。一个更重要的课题是,我们做了自己,该怎么跟现在的世界相处?我们不得不用更流动的想法去面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
他已经在往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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