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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古代中国人的主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五谷有所不同,通常来说五谷或是“稻、黍(黄米)、稷、麦、菽(大豆)”,或是“麻、黍、稷、麦、菽”。
五谷,古代中国人的主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五谷有所不同,通常来说五谷或是“稻、黍(黄米)、稷、麦、菽(大豆)”,或是“麻、黍、稷、麦、菽”。
然而,按照西方考古结论,养活了无数中国人的五谷,多数原产地都不是在中国:水稻源于印度,小麦源于西亚,黍粒源于西亚。
水稻源于印度的结论,上世纪已被推翻,因为中国湖南发现1万多年前的水稻残留,比印度至少早了4000年,铁证如山。
但黍的起源问题,长期被认为源于西亚,因为西亚黍具有6000多年历史,比当时中国发现得要早,欧洲黍具有4500多年历史。
新世纪之初,具有8000年历史的兴隆洼遗址内,发现了一批黍之后,一些中国学者为了搞清楚黍的真正起源,于是就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检测,最终结论竟然有可能颠覆西方学者建立的历史体系!(下图,内蒙兴隆洼遗址碳化黍)
1911年,德国业余史学家、业余考古学家马克斯·冯·奥本海姆(见下图),用今天的话说此人是标准的“民科”,他在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处,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被他命名为“哈拉夫遗址”。
该遗址处于西亚铜石并用的时代,与之具有类似文化风格的遗址,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山区,距今大约有7000年—6300年。在考古学上,将此类遗址统称为“哈拉夫文化遗址”。
哈拉夫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碳化黍粒,当时西方学者根据出土的地层判断,这些黍粒具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
碳十四检测发明前,西方学者对文物的年代判断,主要依靠地层、文物风格等,总体来说缺乏科学手段,随意性较大。1949年碳十四发明之后,拥有了对黍米进行年代判断的科学手段,但直至本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关于西亚黍粒依然是具有6000多年的历史,欧洲黍粒(最早在匈牙利)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并认为“西亚是黍的发源地”。
2003年,在内蒙的兴隆洼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一批碳化黍粒。由于兴隆洼遗址距今8000年,因此这批黍粒应该也具有8000年的历史。
不过,以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兴隆洼遗址的黍粒公布出来,就必然会推翻西方的结论,未必会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为了真正搞清楚黍粒的起源问题,于是学者赵志军、刘歆益等与中外顶级植物研究所合作,结果发现中国黍的距今绝对年代为7670—7610年前,而“西方学者对西亚黍、欧洲黍的年代判断全都出现了重大错误”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我们用DNA(脱氧核糖核酸)的技术来研究中国北方地区的黍和西亚地区的,我们发现经过精确的测年,原来号称有6000多年历史的西亚的黍,年代都不早于4500年,因为原来估计的年代就差别很大,而且通过DNA的研究,西亚的黍是和我们的有7000年甚至万年的黍,在DNA的遗传上具有一致性。说明粟和黍都是由中国的原产向西传播。”
其中,欧洲黍粒最早为匈牙利,原先认为具有5000年的历史,但严格检测之后只有3500年的历史。
至此真相大白,中国五谷之一的黍粒,原产地果真是在中国,之前被认为源于西亚,纯属西方学者的错判!
然而,问题到此却并未结束,如果西亚黍粒只有4500年、欧洲黍粒只有3500年的历史,那么由此就会带来一个重大疑问:出土这些黍粒的遗址的年代,还会是原先确认的年代吗?
比如,出土西亚黍米的哈拉夫文化遗址,就可能不是之前判断的距今7000年—6300年,而整体至少要下调1500年,即距今5000年—4500年。如此一来,与哈拉夫文化同时代交流的相关遗址的年代,哈拉夫文化的子孙系文化遗址的年代.......也都要相应地下调,那么西方学者数百年来构建的历史体系就可能被动摇、被颠覆,需要重新书写。
于是乎,西方学者给出了一个解释叫“晚期混入”,就是小黍粒在地层序列中反复向下移动,最终全都混入到了6000年前的地层,属于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意外混入。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不仅是西亚哈拉夫文化遗址出现“晚期混入”,而且欧洲匈牙利LBK(线纹陶文化)文化层里的黍粒,也属于“晚期混入”。
上文提到的刘歆益指出:“测年结果发现,以往欧洲在LBK时期地层中发现的粟黍,都是晚期混入的,最早遗存出现在匈牙利的遗址,距今年代只有3500年,这明显要比中国北方粟黍的年代要晚了很多。”
总之,西亚黍、欧洲黍与各自的遗址无关,都是意外混入的,所以黍是黍,遗址是遗址,两者没有对应关系。换言之,遗址年代判断没有错,只是因为黍意外混入,以至搞错了黍的年代。
最后,笔者疑惑的是,既然西方学者敢于宣称“黍的发源地在西亚”,那么在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后,有没有对出土的黍进行过年代测定?如果没有测年,未经科学论证,那么为何敢于宣布“黍的发源地在西亚”;如果有过测年,那么为何没有发现问题.......无疑,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深思的话题!
参考资料:《刘歆益谈“烹饪、季节与阶级: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探源上下五千年!文化上的中国,从“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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