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到开考不到半个小时，我的艰难高考路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人世间》剧照图源网络

漫漫求学路

文/书中自有颜如玉

又到一年高考、填志愿、进大学的繁忙时节。回顾我的求学之路，真是漫长而艰难。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中学系统教育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却在1970年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淮北农村插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读书一直是我的梦想。

1970年底，大学开始招收由工厂、农村、部队推荐的 “工农兵学员”。1975年，我被生产队，大队，党支部，插队组一致推选去上大学，也参加了考试，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大队干部帮我去公社打听，回来说：考的好的、家长有问题的都没录取！那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唐年代。

在农村，我先后为公社广播站、县广播站写广播稿，经常被借调到公社、县里为各机关写材料，也不放弃每一个可以读书的机会。曾参加过安徽农学院的“小麦栽培育种函授班”，上海交大的“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函授班”等。但我最喜欢上海戏剧学院的“写作函授班”，老师直接到公社来组织面授，寒暑假期间，还组织上海函授班的同学回校听课，看电影，看戏剧，一直持续了一年多。老师鼓励我们写作，我当时写了一篇所谓的“小说”《春雨》作为作业交上去，老师用娟秀的小字密密地写了三页纸的回信。撇开当时的政治因素，她的意见是很中肯的，并告诉我应该怎么修改，戏剧学院老师对我这个函授生的精心指导，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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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被借调在县广播站，站长让我去高考现场报道首届高考的新闻，当时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知道自己底子差，一方面很不甘心。这一届高考刚结束，我就收到大姐的航空快信，坚决要我回家复习，说这是十几年难得的机会，谁知道以后又会怎样呢！读书是我的夙愿，我立刻去找站长请假。他说：“我们这个广播站正在组建电视台，很快就会扩建，你是有希望转正的。你是知青借用，请假就是放弃。”但我还是在1978年春天离开广播站回上海复习迎考了。

1978年的高考还是以公社为单位集体报名的（公社要对参加高考的所有人员先进行“政审”），因为那年的高考外语不计分，就没有给我们报。7月22日主课考完后，我们发现很多人又都去参加外语考试了，就去找考试办要求补报名。考试办的人说：我们只管考试的事，不管报名的事。让我们去找县招生办。于是我们又穿城而过去了招生办。招生办的人说：报名已经截止了，不能补报。正当我们无计可施时，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他认为我们的参考热情应该鼓励，而且报名也不是我们个人报的，作为特殊情况给我们把名额补上了。我们再奔到考场，冲进教室，此时离开考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考试结束后，8月30日接到公社通知，说政审过关了，心中的石头落了地，接下来是焦急地等待。我天天到村口大路去张望，看到邮递员的身影就激动，邮递员摇摇手，又马上陷入深深的失落中。直到10月2日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真的有“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受，想到终于可以“青春作伴好读书”，欣喜万分地去公社办各种手续，打包行李。

刚进大学我常常会做一个梦，梦到自己在淮北农村光秃秃的旷野里徘徊，想去上学，想回上海，却怎么也走不出这片土地，心中万分压抑、沉重。我进校用的蚊帐是在农村时用的，醒来后看到自己睡在相同的场景中，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及至听到同学们轻微的鼾声，还不放心，又掀开蚊帐伸头看看寝室的陈设，再看看窗外射进来的灯光，月光，才敢确定我已经在学校了，心情才平静下来！

刚刚在学校安顿好，我母亲退休了。当时上海有一个政策，父母退休，可以有一个下放农村的子女顶替工作，户口同时迁回上海。我母亲想让我退学回到农村，再以下放知青的名义调回上海。母亲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同时，到学校来找领导要求退学。系主任对我母女说：文革十年，知识断层，能够考上大学的人都是特别优秀的，四化建设需要你们，不要轻易放弃。再从现实考虑一下，应届生毕业后竞争会更激烈，考试会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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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倾向于完成学业的，母亲提醒我，招生政策是哪来哪去，我毕业以后还是可能要回到淮北，目前的“顶替”政策是我回上海唯一的机会。我们母女商议了二天，最后母亲还是顺从了我的意愿。我看着母亲离开的背影，心情复杂地流下了眼泪。

学校生活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同学们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都十分珍惜。当时学生宿舍条件很差，床挨床，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但大家都不在乎。我们每天一早，背着书包，拎着水瓶，书包上还挂一个布袋，装着吃饭用的饭盒和汤匙，叮叮当当地往教室跑。每天的课程几乎是排满的，除了正常上课，学校为了提升我们的学术水平，请了外校老师来开讲座。

记得有南京大学张玉超教授的《文学艺术评论中真善美的原则》；复旦大学濮之珍老师的《语文、思维和形象思维问题》；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做了两场讲座，分别是《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讨论》、《怎样分析文艺作品》等。本校黄志萍老师《静静的顿河》赏析；胡叔和老师《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评雷雨》；段茂南老师的《中国文论中关于创作方法问题的见解》；张柏青老师的《论系词“是”的出现时代》；刘普林老师的《论五四戏剧运动》等……我们这些被荒废了十年学业的学生就像一片干涸的沙漠，拼命地吸收着知识的甘霖！

系里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本必读书目和借书卡，但每个人每次只能借六本书，我们班的女生就商量好，把每个人借的书排好顺序，大家轮流阅读，这样大家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多读几本书了。学校里规定学生宿舍晚上十点熄灯，我们常常在熄灯后在宿舍的床上打手电看书，有的同学干脆不回宿舍，就在路灯下看书。

学校设施因十年停止建设，还遭到严重破坏，硬件明显跟不上，学生又渴望学习，图书馆、阅览室每天都被赶早抢座位的同学挤得满满的。我们班女生就分工，有的去打开水、买饭，有的去图书馆、阅览室占座位，一有时间大家都在那里静静地看书。晚自习时，教室里也永远是坐得满满的，有专业课老师来随堂，老师一进教室，往往被好学的学生围住提问。毕业多年后，有老师说：你们这几届学生是最会提问、最好学的，我们老师进教室前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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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怀念着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我的论文老师没给我们上过课，我的选题又是儿童文学，怕他不耐烦辅导我。等到见了面，发现是一位可敬可亲的老教师。他耐心地听我讲选题过程，然后给我开出了书目。有一次在老师家谈论文的修改，谈的时间长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老师说：就在这里吃饭吧。师母也过来说：都是家常菜。那天师母特地加了一个菜，当时物资匮乏，买什么都要票证，加菜属于计划外的开支，我很不好意思，老师风趣地说：我今天是沾了你的光啊！师母是专业京剧演员，一次吃过饭，老师问我：会唱京戏吗？我自信地说：会呀！没想到老师拉得一手好京胡！我唱了一段《红灯记》，老师笑着说：你唱的哪是京戏啊，你唱的是京歌呀。师母大度地说，不要为难孩子，唱得不错！我们那时的师生关系就像家人一样。

我的求学之路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艰难而漫长。1976年，邓小平复出。1977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以发展的眼光，坚持高等学校招生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政策，并形成会议决议，这才有我们公平参考，择优上学的机会。他当年恢复大学招生的英明决策，使人才尽得施展，带来几十年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我住在上海，经历了这个春天，更加感佩当年邓公的魄力和远见。回望当年，想想未来，真是漫漫长路，颇多感慨，唯有长叹一声。

抓住樱桃季的尾巴，巴托，今年最后一批大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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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自有颜如玉，和三观一致的人做朋友，关注，记录身边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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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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