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逢七七，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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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东京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二战中日本的失败的必然性，不仅是国力规模上无法与美国抗争，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掌控了整个日本战略走向的旧军队中，极高比例的高层决策者，都好战却完全不具备对未来战争的预见能力和正确认知——计划和美苏在地面决战，却连正确应对对手的基本交战模式都无法把握。
这就导致在国力资源的总量上不如对手的同时，对于国力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实际上也显著低于对手——而且一定要把事情在领导英明的万众呼声中，把局面搞到不可收拾、无法粉饰，才会扭捏修改。
这种决策层的集体认知/行为缺陷，是彼时旧日本文化和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相同的逻辑，浸透了旧日本从外交到军事、从战略到战术上的每一个层面，小至几个坦克的型号，大到整个旧日本的国运，其实都是沿着相似的轨迹走向末路：
图：近现代日本，即使是最反智最愚昧的年代，也从未蠢到过完全中断、摧毁国民的教育体系，而一直极为注重教育的普及和质量，这是二战后日本迅速成为发达国家，作为战败国却发展的远比一些战胜国成功的关键性内在因素
幕府末期的文化管制开放，使日本以兰学（兰指“荷兰”）为切入口，开始广泛引入源于欧洲的各种理论、科学，为日本在1854年后国家制度迅速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转型奠定了基础。
百年的兰学引进积淀，使得旧日本在1854年打开国门后很短的时间内，真正的国家实力就大幅度超越了同期的满清中国。但显著的发展成就，也使得旧日本的统治阶层完全冲昏了头脑，他们在两个问题上犯下了关键的认知错误：
1、高估了自己的发展程度，高估了自己达成战略目标的能力。
截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从幕府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已经为形成了相当出色的教育等社会基础，在一些领域开始出现世界级的前沿成果。这给了日本决策层极大的错觉，认为自己已经和传统强国没有区别。
但实际上当时日本的真实科研和工业能力也依旧显著不如欧美。国力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建设，很大比例都高度依赖从西方引进的关键原料、仪表/生产设备、设计/制造理论。
图：旧日本海军舰队，在当时世界上确实是非常强大的力量，自称世界第二的含金量远比后来一些国家高得多
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言，日本当时并没有彻底完成西方先进理论技术的内化过程，还没有到断奶的时候。这种内化过程，在一个领域的发展中，由浅及深的会出现多个阶段。


首先是学习跟踪，掌握对方已经公开的基础（包括理论与实际产品）；其次是在对方提供的基础上，能够研发出接近对方主流水平的成果；最后是真正的形成足够普遍和强健的社会机制保障，保障最前沿的新理论假说/技术方案能自由产生、高效竞争，以最低的经济代价实现最快的发展。
彼时旧日本追赶世界前沿的水平仅停留在第二阶段，而包括天皇在内，大多数高级决策层，受限于他们所接受教育的时代局限性；对于第三阶段的重要性、第二/第三阶段的本质差异，完全没有认知能力——只认果子，不认果树。

图：珍珠港事件爆发，旧日本命运彻底注定
这使得战争爆发、对外严重断奶之后，旧日本绝大多数基础科研和工业领域的发展速度迅速减慢，不乏大幅度倒退的案例。而在战争爆发之前、甚至很长时间之后，旧日本的战略目标制定，都是按照之前完全高估的能力水平、特别是预估的未来水平作为标准的。
最初的目标虽然脱离实际，但及时调整、止损，旧日本未必不能保住相当一部分侵略成果。
但问题是，汽车被全力加速起来之后，再要想踩下刹车，巨大的惯性就不是那么好克服的了——而整体社会的政治气氛，恰如汽车的惯性；彼时旧日本的整体社会文化风气，已经是不撞墙撞到死伤惨重，便无法清醒和停止下来了。                                                
2、鼓动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短时间内掩盖和转移国内社会矛盾，最终会导致战略政策的全面失控
19-20世纪，相当多后发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都非常血腥。大规模饿死人、用毒气弹消灭交不出粮食的农民，都是历史上真实的惨剧。
这些国家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缺乏，又试图在二三十年、甚至三五年内，就要赶上老牌西方强国积淀百年甚至更长久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内极限压榨平民——特别是农民，把资源投入到工业发展上就是唯一的出路。
图：根正苗红的昭和小粉红，自幼武德充沛
旧日本在战争发动前，很长时间内都处于这种状态。为了抚平民怨，维持政权稳定，把平民的愤怒指向他国别族，就成了缓解内部矛盾的有效短期手段；旧日本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官方推动、并长期盛行的。
这导致了非常可怕的后果。当几代人都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时，就意味着牵涉到这个国家运转和政策制定、执行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于基于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念。

图：南京大屠杀等累累兽行，在旧日军相当高发的深层次因素，有极大部分源于旧日军的教育体系中，由于民粹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伦理和法律相关课程的全面清洗和扭曲——比如将对军事和社会伦理的思考，简化为对天皇的至死效忠、对他国别族的仇恨敌视，一切超越伦理道德底线的恶行都能得到纵容和支持
在旧日本的近代政治和军事历史上，更年轻的人，用更极端的手法——包括肉体刺杀和消灭，表达更激进的态度和观点的事例，由此也屡见不鲜。

这种温和即软弱，退让即背叛的审判性思潮一旦浸染全国，比激进者更正确的，就只能剩下更激进的人。当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纠错能力也就彻底丧失殆尽。
即使是到了高层都清楚败局已定的战争后期，天皇和内阁自己都无法、也不敢去出面扭转政治口径的风向。旧日本国家战略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在大下坡的断头路上狂奔一般，就此完全失去了灵活性和自我纠错能力。
结语：

在他国的犹豫、绥靖、忍让中，旧日本的军事威慑、扩张路线，可以在初期通过讹诈和豪赌营造短期的胜利狂潮；但这个进程只要持续下去，最终的疯狂和全面溃败就是注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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